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哲学：对缺失的弥补

——分析欧阳江河《阿多尼斯来了》沉思的语境

欧阳江河在近期诗作《阿多尼斯来了》中表现出的语境指向从自身开启应变的东西，不是每个诗人在天性上都是等同的。人类的词语对不可说的说，只能植根于心智独一无二对某种歧义运作的偶现。从《阿多尼斯来了》诗作每一个字眼着手，我们总是能看清欧阳江河那些词语赖以立足的多义的始点：

“心动者，打开心静的层层卷耳，

借乌云般的舒伯特一听。

昔人何人，如问如忘，

以其深耳掩其深惑，

……"

句子用隐显言说的方式表现了：心迹无影的行走，空气在这里倒停，那重音的迂回，过程里的空气，组合了造物的时序，……静默本就是开启涌动的独有之音。诗作第一节的情形，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灵魂沉思的语境完全不同的是，欧阳江河用的是内感的隐和显——那个多义的语言陈述的思差状态，这个，总是需要诗人思想靠思想本身的身体来做出一种变动。我可以看到“心动者”这个词语聚集的心境的原发状态，就是先于经验的一种自行产义的灵魂侧现，突现的超越，和一种解禁。

“乌云般的舒伯特”这句诗隐喻了忧郁的地平线上面回旋的低音，这个在音段中隐形了的羁旅者，总是在图像的大地上滞留，让音程的步伐在神一样的修辞道路中环绕，测度它的不可知。诗句“深耳掩其深惑”这句直陈式古汉语主谓短句，把“听”但又“没听”、“有”但又“没规定”之思的广义领域，摆到了我们的眼前。人类总是要把感受的显化变成更隐蔽的迷误，把一种彻听，变成完全没有一点获知。我要说：大听必悬，大知必孤。因为，接受的限度就在于有更高的接受，在后面运行。

我哪怕不划出界限，欧阳江河诗作向自己心灵习得的那个语言变式，也有特别心智的可靠优越性……通过他区别比较对词语陈述保持的那个玄思所指，就能认清这一点。

我要说，用思考的一种感应来做思考内在转向的多个迂回，就切近于思辨合应的玄思，玄思和语感一样总是天赋能力，从来不是学院教和学的。恩格斯、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从不否认天赋能力，这一直让我很兴奋，绝不是偶然的。思和言，向自己心灵切近，不至于会失去一些原发的内觉，特别是，诗和思的始点状态那种不可预知当前性的一种超感觉。照我看，灵魂能挫阻智觉重现脑际，会穿走在古俄语般发生之母的凹谷，召聚和想象力同行的巨云奔驰的荒原。诗总会有一种智觉，它前设了先天性的综合前形状态的内感，这个内感，可以说是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从来没有普遍洞察和特别揭示的运思的基本特征。

在面对思和言的运思中，从来没有一个自启内源的先行标准，能够从根本上取消诗学眼界上的哲学式的前智觉。我新发现的倒是，重现诗学显示出始源先行的一些诸思互助的那回事。我健全地在这儿预言：诗学可解性中和哲学交织的那种生产力本质性的源泉，永远通向不可能被解构的思想之流。洞察整个人类文明各个差异样式的底蕴，都是把思和诗变相结合起来的变式。就像语言克服语言，那些意义的笔下生活，灵魂为写的思熬老。

《阿多尼斯来了》第二节中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式的陈述句法：

“阿多尼斯来了。

落日之壮美，以众身皆轻之灰

……

以此回看战国时代的骑牛之人

这一身轻的千金散尽。”

诗句“众身皆轻”那个“落日”的在眼之物，每一部分都对应了“战国时代的骑牛之人”那“一身轻”的在身之心。“一身轻”我解说的意思，就是轻微但不满盈的心神缩身，一个心神缩身越多，心神的虚形之行就越远。既然《道德经》说的“生而不有”，不能推理也不能论证出“一身轻”这一解释空间，那么，并不意味我就没有一个对“生而不有”这一说法再做创造的其他面向。因此，我完全可以把对“生而不有”这句话感知的解释，越界地发挥成：派生，但不固定持有唯一的境界——这个在有而非有的之间者。关键在于，“在思和言之外”，是我们理解诗人“一身轻”这一追虚方式的视野，也是默会一种派生但不固定持有唯一状态的“生-无”的结构。就像在比语言还要永恒的远方，植物用花朵吐嘱，传言，发出静音。

于是，“一身轻”那种派生但又不固定持有唯一状态的无规定性的假托规定，就是我敏觉的“解构”这个词语最上溯本源中的那个解说境地。诗人“这一身轻的千金散尽”的动补句，偶悟了从天而降的神思，就是：只有派生的东西显化，才有不固定持有唯一状态的所谓“解构”的显化。诗人“一身轻”强调的思想道路，就是对“生而不有”这一前提表明了他相应的到了本质跟前的面向。

