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数化语境分析：曾蒙诗中的理性谱系

1995年离大家有多远？只有一个人在用流浪测量这个距离！这个距离真实，但需要用流浪和诗来一起测量。如果你属于流浪者之类的人，你将害怕停止与宁静而习惯孤独，如果你是一个流浪人的围观者，你将害怕流浪而乐于传唱流浪者的歌，不一定要出于诗的角度和诗的观察，处于不同状态中的人，害怕具有不同性质，各不相同的害怕的原因在于，人何时对根产生依恋，人对根的依恋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孤独一直是流浪者挥之不去的伙伴，有时他们也会因为太寂静，而需要弄出一点动静来为流浪为思考壮胆，有了这一点儿胆量，那个不可测准的距离就不会伤害流浪了。  

1曾蒙说，“从1995年到2005年，在这10年间，我个人微小的写作和这个庞大的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书斋进入社会，是我的成长历程见证了我作为诗人的乡愁和良知，我也从一个叛逆的敏感少年逐渐变得沉稳而内敛。我所经历的这些过程，也是我的诗的见证”。能够站在2013年的人，似乎都路过1995年，但似乎又不曾经历过那个时间，一段时间之于诗，就像我之于曾蒙，同样是陌生的。陌生的事物与陌生的生命置于一段时间之上，所有诗中的事件会因为经历或是没有经历而不尽相同，当然，它也不管你是否经历过就会为你穿上一件花衣，不过，只有诗人为这件花衣忧伤，也只有诗人用这件花衣取暖。如果只有少数人在思考中取暖，那他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就是众人的见证。

经历是带有时间痕迹的生命居留，诗人的经历居留在诗中，画家的经历居留在事物的集性影子中，哲人的经历是居留在判断和结果上，这些经历都居留在一个理念上，作为一道深刻的痕迹，它不再通过时间表达，但它的质量和孤独一样沉重，同时又有不可承受之轻。而孤独的份量仅仅在于孤独，不管你从哪一个侧面、哪一个角度、哪一种天气看到“阿尔的阳光”、嗅到“郁金香的芬芳”，阳光和芬芳也会令人更加孤独，令人丢失语言。曾蒙说，“回到臆想的疗养院/阿尔的太阳照得旁观者哑口无言”，如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花香、鸟语成为凶器。对于诗人，没有比丢失语言更加令人孤独的了。

为什么中国诗人都普遍带有强烈的苦闷、孤独、悲愤与流浪感？邓晓芒认为，中国寻根文学摆脱意识形态话语，进入到某种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审美氛围中，才意识到人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而诗人不同于理论家，他无法用一首诗来检验传统，他们的情感不带有尺度，诗人直到发现距离根已经很远了，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流浪很久了。或许，我们已经流浪了有一个完整的生命那么久，流浪了有一个民族所有生命总和那么长，但我们还是没有发现根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邓晓芒指出“失落了人文精神的90年代文学成了无家可归、飘零无主的文学”，这难免令人黯然，因而让写作者放弃了个人身份，珍藏下伤痕之后的文学不是集体面临垂死，就是集结力量开始挣扎，一开始就介乎于严肃与戏谑的状态，或拘谨地重返道德主义；或戏谑调侃这一局面中的某些个别现象，而少有人排解开道德主义以及玩世不恭的态对寻找所造成的羁绊，介乎其间去寻找失去的根原。但大多数有此意识的作家诗人，他无法集结同盟者，仅能以生命的个体行为穿行在一个盲区。文学行为需要根据，如果找到了失根的原因，根也就会重新植入文化之中，这赋予诗新的动机，也对诗人产生了推力，当然，在此开端，没有哪一种书写可以预判其结局如何悲壮，但诗人首先发现了距离根已经很远。杨炼大概最早展示了这一孤独而鲜明的敏感。

诗歌书写是流浪者流浪的一种精神形式。“……我平躺在学校的后山/感到身子内格外明亮/一些渐次凋谢的枝叶/此时与我多么亲切”，而此时火车来了，两个动态的事物——在时间上“凋零的”以及在声音中“奔逝的”——分开了人与居所，这又像德芒戎所说的一样，一道因果关系由此缔结而成，但是，我发现因果关系又时时被扯断。“……用脚丈量着/大地的长度。从出发到回归/炊烟袅娜的家园倒映在夕辉里/老去的是时间”,而在此仍然只有果，而没有因。诗人的书写仍然坚壁在非对称性上，这是刻意的，也是客观的，刻意地留下联想的空间，客观地留下一些空位。——即使再伟大的诗篇，也不会代替所有的人思考。

曾蒙说他的书写面临着贫穷，最富裕的意识形态话语赋予了更众多的生命只有贫穷的权力，贫穷得连需要都没有的群落，思考不会比死亡富裕。

“我听见一位老人的声音

神秘得像钟

当我回头，我只能看见一座山岳

和一个国家的面目”

而“其他的部落总是伤口对着伤口，风对着风”，如果钟敲响的是老人的声音，一个人一个国度可能是耗尽了所有。诗在死亡的当口发起思考，思考的对象说不定已经老去，凡是从教科书中走出的人，登上山岳眼前就是一片黑夜，教科书和山岳把人送入黑夜，那山顶的高度能让人看清什么呢？

