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杨东伟 译　王家新 校）

城市是我们新的本质，是一片不结果实的新森林，一个神话般的童年多边形，一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陵墓。

有一条邻近的街道禁止我踏入。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几年前，在写满了短暂的道别与持续的疑问的柏林墙断垣残壁的东侧，我遇到了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当我用马其顿语将他家乡的名字称为拉沃夫（Lavov）时，他说，在那一刻，他为自己出生地获得了另外一个名字而变得更加富有。我经常问自己：为了能躲避自己的死亡，或者为了逃离那些在失去亲人的城市里留下的记忆，人们应该有多少个出生地？我的许多亲密的朋友错把我的城市叫作 Strumia 或 Strumika*，（译者注：尼古拉•马兹洛夫出生于马其顿的斯特鲁米察（Strumica），因为发音的关系，经常被他的朋友误叫作 Strumia或 Strumika。）这因此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出生地——但只是建立在语言和意识结构之上。而“当别处是自然之处，当它不坐落在过去之中，那么它就不可估量”（加斯东•巴什拉）。但是，是否有人能够建造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或是建造一座仅仅为旅行而准备，既没有集体的历史损耗，也没有历史遗迹的城市？如果我们仔细观看旅行中的照片，会看到我们总是站在一座纪念性的建筑物或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场旁边。我们的祖先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日复一日地开拓着城市空间，就像当地的墓地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征服了附近的山丘，而在我们的相册中数量最为稀少的就是那些空间的照片，就是我们自己住所的照片。里尔克曾写道：“世界广大，但在我们内心深处它深如大海。”我们穿过空间，穿过新的城市，逃离我们的反复无常所留下的考古学遗址。我们栖居在遗迹与瞬间、旅行与永恒之间的空间之中。

记忆的城市建立在个人的渴望和梦想毁灭的基础之上。我们能随意进出于城市而不打破任何保存在战时任意两国档案中的限制行动的协定。我逃到那些看不见的城市里，从永恒的内心流亡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找到了一个整洁的酒店房间——它为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的客人准备好了一切。这种情感上的游牧主义可以为全新的无限空间的建筑和谐奠定基础。通过说明“诗人在城市里只是为了证明城市本身就在别处”，阿兰•博斯凯（AlainBosquet ）移动了有形之物的坐标。因此，通过逃向某地，而不是从某地逃出，新的城市打开了自己，就像超市的大门，除了过期的希望，一切都很丰富。

城市是我们新的本质，是一片不结果实的新森林，一个神话般的童年多边形，一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陵墓。即使在今天，如果将仍摆放在旧电视机上的纸盒里的玩具推倒，我就可以重新建造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有小警车、交通灯、火车站、一座带院子的小房子和一只靠近木栅栏的狗。罗兰•巴特说，玩具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总是与社会紧密相连，它由神话或当代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构成。而成年人的城市是可预测的且巨大的——大到足以激发孩子们对重建与和谐的渴望。

因此，我不确定我是否属于我出生的城市，这座城市是一些地理常数或文化变量的表现。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根据符号还原原理，我的父母首先教我念我所在的街道和房子的号码，这样如果我迷失在这个城市的子宫里，我仍能告诉人们我住在哪里。那时我的城市的名字一点也不重要。但是，在我第一次离开城市外出旅行时，我把与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密切相关的所有当地传说和故事都存放在了我的手提箱里。我接受了所有刻在石头上的不可破译的信件，马其顿皇帝成功与失败的全部战术，拜占庭式十字架的全部轮廓和奥斯曼入侵者的所有税收……

拥有这么多过去的城市永远不会入睡。即使在最浓密的黑暗中，苍穹之中没有升起满月，即使没有雪的映照，它也会为从未携带钥匙的新居民敞开大门。我一直认为新的城市诞生在街灯开始的地方。我会想象沉入黑暗中的每一个可测度的空间，甚至是我自己的房间，但从来想象过存在这样一座城市。街灯让我看清大地上的一切，却无法使我看清天空中的事物。当所有的灯同时熄灭，就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被吹灭，然后中心和贫民区就变成了同一个。在那盏灯的尽头，憧憬新路的街道开启。我拥有这么多的出生地，我希望我也会有那么多的葬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