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怎樣現身在場？（節選）

1.偉大的詩超然於一切語言的事件。

詩作品是一種語言話音和形符的構造物，但這語言構造物最終要面嚮的目的，並不是衹顯示話音和形符本身的構成性質。因為語言的話音和形符裏，本身就自帶了另一個使話音和形符成為某個導體和媒介的東西——靠語言而帶出一個預建性質的預建者本身。或者說，藉助語言可說而達到一切語言不可說的那個顯化者。 我在詩篇中感到語言的另一面，必將看到語言別的什麽，它僅限於它的可能性。好比看到詞裏面的話音，韻尾，與氣息。詩，唯有能代表所有言其所超的本性，所以，才能使藝術原初地顯示出它本來那個樣子，別的，絶無它緣。可是，我們首先要弄明白，思的事情是顯現出預見，預見使沒有的東西成為顯化之物。正因為預見是先有的，詩的目的就是用靈魂表達出預見。在詩裏這種預見，必定會在那些詩人的身體之內，顯示出世界不存在，它也照樣存在的情況。就是說，詩讓心靈的可說，變成心靈自己可看的對象。而心靈的可悟，會超然於一切語言的可說之上。就像從光陰的每時，從那麽多記憶的起始，那如此昏暗的日影，那空氣，或黎明日夜來回，我每刻可感……，歲月就是停止存在的不停息。確乎然，詩就是語言最恆久的宿命。詩和思一樣，都是心靈自己可看的對象。

2. 詩用一種領悟當做原始起點。

我要對詩人說，詩人在內心永遠找不到他的同類，心靈總是獨處的。就算詩人靠語言寫出詩作，但我還是要試着去想：詩真的就完全等於內心藉語言表達出來嗎？詩是不是天生的可對語言做出一番更高級的處置？這些我們一時找不到一般性明見的東西，就意味着詩人在內心的獨處。我從哲學上假定：詩如果優先不用一種領悟，來當做原始起點，那麽心靈的預見，就不可能預建出語言世界裏的任何一樣稱得上是事物的東西。而我說的這個領悟，恰恰就被看成是靈性最高超越的一種存在。比如，一個人對回憶中所包含的某個事物與事件的想象……這想象達到的某個範圍等等——這些能夠使意識持續運行到最後的、那個最終的心覺。一切不可企及的，都是先行的獨處。

3. 詩從最高尺度上决定語言的有無。

我必須說，一切消逝的必然另在，所有尚在的宛如空無。單從詩的語言方面來看，語言並非詩人要它有它就有，必須是詩從最高的尺度上來决定語言的有無。所有出現在詩人感官中的實物，恰恰要經過詩身那最高理性的一番加工，才能給出有靈魂的外表。我甚至可以說，是詩給語言賦予顯化力。但畢竟詩和語言，互相在爭奪着，究竟誰能代表一種存在呢？而詩，卻總是能夠自己越界到語言的片面性之外，側候，恆守，靜待這語言的邊界。語言轉換為詩的東西，必須要有詩自己最專屬的預見靈性高於某一個語言。因為靈性的存在終將讓詩的本身，做到對語言的先行觀照。我再擴大範圍地說，詩，與其說是對語言的語境觀照，還不如說是對自己的一個內心的觀照。沒錯，瑞恰茲談的語境，雖然藴含了語言意義之間那個交互場的存在，但語言意義的交互場的本身，還衹是停留在，語言把它自己當做一個對象的層面上的。——而這一觀點本身，雖然也屬於我們的一個意識行為，屬於在純粹意識內進行的——但並不是意識行為關於它自己的意識。而僅僅是意識，對一個對象——那語言的意識。