诗不忍言明反而是因为“目力所及”。生理视力、文化视力以及精神视力在曾蒙的诗中构成一个立体视域，比较而言，它不同于马拉美的专制性幻想和绝对目光，“在他（马拉美）笔下也出现了专制性幻想的图象，它们取代了那以其事实性秩序无法引起艺术家兴趣的现实”，2但是，曾蒙以其生理视力在诗中保留了现实，现实大都是如同写作无法摆脱的数化语境一样，如同马尔多罗之歌对于洛特雷阿蒙的十九世纪，美的丑的恶的善的同为一源。诗是对现实的理性感受而后的感性呈现，哪怕作用点全部基于丑恶上，诗不能以其绝对目光获取专制性幻想的图象。因为生命的意义的根据性不仅在现代，而且还在未来，生命行为的根据是连时间都更改不了的，诗不可以为人提供幻想的图象，而是根据，那么，兴趣就不一定是艺术家的权力。

诗人“喜欢将相距最远的事物交织在一起”（胡戈•弗里德里希），曾蒙也是如此，洛杉矶、非洲、有巴洛克风格教堂的地方，甚至远达神话。曾蒙让最远的事物交织在一起不是采用弗里德里希式的绝对目光，绝对目光饱含兴趣，带有强烈专制性质，往往大量排斥兴趣之外的事物与现实，如此一来，为语境而发的诗——哪怕它全部基于邪恶上，因为不符合绝对目光的兴趣而使诗呈现非语境性，诗的大语境之所以重要，在于诗要让人清醒地看到一点儿他身边令他惊诧的东西，而不是专制的让人接受一个纯粹抽象的理性的结论。

诗的三重目光杜绝了艺术对兴趣的偏执，艺术偏执于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恰巧会误入了诗为美而发的古老陷阱。诗人不是化妆师，诗干吗要美化现实呢？诗有给丑恶穿上花衣的义务吗？诗有给魔鬼改换姓名、让魔鬼以另一个可以不加追究的身份潜伏下来的必要吗？诗为美感动，这里的美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美感，美感可能源于惊艳之丽，也源自丑陋之恶，美感是审美活动中感动于万物的某于令人惊诧的一面而经由感性趋向理性的感受，它不取决于任何感受之物的任何绝对的一面。如果想要偏执于一面，偏执于某一绝对意义上，仅有绝对目光足矣，但这违背了诗是对现实的理性感受而后的感性呈现这样的表达原则。

也许曾蒙在这一方面没有做过深入的分析，但他的写作有其自觉性，使他的写作躲过了一些写作的陷阱，究其原因其自觉性无非源于曾蒙对诗的核心原则的尊重，也只有如此，他诗中的三重目光才具备感受、觉悟、抽象的力量，而且通过带有梯级性的感受经由精神视力把这种力量投放到更远、更高的去处，因而，我们在读曾蒙的诗时，不须调动逻辑就能随着诗——诗走多远读者就能走多远。

诗排斥了兴趣和目的垄断的绝对目光，具有三重目光的诗所烛照的事物也不再以写生似的方式呈现，三重目光之间的升华性质，大多能让所触及的事物以精神的形式呈现在叙事中，其视域的本体意义上的性质与力量，与叙事的共同目的十分契合，因此“目力所及”的事物呈现是它们的本质意义。曾蒙所及的目力到了何处呢？曾蒙诗中有洛杉矶的来信，阿尔的阳光，非洲的午夜，法国的梧桐、巴洛克教堂的尖顶以及360度的高温，凡此种种只是制造了一个个精神距离，最终，目力所及但思考无法抵达。那些符号提供的所有信息就像不具名的口信，每个符号中都居住着一位诗人，每个符号中都被安排了一位圣者，但每位圣者都保守着各自的天国的秘密。秘密无法破解就会贫穷，贫穷的力量使一位少年流浪者成为一位精神流浪者，流浪中惟有责任感在成熟。

肩负责任的人必须放下许多行囊，何况“经由天上的距离已是浩瀚”“在一次由登山所构成的旅途中，我的疲倦/压倒了草叶，风带着她应有的——/弯度向前行驶。转弯。翻身。没有伤感的迹象/……在驱使我，度过生命中颓败的日子/繁忙的日子、永不到边的日子/而你所受的教育将要修改你的看法”（曾蒙《力量》。神秘的力量不在于“修改”，而在于令人自动放弃一些东西，如同安徒生为美付出的代价，莎士比亚为一次思考的结论欠下债务，苏格拉底为信仰付出生命，贞德为纯洁而付出纯洁。一路流浪、嗅着阳光的气味而来到阿尔的艺术家，寻找阳光反而被光明灼伤，寻找太阳太阳反而成为艺术的病源。丢开诗中这些表现出来的认识根据，三重目光集中在一点上，灼伤事物与自己的可能不是太阳，而是自己的目光。就像梵高比阿尔的阳光还亮一样，梵高自己的光亮模糊了星夜与白天的界线，因为自己的光，自己的黑夜也是自己的白天，如此一来，艺术家的目光比黑夜还黑。

