郑敏的花园

郑敏先生寓所的窗外，有两个花园。一个向东，谓之：东花园；一个朝南，谓之：南花园。其中,东花园是她精心莳弄过的，她为之还写过许多优美的诗句。《早晨，我在雨中采花》，即是其中的一首，以此为题的同名诗集，近年已在香港出版。而这首诗，即得之于她的花园。

这是秋风很强劲的某个黄昏，站在东花园中。繁茂的蔷薇，虽然没有了花的灿烂，却依然绿得深沉。北面，有一簇金银藤，花尚剩三二，香自然已远去。脚下，是一片贴地的野草，郑先生语出惊人地说：“这下面是一片郁金香！”这是她参加荷兰诗歌节的纪念。据说，在开花的季节，它们是花园中最醒目的一群：红的如燃烧的火苗，黄的如挥动的手绢，而黑的更名贵，一如沉静的黑纱……而现在，远不是它们辉煌的季节。花园里，有半人多高的月季花在开放着，它们全然没有春的娇媚，夏的热烈，有的，只是秋风中的孤傲；一枝与另一枝，保持着距离站立。虽然昨夜刮了一夜大风，今天又是整整一天，但它们却极顽强地挺着花朵站着。满身的刺，坚硬如铁，表示着它们的不亢不卑。

整个花园，用粗木乱棒围成，颇有些野趣。郑先生很心满意足地站在园中，仿佛一个很“富有”的主人。她说，她爱花，是和她一生的经历与记忆有关的。比如，金银花就属于她孩提时候的记忆。在西南联大上大学时，她曾在昆明的野地里，看见一种叫白菖兰的花。对她，那是青春的象征。以后，许多年许多年她再也未曾见过此种花。直到不久前，她竟然在北京的花店中，见到了这种洁白如玉的菖兰，她说她当时差一点就流出了泪水。

郑敏与童诗白先生伉俪回国后，一直住在清华园。童先生执教于清华大学，郑先生则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曾最喜欢师大园中毛泽东主席巨型石像西侧的月季。据说，那还是从辅仁大学继承下来的，多有名贵品种。在开花的季节，总少不了郑先生赏花的身影。可是，在那荒唐的十年中，这些月季却也曾遭受过灭顶之灾。那是“工宣队”进驻师大之时，在威风凛凛视察全校之后，“工宣队”认定，在毛主席像前种花栽草是很不革命的，遂命令统统拔掉，并种上白菜等等。自此，鸟语花香自不复存在，且因每日施肥不止，而将该区域弄成一片臭气笼罩。

其时，郑先生自顾不暇，大约是无余力再去种花弄草的。南花园中，原有一株葡萄，不料在尼克松访华时，却被有关部门勒令拔去，据说是叶蔓之下，容易隐藏坏人云云。郑先生还喜欢音乐，在她用英文打字机工作，也被怀疑是为敌特发报的岁月里，她依然敢在“革命老太太”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情况下，偷偷地倾听贝多芬。那美到极点的音乐，使她痛苦不堪的灵魂，得到了些许的安宁。此时，音乐是她的精神花园……

郑先生家中，在三、四只花瓶里，都插着鲜花。有的还鲜艳欲滴，有的却已近枯萎。郑先生说：“诗和哲学构筑了我的精神世界。”她把她的诗神，唤作爱丽丝。爱丽丝伴她走过了青春，她的苦难深重的中年，而今天，爱丽丝又给了她神奇的力量，写下了许多真正的诗。郑先生从来不觉得老已将至，她只知道：“诗和艺术，是不知道年龄的。”在她的心目中，爱丽丝是一个非常宁静、安谧的小女孩，任何风雨也不能伤害她。郑先生把能幸运的从那十年里活下来，归功于爱丽丝的保护。是她的诗神领她从空中俯瞰这疯狂的下界和受难的人民。留在大地上的，是她的躯壳，而她的灵魂，则与爱丽丝朝夕相伴，在一片澄彻宁静之中……

出门左手，就是南花园。郑先生说，因为这里长着一棵大树，几乎种什么都不成。于是，她把这里称为自然植物保护区。即使如此，在早春里，浅蓝的二月兰也会碎碎地开满一地，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会香飘数楼……

“我把这个花园交给了上帝，”郑先生身穿蜡染花布衣裳，天真的说，“上帝是我的园丁！”                              

