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之城與記憶之城（楊東偉 譯　王傢新 校）

城市是我們新的本質，是一片不結果實的新森林，一個神話般的童年多邊形，一個充滿希望和抱負的陵墓。

有一條鄰近的街道禁止我踏入。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幾年前，在寫滿了短暫的道別與持續的疑問的柏林墻斷垣殘壁的東側，我遇到了亞當•紮加耶夫斯基，當我用馬其頓語將他家乡的名字稱為拉沃夫（Lavov）時，他說，在那一刻，他為自己出生地獲得了另外一個名字而變得更加富有。我經常問自己：為了能躲避自己的死亡，或者為了逃離那些在失去親人的城市裏留下的記憶，人們應該有多少個出生地？我的許多親密的朋友錯把我的城市叫作 Strumia 或 Strumika*，（譯者註：尼古拉•馬茲洛夫出生於馬其頓的斯特魯米察（Strumica），因為發音的關係，經常被他的朋友誤叫作 Strumia或 Strumika。）這因此給了我一個全新的出生地——但衹是建立在語言和意識結構之上。而“當別處是自然之處，當它不坐落在過去之中，那麽它就不可估量”（加斯東•巴什拉）。但是，是否有人能夠建造一座沒有記憶的城市？或是建造一座僅僅為旅行而準備，既沒有集體的歷史損耗，也沒有歷史遺跡的城市？如果我們仔細觀看旅行中的照片，會看到我們總是站在一座紀念性的建築物或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廣場旁邊。我們的祖先以及他們的繼承者們日復一日地開拓着城市空間，就像當地的墓地隨着時間的流逝逐漸徵服了附近的山丘，而在我們的相册中數量最為稀少的就是那些空間的照片，就是我們自己住所的照片。裏爾剋曾寫道：“世界廣大，但在我們內心深處它深如大海。”我們穿過空間，穿過新的城市，逃離我們的反復無常所留下的考古學遺址。我們棲居在遺跡與瞬間、旅行與永恆之間的空間之中。

記憶的城市建立在個人的渴望和夢想毀滅的基礎之上。我們能隨意進出於城市而不打破任何保存在戰時任意兩國檔案中的限製行動的協定。我逃到那些看不見的城市裏，從永恆的內心流亡中找到了一個避難所，找到了一個整潔的酒店房間——它為不懂這個國傢的語言的客人準備好了一切。這種情感上的遊牧主義可以為全新的無限空間的建築和諧奠定基礎。通過說明“詩人在城市裏衹是為了證明城市本身就在別處”，阿蘭•博斯凱（AlainBosquet ）移動了有形之物的坐標。因此，通過逃嚮某地，而不是從某地逃出，新的城市打開了自己，就像超市的大門，除了過期的希望，一切都很豐富。

城市是我們新的本質，是一片不結果實的新森林，一個神話般的童年多邊形，一個充滿希望和抱負的陵墓。即使在今天，如果將仍擺放在舊電視機上的紙盒裏的玩具推倒，我就可以重新建造一座充滿活力的城市——有小警車、交通燈、火車站、一座帶院子的小房子和一隻靠近木柵欄的狗。羅蘭•巴特說，玩具總是意味着某種東西，這種東西總是與社會緊密相連，它由神話或當代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構成。而成年人的城市是可預測的且巨大的——大到足以激發孩子們對重建與和諧的渴望。

因此，我不確定我是否屬於我出生的城市，這座城市是一些地理常數或文化變量的表現。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根據符號還原原理，我的父母首先教我念我所在的街道和房子的號碼，這樣如果我迷失在這個城市的子宮裏，我仍能告訴人們我住在哪裏。那時我的城市的名字一點也不重要。但是，在我第一次離開城市外出旅行時，我把與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密切相關的所有當地傳說和故事都存放在了我的手提箱裏。我接受了所有刻在石頭上的不可破譯的信件，馬其頓皇帝成功與失敗的全部戰術，拜占庭式十字架的全部輪廓和奧斯曼入侵者的所有稅收……

擁有這麽多過去的城市永遠不會入睡。即使在最濃密的黑暗中，蒼穹之中沒有升起滿月，即使沒有雪的映照，它也會為從未攜帶鑰匙的新居民敞開大門。我一直認為新的城市誕生在街燈開始的地方。我會想象沉入黑暗中的每一個可測度的空間，甚至是我自己的房間，但從來想象過存在這樣一座城市。街燈讓我看清大地上的一切，卻無法使我看清天空中的事物。當所有的燈同時熄滅，就像生日蛋糕上的蠟燭被吹滅，然後中心和貧民區就變成了同一個。在那盞燈的盡頭，憧憬新路的街道開啓。我擁有這麽多的出生地，我希望我也會有那麽多的葬身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