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世界文學：從街頭到案頭
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學這一偉岸而模糊的概念以來，對它進行的闡述多如牛毛，其中最常規的兩種，一是將其當做傳世經典的總體譜係，一是將其視為世界各國文學的總和。這兩種意義上的世界文學我都沒有資格嘮叨，因為我對很多公認的經典不大感冒，更對“世界各國文學的總和”這一無法企及的高度心生惶恐。而按照哈佛大學教授比較文學係的掌門人大衛•戴姆若什教授在《什麽是世界文學》一書中的最新定義，世界文學指的是那些無論是以原文還是以翻譯的形式流傳到異國或異文化中去的文學作品。按照這種界定，我從小到大通過各種機緣讀到的那些翻譯成中文的神神叨叨的異國小說和詩歌，就都算是堂堂正正的世界文學了。這樣，我就略有些資格來聊聊我與世界文學的打醬油關係了。
我的父親是個在任何一份履歷表的“興趣愛好”一欄裏都會顫顫巍巍地寫下“文學”二字的退伍軍人，所以在我們傢的書架上，除了小城鎮居民標榜其文學興趣的基本配置——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外，多少還會有些不知以何種理由莫名其妙且不成體係地進入到我父親的文學視野中的外國小說。我記得《紅與黑》是和《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說選》擺在一起的，《臣僕》則和《絞刑架下的報告》放在一塊兒。這些書我初中的時候基本都翻看過了，但沒有一本讓我覺得給力，大概是因為當時我已經開始一邊念書一邊在街頭做小混混了，對一切主流事體均持一種不自覺的鄙夷姿態。這種典型的一九八〇年代末街頭小混混意識形態現在看來對我文學素養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我不僅對傢父的外國文學藏書毫不感冒，更對一切流行於小男小女之間的主流外國文學讀本，譬如《簡愛》、《呼嘯山莊》、《飄》、《荊棘鳥》之類的東西，統統呲之以鼻。這一點，倒是和歐洲現代主義初期那種睥睨主流的姿態是相通的。
我們那時候的小混混跟現在的很不一樣，我們大抵還是要讀書的。可能是由於當時還沒有豆瓣網之類讓文藝青年物以類聚並合理釋放小衆文藝趣味的去處，有很多幼齒態的文藝青年把閱讀、審美上的叛逆訴求和行為方式上的離經叛道混為一談，所以小混混的隊伍裏收編了不少滿腔的美學能量無法正常發泄的低端文藝青年。那時候，軍挎包是我們小混混界的製式行頭之一，如果你挨個翻查小混混們的軍挎包，最常見的配備除了用於打架的板磚西瓜刀鋼筋條、用從低年級小朋友手中搶來的錢買的“大重九”之類的香煙、一兩瓶本地烈酒之外，就是各種口味獨到的外國小說了。
我第一次讀加西亞•馬爾剋斯的《百年孤獨》就是我的一個小混混同道從他的軍挎包裏掏出來砸給我的，我至今還回想得起來他嚮我推薦這本書的時候粗壯有力的語氣：由一個斬釘截鐵的禁忌性動詞加上他人的母親再加上一種偶蹄目動物的某個器官所構成的最高級贊譽形式。我默默地在課堂上以立體幾何、物理、化學等教材為掩護讀完了這本都快被翻爛了的黃錦炎譯《百年孤獨》，在滿腦子的豬尾巴、飛毯、羊皮書、黃色小花和小金魚之間，我隱約感覺到一條通往閱讀快感的密道就此打開了。
我開始下意識地搭建自己的閱讀譜係了：我從當地的其他小混混的軍挎包裏先後搜羅到了《加西亞•馬爾剋斯中短篇小說集》和《霍亂時期的愛情》，而後我就異常罕見地在當地的圖書館裏辦了一張藉書證，係統性地藉出了館裏的大部分拉丁美洲小說中譯本，包括鬍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帕拉莫》（當時讀的譯本叫《人鬼之間》）、巴爾加斯•略薩的《緑房子》和《世界末日之戰》、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爾特米奧•剋羅斯之死》等等；那時候我還沒有讀過任何的外國文學史之類的書，但是憑着一個小混混的閱讀直覺，我在讀了一段時間的拉美小說之後，又順着書與書之間“互文性”的蛛網，找到了威廉•福剋納的《喧嘩與騷動》、塞林格的《麥田的守望者》和《九故事》、厄普代剋的《兔子跑吧》、約瑟夫•海勒的《上帝知道》和《第二十二條軍規》等美國小說，然後就是薩特、加繆、格裏耶……從那時起直到高三，我在小混混圈裏變成了一個讀書達人，打架、劫道、紮堆耍威風的活動參加得越來越少，主要時間都是在瞞着老師和傢長看那些古怪而歡愉的書。我一直認為，我之所以能夠在高三期間安坐下來復習並最終考取北京大學，和閱讀那些艱澀復雜的外國小說大有關係：《喧嘩與騷動》都能咬着牙看下來，沒有理由背不進那些課本上的條條框框。
