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灵魂已经到了神的彼岸
——欧阳江河诗学和形而上问题
1对象征(symbol)的哲学研究导论
很多人对象征的思考,都没有领悟到,象征有形而上和形而上学两个方面。我敢说,象征中凡是用联想来推理的思考,都多少有形而上学的成分,都会在推演理性的先天形式中,借它来超越经验。我觉得奇怪的是,象征,又有形而上的隐形和不推理的成分。而可推理和不推理,本身就说明了思考从来就由不得自己能够做主,思考中还含有别的更高级的东西,在自制它的变动。总之,象征,有形而上和形而上学这两方面十分相近的东西,都有内在的,超越经验的性质。和《周易》、《奥义书》对象征的识知比起来,我对象征的明敏,一直是以它应用范围后面的思维原理为准的。照我说:象征思维力是可以优胜任何一个感官智慧的,理由是,感官智慧属于身体的有限者,而象征思维力这种凭灵知召唤出来的思考,属于可超越身体的无限者。这一点我敢肯定。按理说,任何感觉都带着身体自制的牢笼,但灵知对思想的反思机能,就没有一点儿自制的牢笼。因为灵知绝不是从感官的视觉和触觉里,引申出抽象的的东西。我相信,人们到了灵魂性质很强的含义层次上,就该明白我指的意思了。另外,我从人类求知和得知的本性上看,说白了,都是用不完全的能求得完全的,相对的能求得绝对的。所以呢,人类总是要凭限定的,来求取未定的,这就是——象征思维力最有根据的一种境界。我这个主张,在心中是不会介意很多艺术家的误解的。我要说,象征思维力的天机是,思考一旦产生时,就自带有——不完全的能求得完全的,这种不等关系的原理。举个例子,中国古哲学讲的“道”,是包括一种绝对不可定限在内的东西,不管它显示成啥子隐喻,它总归离不开象征的成分。在于“道”的心向,总是远在人类诸验知力的永不可及处。我可以看到“道”,处在在感官图形的语言中,但又无法求得它的实在。卡西尔说,语言的象征性早于人类抽象逻辑思维,我觉得这话值得怀疑。语言虽然有先天象征性的禀赋,但语言从原始状态中就有先天性推演的逻辑元素,比如,原始语句显示的那些区别词项,就有一种至简的关联性,这就属于一种前逻辑中孕含的前逻辑胚芽。包括人们的想象理智力和联想理智力,也有先天性推演的逻辑底蕴。相比较,只有直觉的顿悟状态,没有一种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空间性。当然啦,如果在象征的状态中,有直觉的宿慧形式,那就完全可以不依赖一切逻辑思考的始点。我叫它:心灵一部分理性中的“内象征”。而内象征属于理性中的内部对象,只凭知性的直观,是看不到的。正像天空升于月,气,形诸于无。真还得承认,研究象征思维力必有的所以然,比起不问象征思维力的何之所然,更为高级。
如果我另换一个思辨认取的境界,再来发现象征的先天性本质的话,那么,看待象征的起因,就不只是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兰波、叶芝这样的一种角度了。我从《汉书》、《道德经》、《奥义书》、《圣经》、《古兰经》、黑格尔、谢林、鲍桑葵、卡莱尔、托多罗夫、米歇尔、弗洛伊德、荣格、弗莱、苏珊朗格、卡西尔、列维一斯特劳斯、泰勒、博厄斯、埃利亚德、加达默尔、巴特、蒂利希、兰德尔、德里达、里克尔、利奇、道格拉斯、波德里亚、赫尔兹、科恩、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诺瓦利斯、弗雷泽中,就看到了象征思维,和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兰波、叶芝不相同。从这一点来说,象征,恰恰被我看成是用个别,来支配普遍中那些最高的层次。等于说,灵魂和能变的那些思想预见,能交融在一起。当然,从象征思维独有的不限定状态,会引致到高层次的本性来看,也被我当成是,人类思维行为中占很高支配比例的造智体系。