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铁鞋，刘年——也说《楚歌》

刘年在他的个人微信公号里，编发过一组诗，他把这组诗取名为《小人物》。这些诗文里描绘的小人物，不可能有头有脸、有权有势，但刘年用心一一记着他们：羊峰村的李四、一个冒雨插秧的老农妇、酉水上水牛一般撑船的船工、五十七岁推着儿子去医院的秦大娘、幻化成液体被排入黑海的沙特记者……刘年写人，寥寥几笔、入木三分。仿佛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曾是他相濡以沫的亲人。

恕我不去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了，这些一棵棵草芥般毫不起眼的名字，他们有的不在了，有的还活着，在尘世里延续着各自的命运，也许他们已经过得好一点了，也许还一如从前，撑船的撑船插秧的插秧，推着什么的继续推着什么……

他们像一台台永动机一样，在这广阔的人间一天天领受着天谕，背负着各自的宿命，默不作声地存在着，在无可更改的轨迹上，一点点滑向各自的渊薮，甚至连姓名都显得多余，连一次酣畅淋漓的大笑都是奢侈和难得的际遇。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会出现在一首诗歌里，成为一段段文字的主角，成为读者潸然的一枚枚剪影。

某种意义上说，刘年用诗歌复活了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停靠在某一行诗歌里，无穷无尽地存在着。这些轻飘飘的人，在刘年笔下，承载着人世间最厚重的情感——良知、坚守、道德、愧疚、诺言。当然，这无数个体的无数瞬间，还回荡着数不胜数的懦弱与悲苦，苟且与挣扎。这小人物们让人心痛和痛心的样子，也正是你我不敢正视、不敢剥开、也无法窝藏的那一个个零零碎碎的自己。

阅读刘年，就仿佛来到了他所历经过的那一幕幕现场。而刘年则一如既往地埋着头，如一个专注的民间艺人，持笔如刀，镂刻着他胸中的万千气象和点滴情谊。也许，他从不计较和关心，最后握在手中的是一幅版画还是一张剪纸，雕琢的是一块美玉还是一堆泥巴。一如简介中所写，“荒原、落日和雪”的深处，也许才潜藏着刘年的故乡。这些年，他单人独骑，携带着一抹风驰电掣特的背影，年复一年地奔向那高原荒野雪山大漠，像是去领受什么，又像是去抛弃什么。无穷的前路，无穷的雨雪，无穷的饥寒，一身泥泞的衣衫，一辆灰茫茫的摩托车，几本封皮斑驳的书，这大概就是他在路上奔波的样子。

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刘年这样的诗人了。某种意义上说，刘年是当代诗人的一个孤本，一块独立于我们之外的飞地。无论是他的写作风格，还是行为方式，仿佛他都在孤单而顽劣地固守着一个自己。他的外表，低调温顺，甚至还残留着一个上世纪少年珍贵的羞涩与难得的谦卑。而他的内心，却仿佛永远被不可知的远方吸引和蛊惑着，向往着牛仔、侠客，甚至渴望着一次劫难的洗礼，一次蚀骨的悲壮。他的不修边幅与精神洁癖，他的不善言辞与温润敦厚，在荒原中的他一人一车顶天立地，在出租屋里他一箪食一瓢饮简约至极……

正是这样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姿态，使得刘年一直在主动抹去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痕迹与荣光。他为了忠于自己的写作，一直在躲避和反对着“技术”对他形成的影响和加持。从近几年他创作的几本诗集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一个作为诗人的刘年，和那个我熟悉的刘年，正在水乳交融、形神合一。他的写，早已变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耳濡目染的现场与当下。而他带给我们的诗歌，也把智性和理性统统化解成为感性。也就是说，刘年的写作，从书房、纸上、笔下、心头，走向了眼前、风中、集市、田野。

因而，这样的刘年，我很难找出一个与他做类比的诗人，无论是他早年的生活经历，还是他目前的写作状态，乃至他和我一次次提起的诗歌追求，都使得他成为一个不可被取代、不可被忽略，甚至不可能重现的诗人。这些也许是题外的话，并不是想夸赞他的作品如何突出，如何异质，我只是想说，也许刘年从写作之初，就主动选择了一条迥异的路，他放弃书斋的智性和学院的理性，更放弃了作为强者的“人”的掌控欲写作。他把自己一次次的遭遇，一次次的所见与耳闻，一次次旅途的未卜和恐惧，真实又任性地呈现在诗句里。

刘年最新出版的这本《楚歌》，就是一本真实与真心的诗集。在这本书里，刘年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节制甚至吝啬的写作，他剔除了所有主动的“我想”和“你想”，以近乎白描和节制的语言一次次指向那些“存在”。是的，“存在”是一种更裸露、更腥气，更给人希望，也更让人惊心的力量，“存在”有时候是怯场的，有时候是被凌辱的，被忽略的，正在被追杀和磨灭的，即将被天葬和被焚毁的……但“存在”，在更多的时候，恰如刘年的诗歌中表述的那样，那些或亘古或短暂的“眼中之物”，是向我们示好的，是给我们以无穷尽的指引，无所求的馈赠，无差别的感恩。