多年以後我看臺灣導演楊德昌執導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對片中一個著名的橋段頗有認同，就是裏面那個叫哈尼的小混混對小弟們說，他在南部跑路的時候看了很多武俠小說，其中有一部叫《戰爭與和平》，“裏面有個老包，全城的人都翹頭了，他一個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侖，後來還是被條子抓到……”看到這一段我心頭一震，原來臺灣的小混混也讀世界文學，儘管他們讀得沒有我們那個時候前衛，但大傢都在自覺地對世界文學進行“創造性的誤讀”：哈尼把《戰爭與和平》讀成武俠書，我則一度把加西亞•馬爾剋斯、巴爾加斯•略薩和約瑟夫•海勒的書當做色情小說來看，我當時覺得加西亞•馬爾剋斯的《純真的埃倫蒂拉和殘忍的祖母》比任何一本一九八〇年代末的地攤色情小說都要刺激並且充滿了快感的可延展性，這些作品連同川端康成和安部公房的小說混在一起，無端地構成了我的青春期自我性教育讀本。
說到川端康成和安部公房，就不能不提一件很詭異的事情。我有一個同是小混混的同班同學，經常跟我一起在放學回傢的路上協同作案偷個燒雞搶個豬蹄的那種死黨，因為沒有讀過《雪國》被另外一夥小混混嘲笑了。我這死黨一犯渾，居然在一個節假日的深夜裏，跑進我們中學的圖書館裏去行竊，把圖書館的外國文學書架上的書一股腦全都端了，裝了整整三個大麻袋。他很講義氣，我沒有出一爪子的力，但他卻分了我一個半麻袋的書，還特意把川端康成的書放在最上面，大概是擔心我也被別人嘲笑吧。那一個半麻袋的書，是我高考前最後一批大規模閱讀的“閑書”，裏面除了川端康成的多部小說，還有安徽文藝版安部公房的《砂女》、工人版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湖南人民版𠔌崎潤一郎的《細雪》，還有人民文學版的恰佩剋《鯢魚之亂》，最後這一本我至今都能記得很多細節，譬如第一隻學會說話的許氏古鯢是如何拙劣地模仿人類報紙上的廢話等等，我對捷剋文學的強烈愛好也由此萌生。那一年，為了圖書館失竊的事情，派出所的人來我們中學查了好幾輪，但最終還是沒有破案。現在我給研究生們上世界文學專業課的時候，每每發現他們連很多最基本的作品都沒有讀過、腦子裏衹有空頭理論和寥寥數本“四娘”郭敬明的書，就會覺得無限傷感：我們那個年代，連小混混都要鋌而走險偷來讀的書，現在的孩子們卻都撂得遠遠的了。
小混混時代的敘述就此打住，否則這篇文章極有可能會變成一篇世界文學輓救失足青年的社會舊聞。一九九0年代初，我來到北京大學中文係就讀以後，開始了新的閱讀生涯，或者說，一種標準的、學徒式的閱讀/寫作生涯。我在進入北大之前，除了在水墨畫上題寫過幾首山寨古詩，從來沒有寫過任何可以被稱之為文學作品的東西。但進校沒多久，我就被校園裏一種像宇宙黑洞一樣強大的寫作吸附力活生生地吸了進去——我居然混進了一個叫做五四文學社的學生社團，開始有模有樣地寫詩了。我自己最初也想不通，為什麽中學時代讀了那麽多小說，一旦拿起筆寫東西寫的卻是分行的玩意兒。後來我明白了，之所以選擇寫詩而不是寫小說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為北大獨特的詩歌傳承以及詩歌寫作本身的“便攜性”，從更深的層次來看，是因為我此前吸收的那些現代主義/先鋒派的小說閱讀經驗都能以壓縮、挪置、漂移、變形的方式轉換到現代詩歌所要求的“意識最大化”之中，對我個人而言，當我寫了將近十年的詩之後，我越來越覺得，我完全可以用一首二十行左右的詩處理一篇小說所要裹挾的經驗和形式強度，因為小說的視角、章法、敘事快感某種程度上已經內置在我的詩歌語言中了。當然，開始寫詩以後，一方面繼續讀着龐雜的歐美二十世紀小說，另一方面我也開始大規模地閱讀現代主義以來的外國詩歌。