对呀,正是有这两方面的均属,象征思维力才谈得上是,一种能潜在地凭一个定限的东西,来创变出某种无定限的东西,但又决不只是凭一的起点,衍生到多的终点,那回事。恰恰倒是,它不自主的有一种可能和不可能的关联。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作品中,把想象力和象征力扯在一起,很明显,如果我拿象征力和脑海里的想象力来比,就有差别。实际上我觉得象征力,是一个可感客体加上可知主体,再加上不可知主体的融合物,既是一种个别,同时又是一种普遍,既有逻辑假设出的先,也有过程变动中的先。撇开历史上的那些艺术象征方法来看,象征力,在作思考的机能上,从不靠指向什么,为它最初目的,而反倒是,要靠引向一种未知或不能,为它的最终目的。这儿我可断言,如果没有象征境界,从点到线,越过面的阻碍,没有原本的和超越的,人类就不可能从思想的限定处……要么事先领悟、要么无穷接近、要么超出限定者本身,来求得未成形的思想。记住,它像桥一样既可以从a到b的进入,又可以从b到a的返回,不过,这种去和返,都处在一种过程的管辖中。这就是——思想自己身上自发的居间境地,是知思到觉思发展的起点和展开。而发挥这个居间的作用,并不靠有一个对象事先存在。这绝对是想象、回忆和联想等等其它思维诸体系,永远办不到的。而象征思维力,多半是凭精神生性中的合成、迂回、间接的显示前提,做起点。
举个例说,联想的状态,是从一种可见的,产生另一类可见和不可见的,实质是,凭原一的空间,来奠基一个相继的空间。比如,从一种感性里得到另一种感性,从一种知性力推出另一种知性。而象征力呢,我敢说,它是一种思想空间组成的多个量向,能把象征体从一种感性,比如“道”是道路,衍生到一种知性,比如“道”又是无形的有;再相继地转化到理性,比如“道”是有形中的无形和无形中的有形。象征力这种借此到彼的本领,有点像“般若波罗蜜”状态。所以说,象征力全部的预含本身,一定要显示出思考力所行进的空间迹象上,有最初起始的、相继衍生的、终极转化的、接续循环的若干展开……相关联,同时,这个空间又是一个可现的引起多个未现的。这样的话,象征思考力真的就能化内在的无形,为外在的有形。也可说是,用一个空间点,假托多个空间点。把无限寓于有限,省察寓于炫惑,类推寓于先启。如果有人问,象征力和想象力二者相比,谁决定谁?我只能用象征力当成第一决定者,根据是,想象力,不能决定象征力前提起点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性。一个人对天空的想象含义必是有限的,因为想象力那种从“实”转为“虚”的范围和本因是有限的。但一个人对天空做的象征含义,就是无限的,因为象征力既能够凭借想象力从“实”转为“虚”……又能不靠想象力,单凭灵知的先验推演机能,从“无”转为有”,这个类推的范围和本因是无限的。思辨上的第一只能相对地预设,而预设是对无穷的限制。无穷本身也是限制。照这样说来,从象征思维力起到极大范围综合其他思维类属这一独有能力方面上看,象征力和想象力相比,象征思维力居第一,是象征思维力引出了联想力、想象力的后继展开。因为象征思维力处在——从“有”转为“无”起点中,超越到从“无”转为“有”另一个新起点二者之间。例如,在艺术品的形式上,就是用一个现成可感事物的外在实像,来非线性地代替更多的、或不确定的不可见心灵的内在点。
我从哲学上做出结论,象征,不过就是用经验中出现的有限,引申经验中不出现的无限,做到——内心的感性、知性、理性,有一个眼睛看不见,但心灵看得见的层次排列的序列,再随着这个序列,来排斥它的反面。可难题是,象征中,也有一些无边无际的思维的可能性,不靠经验中的有限和无限,而只靠一种灵知作出先天的推演,来到达绝对超越经验的彼岸。纵观思考史,我不得不说,人类要想超越经验,而到达心灵内在的彼岸,在没有发明其他有本质根据的思维办法之前,只能凭象征,这唯一始祖的思维办法。那么,象征,是咋个超越经验的呢?
