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鐵鞋，劉年——也說《楚歌》

劉年在他的個人微信公號裏，編發過一組詩，他把這組詩取名為《小人物》。這些詩文裏描繪的小人物，不可能有頭有臉、有權有勢，但劉年用心一一記着他們：羊峰村的李四、一個冒雨插秧的老農婦、酉水上水牛一般撐船的船工、五十七歲推着兒子去醫院的秦大娘、幻化成液體被排入黑海的沙特記者……劉年寫人，寥寥幾筆、入木三分。仿佛筆下的那些人物，都曾是他相濡以沫的親人。

恕我不去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了，這些一棵棵草芥般毫不起眼的名字，他們有的不在了，有的還活着，在塵世裏延續着各自的命運，也許他們已經過得好一點了，也許還一如從前，撐船的撐船插秧的插秧，推着什麽的繼續推着什麽……

他們像一臺臺永動機一樣，在這廣阔的人間一天天領受着天諭，背負着各自的宿命，默不作聲地存在着，在無可更改的軌跡上，一點點滑嚮各自的淵藪，甚至連姓名都顯得多餘，連一次酣暢淋漓的大笑都是奢侈和難得的際遇。他們不會想到，自己會出現在一首詩歌裏，成為一段段文字的主角，成為讀者潸然的一枚枚剪影。

某種意義上說，劉年用詩歌復活了他們，讓他們的生命停靠在某一行詩歌裏，無窮無盡地存在着。這些輕飄飄的人，在劉年筆下，承載着人世間最厚重的情感——良知、堅守、道德、愧疚、諾言。當然，這無數個體的無數瞬間，還回蕩着數不勝數的懦弱與悲苦，苟且與掙紮。這小人物們讓人心痛和痛心的樣子，也正是你我不敢正視、不敢剝開、也無法窩藏的那一個個零零碎碎的自己。

閱讀劉年，就仿佛來到了他所歷經過的那一幕幕現場。而劉年則一如既往地埋着頭，如一個專註的民間藝人，持筆如刀，鏤刻着他胸中的萬千氣象和點滴情誼。也許，他從不計較和關心，最後握在手中的是一幅版畫還是一張剪紙，雕琢的是一塊美玉還是一堆泥巴。一如簡介中所寫，“荒原、落日和雪”的深處，也許纔潛藏着劉年的故鄉。這些年，他單人獨騎，攜帶着一抹風馳電掣特的背影，年復一年地奔嚮那高原荒野雪山大漠，像是去領受什麽，又像是去拋棄什麽。無窮的前路，無窮的雨雪，無窮的饑寒，一身泥濘的衣衫，一輛灰茫茫的摩托車，幾本封皮斑駁的書，這大概就是他在路上奔波的樣子。

再也沒有遇到一個劉年這樣的詩人了。某種意義上說，劉年是當代詩人的一個孤本，一塊獨立於我們之外的飛地。無論是他的寫作風格，還是行為方式，仿佛他都在孤單而頑劣地固守着一個自己。他的外表，低調溫順，甚至還殘留着一個上世紀少年珍貴的羞澀與難得的謙卑。而他的內心，卻仿佛永遠被不可知的遠方吸引和蠱惑着，嚮往着牛仔、俠客，甚至渴望着一次劫難的洗禮，一次蝕骨的悲壯。他的不修邊幅與精神潔癖，他的不善言辭與溫潤敦厚，在荒原中的他一人一車頂天立地，在出租屋裏他一簞食一瓢飲簡約至極……

正是這樣的生活態度和生命姿態，使得劉年一直在主動抹去自己作為一個“詩人”的痕跡與榮光。他為了忠於自己的寫作，一直在躲避和反對着“技術”對他形成的影響和加持。從近幾年他創作的幾本詩集中，我越來越感受到，一個作為詩人的劉年，和那個我熟悉的劉年，正在水乳交融、形神合一。他的寫，早已變成了一種不假思索的、耳濡目染的現場與當下。而他帶給我們的詩歌，也把智性和理性統統化解成為感性。也就是說，劉年的寫作，從書房、紙上、筆下、心頭，走嚮了眼前、風中、集市、田野。

因而，這樣的劉年，我很難找出一個與他做類比的詩人，無論是他早年的生活經歷，還是他目前的寫作狀態，乃至他和我一次次提起的詩歌追求，都使得他成為一個不可被取代、不可被忽略，甚至不可能重現的詩人。這些也許是題外的話，並不是想誇贊他的作品如何突出，如何異質，我衹是想說，也許劉年從寫作之初，就主動選擇了一條迥異的路，他放棄書齋的智性和學院的理性，更放棄了作為強者的“人”的掌控欲寫作。他把自己一次次的遭遇，一次次的所見與耳聞，一次次旅途的未卜和恐懼，真實又任性地呈現在詩句裏。

劉年最新出版的這本《楚歌》，就是一本真實與真心的詩集。在這本書裏，劉年越來越趨嚮於一種節制甚至吝嗇的寫作，他剔除了所有主動的“我想”和“你想”，以近乎白描和節制的語言一次次指嚮那些“存在”。是的，“存在”是一種更裸露、更腥氣，更給人希望，也更讓人驚心的力量，“存在”有時候是怯場的，有時候是被凌辱的，被忽略的，正在被追殺和磨滅的，即將被天葬和被焚毀的……但“存在”，在更多的時候，恰如劉年的詩歌中表述的那樣，那些或亙古或短暫的“眼中之物”，是嚮我們示好的，是給我們以無窮盡的指引，無所求的饋贈，無差別的感恩。