阿尔这类三重目光中的集符似的意象在曾蒙的诗中出现的不多，但这类意象已经成为诗的核心意象，它集合了一个艺术家以及艺术的所有苦难与光亮，它也试图扫除曾蒙以及一个民族所有人的黑夜，它的精神性、文化性等等方面的可挪用性，不为任何语境排斥。曾蒙所建设类似于此的各个意象，逐一在他所有的诗的内层检视哪片区域还有黑暗，哪个层面还没有阳光抵达，这些意象十分微妙地一寸一寸地占领下去……。曾蒙的诗有些十分庞杂，层次无序错落，有些叙述无限折反，逆向性意象反复堆叠，但他的诗基本是透明的、豁达的，这与将阿尔及其阳光深植于诗的最深处不无关系。

能把一组意象作为一个理性谱系的表达，对于诗的族性十分重要。我所说的诗的族性是指艺术上的徽记性的特征，也是一个艺术境界的指标。不过诗的族性并不是指一个写作者的所有作品具有一致性。假设其作品自始至终保持某种一致性，那他的诗就无法避免其单一性。诗的族性体现在他的习惯或是全能式表达中，经常出没的意象群具有一惯的理性谱系，但这得要有一定的且具有独特的理论指导，才能发现习惯性意象与理性谱系的不同，才能区分或驾驭是围绕习惯性写作，还是以理性谱系为核心而写作。如果理性谱系始终是写作的核心，哪怕写作有时屈服于那些熟稔的意象，有时屈从于习惯，诗的族性目的也会十分鲜明。

1995到2005及至如今，是一些思想失踪的年份，在可预期的未来的年份，思想仍然无法回归语言，思想失踪的年份，诗不是流于精致，就是呈现伪装的深刻，在表达上不是惯于打磨，就是动则摧毁收则命名，虽然失去思想的诗十分苍白，无力摧毁任何事物，但大都爱以警句的力量与数化社会抗衡，或者爱用格言煽动无根据的激情，调集多条口号一起向数化语境这个堡垒发起冲锋，信念的意义实在大于理性的沉静。

对于处于思想失踪年代的群落与生命，一首诗是侧重于感性谱系还是侧重于理性谱系，给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带来的价值确有不同，当然不能说这个时代不需要抒情的诗，更不能武断地说侧重于情感谱系的诗于这样一个社会实毫无价值，但以锐利著称的诗人当然要知道这个社会最需要什么。而数化社会本来就是一个虚情泛滥的社会，她高烧确如曾蒙在《病历》中所言已达到病态的程度，那么，再美丽的情感于人于事于社会不啻于燃薪沸鼎，人性变作焦炭将使这个社会更加高烧。

思想是人的力量，理性是思想的脊梁，理性也是人性的脊梁，而当今国家丰富的是情感，贫乏的是思想，当人性气质缺乏思想的磨砺，人的本质与内在气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境况下，就连书写也难以发现、塑造气吞山河的原形了。精于打磨、辞章华丽、情感纤巧的诗，无疑为人提供一件件精美的花衣，什么时候——即使理性匮乏、思想贫穷的年代——我们都不要怀疑诗的各个层次的反动力量，那一件件精美的花衣无疑会触动人格与性的异变。虽然国家文化中经意不经意的含有促使性别同质化的动机，而且有大势所趋之危，即使再次熟读三百首古人的边塞诗，也难挽其颓，但当代诗不能成为帮凶。

不过，曾蒙的诗呈现的是另一种面貌，“在花开的岁月人们正经历着许多事件/比如生殖、产妇以及两个课桌/肉体的意义穿梭，在白色芬芳上留下痕迹/一堆马粪//面对白色芬芳的黑洞无可奈何/国家只好丢弃肉体，率领崇高的精神/越过海洋，闯荡天下”（曾蒙《病历》）。他用粗犷的节奏、亵神的词汇、略带顽劣的语调表达了对让他“落泪”的一些事物的不恭，不恭的前提是“落泪”，从而展示出诗对数化语境的逆动，其力度在诗句的故意的、置一切于无所谓的切断处展示出来，反衬出诗的精神动向不是对数化语境的恭顺，而是对数化语境的反动、拆解、突围。现实情况下，教化语境提供的价值对生命以及对挑战者总具有训导的使命，并经常以驯服同化为目的，凡写作者都有体验，凡写作都难以超脱于大语境的同化力量，一首诗要排斥教化语境的力量与包围，谨防被同化，以价值对抗价值才存在一丝希望，以真直视伪才有可能发现一点儿光亮，以存在终极目的撞击生活目的才有可能找到未来。当然，诗人是可怜的，在教化语境下，面临风险只能展示一点儿流泪的信念，现在的诗人，一边写作，一边流泪，一边还要有一点儿信念！

在此境况下，曾蒙某些诗中呈现的慌乱、诗句过多的裂痕、某些词汇强烈的刚度、剩余意象冷不丁的无意味干扰，不合时宜地突现怪诞，就其艺术性讲是具有破坏性的，就诗的表达倾向来看，还没有较大的破坏性，从理性谱系角度考察又是合目的性的。读曾蒙的诗时以上印象十分强烈，但在意义层面，其写作所围绕的理性谱系又不经意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理性谱系平息了诗中外泄的意气，表达以及所涉词汇的不协调、躁动与其思想在理性谱系中统一起来了。如果从以诗的形式再现教化语境的真实性与当代性这一点来看，以上的印象是可以保留的。