(一)我觉得,因为视觉经验的形,是没有内在的,而超越经验的东西,又没有外在。所以象征就能凭不变的形,和能变的超越经验的无限,交融到一起。不可否认,内在的只有凭外在的,才可能是内在的。既然象征能合并“道”和“器”,那么,也就能够让人们的可知和不可知,永恒和短暂,遮蔽和脱蔽,处于不分解的状态。
(二)这种不分解的状态,体现了因果的欠缺。要紧的是,欠缺性恰恰决定了象征——这个思维力,从一种思考点,到达另一种思考点,这种点和线范围的线段循序。所以,象征中的物表象,导向的思考深层,从来就是不完整的、不显形的、不透彻的、不定限的。如果象征的第一思考过于完整,反而让后面相应的超越性思考始点,成了被束缚的状态。我可以预见:象征是自足的,它既通向思辨范畴,又是经验的存在者。同时,象征也是反经验的,它用反知觉直观的形式组成反空间。
§2象征,在欧阳江河诗歌形而上中被普思化
我从多种后现代主义的几段历史中发现,到了德里达和拉康时代,欧洲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中后期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追求某种灵知的神秘意识状态。罗塞尔的“超然”思维,帕尔马的“语言本体论”,斯邦诺斯的“历史意识”,……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和现代主义多样化的象征型思维渊源,有某种平行的联系。例如,阿尔提埃里提出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玄秘超然”论,就很巧妙地沿用了灵知中所象征的一些彼岸体验的因素。后现代文学,就算没有在创造中应用象征手法,象征的思维空间照样占据着整个意识过程的储存层。阿尔提埃里追求的“玄秘超然”状态,本身就切近了某种前理性和前存在特征和理性深层关联的象征过渡状态,而且还是东方型的象征状态。是啊,相关联的东西,总是由更高的更专致的机能,先天综合而成。慎看后现代文学最终到头的归化情况就会发现,后现代文学所有的反叛思潮,总是要发展成另一个与跨越性相反的思潮。原因是,人类任何开拓性的写作尝试,都是在多多少少切近,与形而下经验有血缘联系的形而上彼岸。形而上的彼岸总是会导向“太一”,某种未知所启示的超验。我敢说,语言命名世界的方式,同时也就是附带有一点象征性彼岸成分的介入方式。这个论断,至少可以和马扎罗、奥登、杰瑞尔、洛威尔、罗斯克、拜里曼等诗人的后现代神秘主义有些瓜葛。虽然说文学成规的准则是可以反叛的,但思维的本性原理无法反叛。我越来越相信,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极度表演性、形式性、反智性特征的表层下,恰恰有另一个深层根植在动变中的本体性的幻求,这就是不确定性的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本质,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到另一种内在超越的持续。而这些被隐含的飘幻的片断本体感,多多少少又和某种形上的空无,有亲缘的联系。例如,欧阳江河诗歌的象征性中,很多反逻辑的真空是向周边上升而环散的。这样看来,我与其把象征说成是一种不确定性特征的后形而上学世界,不如把象征看成是一种超越性特征的形而上世界。详实考察80年代早中期的后现代诗潮,投影诗人奥尔森的生机论后现代主义主张“经验的直接性”,和桑塔格的通俗艺术手段的意识模式,就属于这种类型。另外,中国楚辞用物型象征来表现诗歌的语象主义意境,包括后现代作家博尔赫斯用“迷宫”来象征思想和世界的本体,也属于在效法思维内部空间点和图像指涉的图形象征方法。
我猜,后现代主义必定是建立在试着废黜,同时又不得不大量复活基础上的有机或然主义,倒更像一个过渡的变程中的东西,它本身就已经赫然凭附了——象征着什么的某个不确定性。这个,历史会见证的。谁说不是?首先博尔赫斯的后现代准侧,就雄辩地支撑了我的观点,它超出了所有人对后现代文学划出的共识界限。仔细读后现代主义作家加缪《鼠疫》、贝克特《等待戈多》、巴思《迷失在游乐园》、卡尔维诺《命运交叉的城堡》、巴塞尔姆《气球》、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就会发现,这些作品都专致于洞穴的迂回的象征手法。这不得不承认,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从来就是有一点点连续性的。进一步想,那些后现代主义文学应用的非指涉性,已经就是另一种指涉性,而指涉性,我说,恰恰就应该有从始点启动的内指、外指、实指、虚指……间域上作多层次的线性区分,并用非线性的象征的居间,来对应各种未知。指涉是一个完整的意识网状体系,指涉性寓于一部分象征性,象征性推助指涉性。拿一段博尔赫斯的诗来举例:
“……
宙斯也解不开那包围了我的
石头网罗。……
我循着
单调墙垣间可憎的道路而行
……
在弯曲,在岁月的尽头弯成
秘密的圆环。”
(博尔赫斯诗选《迷宫》)
词句“网罗”、“道路”、“圆环”这三者关系的交集,使那些无穷极,好像是错落的、相连的、内外凹叠的,而不是一个经过时间峰线衍生出来的伟大集聚。诗叫人去猜,叫人吃惊地想到“网罗”、“道路”、“圆环”这些空白后面引申的行进和循环,交织和萦绕,重集和排序,在空集的觉验中,空,就是一段线束的子系,它先前有历史的痕迹,包含于顺次连接的垂心,沉侵在一种荒忽的气氛中。诗人把一种读者和作者共享思考空间中必然联系的创造性,顺手让给了“它就是我的命运”这个纯诗意的几何句,叫人去填补诗句的彼岸情境。叫人去闭眼臆想和凭幻力超越语句。诗句“笔直的长廊/在弯曲/在岁月的尽头弯成/秘密的圆环”,正好暗示了真理自身伟大生命的历程是咋个组成的。再比照一段欧阳江河的长诗:
“……
词,也是这块玉吗?
