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怎样现身在场？（节选）

1.伟大的诗超然于一切语言的事件。

诗作品是一种语言话音和形符的构造物，但这语言构造物最终要面向的目的，并不是只显示话音和形符本身的构成性质。因为语言的话音和形符里，本身就自带了另一个使话音和形符成为某个导体和媒介的东西——靠语言而带出一个预建性质的预建者本身。或者说，借助语言可说而达到一切语言不可说的那个显化者。 我在诗篇中感到语言的另一面，必将看到语言别的什么，它仅限于它的可能性。好比看到词里面的话音，韵尾，与气息。诗，唯有能代表所有言其所超的本性，所以，才能使艺术原初地显示出它本来那个样子，别的，绝无它缘。可是，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思的事情是显现出预见，预见使没有的东西成为显化之物。正因为预见是先有的，诗的目的就是用灵魂表达出预见。在诗里这种预见，必定会在那些诗人的身体之内，显示出世界不存在，它也照样存在的情况。就是说，诗让心灵的可说，变成心灵自己可看的对象。而心灵的可悟，会超然于一切语言的可说之上。就像从光阴的每时，从那么多记忆的起始，那如此昏暗的日影，那空气，或黎明日夜来回，我每刻可感……，岁月就是停止存在的不停息。确乎然，诗就是语言最恒久的宿命。诗和思一样，都是心灵自己可看的对象。

2. 诗用一种领悟当做原始起点。

我要对诗人说，诗人在内心永远找不到他的同类，心灵总是独处的。就算诗人靠语言写出诗作，但我还是要试着去想：诗真的就完全等于内心借语言表达出来吗？诗是不是天生的可对语言做出一番更高级的处置？这些我们一时找不到一般性明见的东西，就意味着诗人在内心的独处。我从哲学上假定：诗如果优先不用一种领悟，来当做原始起点，那么心灵的预见，就不可能预建出语言世界里的任何一样称得上是事物的东西。而我说的这个领悟，恰恰就被看成是灵性最高超越的一种存在。比如，一个人对回忆中所包含的某个事物与事件的想象……这想象达到的某个范围等等——这些能够使意识持续运行到最后的、那个最终的心觉。一切不可企及的，都是先行的独处。

3. 诗从最高尺度上决定语言的有无。

我必须说，一切消逝的必然另在，所有尚在的宛如空无。单从诗的语言方面来看，语言并非诗人要它有它就有，必须是诗从最高的尺度上来决定语言的有无。所有出现在诗人感官中的实物，恰恰要经过诗身那最高理性的一番加工，才能给出有灵魂的外表。我甚至可以说，是诗给语言赋予显化力。但毕竟诗和语言，互相在争夺着，究竟谁能代表一种存在呢？而诗，却总是能够自己越界到语言的片面性之外，侧候，恒守，静待这语言的边界。语言转换为诗的东西，必须要有诗自己最专属的预见灵性高于某一个语言。因为灵性的存在终将让诗的本身，做到对语言的先行观照。我再扩大范围地说，诗，与其说是对语言的语境观照，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一个内心的观照。没错，瑞恰兹谈的语境，虽然蕴含了语言意义之间那个交互场的存在，但语言意义的交互场的本身，还只是停留在，语言把它自己当做一个对象的层面上的。——而这一观点本身，虽然也属于我们的一个意识行为，属于在纯粹意识内进行的——但并不是意识行为关于它自己的意识。而仅仅是意识，对一个对象——那语言的意识。

4. 诗的本质来源，就是没有对象的东西。

我要专指的是：诗人的作诗只有携带着语音的图案，进入了眼下的垂读，进入了写出的语言，才可让一个词境，越过相关项的语境，而到达心灵自己的跟前，这样，才让语言成为心灵自己臆设的一个对象物。就好比把内心的河流与山脉，拿给一个意识能够直见到的处所。这时，从普遍性上，山脉仿佛向内心后退，河流交织于大地……。照这说来，语言虽然天生的切近诗，可是，语言并不是诗的本质来源。我可以同样悟到，诗的本质来源，就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做出最高理解，而又没有对象的那个东西。在这最高的空无里面，从来就没有什么实用性，但它却普遍的伴随着我们最广的范围，伴随着诗构成语言的一切过程。因而它是自足的，不需要依赖别的东西，只需要变化的自我就可以了。诗自我本性的原始雏身，并不因为曾被人用来专门当做语言，而就必然地是与语言共属一体。当诗最大限度可能的预建出人对世界的给予显化，诗，就不再是人专属语言的唯一用具了。正相反，那些专用诗来做实用性的语言的人，并没有真正用到诗的最高蕴含的绝对方面。

5. 最高级的诗等于先知。

我从诗最原始方式的完整性上来看，一首诗的外表，那真正内在本性所专属的东西，是代表先知的入思在默默地引导诗，做出自我的化生，也代表着高于思的有限而把不限的本质带入那造化中的安排。照此，我可以说：一切最高的诗境，是由那些能够辨识出灵性的最终的理性所给予的。因为它连神一般的灵性，都可以被辨认为一个对象，都可以使它充满最高可能性的联系。这样，诗，总是奔赴自己的绝境，不管过去和将来，始终都没有语言能够企及。因为诗由预知而发生，属于先知。恍如我伫足静思，山脉的曲线展开石头的迷宫，这声音旋转的瀑布，时间构置的趋向……

6. 用光了的诗，才与散文联系紧密。

我们凭什么把诗与散文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显领域，清楚的区分开呢？诗既可以用精神性的语言来说出，也可以用外在描述性的语言来说出。而散文通常是后者。难题就在于，用某种诗意揭示另一种用光了诗意的、大量描绘外在事物的散文，本身就要依赖着一种基底的诗意。在这儿，我说的基底——或最终根据、介质诗意，是作为意识的运行序列中的某个点位的“基底”本身的直接呈现，或当场显现的意指。散文不管想怎样混含那诗意的光芒，或者说，散文希望自己共属于诗，但散文却没有能力凭自己缺失的内在联系的高度，以自己记物的方式来等同于诗。因为散文，把诗那种分散到意识运行序列中某一个显现的内在点，直接降身为日常事物整个外在变化的情节旁支里。

7. 诗用唯一的可说，来把握某个不可说？

我假设一首诗中有一个衡量诗的形式与内容存在的内在决定者，——即最终把握的理性点，它掌控着对诗的一切表达的最终工序。如果诗的灵性中，那最终把握的理性，也可以用语言来说清，那么，灵性中的最终理性，是不是就等于语言那可说的本性呢？——即那种表达一切存在、包括表达意识存在的本性？再或如，那语言的可说，是不是就等于所有的语言不可说呢？这恰恰就是我们用思把握思的当前点。我也正是借这当前的思来把握着另一个思：思，从来就不用当前的用思把握思来衡量，反倒是，以我们所思向，且超越这一思，而延续出来的、有待永续的思来整个的衡量。所以，我要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提出异议，语言的可说（词义之意）与不可说（言外之意）这一问题探究的有限性，是因为，能够意识到这个有限性存在（人的）的基础就是有限的。唯有止境的东西才能无尽。这样我将预断：不可说既不是可说，也不是不可说。但可说与不可说二者兼有的，肯定是诗，而只可说的，肯定不是诗。诗只有借诗身中最高尺度的理性，来把握诗本身的样子。而最高尺度的理性起码就包含着，可说中有不可说，不可说中有可说。对这，我将能找出那些决定我这一想法的诗作来澄清地说明。

                                                                                                                                                                                                                            2016年12月25日——2017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