补记  

一九三九年的郑敏考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想攻读英国文学，但在注册的那一瞬间，忽然改进了哲学系。她自述原因是：“深感自己对哲学几无所知，恐怕攻读文学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当时联大哲学系天际是一片耀眼的星云，我心想，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天象......”在同一篇文章中，郑敏认为在联大的四年中，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汤用彤的“魏晋哲学”、郑彤的“康德”、冯至的“歌德”是构成自己知识结构的梁柱和基石。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加上了冯文潜的“西洋哲学史”。 西南联大人在讲到西南联大的精神时，往往脱口而出就是“自由”二字。何兆武说这个“自由”外延很广，也包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与郑敏同一年入校的何兆武，进的是土木工程系，以后几乎每年辗转一个系，中文系、外文系，一九四三年毕业时，他是历史系的在册学生。他曾问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先：“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顾的回答是“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想解决人生问题的人很多，但真正进入哲学系的人却极少。而女生，则少之又少。从西南联大一九三九年哲学心理学系注册名单看，全系新生只有区区十二人。至一九四三年毕业时，减为七人（王启文、郑敏、彭瑞祥、曾本淮、马启伟、张精一、马德华），必须注明的是，这七人中有五人为转系而来。因此，从入学至毕业始终坚持在此系的，只有两人：郑敏与王启文。王启文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从毕业名单上推测，郑敏是惟一的女生。 顾越先是郑敏同系、同年的好友。但从哲学系毕业名单看，并没有她的名字。或是转系，或是失学，原因不详。顾越先的父亲顾寿颐是清华第一届学生，与梅贻琦同学。她在九十岁时曾回忆联大岁月的趣事：她和同屋的郑敏为了上课不迟到一路小跑，看见前方有一先生也在奔跑，定睛一看，正是教“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教授。于是，师生次第挥汗奔跑，成为美好的一景。 郑敏、顾越先都曾回忆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课，给自己带来弥远的影响。还有一例：吴讷孙曾对李赋宁说，在联大二年级（一九三九年）时，有一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忽然想到要最后拜访一下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的真谛。经冯先生一席开导，吴讷孙改变了消极厌世的思想，从此发奋读书。吴讷孙一九四二年从外文系毕业，在一九四五年，他完成了一部六十多万字的小说《未央歌》。小说以西南联大和昆明的风光民俗为背景，时间大致为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三年之间（正是郑敏在校期间），故事主角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 郑敏在联大期间开始写诗，影响她最大的是冯至。她在《恩师冯至》文中写到：“在国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的形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这包括他诗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哲学深度，以及他的情操。”郑敏写诗的触媒，应该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冯至《十四行诗》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之时。与西南联大时期活跃的诗人们不同，郑敏的诗歌处女作发表较晚，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大公报》文化副刊上，冯至是主编。因此，在联大期间，郑敏的诗歌创作仅限于一个极小的范围，既少为人知，在同时期的文学社团中，也似乎鲜见她的身影。

