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世界文学：从街头到案头
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一伟岸而模糊的概念以来，对它进行的阐述多如牛毛，其中最常规的两种，一是将其当做传世经典的总体谱系，一是将其视为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这两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我都没有资格唠叨，因为我对很多公认的经典不大感冒，更对“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这一无法企及的高度心生惶恐。而按照哈佛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系的掌门人大卫•戴姆若什教授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的最新定义，世界文学指的是那些无论是以原文还是以翻译的形式流传到异国或异文化中去的文学作品。按照这种界定，我从小到大通过各种机缘读到的那些翻译成中文的神神叨叨的异国小说和诗歌，就都算是堂堂正正的世界文学了。这样，我就略有些资格来聊聊我与世界文学的打酱油关系了。
我的父亲是个在任何一份履历表的“兴趣爱好”一栏里都会颤颤巍巍地写下“文学”二字的退伍军人，所以在我们家的书架上，除了小城镇居民标榜其文学兴趣的基本配置——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外，多少还会有些不知以何种理由莫名其妙且不成体系地进入到我父亲的文学视野中的外国小说。我记得《红与黑》是和《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摆在一起的，《臣仆》则和《绞刑架下的报告》放在一块儿。这些书我初中的时候基本都翻看过了，但没有一本让我觉得给力，大概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开始一边念书一边在街头做小混混了，对一切主流事体均持一种不自觉的鄙夷姿态。这种典型的一九八〇年代末街头小混混意识形态现在看来对我文学素养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不仅对家父的外国文学藏书毫不感冒，更对一切流行于小男小女之间的主流外国文学读本，譬如《简爱》、《呼啸山庄》、《飘》、《荆棘鸟》之类的东西，统统呲之以鼻。这一点，倒是和欧洲现代主义初期那种睥睨主流的姿态是相通的。
我们那时候的小混混跟现在的很不一样，我们大抵还是要读书的。可能是由于当时还没有豆瓣网之类让文艺青年物以类聚并合理释放小众文艺趣味的去处，有很多幼齿态的文艺青年把阅读、审美上的叛逆诉求和行为方式上的离经叛道混为一谈，所以小混混的队伍里收编了不少满腔的美学能量无法正常发泄的低端文艺青年。那时候，军挎包是我们小混混界的制式行头之一，如果你挨个翻查小混混们的军挎包，最常见的配备除了用于打架的板砖西瓜刀钢筋条、用从低年级小朋友手中抢来的钱买的“大重九”之类的香烟、一两瓶本地烈酒之外，就是各种口味独到的外国小说了。
我第一次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是我的一个小混混同道从他的军挎包里掏出来砸给我的，我至今还回想得起来他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粗壮有力的语气：由一个斩钉截铁的禁忌性动词加上他人的母亲再加上一种偶蹄目动物的某个器官所构成的最高级赞誉形式。我默默地在课堂上以立体几何、物理、化学等教材为掩护读完了这本都快被翻烂了的黄锦炎译《百年孤独》，在满脑子的猪尾巴、飞毯、羊皮书、黄色小花和小金鱼之间，我隐约感觉到一条通往阅读快感的密道就此打开了。
我开始下意识地搭建自己的阅读谱系了：我从当地的其他小混混的军挎包里先后搜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而后我就异常罕见地在当地的图书馆里办了一张借书证，系统性地借出了馆里的大部分拉丁美洲小说中译本，包括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当时读的译本叫《人鬼之间》）、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和《世界末日之战》、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等等；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任何的外国文学史之类的书，但是凭着一个小混混的阅读直觉，我在读了一段时间的拉美小说之后，又顺着书与书之间“互文性”的蛛网，找到了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和《九故事》、厄普代克的《兔子跑吧》、约瑟夫•海勒的《上帝知道》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美国小说，然后就是萨特、加缪、格里耶……从那时起直到高三，我在小混混圈里变成了一个读书达人，打架、劫道、扎堆耍威风的活动参加得越来越少，主要时间都是在瞒着老师和家长看那些古怪而欢愉的书。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能够在高三期间安坐下来复习并最终考取北京大学，和阅读那些艰涩复杂的外国小说大有关系：《喧哗与骚动》都能咬着牙看下来，没有理由背不进那些课本上的条条框框。