在《楚歌》中，这“存在”一行行，一字字，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植物的樱花、莲，也是冲向人群的公牛，脸皮下的骷髅，更是形形色色的这人间的那一个个叫做李四、樊世忠、鲁胜的人。正是它们或他们的存在，才让刘年的这本《楚歌》，一首首诗歌如一具具软体动物般，背负着诗中的一情一景，向我们蠕动过来，展示着他们的悲欢喜怒，诉说着他们家长里短……

是的，这个时代的许多文字，太急于向我们灌输和表达，太急于让我们成为受教化和被驱动的人，太急于高深莫测的思考，伶牙俐齿的表达。事实上，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殖民和价值绑架。诸多诗人们，呆在书斋的故纸堆里，试图寻觅和汲取着别人的气息与体温，试图在别人的理念和语言里翻新和修补出自己；更多的同辈诗人，张口闭口如何在诗歌中体现哲学高度与思想深度，却早已失去了对世上所有生命的珍惜和爱护，失去了对万物原初的想象和命名能力。总有人试图用无比精密的逻辑，极其精彩的论述，以及无可挑剔的观点，来说服我们，来替代我们思考，替代我们定义我们自己生存和生活的价值。所以，我们被许多虚虚实实、莫名其妙的论调包围着，一步步沦为思想和肉身的双重傀儡，甚至一些貌似严肃的文学，也在长年累月地左右和约束着我们。而刘年恰恰是一个相反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很少看见他寻找意义或者真理的痕迹，很少有他给我们制造的幻境与迷途……他把这尘世上所有的情景，都尽可能拂尘去蔽，让它们本色、本真、本能地展示出来。这种实在、实际的展示，在刘年笔下，是指名道姓、事无巨细的，有时候是粗暴、任性的，甚至不加修饰的。刘年有许多这样几近于赤膊上阵的诗歌，比如《摩托车赋》、《从永顺到张家界》等等一批诗作。在这些诗歌里，刘年的诗人身份进一步弱化和消解，他惯用的抒情体系，也更彻底地让位给了叙述本身。但刘年的叙述，和我们常见的叙述，有一个巨大的区别是，当我们也懂得如何去关注和在意那些缺席者、零余者的时候，刘年已经悄然撤退，他仿佛一个随处可见的凡夫，不再有大部分诗人身上的那种看得见的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情结。他把自己放置在闹市与草木之间，时而入世如小贩，时而出世若荒原，越来越舒缓温和，哪怕是面对一些悲剧和痛苦，他也不争不怒了，只是轻轻用笔尖，像抚摸一样，把一些只言片语的细节，生动而逼真地裁剪出来。正如刘年在其大量的诗歌中，用谣或歌作为标题，这展现出刘年内心的一些隐密的想法，他一定也期待着这个世界是平和的、温情的，甚至每个人都应该带着一点饶舌和调侃的意味，来歌唱和轻松地生活……

恰如刘年在自序的开篇所言，“只有小烟，问我何忧”。是的，人活百年万古忧，何况诗人。何况，在底层滚打多年，饱受生活之艰辛的刘年，有着从未泯灭的赤子之心和壮士之举。他一次次上路，是一个人的出征和收复之旅，是一个人的流放和取经之途。再次引用他的话吧，“我的所爱，都在风中/我的方向，就在风的来处……”从刘年诗歌的细微处，我们看得出，他是个铿锵有力的诗人，他擅长在细微处发力，却绝不会迷恋上雕虫小技。他能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挪移和改变事物的性质和气质，从而使诗意在瞬间迸发。比如《买盐记》、《青海辞》等等这样的短制……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在刘年的诗歌里，生命意识和生命状态是异常丰沛饱满、淋漓尽致的。这几年，他骑着摩托漫无目的，一次次孤身穿过旷野，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路过哪里、看到什么。但从这一本《楚歌》中，我们看到一个诗人，他有小牛犊般健硕的体魄，有鸽子般清澈的眼神，有一颗向死而生的心，有大关怀和小情绪，有前途未卜时的莽撞，有面对一丛小花时的谨慎。当刘年把自己的写作，变成一场身体力行的漫游，他追随着一条条路、一座座山，他把自己的叙述，转化成一次徜徉于山川河流之间的纷繁无垠的叙事，他的所有诗歌主题，都是用把无数个貌似琐碎的小微的个体，放置在亘古长存的事物里。一如他《星宿海》一诗中那个背水的藏女，刘年选择用一生去面对的，也将是一座无形而浩大的词语的雪山。

刘年把这一切，一点点搬运到我们来来往往的尘世上，不是兜售，不是炫耀，不是据为己有，而是像婴儿般呵护着，并一一指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命名，自己领养，自己望闻听。也许，他的每一首诗歌，都将获得无数命运。而刘年，却一直是那个孤身远去的背影……想要知道他的消息，就只有等待着，去阅读他的下一首诗歌，或者下一本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