冬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最活跃的团体之一”，且“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杜运燮语），社员中有穆旦、巫宁坤、汪曾祺、萧珊、刘北汜等，在杜运燮一九八四年写的《白发飘霜忆“冬青”》的文字回忆中，并没有郑敏。穆旦、杜运燮、郑敏和袁可嘉四人，作为西南联大的代表，在一九八零年代同被舆论列入了一个叫“九叶派”的诗歌流派。与另三人在校期间就以诗名横行不同，郑敏的诗，起步于昆明，在抗战胜利后进入诗坛，直到1948年浮海赴美留学。 鲲西（王勉）一九三八年毕业于蒙自时期的社会学系，他曾写过《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一文，内中对联大诗人群体进行了一一简评，如冯至、卞之琳，对穆旦着墨尤多。也提及了闻一多、杜运燮、赵瑞蕻，甚至燕卜荪、温德和翻译燕卜荪《南岳之秋》的王佐良。甚至提到了现在已经被人忘却的诗人周定一《南湖短歌》。但对郑敏，没有提及，未置一词。 王勉说：“抗战八年在昆明，我已卒业并在广播电台工作，但和联大的师生保持密切关系。而我怎样得识冯君培先生（诗人冯至）已不记得了，这时冯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陈与元任主编的明日社从桂林运来，书是用土报纸印的，我得了一册并写书评在电台播出。自此我以晚辈的身份成为冯先生家中的常客。和我社会学系师长若吴景超师、潘光旦师不一样，冯先生给予我的启迪是在文学与艺术这些领域，听他讲歌德、里尔克，尤使眼界大开的是为我展示德加（Degas）的画册。这是我首次领略西方美术的纷繁的美。”王勉与冯至相识并交往的时间，恰与郑敏在诗歌上开始写作并紧随冯至同时。 郑敏晚年写过不少诗歌理论上的文章，但对自己的身世写得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从现在能检索的西南联大人的回忆中，可能因为郑敏在校园生活中的不活跃，有关她的回忆，也是极少的。对自己的身世和家人，她采取了能省则略的态度。所以，要知道她的当年状况，只能采取旁征的办法。 我之所以引用王勉先生的回忆，首先因为他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当事人；其次，更重要的，是他正是郑敏的长兄。但在郑敏的回忆中，找不出直接论据，而王勉也极有意思，似乎兄妹间有过直接的约定，或是有间接的默契。于是，在王勉诸多涉及昆明年代的文字中，绝口不提郑敏其名，遑论挑明两人之间的关系。郑敏对于昆明年代，也有文字，但不多，不多的文字，主要是怀念当年的老师。对这位同时生活在一地的胞兄，也未着点墨。 王勉晚年以鲲西的笔名，写了很多回忆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文章，颇得好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没有目睹西南联大的建校。一九三八年卒业后由昆明经贵阳北上重庆，找到我的第一个职业岗位。三年后重回昆明，联大已是校园完整的大学，我也因此没有赶上听钱锺书先生的讲课。但我却看到了联大录取的第一届学生。”看到这里，不禁莞尔，仿佛话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郑敏不正是一九三九年录取入学的第一届学生吗？！ 他在《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中写：“文林街恰如山阴道上，往来人多，你上街总会碰到熟人的。有位哲学系女生告诉我她上汤用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个子矮小，又是平头，一身布衣，研究佛教哲学，真像一个出家修行的人。但有一次她看见汤先生在文林街面馆吃鳝鱼米线，觉得很滑稽。”看到此，哑然失笑，那个“哲学系女生”觉得“很滑稽”，是因为“文林街面馆的鳝鱼米线味美价廉，那时大学生生活苦，伙食往往不能果腹，因此常有人上这种小馆吃一碗米线充饥。”在学生的生活领地中突然见到大教授，且还貌似出家人，颇有些违和感，故有一笑。这位“哲学系女生”将所见告知了王勉，王勉则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形诸笔墨，汤先生的侧影因此得以传世。王勉此处讲的这位“哲学系女生”是其胞妹郑敏的概率，几乎是百分百的。但不知何故，正在呼之欲出的时候，他硬是将“郑敏”两字掩隐了起来。 一九九二年，曾有诗歌编辑请年过古稀的郑敏举出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一首诗，郑敏感到困难。提问者有些霸蛮，突出一个“最”字和一个“一”字，但不可否认这个提问是业内惯用的专业娴熟且漂亮有效的套路。郑敏最后给出的答案是——里尔克的《圣母哀悼基督》，她认为此诗“短短的诗行，简单的语言，却捕捉到一个说不清的复杂，这里是不可竭尽的艺术魅力......”此诗有数种汉译，这里当然首选郑敏先生的版本：  

现在我的悲伤达到顶峰充满我的整个生命，无法倾诉我凝视，木然如石僵硬直穿我的内心 虽然我已变成岩石，却仍记得你怎样成长长成高高健壮的少年你的影子在分开时遮住了我这悲痛太深沉我的心无法理解，承担 现在你躺在我的膝上现在我再也不能用生命带给你生命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秋光洋溢的清华园中访问郑敏先生。作为一个年轻诗人，我并未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谈诗。当她兴致勃勃带我参观了她的两个花园之后，我们的话题从植物花卉逦迆而去。言谈间，在走廊尽处的另一个房间，仿佛远远的出现一人，看不真切，但肯定是她的家人。郑先生大约看出我眼中的询问之意，主动告诉我：“他是我的爱人，叫童诗白，在清华工作。”看我用笔在本子上记录，又细心的补充说：“儿童的‘童’，诗歌的‘诗’，李白的‘白’。”好一个诗意盎然的姓名！ 最后，她突然补充了一句：“他爸爸是童Jùn”。对此我莫名所以，所以也根本没有追问这个Jùn究竟为何字。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童jun”者，童寯也。中国第一代留美归来的建筑大师。 （201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