不过我们不能忽略诗的艺术性，对主题重大的书写也不能忽视这一重大主题下的各种协调性，甚至可以把一首诗理解为价值观的仓库，诗作为艺术对于人类为什么如此重要还是在于她是艺术，这是她作为价值观仓库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理查兹说艺术是人们记录下来的价值观的仓库，它来源于那些卓越的人物生活中的某些时刻并使之永久存在。“在这个时刻，他们对于经验的控制和掌握处于最高阶段，生存的不断变化的可能性表现得最清楚，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活动互相协调得最巧妙，那种习惯性的兴趣狭窄或者慌乱失措的状态不见了，代之以一种错综复杂的平静状态”。

3没有这个艺术化过程作为诗的保障，那个经验的某个时刻就不能永久的存在。中国目前的一些粗口写作、强调先锋姿态的作品，可能就是因此而仅仅只能被“先锋”保留下来。

虽然如此，还是可以从曾蒙的诗中找到其目的和效果。就其形式而言，慌乱、断裂、意象剩余、突现怪诞是要让诗摆脱束缚，清除单调，就其对应的教化语境而言，它表达了诗的突围使命，“它反映出人的兽性层面和更高层面之间的不谐和音。它将表象打破为碎片，以此表现出‘伟大的整体’只能被我们作为碎片来感知，因为‘整体’是无法与人相协同的”。4这对于具有专制性的整体的教化语境确实是致命的，而对于同时代的这一类写作而言，曾蒙的诗并不以此来炫耀其作品的先锋性，而是将这些形式上的文化意味降低到最低限度，也在于他想说明，诗的先锋性不仅仅来自于形式。

曾蒙组诗《病历》中，《对面》、《国家》《散步》《位置》《医院》《向右》等等“遥遥相对”，起初诗人混杂于这些事物之中，也不急于构成诗人与词语、词语与事物的关系式运动，而是让自身深深地被动地陷入其中，对那些病态的事物有时也忍不住投过去几缕欣赏或是幸灾乐祸的眼光，他似乎以为病与自身有着一个不小的距离。当读到以下诗章，才发现病的民族意味并不赋予某一个人具有病的权力，也不赋一个人具有健康的权力，那些本该运动的但实则停滞的关系式将一个生命抽象成为了一段生病的时间了。

“读者在三楼查找到了散发霉气的典籍，

如获至宝，玄青的脸庞泛起金光，

这是读者难以忘怀的一天。

这也是读者惟一空闲的一天：

礼拜七。读者在医生的指导下，

获得了快感。这致命的诱惑

往往经过众多平凡女人的躯体，

奠定了国家图书馆的地理位置。

书籍与葡萄液，在读者的血液中

走过一生。”（曾蒙组诗《病历》）

时间与在曾蒙的其它诗中一样，仍然在将关于“一生”中的一天、关于一天中的“一生”、关于一生中的“一生”的文化意义，置入到更大的一个语境。在曾蒙的诗中，语境成为思考的前提，而不是其它。

诗的体悟与表达即使再独特，只要是目前的书写，也难出数化语境左右。“因为世界与事物的全部以数化形式表现在人的面前后，不是人无法窥全世界的本质而被世界或事物吸引，也不会像那个坐在窗前的诗人一样对事物保着神圣了。世界与事物似乎回到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所提到的无限状态，数成为万物的本原，只不过人们跨越了毕达戈拉的“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发现“0”是派生万物的最大动力与本质，多少、大小、高低、需要、占领这些事物的数化动态，更加趋向“精美”、“成熟”、“满足”这些数化的实质。”5它的社会表象是混杂、狂躁、功利，价值、真理、存在向度全部被歧义化，美、道德、信仰全部被颠覆，而在数化语境下，人的情绪温差极大，对事物热情似火而瞬间又冷若冰霜，在利益的标准下，利益可以检验真理，真理只是行为的一种理由，否则将彻底被泛化，事物的根性失去原位，其语境下，任何诗义行为都会碰到不可逆转性灾难。

《病历》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数化语境。“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写作或许就是为了医治病中责任、道义和危机”。6但是，在数化语境中，诗人要承担责任首先要遭遇的是什么呢？“在黄昏，挟带书本的人更消极。/远处，成堆的垃圾表示了高度，/一个时代的高度/”。诗用一个人的命运与时代较量是否残酷，诗用一群人的生命与时代交流，那一群人的生命会遭遇什么？“阿尔的太阳照得旁观者哑口无言”，消积是牺牲的前兆，即使数化语境吸收大批的“第二死亡”，她也不会为死亡提供故乡。这就是中国诗人普遍带有苦闷、忧伤、感怀、悲愤、流浪情感的文化根源。

存在之于根据集中在“何以存在”这一问题上，诗不表达真理，但诗展示真理的困境，诗一直在寻找“何以存在”的答案。当一些根性的事物惨遭数化，带有责任、文化道义与危机感的诗人只有永远流浪，只有永远地寻找。现实呢，“我总是在春天遇见破旧的碎片：树叶、风、花香或春天零星的消息。我总是怀想着一个时代的美德和良心，是否会遇到街上的乞丐更多的时候，我会在果核的秋天怀想那些蓝天、高蹈的童年”，假设这个社会只能让人以纯洁的童年来承载眼前的现实，那就太令一个民族惊耸了，“‘现在’的确成了难题”。

