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的花園
鄭敏先生寓所的窗外，有兩個花園。一個嚮東，謂之：東花園；一個朝南，謂之：南花園。其中,東花園是她精心蒔弄過的，她為之還寫過許多優美的詩句。《早晨，我在雨中采花》，即是其中的一首，以此為題的同名詩集，近年已在香港出版。而這首詩，即得之於她的花園。
這是秋風很強勁的某個黃昏，站在東花園中。繁茂的薔薇，雖然沒有了花的燦爛，卻依然緑得深沉。北面，有一簇金銀藤，花尚剩三二，香自然已遠去。腳下，是一片貼地的野草，鄭先生語出驚人地說：“這下面是一片鬱金香！”這是她參加荷蘭詩歌節的紀念。據說，在開花的季節，它們是花園中最醒目的一群：紅的如燃燒的火苗，黃的如揮動的手絹，而黑的更名貴，一如沉靜的黑紗……而現在，遠不是它們輝煌的季節。花園裏，有半人多高的月季花在開放着，它們全然沒有春的嬌媚，夏的熱烈，有的，衹是秋風中的孤傲；一枝與另一枝，保持着距離站立。雖然昨夜颳了一夜大風，今天又是整整一天，但它們卻極頑強地挺着花朵站着。滿身的刺，堅硬如鐵，表示着它們的不亢不卑。
整個花園，用粗木亂棒圍成，頗有些野趣。鄭先生很心滿意足地站在園中，仿佛一個很“富有”的主人。她說，她愛花，是和她一生的經歷與記憶有關的。比如，金銀花就屬於她孩提時候的記憶。在西南聯大上大學時，她曾在昆明的野地裏，看見一種叫白菖蘭的花。對她，那是青春的象徵。以後，許多年許多年她再也未曾見過此種花。直到不久前，她竟然在北京的花店中，見到了這種潔白如玉的菖蘭，她說她當時差一點就流出了淚水。
鄭敏與童詩白先生伉儷回國後，一直住在清華園。童先生執教於清華大學，鄭先生則長期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她曾最喜歡師大園中毛澤東主席巨型石像西側的月季。據說，那還是從輔仁大學繼承下來的，多有名貴品種。在開花的季節，總少不了鄭先生賞花的身影。可是，在那荒唐的十年中，這些月季卻也曾遭受過滅頂之災。那是“工宣隊”進駐師大之時，在威風凜凜視察全校之後，“工宣隊”認定，在毛主席像前種花栽草是很不革命的，遂命令統統拔掉，並種上白菜等等。自此，鳥語花香自不復存在，且因每日施肥不止，而將該區域弄成一片臭氣籠罩。
其時，鄭先生自顧不暇，大約是無餘力再去種花弄草的。南花園中，原有一株葡萄，不料在尼剋鬆訪華時，卻被有關部門勒令拔去，據說是葉蔓之下，容易隱藏壞人云雲。鄭先生還喜歡音樂，在她用英文打字機工作，也被懷疑是為敵特發報的歲月裏，她依然敢在“革命老太太”隨時可能破門而入的情況下，偷偷地傾聽貝多芬。那美到極點的音樂，使她痛苦不堪的靈魂，得到了些許的安寧。此時，音樂是她的精神花園……
鄭先生傢中，在三、四衹花瓶裏，都插着鮮花。有的還鮮豔欲滴，有的卻已近枯萎。鄭先生說：“詩和哲學構築了我的精神世界。”她把她的詩神，喚作愛麗絲。愛麗絲伴她走過了青春，她的苦難深重的中年，而今天，愛麗絲又給了她神奇的力量，寫下了許多真正的詩。鄭先生從來不覺得老已將至，她衹知道：“詩和藝術，是不知道年齡的。”在她的心目中，愛麗絲是一個非常寧靜、安謐的小女孩，任何風雨也不能傷害她。鄭先生把能幸運的從那十年裏活下來，歸功於愛麗絲的保護。是她的詩神領她從空中俯瞰這瘋狂的下界和受難的人民。留在大地上的，是她的軀殼，而她的靈魂，則與愛麗絲朝夕相伴，在一片澄徹寧靜之中……
出門左手，就是南花園。鄭先生說，因為這裏長着一棵大樹，幾乎種什麽都不成。於是，她把這裏稱為自然植物保護區。即使如此，在早春裏，淺藍的二月蘭也會碎碎地開滿一地，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會香飄數樓……
“我把這個花園交給了上帝，”鄭先生身穿蠟染花布衣裳，天真的說，“上帝是我的園丁！”
補記
一九三九年的鄭敏考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原想攻讀英國文學，但在註册的那一瞬間，忽然改進了哲學係。她自述原因是：“深感自己對哲學幾無所知，恐怕攻讀文學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當時聯大哲學係天際是一片耀眼的星雲，我心想，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天象......”在同一篇文章中，鄭敏認為在聯大的四年中，馮友蘭的“人生哲學”與“中國哲學史”、湯用彤的“魏晉哲學”、鄭彤的“康德”、馮至的“歌德”是構成自己知識結構的梁柱和基石。