跟小混混時代自己摸索的外國小說地圖完全相反，我大學時代的外國詩歌閱讀版圖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地拓展開的。由於我此前幾乎從未讀過外國現代詩，從大學一年級起我就聽從了幾個寫詩的學長的建議，半是有序半是湊巧地在幾年之內趟出了一個當時看來比較“根紅苗正”的外國現代詩歌中譯本閱讀時間表：從鼻祖波德萊爾開始，把蘭波、魏爾倫、馬拉美、瓦雷裏這條法式路綫讀下來，再從葉芝、龐德、艾略特、奧登、史蒂文斯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英語詩歌，然後再轉戰德語版塊的特拉剋爾、裏爾剋、策蘭，俄語版塊的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意大利的“隱逸派”等等，再回過頭來關註高峰時期的法國超現實主義，並在其跨國支裔中鎖定洛爾卡和西班牙二七一代，再由他們延伸到大西洋對岸的博爾赫斯、聶魯達、帕斯、帕拉，緊接着又北上美國，梳理二戰後“垮掉派”、“紐約派”、“自白派”等脈絡和畢曉普等牛人，而後殺回歐洲，讀英語圈的休斯和希尼、法語圈的勒韋爾迪和博納富瓦、希臘的裏索斯、瑞典的特朗斯特羅姆，隨即將視野滑入了當時譯介還不是很多的“另一個歐洲”的詩歌寶藏：米沃什、布羅茨基、赫魯伯、波帕……那時候我詩寫得不怎麽樣，侃起世界詩歌的格局來還挺像那些愛看《艦船知識》的軍事狂人蹲在馬路牙子上部署沙盤。
在中文係四年的本科學習期間，我看的外國文學方面的作品和批評遠遠多於中國文學，頗有點不務正業的意思，那個年代在大學裏寫詩的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現在想來還是有些遺憾的，如果當時能夠把那股生猛彪悍的閱讀衝動同樣撲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可能我今天的素養和視野會是另一種格局。當時對外國二十世紀文學的那股幾乎上升到了占有欲的親近感或許也是一九八0年代終結之後那種特殊的蕭索氣氛催生出來的叛逆感吧，總之，當時我和周圍一圈寫詩、讀書的朋友差不多都窮得連把妹用的安全套都買不起，卻都在小小的床板上堆滿了各式各樣從書店裏淘來或者偷來的外國小說和詩集。我記得很清楚的一幕是，我的床頭有半面墻都是我四處搜羅來的一九七七年復刊後幾乎全部的《世界文學》雜志，有一年夏天整個宿舍樓裏蟑螂成災，我們屋投放了大量的蟑螂藥但卻總是不見蟑螂滅跡，最後室友們強行搬開了我那高聳如危樓的《世界文學》雜志堆，在裏面發現了堪稱星雲般密集的幾團餅狀的活體蟑螂群，它們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文學滋養下具有了無比強大的抗藥性。室友們堅持要我把這幾餅蟑螂連同它們粘連的《世界文學》雜志扔到走廊裏去燒了以絶後患，可我還是捨不得，在殘酷地鎮壓了蟑螂之後，我還是把那些帶有暴力印漬的《世界文學》全都又堆回了床頭，後來幾經搬遷，它們依然挺立在我現在的住所的書櫃裏，散發着嗜書的蟑螂們遺留下的猥瑣氣息。
本科畢業後，我很意外地被保送到了當時隸屬於北大西方語言文學係的世界文學專業攻讀研究生，這一下閱讀外國文學這門副業就搖身變成了主業。大約就是從這個階段起，我開始嘗試自己做一點翻譯了，因為當時能接觸到的外語原文詩歌越來越多，而能找到的詩歌中譯本卻越來越少、越來越不靠譜，自己翻詩並不是為了學業，僅僅是一種服務於自己的詩歌閱讀和寫作需求的自娛行為。我最開始翻的詩是諾奬得主德裏剋•沃爾科特的一部叫做《仲夏》的詩集，那種地毯編織式的華麗書寫令我炫目。後來我又翻過哈特•剋蘭、希尼、葉鬍達•阿米亥的一些詩和休斯的最後一本詩集《生日信札》，在翻譯過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對原文的持續進入就像不戴套合體，儘管因為外語能力不夠潤滑的原因可能會導致劇烈的疼痛，但那種豐富而微妙的上下文之間的敏感性是隔着一層中文的薄膜難以體會到的。翻譯也是最能將異質養分轉化為內在寫作驅動力的閱讀活動，沃爾科特的集束炸彈式隱喻連綴、休斯《生日信札》裏日常細節的爆發力都曾直接影響了我的詩歌寫作。不過，研究生階段的譯詩總體還是很囧的，以至於現在我如果偶然看見網上還有人在轉帖我當年的囧譯本的話，我會絶望地求助於我傢裏養的小貓，央它衝進互聯網裏把我的囧譯本像抓耗子一樣抓個幹淨。
我終究衹是一介在閱讀中進行自我教育的不成器的詩人，而不是一個在世界文學中紮得更深更猛的學者和譯者，這恐怕是由我那小混混時代的閱讀出發點所决定的，儘管我後來稀裏糊塗地留校當了老師而且教的也是世界文學，儘管我因為機緣巧合學了點山寨葡萄牙語並發現了以往在我的閱讀視野裏被忽略的佩索阿和巴西現代主義詩人群，我還是喜歡在教學和研究之餘，以我自己悠閑而不着調的方式在世界文學的文本蛛網上默默地打醬油，今天讀一讀羅貝托•波拉尼奧，明天看一看布魯諾•舒爾茨，後天又換本石黑一雄來瞜幾眼，正像我喜歡的巴西詩人若昂•卡布拉爾在《作為旅行的文學》中所寫：
閱讀不但沒把我們帶到準確的城市
反而還給了我們另外的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