生者死者,世世代代的罪与罚呵,
诗写得有多深,就活得有多深。
因为诗人身上的那个罪人,
一直在深跪,比死罪还跪得深。
……读写之余
以词问斩的累累人头,
开口说话,但又不敢妄言,
天上有安静的老人。
……”
(欧阳江河长诗选《古今相接》)
我要说,“笔直”的有限,永远不同于“圆环”迂回的无限。象征本身是一种空间,让对象的踪影,被思想悬空安置在一个邻近点,又不断换位到更遥远的异域,从点到几何面,它促成一种场的内分的序级的尘埃,促成革命和交错的创世纪。象征,在欧阳江河的手中,从玻璃的透明到时间衍变的模糊,从木聚火而重身,到三百里内化为异形,到四照日月,以一种少有的灵力,来做到它的可加性。如果有象征的图案,或者进入眼下的垂看和仰瞩,进入写出的语群,才可让一个词境,越过相关项的语境,而到达心灵自己的跟前。这样,语言成为心灵自己臆设的一个对象。就好比把内心的河流与苍山,拿给一个历史够得到的高处。历史和象征这两者的普世,有时候还真有点相像。诗句“天上有安静的老人”,到底是象征夹隐喻的暗示呢?还是隐喻夹象征的联想?如果沿用公认的象征定义读解,就会让这句诗中隐藏的靠思维来显象的先天演绎力,一点点衰变。但如果我把诗句“以词问斩的累累人头”这个私设的诗段语境,当成一种从a到b递增的、按思想推进机的驾驶原理来做的话,那,“天上有安静的老人”诗句的每一个深层,都有语境深处的跨层半径。大家看,“天上”的象征始点,可以从微观的外形——“天上有安静的老人”,到中观的内心知性——制霸天地的最终尺度;再到超观的灵知对反思的理性——超验的闪悟不可说,它们轻盈地,随着相关心智空幔的边缘变化而变化,摆脱着逻辑的枷锁,常出西海以北,人面鸟身,能随风自舞。“天上有安静的老人”诗句逶迤绕来的三大巅峰,在于解脱了思维的直线性的宿碍,在思境中混杂着远远超过自我的那个非我。当然,我还在诗句中看到了,象征的本质,不是隐喻的形而义,而是一种形而上的魔现。
“……
在词的身上,鱼不过是
词的无处安身
彻底安身,也就彻底死了
谁会是一条真鱼呢?