诗人遭遇“难题”诗人首先要穿上一件花衣吗？诗中遭遇的“难题”不仅仅只令诗人感叹，这个难题不是流浪者所穿的花衣的一个品牌，因为，只要际遇“现在”，诗人就必然重新定位，诗人在这个境况下、在这个时期所写下的任何一首诗都与“现在”无法分离，如果写下一百首诗，就得有一百次定位。无论你是在1995年，还是在2005年，时间不再以其物理性改变你的年龄，即使时间有再多的方向，时间总会把人把带到“现在”，一个诗外突现的语境，让诗中的时间拥在无穷的意涵，也让诗承载无穷的重负。

曾蒙的叙事赋予时间的这种精神性，正好揭示了流浪的文化本质，流浪者遭遇的情感问题可以在生命的自愈功能下把伤疤献给太阳，如果遭遇的是一个文化问题，社会就不会接受这道伤痕了，那么，这个流浪者就会因为有太多的伤痕而破坏文化的语言的自愈功能，他书写得越多，书写语境就会越透明，当心灵甚至灵魂中的黑暗被光明占领，而后又被黑暗占领，如是反复，诗人就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永恒的流浪者，就像歌德，直至生命的最后，还在唱着流浪者夜歌。这也是中国诗人总是带有忧伤、悲愤、迷茫情绪的原因之一。

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大都或明或暗地潜行在数化语境中！曾蒙在《叙述》中用疑惑作为钥匙，“即使我需要，也无从表达；我保留，却没有目的/那么，流浪的白云是否覆盖着城市，冰凉的河水/是否离开了沙漠。”而“这样的日子：一个人的城市被歌声所困”。“这样的日子”的实质内容无非是寻找，无非为了破解他的钥匙具有多少可能性。而对于诗人，数化语境几乎不为诗人提供可能性。数化语境下，大小、多少、高低是占有的考量标准，大小、多少、高低是美的、道德的、原则的、价值的数化社会的反价值形式，在写作之初还无法区分其意义的值时，美的、道德的、原则的、价值的就已经被数化语境摧毁了它们的常态性价值，而在“现在”，诗不为传统的、时间背后的需要而歌唱，她是在为“现在”唤醒它对过去的一个些需要。

“如果让我停留，我首先选择一首诗的开头，

抑或一首歌的结尾，带着音韵的节奏进入停滞状态

我会想象由一列火车的开动所追随而来的

无名小站。停留在记忆中的小亮点。

正如这首《叙述》的开头所致，我目光所及的

都是一些易碎的事物，低矮、小巧，

有着过多的言辞，你我之间迷失的言辞，又将重新聚集

在另外的月台，另外的小站，另外一次旅行。”（曾蒙《叙述》）

这首诗带有一定的理论性，其理论性几乎是对数化语境中的一个宿命在不断地认可。除了叙事上的宿命性认可外，流浪行为也接受了这一宿命。或者曾蒙是想把诗写作与为“现在的需要”所做的反复寻找类连在一起，那么从形式上看，任何一方所际遇的宿命，也是共同的宿命，诗写作的宿命也就是诗人的宿命。当然，诗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形中承认了数化语境中既有排解不了的宿命，也有宿命赋予诗人的信仰——诗人、诗必须为“现在”唤醒它对过去的一个些需要。

这里必须注意到再次出现并被强调的一个小小的改变，“旅行”一词不是恰逢其时而再次出现，它的出现很不经意，似乎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表达另一类性质的流浪的符号而已，但它的目的性强于曾蒙所有诗中关于流浪的表达，目的性几乎瓦解我们前面所有对流浪的理解，瓦解了数化语境在《叙述》中的根据。不过接下来他又有这样的诗句，“秋天的消失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我将离开……”，这一次的离开有一个原点是“小百合”，离开与误解与火车的启动有关，但是它更大的力量却源自“我们误解，与春天有关，却得不到谅解”，《叙述》的表达又陷入数化语境，“在梦开始的地方，醒来的依然是梦”。

伊弗•温特斯说，诗必须富有理性，必须有可以论证的道德价值。

“在一首没有尾声的诗里走，在光与影里走

在虚无与真实里走。是酒醉的身体摇落一地的言辞

是在永无归期的信件里走，行走的是异乡

漂泊的仍是异乡的消息，人群之中的笑声

那些喜悦与欢欣来自另外的天国。如果让我忆想

我会留恋些什么？而且我确实没有理由

掠过言辞的桥梁，开始另外的旅游

在时针指向晌午的一刻，在困顿开始的时候”

对目的偶然一现而随即否定，理性胜过了流浪带来的憧憬与情感结论。初看似乎存在不一致性问题，实则告诉人们另一个事实，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如果根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用诗来憧憬未来的里程，那有失诗义原则，同时文辞的道德感也将幻灭，何况曾蒙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写作就是为了医治病中的责任与道义。

我一直感叹于伊弗•温特斯的这一观点，“理性的内容既然不能从文字中消除出去，因此理性的内容就不能从诗中消除。它就在诗里面，如果它本身不完满，这首诗的一部分就不完满。”

7这需要诗人有强烈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责任感，这对于处于90年代的曾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论家评说少年曾蒙写诗是他的日常工作，“每天写诗是对自己在语言、激情、感悟、信念等方面”的训练。8用曾蒙身居1995年而具备的视域与意识来判断，训练一语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米沃什说“诗人不同于其他人，因为他的童年没有结束，他终生在自己身上保存有某些儿童的东西”。9而对米沃什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却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如果诗人到老年时他童年的东西反过来让他重返孩子般的体验而获得宁静和独特的气质，那么一个诗人在年青年也似乎可能预支并拥有他老年时的深刻。