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加上了馮文潛的“西洋哲學史”。 西南聯大人在講到西南聯大的精神時，往往脫口而出就是“自由”二字。何兆武說這個“自由”外延很廣，也包括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與鄭敏同一年入校的何兆武，進的是土木工程係，以後幾乎每年輾轉一個係，中文係、外文係，一九四三年畢業時，他是歷史係的在册學生。他曾問哲學係的女同學顧越先：“女同學學哲學的很少，你為什麽上了哲學係？”顧的回答是“想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麽”。 想解决人生問題的人很多，但真正進入哲學係的人卻極少。而女生，則少之又少。從西南聯大一九三九年哲學心理學係註册名單看，全係新生衹有區區十二人。至一九四三年畢業時，減為七人（王啓文、鄭敏、彭瑞祥、曾本淮、馬啓偉、張精一、馬德華），必須註明的是，這七人中有五人為轉係而來。因此，從入學至畢業始終堅持在此係的，衹有兩人：鄭敏與王啓文。王啓文是學心理學專業的。從畢業名單上推測，鄭敏是惟一的女生。 顧越先是鄭敏同係、同年的好友。但從哲學係畢業名單看，並沒有她的名字。或是轉係，或是失學，原因不詳。顧越先的父親顧壽頤是清華第一屆學生，與梅貽琦同學。她在九十歲時曾回憶聯大歲月的趣事：她和同屋的鄭敏為了上課不遲到一路小跑，看見前方有一先生也在奔跑，定睛一看，正是教“西洋哲學史”的馮文潛教授。於是，師生次第揮汗奔跑，成為美好的一景。 鄭敏、顧越先都曾回憶馮友蘭的“人生哲學”課，給自己帶來彌遠的影響。還有一例：吳訥孫曾對李賦寧說，在聯大二年級（一九三九年）時，有一時期感到生命空虛，毫無意義，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忽然想到要最後拜訪一下馮友蘭先生，請教人生的真諦。經馮先生一席開導，吳訥孫改變了消極厭世的思想，從此發奮讀書。吳訥孫一九四二年從外文係畢業，在一九四五年，他完成了一部六十多萬字的小說《未央歌》。小說以西南聯大和昆明的風光民俗為背景，時間大致為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三年之間（正是鄭敏在校期間），故事主角伍寶笙、餘孟勤、藺燕梅、童孝賢…… 鄭敏在聯大期間開始寫詩，影響她最大的是馮至。她在《恩師馮至》文中寫到：“在國內，從開始寫詩一直到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的形成，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先生。這包括他詩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層次，哲學深度，以及他的情操。”鄭敏寫詩的觸媒，應該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馮至《十四行詩》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之時。與西南聯大時期活躍的詩人們不同，鄭敏的詩歌處女作發表較晚，是在抗戰勝利後的天津《大公報》文化副刊上，馮至是主編。因此，在聯大期間，鄭敏的詩歌創作僅限於一個極小的範圍，既少為人知，在同時期的文學社團中，也似乎鮮見她的身影。
鼕青文藝社是西南聯大“最活躍的團體之一”，且“活動時間最長的一個”（杜運燮語），社員中有穆旦、巫寧坤、汪曾祺、蕭珊、劉北汜等，在杜運燮一九八四年寫的《白發飄霜憶“鼕青”》的文字回憶中，並沒有鄭敏。穆旦、杜運燮、鄭敏和袁可嘉四人，作為西南聯大的代表，在一九八零年代同被輿論列入了一個叫“九葉派”的詩歌流派。與另三人在校期間就以詩名橫行不同，鄭敏的詩，起步於昆明，在抗戰勝利後進入詩壇，直到1948年浮海赴美留學。 鯤西（王勉）一九三八年畢業於蒙自時期的社會學係，他曾寫過《西南聯大與現代新詩》一文，內中對聯大詩人群體進行了一一簡評，如馮至、卞之琳，對穆旦着墨尤多。也提及了聞一多、杜運燮、趙瑞蕻，甚至燕卜蓀、溫德和翻譯燕卜蓀《南嶽之秋》的王佐良。甚至提到了現在已經被人忘卻的詩人周定一《南湖短歌》。但對鄭敏，沒有提及，未置一詞。 王勉說：“抗戰八年在昆明，我已卒業並在廣播電臺工作，但和聯大的師生保持密切關係。而我怎樣得識馮君培先生（詩人馮至）已不記得了，這時馮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陳與元任主編的明日社從桂林運來，書是用土報紙印的，我得了一册並寫書評在電臺播出。