多年以后我看台湾导演杨德昌执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对片中一个著名的桥段颇有认同，就是里面那个叫哈尼的小混混对小弟们说，他在南部跑路的时候看了很多武侠小说，其中有一部叫《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看到这一段我心头一震，原来台湾的小混混也读世界文学，尽管他们读得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前卫，但大家都在自觉地对世界文学进行“创造性的误读”：哈尼把《战争与和平》读成武侠书，我则一度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和约瑟夫•海勒的书当做色情小说来看，我当时觉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比任何一本一九八〇年代末的地摊色情小说都要刺激并且充满了快感的可延展性，这些作品连同川端康成和安部公房的小说混在一起，无端地构成了我的青春期自我性教育读本。
说到川端康成和安部公房，就不能不提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我有一个同是小混混的同班同学，经常跟我一起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协同作案偷个烧鸡抢个猪蹄的那种死党，因为没有读过《雪国》被另外一伙小混混嘲笑了。我这死党一犯浑，居然在一个节假日的深夜里，跑进我们中学的图书馆里去行窃，把图书馆的外国文学书架上的书一股脑全都端了，装了整整三个大麻袋。他很讲义气，我没有出一爪子的力，但他却分了我一个半麻袋的书，还特意把川端康成的书放在最上面，大概是担心我也被别人嘲笑吧。那一个半麻袋的书，是我高考前最后一批大规模阅读的“闲书”，里面除了川端康成的多部小说，还有安徽文艺版安部公房的《砂女》、工人版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湖南人民版谷崎润一郎的《细雪》，还有人民文学版的恰佩克《鲵鱼之乱》，最后这一本我至今都能记得很多细节，譬如第一只学会说话的许氏古鲵是如何拙劣地模仿人类报纸上的废话等等，我对捷克文学的强烈爱好也由此萌生。那一年，为了图书馆失窃的事情，派出所的人来我们中学查了好几轮，但最终还是没有破案。现在我给研究生们上世界文学专业课的时候，每每发现他们连很多最基本的作品都没有读过、脑子里只有空头理论和寥寥数本“四娘”郭敬明的书，就会觉得无限伤感：我们那个年代，连小混混都要铤而走险偷来读的书，现在的孩子们却都撂得远远的了。
小混混时代的叙述就此打住，否则这篇文章极有可能会变成一篇世界文学挽救失足青年的社会旧闻。一九九0年代初，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以后，开始了新的阅读生涯，或者说，一种标准的、学徒式的阅读/写作生涯。我在进入北大之前，除了在水墨画上题写过几首山寨古诗，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可以被称之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但进校没多久，我就被校园里一种像宇宙黑洞一样强大的写作吸附力活生生地吸了进去——我居然混进了一个叫做五四文学社的学生社团，开始有模有样地写诗了。我自己最初也想不通，为什么中学时代读了那么多小说，一旦拿起笔写东西写的却是分行的玩意儿。后来我明白了，之所以选择写诗而不是写小说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北大独特的诗歌传承以及诗歌写作本身的“便携性”，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因为我此前吸收的那些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小说阅读经验都能以压缩、挪置、漂移、变形的方式转换到现代诗歌所要求的“意识最大化”之中，对我个人而言，当我写了将近十年的诗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我完全可以用一首二十行左右的诗处理一篇小说所要裹挟的经验和形式强度，因为小说的视角、章法、叙事快感某种程度上已经内置在我的诗歌语言中了。当然，开始写诗以后，一方面继续读着庞杂的欧美二十世纪小说，另一方面我也开始大规模地阅读现代主义以来的外国诗歌。