4. 詩的本質來源，就是沒有對象的東西。

我要專指的是：詩人的作詩衹有攜帶着語音的圖案，進入了眼下的垂讀，進入了寫出的語言，纔可讓一個詞境，越過相關項的語境，而到達心靈自己的跟前，這樣，纔讓語言成為心靈自己臆設的一個對象物。就好比把內心的河流與山脈，拿給一個意識能夠直見到的處所。這時，從普遍性上，山脈仿佛嚮內心後退，河流交織於大地……。照這說來，語言雖然天生的切近詩，可是，語言並不是詩的本質來源。我可以同樣悟到，詩的本質來源，就是唯一能夠使我們做出最高理解，而又沒有對象的那個東西。在這最高的空無裏面，從來就沒有什麽實用性，但它卻普遍的伴隨着我們最廣的範圍，伴隨着詩構成語言的一切過程。因而它是自足的，不需要依賴別的東西，衹需要變化的自我就可以了。詩自我本性的原始雛身，並不因為曾被人用來專門當做語言，而就必然地是與語言共屬一體。當詩最大限度可能的預建出人對世界的給予顯化，詩，就不再是人專屬語言的唯一用具了。正相反，那些專用詩來做實用性的語言的人，並沒有真正用到詩的最高藴含的絶對方面。

5. 最高級的詩等於先知。

我從詩最原始方式的完整性上來看，一首詩的外表，那真正內在本性所專屬的東西，是代表先知的入思在默默地引導詩，做出自我的化生，也代表着高於思的有限而把不限的本質帶入那造化中的安排。照此，我可以說：一切最高的詩境，是由那些能夠辨識出靈性的最終的理性所給予的。因為它連神一般的靈性，都可以被辨認為一個對象，都可以使它充滿最高可能性的聯繫。這樣，詩，總是奔赴自己的絶境，不管過去和將來，始終都沒有語言能夠企及。因為詩由預知而發生，屬於先知。恍如我伫足靜思，山脈的麯綫展開石頭的迷宮，這聲音旋轉的瀑布，時間構置的趨嚮……

6. 用光了的詩，纔與散文聯繫緊密。

我們憑什麽把詩與散文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思顯領域，清楚的區分開呢？詩既可以用精神性的語言來說出，也可以用外在描述性的語言來說出。而散文通常是後者。難題就在於，用某種詩意揭示另一種用光了詩意的、大量描繪外在事物的散文，本身就要依賴着一種基底的詩意。在這兒，我說的基底——或最終根據、介質詩意，是作為意識的運行序列中的某個點位的“基底”本身的直接呈現，或當場顯現的意指。散文不管想怎樣混含那詩意的光芒，或者說，散文希望自己共屬於詩，但散文卻沒有能力憑自己缺失的內在聯繫的高度，以自己記物的方式來等同於詩。因為散文，把詩那種分散到意識運行序列中某一個顯現的內在點，直接降身為日常事物整個外在變化的情節旁支裏。

7. 詩用唯一的可說，來把握某個不可說？

我假設一首詩中有一個衡量詩的形式與內容存在的內在决定者，——即最終把握的理性點，它掌控着對詩的一切表達的最終工序。如果詩的靈性中，那最終把握的理性，也可以用語言來說清，那麽，靈性中的最終理性，是不是就等於語言那可說的本性呢？——即那種表達一切存在、包括表達意識存在的本性？再或如，那語言的可說，是不是就等於所有的語言不可說呢？這恰恰就是我們用思把握思的當前點。我也正是藉這當前的思來把握着另一個思：思，從來就不用當前的用思把握思來衡量，反倒是，以我們所思嚮，且超越這一思，而延續出來的、有待永續的思來整個的衡量。所以，我要對維特根斯坦哲學提出異議，語言的可說（詞義之意）與不可說（言外之意）這一問題探究的有限性，是因為，能夠意識到這個有限性存在（人的）的基礎就是有限的。唯有止境的東西才能無盡。這樣我將預斷：不可說既不是可說，也不是不可說。但可說與不可說二者兼有的，肯定是詩，而衹可說的，肯定不是詩。詩衹有藉詩身中最高尺度的理性，來把握詩本身的樣子。而最高尺度的理性起碼就包含着，可說中有不可說，不可說中有可說。對這，我將能找出那些决定我這一想法的詩作來澄清地說明。

                                                                                                                                                                                                                            2016年12月25日——2017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