德里达着眼于解构“诗和哲学”关系的形而上学状态，这根本不有助于从显化的本质角度上来思考诗和哲学的互助论题。诗和哲学的互助关系是德里达式“语言多样性”和“差异”方法能够随机建立的吗？在这儿，德里达式“无穷的产生”的“延异”，假如只从一种思考设立的单纯线性历程上衡量，有一丝取消定向性的效果。但关键一步，不符合思想内在决定自身莫测的、不一致的自反变动的情境。因此“解构”有啥子能自启内源的优先权，可以根除形而上学地去解构诗和哲学二者互助的优先性呢？我要说：哲学超出显与不显对立二分之间……所属的那个多向性，和诗学对形而先——，所昭示的“一身轻”的空设性，两者从来都是互助奠基的。我们在这句诗中可以估量、看透互助的意旨：

“量子男孩止步于鹤。

所有的旧人和旧事物，

已被工具理性修理过。

光的泪水坐在黑暗武士身上，

带虫眼的古汉语，充气般瘪了。

……”

诗的这一段词语，先天地崭露出思辨的血脉，我们不能从前几节诗的字句安排上来看待。“充气”总是和显身的“瘪”相联系，澄透总是标识一种幽显，空法是用空来构造一个和众法共在的东西，诗的物感总是和思的心感在交互重合中一起共现。但这个“光的泪水”和“黑暗武士”之间的交互制造了一种对立。假如我们要想超越这个对立，又要依赖这一超越本身已经处在对立中那又对立的基础，这个基础，要变成按照对立自身的变易而造就的对立。就像“被工具理性修理过”的东西，能否断定它一点没有理性？

正是这样，在思想中的宿思者反向纵思，思想栖居的房屋，粮食，这些曾有的器具，扰乱我们心灵那一日觉思的需要。于是，我们可以按照诗人和思想的思想那个内在互助关系来梳理眼前这一段诗：

“……

而巴黎左岸的托派分子，

被外省法语的神经兮兮迷住了。

蜜蜂嗡嗡的观念群，

如穷亲戚绕身，挥之不去。”

谁能断定欧阳江河诗作中写的“观念群”这种“蜜蜂嗡嗡”的句子里，没有一点诗人对“思想苍白”方式“观念群”那种弃绝中又渴望优越意义上的思想交汇点呢？谁又能断定欧阳江河不是把解构转读成“挥之”那个“不有”之道的默会呢？“观念群”和“挥之”之间交互的东西是诗人对差异的敏觉，于是让“挥之”的反思成为这段诗和解构打交道的绕不开的默会。这中间，“挥之”是解构“观念群”的唯一方式，不“绕身”是生而不定有的那来了但又去的东西。

德里达所谓“差异之间的差异”，是一种解体力交织解体力的流变方式的空托邦，它相应地在肯定一种无穷可解性本身显化的内在机制。我定义这个“显化”的意思是，超出一种“是和不是之间”人的主体性所为。但碰到的困境是：超出“是和不是之间”这一主体性所为本身的意指，是按照主体性状态做根据的。于是，我们凭主体性到底能选哪一个非主体性的定向，来确凿认清德里达“是和不是之间”这个无穷可解性，是建立在啥子基础上的呢？

在“解构”纯粹本性范围之内的评判上，我不光反对中国个别人普通理智伪装的假象修为，还要反对他摹仿和寄生外国的现成观念，混杂在语文性范围中去误读。另外，我拿思维的律定来说：有些情况下，如果意识只是激进前突的话，很容易倒回到一维的原始处。意识首先只有在一种居中状态里，才可能向主客二分之外范围的其他多分领域，展开更多互现本体的样式。德里达的“解构”论作为一维空间特性的方法命题，更适合用在韬政范围和语法范围中，不适合滥用在纯运思的领域。“解构”不是啥子新奇提法，赫拉克利特、黑格尔、老子、庄子、孔子都有相通处的先识。

特别提醒大家，机构学界任何时候、任何样式的对外国理论翻译、译注、复述、转述、话语移置、比较、考证、考辨、注释、体会、介绍、引用思想来凭附一种话语权威……那些相关项的基础，永远不等于个人颖悟中独创思想的体系。为此，我在前面提的诗学可解的哲学，必须凭一种更高灵力的宿慧为始点，也凭一种独自立身的隐悟和默会。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禅宗、老子、庄子、尼采、海德格尔、黑格尔、胡塞尔的哲学玄思天生等于活生生的诗艺。我说过，诗和哲学的史前样子，是直系的不是旁系的，两个的亲胚是用血连着的。这个血，就是心灵天性中要转生的原思。原思的先行和直系，让诗不得不用哲学的眼睛，让哲学不得不用诗的手，在不经意中、不花力气中就拥抱了显化的互助之身。诗和哲学的互为切近，既不靠诗做主，也不凭哲学做主。诗对哲学的帮助在于叫哲学排除死的形而上学，哲学对诗的帮助在于叫诗助长活的形而上。