……”
(欧阳江河诗选《八大山人画鱼》)
诗中写的“鱼”对“词”的关系,在于“鱼”是象征着“存在”或“道”那种彼岸的临界。所以诗里的“鱼”,有超验的东西代现出来的一种过渡工具的意思,它先天就有一种通向客观的可能性。“鱼”在诗中,越不被某个意象或意指所确定,就越不归化成一个具体的存在者,那么就越会让读者对“鱼”,有更多重新创造的思想,越会培养出一种幻觉,让“真鱼”的想象,处在去想象化的冥想状态。在当下全民快餐式、脂质的文化语境中,有没有一种穿越语言的诗歌机器呢?这正是欧阳江河悟到的。他看到了:“鱼”和“词”的两极,就相当于形而上和形而中的两层。不过我顺便提一下,在词与物之间,还有一个能够心观出“词与物之间”的更高超思,这个超思,独立在词与物之间,它既可以控制我们去想——词语决定万物,又可以叫我们在思考中组织起词语决定万物的程度,超思不可能是死的,而是动变的。因为词与物,总是被思的词与物,而不是词与物反思的思。欧阳江河诗句“彻底安身/也就彻底死了”,让我想到,穿越语言的诗歌机器,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种象征的缘构和始点,因为象征才保存着思的不可预设之谜。唯一只有象征穿越的思维点、线、面,可以在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三者之间,发散的或放射的自我互动。例如:
“……
庄子从太古那边打的过来,
中间穿越了佛的肺叶
……”
(欧阳江河诗选《四环笔记》)
诗句“太古”,把地理图像点的前经验,象征成一个可以纵观的历史,咋个为现在所穿透。是啊,在这儿,象征对隐喻的革命,就是对每个隐喻词,从词义的地幔在深层发掘那种不确定某一个意义的语义混觉,让隐喻词这个固定延续的意指河床,可以分岔、转引,一直到看不见的空处。诗中“中间”一词,就是典型的变隐喻词为象征词。“中间”不只可以象征佛-道同源,还可以从深层再转换成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说穿了就是,以形而上的本源的空身,对应形而中的隐身,再通向形而下的肉身。在这儿,“中间”一词,可以证明我提出的象征随机弥散原理,换句话说,“中间”,如果当成象征来用,就可以随意地扩散到先验的内容中,成为纯思的绝对因素。“中间”,如果当成隐喻来用,至少不能把感性的直观变成先验的直观。而象征思维的本质,就是意识对意识自我做思考,就是凭一个意识样式,来代替多个自我意识弥散出来的样式,又从多个自我意识样式的弥散反过来,深一步还原成一个意识样式,而在意识中循环无限,做到了真正的存在是显异过程而不是显现。而隐喻思维的本质,只是意识对对象的意识。理查兹说“隐喻无所不在”,卢梭、赫尔德、尼采、布莱克、塞尔、戴维森、莱考夫、约翰逊说“隐喻资源比哲学还要古老”,这些说法要做特定的探讨。特别是瑞德和特纳说的“哲学是隐喻”这个观点,我是要慎思的。我要说:隐喻只有一部分能发展出知性逻辑,隐喻身上的“主与次”、“确定与不确定”的差异和分不开差异……这种内在的自为差异,恰恰不是任何隐喻本身能够自行产生的。假如一切东西都可以无限地喻指,这个无限本身就不是无限的。另外,人的意识中天生就孕含一种内在显异的“多”对“少”和“少”对“多”相互否定的变动空间(正像一维自己是自己的居间,而可以发展到三维),这个空间是过渡、转入、正在的某个状态,预含和引发出变化的不相干的某个状态。而这个自超是内在的,它先于,语义喻指中的二维因果时序,先于先验假设出的因果范畴空间,先于喻指中深藏某种相关的、伪自洽的、随机的或然性。何况,我很怀疑因果链之外,还有没有另一个预设的空间?有人提出现象学的起因是隐喻,这个肯定是有争议的。就连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主张的(感性)“体验带入到其意义的纯粹表达之中”这一先验的外在预设本身,也受到了:正在的自身引出变化的自身——那种内在中的限制,更不消说是梅洛—庞蒂的“身体视觉隐喻现象学”了。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任何感性和知性中的隐喻性,能让某个意识做到:正在的某个状态,预含和引发出变化的反向自身的某个状态。这个问题,我另有文章专门要谈。特殊情况下,隐喻思维最多不过是和象征思维,两个不割裂地配合,共推一个综合思辨的环节,也只能是一个环节而已。不信,大家可以在欧阳江河《天鹅之死》、《墨水瓶》、《纸房子》、《看敬亭山的21中方式》、《黄山谷的豹》、《字非心象》、《哈姆雷特》、《梦见老虎》、《霍金花园》这些作品的选定手法中,找到大量的参照性助证。请看:
“……
老虎已消失不见
大地上最后一只老虎啊
是假新闻和老照片合成的
它已不再吃人 不再被梦见
……”
(欧阳江河诗选《梦见老虎》)
诗中“老虎”、“吃人”、“梦见”词语,出现了象征和隐喻的一体两面,“老虎”既可以是象征也可以是隐喻,但谁决定谁呢,谁开启谁呢?谁变隐喻为象征呢?当“老虎”象征的灵知从新的始点出发时,它已经又在循环的变程中预设了新的终点,它的未来总不可知,它的过去也总不可追探。当隐喻成了象征那不可知的一个环节,它就再也不是一个隐喻。所以说,“老虎”的象征性决定“老虎”的隐喻性,象征开启隐喻。再看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诗:
“……
玄意并不可畏。我感到那里也是我的故乡,
是光辉,是环绕你们流动的肃穆。
哈!你的至圣所的大门已打开,
(黑格尔诗歌《埃罗希斯》)
……”
诗中“故乡”象征的不是精神,而是精神性,是指可以自由地从当前、过去和未来统一到一起的三维的不可分,必定是要处在它自身内在某个起点到某个终点的居间位置中,做出内在性的差别来。“故乡”象征的精神性的内在性,本身是有当前、过去和未来点的空间的,精神性的内在差别就是一种可单向也可双向运动的空间。
“……
世界黑夜从未通达
存在之光。
对于诸神
我们来得太迟,
对于存在
我们来得太早。
……”
(海德格尔诗歌《从思想的经验而来》)
“黑夜”在诗中,象征着某个存在者中的存在,比如语言。但存在者总是要在没有差别但又不能不没有差别的预含处——存在那里,又不断开展出自己新的预含。“黑夜”如果被当成隐喻,那就只能把“黑夜”作为一种感性直观的体验,而不是本质直观那种超感性的悟验。海德格尔诗句“世界黑夜从未通达/存在之光”,和欧阳江河诗句“那个隐身于众我身上的无我”(欧阳江河长诗《古今相接》),在思维显象的空间上是相通的,平行的。空间所造成的空间使心观的连绵和一些设置变得无穷无尽。换句话说,“众我”到“无我”象征着从经验到超验,从感性直观到本质直观,但又可以从超验再回到经验,从本质直观再回到感性直观“去想象力深处咬文嚼字”(欧阳江河长诗《古今相接》)。天才就是改变意识常规。欧阳江河悟到“想象力深处”这个思维显象的原处、中处、深处三重层次的(意识)空间,本身就显示出:思想要依赖可分离的矛盾空间,才能做出思想。这恰好是“想象力深处”象征“曲而全”的天性。这是一种不相类的片断的流动,它有一种内在于感官深处的引导力,超越空间本身的界线,正像劲风吹过,史前悲剧的段落,闪电的沙之舞。一个毫不明确的中心不断接近,又不断远离,这是一个金属里交织的纹路,历史劳碌的发光之痕。在看见它的时候已经离它更加遥远,渺茫,它启导的相反,是产生最后波动的水源。它穿过了各个障碍,一直尾随一个可能有也可能无的边界。制约它的内在交汇是涌出的,是透过镜映的时间的集合,是对称的野兽的驰骋,是阿赖耶……。当此是彼的时候,一个空间就是两个或无数个空间,此在的从彼在的联系中测度,它自己的疆域从这里开始。
我想有一天,总会有一个世界性的诗学在无形的高处俯瞰,在当前现有诗学的前面,和历史的幅员相比较,但它不可能预知要开启哪些领域、哪个前突的形式,也不会停止在某一思境的交汇。不过,无论用西方的思考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性诗学的单极,还是以东亚的思考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性诗学的单极,作为各个分别不在总体内的单极者,本质上却关联着通向着那个总体。我在《古今相接》的东亚长诗中,已经看到了萌生胚芽的、超越精神地域划界的、最大语域和思式兼容的全域诗学,它在帝国第6年的旷野中,带来了环天空的、地幔悬垂的、边线透光的众身在场,它穿越了界限之间的迂回,在界限的内部拓展了地表和仰角的漂浮线,用云朵一样分形的维度,从侧面微分地交迭……。它完全和20多年前的后现代审美意志主义那种诗托邦底蕴毫不相干。比如,《古今相接》诗作中发明了一种我叫“宿墨-心画语”的图纹句和临界动词法,它把对峙的双方包含在第三方自身之内,这种巧妙做出内在临界而外在又远远越界的多象诗学深层,应该是通向世界性幅员最北极的。让我感到,蒯因、罗蒂、利奥塔、德里达、金斯堡、奥尔森、鲍勃•迪伦、约翰•阿什贝利……等等后现代哲学和文学反语言象征形而上学的乌托邦幽灵,只要还在依托语言本身,就脱离不了“逻各斯”(类似于“道”)的血和空气。因为“逻各斯”在场,就是人语和神语都在场,“逻各斯”的灵魂恰恰是语言内在的胚体。
2018年9月123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