在《楚歌》中，這“存在”一行行，一字字，是那些被我們稱之為植物的櫻花、蓮，也是衝嚮人群的公牛，臉皮下的骷髏，更是形形色色的這人間的那一個個叫做李四、樊世忠、魯勝的人。正是它們或他們的存在，纔讓劉年的這本《楚歌》，一首首詩歌如一具具軟體動物般，背負着詩中的一情一景，嚮我們蠕動過來，展示着他們的悲歡喜怒，訴說着他們傢長裏短……

是的，這個時代的許多文字，太急於嚮我們灌輸和表達，太急於讓我們成為受教化和被驅動的人，太急於高深莫測的思考，伶牙俐齒的表達。事實上，這是一種高高在上的精神殖民和價值綁架。諸多詩人們，呆在書齋的故紙堆裏，試圖尋覓和汲取着別人的氣息與體溫，試圖在別人的理念和語言裏翻新和修補出自己；更多的同輩詩人，張口閉口如何在詩歌中體現哲學高度與思想深度，卻早已失去了對世上所有生命的珍惜和愛護，失去了對萬物原初的想象和命名能力。總有人試圖用無比精密的邏輯，極其精彩的論述，以及無可挑剔的觀點，來說服我們，來替代我們思考，替代我們定義我們自己生存和生活的價值。所以，我們被許多虛虛實實、莫名其妙的論調包圍着，一步步淪為思想和肉身的雙重傀儡，甚至一些貌似嚴肅的文學，也在長年纍月地左右和約束着我們。而劉年恰恰是一個相反的詩人，在他的詩歌中，我們很少看見他尋找意義或者真理的痕跡，很少有他給我們製造的幻境與迷途……他把這塵世上所有的情景，都盡可能拂塵去蔽，讓它們本色、本真、本能地展示出來。這種實在、實際的展示，在劉年筆下，是指名道姓、事無巨細的，有時候是粗暴、任性的，甚至不加修飾的。劉年有許多這樣幾近於赤膊上陣的詩歌，比如《摩托車賦》、《從永順到張傢界》等等一批詩作。在這些詩歌裏，劉年的詩人身份進一步弱化和消解，他慣用的抒情體係，也更徹底地讓位給了敘述本身。但劉年的敘述，和我們常見的敘述，有一個巨大的區別是，當我們也懂得如何去關註和在意那些缺席者、零餘者的時候，劉年已經悄然撤退，他仿佛一個隨處可見的凡夫，不再有大部分詩人身上的那種看得見的人文關懷和知識分子情結。他把自己放置在鬧市與草木之間，時而入世如小販，時而出世若荒原，越來越舒緩溫和，哪怕是面對一些悲劇和痛苦，他也不爭不怒了，衹是輕輕用筆尖，像撫摸一樣，把一些隻言片語的細節，生動而逼真地裁剪出來。正如劉年在其大量的詩歌中，用謠或歌作為標題，這展現出劉年內心的一些隱密的想法，他一定也期待着這個世界是平和的、溫情的，甚至每個人都應該帶着一點饒舌和調侃的意味，來歌唱和輕鬆地生活……

恰如劉年在自序的開篇所言，“衹有小煙，問我何憂”。是的，人活百年萬古憂，何況詩人。何況，在底層滾打多年，飽受生活之艱辛的劉年，有着從未泯滅的赤子之心和壯士之舉。他一次次上路，是一個人的出徵和收復之旅，是一個人的流放和取經之途。再次引用他的話吧，“我的所愛，都在風中/我的方向，就在風的來處……”從劉年詩歌的細微處，我們看得出，他是個鏗鏘有力的詩人，他擅長在細微處發力，卻絶不會迷戀上雕蟲小技。他能用一句話，甚至一個詞，挪移和改變事物的性質和氣質，從而使詩意在瞬間迸發。比如《買????記》、《青海辭》等等這樣的短製……

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人衹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在劉年的詩歌裏，生命意識和生命狀態是異常豐沛飽滿、淋漓盡致的。這幾年，他騎着摩托漫無目的，一次次孤身穿過曠野，我們不知道他去了哪裏、路過哪裏、看到什麽。但從這一本《楚歌》中，我們看到一個詩人，他有小牛犢般健碩的體魄，有鴿子般清澈的眼神，有一顆嚮死而生的心，有大關懷和小情緒，有前途未卜時的莽撞，有面對一叢小花時的謹慎。當劉年把自己的寫作，變成一場身體力行的漫遊，他追隨着一條條路、一座座山，他把自己的敘述，轉化成一次徜徉於山川河流之間的紛繁無垠的敘事，他的所有詩歌主題，都是用把無數個貌似瑣碎的小微的個體，放置在亙古長存的事物裏。一如他《星宿海》一詩中那個背水的藏女，劉年選擇用一生去面對的，也將是一座無形而浩大的詞語的雪山。

劉年把這一切，一點點搬運到我們來來往往的塵世上，不是兜售，不是炫耀，不是據為己有，而是像嬰兒般呵護着，並一一指給我們，讓我們自己命名，自己領養，自己望聞聽。也許，他的每一首詩歌，都將獲得無數命運。而劉年，卻一直是那個孤身遠去的背影……想要知道他的消息，就衹有等待着，去閱讀他的下一首詩歌，或者下一本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