年仅二十四岁就去世的洛特雷阿蒙说，“有人写作是为了寻求喝彩，他们的心灵凭空想象或天生具有高贵的品格，我却用我的才华描绘残酷的乐趣！但是，持久、人为的乐趣和人一起开始，也和人一起结束。在上帝神秘的决断中才华不能和残酷联姻吗？……歌手并不奢望他的咏叹调别出心裁，相反，他为人人都有主人公那高傲、恶毒的思想而感到庆幸。”

10积弱的少年洛特雷阿蒙更改了名字，他用几行文字就叙说清楚了马尔多罗童年时为人善良、文质彬彬，生活幸福。但是离奇的命运结束了这一切，他成了嘲讽道德的恶棍，追捕天使的魔鬼。

显然，无论多年轻，诗人都享受不到一个好时光了，而对于一个流浪者，无论年龄大小，好时光确实令人回味，好时光确实只需要赞美。“曾经有一个时代，诗人躺在绿色的田野中，头倚着一棵树，吹着一个半便士的笛子消遣。恺撒的前辈们征服了大地，金黄的克拉萨斯的前辈们贪污受贿，时髦的事物盛一时，而不去干扰这个诗人。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大概悠然自得，可以想见偶尔路过的人出于好奇心会走过去与他交谈。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躺在树下吹笛消遣”。11不过不要用一种感官的知觉去解释另一种感官的知觉，从而把前一种知觉混淆了，不要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几个世纪前的美，就用前几个世纪的美来解释这个代时的需要，不要因为人类需要美而把时间、把时代的非一致性、把文明混淆了。“诗人在一起谈些已经逝去、半已淡忘的事情，……并没什么害处”。12但是，回顾往事率真不是童年的权利，谈谈过去哀叹也不是老人的权利，诉说罪恶诅咒并不是好人“现在”的惟一义务。“‘自从在我们这里出现众多的学者以后，好人就被埋没了’，在此以前，罗马人是厉行美德的，但是，自从他们开始研究美德以后，美德反而消失了。”13“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我们的心灵便日益腐败……随着科学的光辉升起在地平线上，我们的道德便黯然失色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看到”。14或许是道德黯然失色给马尔多罗带来了奇特的命运，或许是人们以为的某一个节日让他看到了人类的荒凉，以致他说，“愿大胆的，一时变得和这本读物一样凶猛的读者不迷失方向，找到偏僻的险路，穿过荒凉的沼泽”。

15愤怒不是天才的源泉，但是责任感可以为人增岁加月，道义可以把两个遥远的人的年龄和才华相加，曾蒙似乎曾有“阿蒙”一名，一个人的道义让另一个人的责任复苏，因而他的理性就成就了他的才华与责任，数化语境是全球化语境之核，不同时代的诗人陷入一样性质的语境，他的文化责任不能以年龄大小来论长短，不能以年岁高下论大小，如同洛特雷阿蒙一样，“再小的年龄”也削弱不了他的文化责任。

瓦莱里说，“一个诗人的职能（请不要因为这一提法而感觉惊讶）不是去经历这种诗境，这是私人的事，他的职能是在他人身上创造这种境界。有一个单纯的事实使得诗人得到人们的承认，至少每个读者是这样发现他的诗人的，这就是他使得他的读者受到‘启发’”。

16人类需要启发，意味着人类已经荒凉，在人们欢庆的某个节日，或是路过的某一年，恰巧是“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17对于人类，节日是人类情感、精神贫穷的集中体现日，对于精神的贫困者，诗人的方法不在于牺牲更多的东西启发他人，但是他应该更多的让他人经历，让他人在似曾路过的地方，发现自己丢失了什么，发现有一些穷困得只有语言的人为他们找到了什么，让他们觉得贫穷而听到风声也是好的。

“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18一个诗人只要提起笔，就要承担起赎罪的责任，这一点也是诗人的神圣所在。数化语境下，“在诗的范畴内，资产阶级的幻想就是反抗……这一反抗表现为返回自然人”。19觉悟的人觉得文明是一种罪恶，自然人是光荣的标志。觉悟的贵族开始仗义疏财玩世不恭；叛逆的贵族首先流放自己；物资贫乏的人群意识到革命是有用的；身陷数化语境的学者开始质疑真理、不相信同盟者，胆战心惊——风险可能危及所有文化；只有贫穷得只剩下风声可以聆听的诗人借风发出角声。

这并非易事。“我寻找一个和我相似的灵魂，却没能找到。我搜索大地的每个角落，我的恒心无济于事。然而，我不能总是孤独。应该有人赞同我的性格，应该有人具备和我一样的思想。”

20“如果谁能理清我这模糊的记忆，那我将我剩下的血来奖励他”！21可见其难度了。曾蒙从发现中意识到需要，但这一需要也类似于洛特雷阿蒙的奖赏一样，找遍大地的每个角落，也无人来领取这个奖励。谁有这样的需要呢？再贫穷的人也不会回答，这就是曾蒙的诗反复关注的人类问题的所在。