自此我以晚輩的身份成為馮先生傢中的常客。和我社會學係師長若吳景超師、潘光旦師不一樣，馮先生給予我的啓迪是在文學與藝術這些領域，聽他講歌德、裏爾剋，尤使眼界大開的是為我展示德加（Degas）的畫册。這是我首次領略西方美術的紛繁的美。”王勉與馮至相識並交往的時間，恰與鄭敏在詩歌上開始寫作並緊隨馮至同時。 鄭敏晚年寫過不少詩歌理論上的文章，但對自己的身世寫得不多，甚至可以說是很少。從現在能檢索的西南聯大人的回憶中，可能因為鄭敏在校園生活中的不活躍，有關她的回憶，也是極少的。對自己的身世和傢人，她采取了能省則略的態度。所以，要知道她的當年狀況，衹能采取旁徵的辦法。 我之所以引用王勉先生的回憶，首先因為他是畢業於西南聯大的當事人；其次，更重要的，是他正是鄭敏的長兄。但在鄭敏的回憶中，找不出直接論據，而王勉也極有意思，似乎兄妹間有過直接的約定，或是有間接的默契。於是，在王勉諸多涉及昆明年代的文字中，絶口不提鄭敏其名，遑論挑明兩人之間的關係。鄭敏對於昆明年代，也有文字，但不多，不多的文字，主要是懷念當年的老師。對這位同時生活在一地的胞兄，也未着點墨。 王勉晚年以鯤西的筆名，寫了很多回憶清華以及西南聯大的文章，頗得好評。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沒有目睹西南聯大的建校。一九三八年卒業後由昆明經貴陽北上重慶，找到我的第一個職業崗位。三年後重回昆明，聯大已是校園完整的大學，我也因此沒有趕上聽錢鍾書先生的講課。但我卻看到了聯大錄取的第一屆學生。”看到這裏，不禁莞爾，仿佛話到了嘴邊，又吞了回去。鄭敏不正是一九三九年錄取入學的第一屆學生嗎？！ 他在《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中寫：“文林街恰如山陰道上，往來人多，你上街總會碰到熟人的。有位哲學係女生告訴我她上湯用彤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史，湯先生個子矮小，又是平頭，一身布衣，研究佛教哲學，真像一個出傢修行的人。但有一次她看見湯先生在文林街面館吃鱔魚米綫，覺得很滑稽。”看到此，啞然失笑，那個“哲學係女生”覺得“很滑稽”，是因為“文林街面館的鱔魚米綫味美價廉，那時大學生生活苦，伙食往往不能果腹，因此常有人上這種小館吃一碗米綫充饑。”在學生的生活領地中突然見到大教授，且還貌似出傢人，頗有些違和感，故有一笑。這位“哲學係女生”將所見告知了王勉，王勉則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形諸筆墨，湯先生的側影因此得以傳世。王勉此處講的這位“哲學係女生”是其胞妹鄭敏的概率，幾乎是百分百的。但不知何故，正在呼之欲出的時候，他硬是將“鄭敏”兩字掩隱了起來。 一九九二年，曾有詩歌編輯請年過古稀的鄭敏舉出對她一生影響最大的一首詩，鄭敏感到睏難。提問者有些霸蠻，突出一個“最”字和一個“一”字，但不可否認這個提問是業內慣用的專業嫻熟且漂亮有效的套路。鄭敏最後給出的答案是——裏爾剋的《聖母哀悼基督》，她認為此詩“短短的詩行，簡單的語言，卻捕捉到一個說不清的復雜，這裏是不可竭盡的藝術魅力......”此詩有數種漢譯，這裏當然首選鄭敏先生的版本：
現在我的悲傷達到頂峰充滿我的整個生命，無法傾訴我凝視，木然如石僵硬直穿我的內心 雖然我已變成岩石，卻仍記得你怎樣成長長成高高健壯的少年你的影子在分開時遮住了我這悲痛太深沉我的心無法理解，承擔 現在你躺在我的膝上現在我再也不能用生命帶給你生命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秋光洋溢的清華園中訪問鄭敏先生。作為一個年輕詩人，我並未與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詩人談詩。當她興致勃勃帶我參觀了她的兩個花園之後，我們的話題從植物花卉邐迆而去。言談間，在走廊盡處的另一個房間，仿佛遠遠的出現一人，看不真切，但肯定是她的傢人。鄭先生大約看出我眼中的詢問之意，主動告訴我：“他是我的愛人，叫童詩白，在清華工作。”看我用筆在本子上記錄，又細心的補充說：“兒童的‘童’，詩歌的‘詩’，李白的‘白’。”好一個詩意盎然的姓名！ 最後，她突然補充了一句：“他爸爸是童Jùn”。對此我莫名所以，所以也根本沒有追問這個Jùn究竟為何字。直到若幹年後，我纔知道，“童jun”者，童寯也。中國第一代留美歸來的建築大師。 （201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