跟小混混时代自己摸索的外国小说地图完全相反，我大学时代的外国诗歌阅读版图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拓展开的。由于我此前几乎从未读过外国现代诗，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就听从了几个写诗的学长的建议，半是有序半是凑巧地在几年之内趟出了一个当时看来比较“根红苗正”的外国现代诗歌中译本阅读时间表：从鼻祖波德莱尔开始，把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瓦雷里这条法式路线读下来，再从叶芝、庞德、艾略特、奥登、史蒂文斯进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语诗歌，然后再转战德语版块的特拉克尔、里尔克、策兰，俄语版块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意大利的“隐逸派”等等，再回过头来关注高峰时期的法国超现实主义，并在其跨国支裔中锁定洛尔卡和西班牙二七一代，再由他们延伸到大西洋对岸的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帕拉，紧接着又北上美国，梳理二战后“垮掉派”、“纽约派”、“自白派”等脉络和毕晓普等牛人，而后杀回欧洲，读英语圈的休斯和希尼、法语圈的勒韦尔迪和博纳富瓦、希腊的里索斯、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随即将视野滑入了当时译介还不是很多的“另一个欧洲”的诗歌宝藏：米沃什、布罗茨基、赫鲁伯、波帕……那时候我诗写得不怎么样，侃起世界诗歌的格局来还挺像那些爱看《舰船知识》的军事狂人蹲在马路牙子上部署沙盘。
在中文系四年的本科学习期间，我看的外国文学方面的作品和批评远远多于中国文学，颇有点不务正业的意思，那个年代在大学里写诗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现在想来还是有些遗憾的，如果当时能够把那股生猛彪悍的阅读冲动同样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可能我今天的素养和视野会是另一种格局。当时对外国二十世纪文学的那股几乎上升到了占有欲的亲近感或许也是一九八0年代终结之后那种特殊的萧索气氛催生出来的叛逆感吧，总之，当时我和周围一圈写诗、读书的朋友差不多都穷得连把妹用的安全套都买不起，却都在小小的床板上堆满了各式各样从书店里淘来或者偷来的外国小说和诗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是，我的床头有半面墙都是我四处搜罗来的一九七七年复刊后几乎全部的《世界文学》杂志，有一年夏天整个宿舍楼里蟑螂成灾，我们屋投放了大量的蟑螂药但却总是不见蟑螂灭迹，最后室友们强行搬开了我那高耸如危楼的《世界文学》杂志堆，在里面发现了堪称星云般密集的几团饼状的活体蟑螂群，它们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滋养下具有了无比强大的抗药性。室友们坚持要我把这几饼蟑螂连同它们粘连的《世界文学》杂志扔到走廊里去烧了以绝后患，可我还是舍不得，在残酷地镇压了蟑螂之后，我还是把那些带有暴力印渍的《世界文学》全都又堆回了床头，后来几经搬迁，它们依然挺立在我现在的住所的书柜里，散发着嗜书的蟑螂们遗留下的猥琐气息。
本科毕业后，我很意外地被保送到了当时隶属于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世界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这一下阅读外国文学这门副业就摇身变成了主业。大约就是从这个阶段起，我开始尝试自己做一点翻译了，因为当时能接触到的外语原文诗歌越来越多，而能找到的诗歌中译本却越来越少、越来越不靠谱，自己翻诗并不是为了学业，仅仅是一种服务于自己的诗歌阅读和写作需求的自娱行为。我最开始翻的诗是诺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一部叫做《仲夏》的诗集，那种地毯编织式的华丽书写令我炫目。后来我又翻过哈特•克兰、希尼、叶胡达•阿米亥的一些诗和休斯的最后一本诗集《生日信札》，在翻译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对原文的持续进入就像不戴套合体，尽管因为外语能力不够润滑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剧烈的疼痛，但那种丰富而微妙的上下文之间的敏感性是隔着一层中文的薄膜难以体会到的。翻译也是最能将异质养分转化为内在写作驱动力的阅读活动，沃尔科特的集束炸弹式隐喻连缀、休斯《生日信札》里日常细节的爆发力都曾直接影响了我的诗歌写作。不过，研究生阶段的译诗总体还是很囧的，以至于现在我如果偶然看见网上还有人在转帖我当年的囧译本的话，我会绝望地求助于我家里养的小猫，央它冲进互联网里把我的囧译本像抓耗子一样抓个干净。
我终究只是一介在阅读中进行自我教育的不成器的诗人，而不是一个在世界文学中扎得更深更猛的学者和译者，这恐怕是由我那小混混时代的阅读出发点所决定的，尽管我后来稀里糊涂地留校当了老师而且教的也是世界文学，尽管我因为机缘巧合学了点山寨葡萄牙语并发现了以往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被忽略的佩索阿和巴西现代主义诗人群，我还是喜欢在教学和研究之余，以我自己悠闲而不着调的方式在世界文学的文本蛛网上默默地打酱油，今天读一读罗贝托•波拉尼奥，明天看一看布鲁诺•舒尔茨，后天又换本石黑一雄来瞜几眼，正像我喜欢的巴西诗人若昂•卡布拉尔在《作为旅行的文学》中所写：
阅读不但没把我们带到准确的城市
反而还给了我们另外的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