“外省的兄弟，你将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引领着一群山鹿，

在惊颤颤的高山逃亡，

把属于故乡的流连和骨头中

最新仇恨点燃？”（曾蒙《各省》

这样的角声发生在1999年11月，一个禧年逼近了，她就差一些炫丽慌乱的烟花为她照亮路径了，就差一阵礼炮她就可以踩着人的头-进入人们的激情，那一刻，惟独贫穷的诗人不为她提供热情，携带着各类事物的、广大人群的影子逃离“原乡”。出埃及记中有真实的领袖，带领真实或者象征的人群，而且有更实在胜过宗教的感召。而诗面对的那个禧年，那些真实的人走了，影子却在狂欢，数化社会在那一年份，因为那众多无根的欢乐而被一个千年占领。诗人没有接受那些盲目的激情、无根的欢乐，“我把火车留给宠大的帝国/……在不着边际苍茫的道路上，我祈望，那焰火，在新的千年，把钟声撞击在水天/暗然失色的一晚”。诗早有一番思考、早有一个命运等待着烟火璀灿的庞大帝国：转瞬即逝的便是今天。

“那些在宁静的季节中，缓慢枯黄的树叶，

那些书本上重叠的知识和内容，

盲目地走上失眠者的夜晚。我不想说

转瞬即逝的便是今天”（曾蒙《感谢》）

在社会事实以及诗中所涉的数化语境下，只有诗这个角色还保持着一个良好、精美、惬意且又悲怆的信念，无论她是否得以表达，无论她是否能得到回应。不过，她已经“是可以去品尝其味之物，而又是该受咒诅、该加以摧毁之物”。22其原因在于信念之于数化语境是难容之物。我们说数化社会其政治的虚伪性质是消解一切对抗，让反抗失去对象，让抗击失去对立面，其实它已经把自身可对抗的部分全部转嫁到人身上了，当它调集人性中所有非人的部分，如果人没有意识到人要对抗的就是人，那么其本质上的虚伪性早就摧毁了良好、精美、惬意且又悲怆的信念。瓦雷里所说诗就是要启发如果也是一个信念，那么，要以牺牲唤起苏醒，仅仅只牺牲一个贵族一个叛徒、一群穷人、一群无事也乐的人、一群流浪者一个诗人是远远不够的。

曾蒙的诗进入数化语境到了一定的深度后，发现了人类共同信念的如此处境，除了展示信念的处境，探究其原因一直成为他对这一类主题的基本表达。是什么在助长数化语境对人类共同信念的剿杀呢？具有相同命运的还有哪些呢？同一时期，人类存在所依赖的一些事物都面临着种种困境，人类共同价值被私有化情形十分严峻。价值观本来以其最核心的原则规约着人的行为，但价值观私人化后，各个利益层面的人的取值各不一样，而且其取值基本上以个人的私利标准为原则，值此，价值“如果不‘以不同的伪装也在每一个伟大的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中’出现，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23这也是深陷数化语境中的诗所面临的当代性命运。价值伪装是数化主义的一大文化表现，它貌似政治一样，以自由、公正、人性来建构社会，但实际上确实是在利用自由、公正、人性的多义性来伪装社会目的，这样的数化语境下，没有经过伪装的价值，于数化社会确实没有什么价值。在这一点上，曾蒙没有直接揭示数化社会的虚伪性，而是在不断确认而又无法确认后，无意中忽略了头顶上的太阳。

“或许可以忽略头顶上的阳光

即使在沙滩，也可不予正视

河流那缓步向前的姿态。这样的时候

我能否确认——

在假日时光中有关沙漠的幻想”

诗人是最大人性的集合体，诗人是最大人性的支配者，流浪久了也难免表现人性的弱点，也难免对“一些问题”“不予正视”，但对“沙漠的幻想”还是在不断地反复地确认。哪怕要牺牲无数次确认，牺牲信念，关于沙漠的幻想与河流的姿态同样没有离开过他的察视。这里不要忽略了沙漠对于数化社会的同意性，虽然没有多少强调，但只要沙漠拒绝任何姿态的河流，沙漠就永远是沙漠，拒绝河流是沙漠成其为沙漠的根本原因。曾蒙写作中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潜性诗义，让人们更加深化了对数化语境的理解，也更加忧患于诗的处境，不过，各种姿态的诗本质上还是数化社会的河流。

诗需要感情，但决不能让所有情感都跑进诗，否则诗就缺乏理性力量，就像诗需要全部哲学，但不能让哲学占领诗一样，否则诗就缺少感性力量。正如分析诗的理性谱系时所提到的那样，曾蒙诗中的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并不源于技术处理以及对感性与理性力量的合理分配，而是通过让文本与语境融合，让迷茫饱经灾难冲击，让苦难受到语境的节制，让思考接受感性的理解，文本与语境融合在曾蒙来说，只要将真实的事件在新的时间、新的语言上再次发生，其力量就自然而然的得到显现。

数化语境有去根化、非互义化（不为对抗提供对抗）、错置化、颠覆性、非回应性等文化特征，曾蒙的诗与数化语境文化特征对称的是故乡、流浪、寻找、确认等等一些比较明确固执的指向，而在某些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非互文性，这种符合数化语境特征的文本在《叙述》《病历》等组诗长诗中体现得十分鲜明，文本状态所有呈现的诗意都来自数化语境，但他不同于波德莱尔以及洛特雷阿蒙，社会大语境有时只是一个侧面化的表达对象，而不是对其强加语言的恶棍行为。《叙述》中目光所及处“开始”“误会”“停留”“谅解”“迷失”构成对数化语境特征的对应，但永不闭合，并延伸到“故乡”“火车”“站台”“城市”“峰顶”“沙漠”“异乡”等各个场境。火车是他早于这个时段的重要书写事物，但直到1995才抛开其情感意义而在精神层面出发，一个带有文明特征的运动体把1995至2005全部带到更远的数化语境中，并且让它经历所在路途的各个场景，这刚好构成一个十分集中的数化语境，在开始与停留、误会与谅解、故乡与异域、河流与沙漠的交相对立中，因其运动带有流浪的人文性质，致使诗义在数化语境的去根化、非互义化、错置化、颠覆性、非回应性等文化特征上反复遭遇惊险，曾蒙的诗在此严肃地、理性地一层一层展示数化语境之于人的严峻性。

数化语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但是，人类的一切行与表现特征，又不是在解决这个疑问，而是加大一些疑问的可疑性。邓晓芒从存在取向上观察到了许多疑问，而就人目前的日常生活来看，发现人们一边欢乐，也一边疑惑。人们一天天像过年似直到追求现代文明给予的一切舒适享受这一“幸福”阶梯不断地攀升，当然，人也随时有可能在中途停下来，不论是回想这个阶梯的出发点还是前瞻到这个阶梯的顶点，都将陷入一种自讨苦吃的沉思——不知道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种动物般的现世享乐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目标。带着疑问的欢乐正是数化行为在有意识地割裂人的前瞻性。“人类在现代如日中天的发达是以每个人的沉沦和迷惘为代价的。这是一种愉快的沉沦”24数化语境正具有这样一种“愉快沉沦”的力量。曾蒙的诗惊恐于这种愉快的沉沦而又展现不屈的浮升力量。

当然，曾蒙的一些小构架诗作，似乎不太在意体现这样一个语境的整体性，我想这是基于诗人这样的考虑：诗人想强调某个主题，使其形成一个支点支撑那个庞大的语境。当曾蒙的诗面对这个语境的某些荒诞的美时，诗的严肃性反而展开对自我情感的清算，对自我理性的反叛。曾蒙的一些小构架诗，正是在立场上的部分放弃，而深入到数化语境的内核中，以牺牲诗性的正义来展示一些现实悲壮的场景。不过总的看来，这些诗不是以牺牲正义为目的，只是为了展示社会大语境的残酷性以引起警察。

波德莱尔是一位直接触及现实最多的诗人之一，他的体验是“这个世界，单调而狭小，今天、昨天、明天，永远如此”。在诗人那宽阔的视域中，世界是狭小的；但在其展示统治的力量上，现实永远如此，永远地大于世界，永远地大于现实自身。曾蒙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力图解说这种力量，同诗歌前贤一样，除了单刀直入到他的诗所置身的大的语境内核，还用重启新经历来反抗数化语境的排斥力，就像弗里德里希所说，“这种方式有助于目光敏锐地看到诗歌赖以改变，摧毁或者完全驱逐世界材料的支配力”。25这是现代主义诗歌对于现实的一种美学态度，同时也是前赴后继的诗的一种永远的精神。

这种精神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又给诗人带来了什么？“人和人是不同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人类中总是会有些不满足现状的怪人，起来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发出强烈的抗议，对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加以深刻的审视，这是人类的幸运，而这些个人却是不幸的。”26特别是那些代表一个群体来审视生存环境的人，他们必将预先承担起对于未来的重负，仰仗机智来面对不幸，那势必丢失他坚持的文化责任，仰仗道义来承担责任，那他势必必遭摧毁。但是诗人还在流浪，曾蒙还在书写！每一个不害怕流浪的人，每一个永远向往故乡的人，每一个有独创性的人，是艺术家也好，是科学家也好，是哲学家也好，都有点象诗人，身上总带有三分神秘色彩。每一个走向山顶的人，是伟大的人也好，是平凡的人也好，都有点像西绪福斯，身上总带着七分神秘的力量。

夏志华，自由写作者。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居北京。著有《艺术的虚拟价值》等。未出版著作有《数化人》，《语言后水墨》，《与孩子分享哲学家故事》（五册），《与孩子分享世界名画故事》，《与孩子分享著名雕塑故事》，《东方十问科学侦探故事》。

注释：

1《曾蒙的诗》自序。

2德国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版123页。

3英国艾弗•阿姆斯特朗•理查兹《交流与艺术家》。

4德国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版19页。

5夏志华《数化•诗•精神气候》。

6曾蒙《曾蒙的诗》自序。

7伊弗•温特斯《基本问题》第五个问题。

8李丽琴《序：曾蒙的火车——论曾蒙诗歌的历史进程》。

9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版56页。

10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6页。

11英国埃兹拉•庞德《回顾》。

12英国埃兹拉•庞德《回顾》。

13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版第20页。

14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版第14页。

15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页。

16保罗•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舞蹈与走路》。

17《圣经•利未记》。

18《圣经•利未记》。

19英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诗人》。

20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80页。

21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76页。

22英国莱•查•奈茨《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现实与神话》。

23英国威廉•巴勒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

24邓晓芒《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25德国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83页。

26邓晓芒《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2012年6月10日

2013年3月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