从《阿多尼斯来了》第九节，可以看清楚诗人把他思索的解构的重心，和普通理智的审美政治角度做了严格区分：

“词已写尽的，反词尚未动笔。

这豹纹斑斓的天下文章啊，

这纹理与锁链，竟在光天化日下

为美而晃动，而鞭笞。”

这段诗隐藏的转义，是欧阳江河对词和物最高限度可能的用法，“词已写尽的/反词尚未动笔”，它逼人地显示了一个让词和物二者都不能回避的重要智觉而不是感觉。词和物相互打交道的最本质里的特征到底是啥？是不是福科在《词与物》中提出的那个要取消人的主体性呢？他的评判是“知识话语不再限于被动发现，而是成为一种主动的生产和建构”。

那我要问福科，“主动的生产和建构”这不是主体性所为的“主动”，又是什么呢？我要说：自然体从自身显化出了人这个能够反过来区分自然和人的一个更高层次，这个更高层次是内在于自然体变式之中的一个阶段，恰恰因为这个阶段，人求得和自然体保持离开的某种状态，就明显高于自然体内在显化的阶段之一了。这正是——人从自然体中产生但又和自然体不可通约的自做的主体性。人对立于、超越于自然体的主体性显化，总是首先展开于自然体本身，然后才成为可以显化出自然体的显化者——人。那么，自然体也必能继续给予人更多未显化的、过程中衍生和未尽的主体性。因此，主体性在人和自然体的二而一中，是凭任何思想都绝对取消不掉的。至于语言到底是道显的形式？还是先于人主体性的形式？只有通过能有一种显化状态的建化和创化来说明。我敢说，显化，先于语言。因为语言要靠一个唯有成其为语言本象的更在先的源启，语言才有命名万物的权能。哪怕海德格尔说“语言先于人”。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未必会把语言问题的未尽可能性都想光了？

“词已写尽的/反词尚未动笔”诗句提示的词和物的显现关系，我诉诸本源地看，“词已写尽”的这个“词”，在这句子中，它不可能专指语文性工业狭窄用法中的那个记号性质的表意，反倒是一种形而上那先行智觉下的自心顿现于言语起点上的先验表意。我的理由很简单：语文性科学的形象或表象运作方式中，词与物都是客观可感的记号，但在非经验范围的主观心感的智源中，词与物，只是智源派生出的一种不能在主客二分的表象中实感的词-物运作活动，艺术（诗）就是词-物的运作术。艺术（诗）的词义，是在人的主体性中被某自然体暗示出的天言显化的转义或代义。那个非经验范围中的智源的词，恰恰是诗人提示的“反词尚未动笔”的有待开启的领域之一。

“反词尚未动笔”这一句本身面向了诗人思索的多个意指点散开的余地，其中有一点，至少是对“词已写尽”的一个脱离者，一个在或能的余地中没有被全部侧显出的余留者，一个继续扩展多义空间的转场，或一个力量的牵制和破晓的演进。“词已写尽的”总是禁蔽了意义的前沿和腹地，但“反词”在浮游中操办着跟词的重新见面，“反词”就算不“动笔”，也是以无对象的位置对峙在不重合的界线上。

“这豹纹斑斓的天下文章

这纹理与锁链”

在这个不止展示词的余地中，向我们悬露了“天下文章”那个写与思“锁链”上的不契合状况，这个，我可以用来解释时代“文章”那些没有活力的现状。时代今天的机构里（个别的除外）那些搞学术和搞哲学的，思与言的伊甸园里从来没有自创体系的宿慧之地，他们都是用非敏先理智去租用别人创造好了的思与言。我敢肯定，他们思与言的符号资本，在创造原点上就被一种更先行设定的物状思维点，完全制约了。几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些机构的学者,有类似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胡塞尔、黑格尔、尼采……那种心灵顿现一种觉见的转思，更谈不上能脱离词法的废墟了。

我想问，思，自身都不是能定成自行的某一定限，言，又咋个能自定成唯有一种呢？相比之下，反倒有几个真正出神入化的思与言的诗人——他们的词语游灵羁旅天涯，大地的言说之躯才不显孤独。

“天下文章”紧邻的一句，诗人是把思与言的二而一的困境，进一步引申到言与义“纹理与锁链”一而二困境的指向中。我格外要说，思与言完全转换成言与义，本身就是朝向道境中的有而无有。诗人因此思索了“天下文章”不应该只“为美而晃动”，在于要人们更好地做到对唯美之词的全力修真，重在去掉修辞身上已经重叠了的废了的智觉累赘，来舍掉很多修辞“锁链”之执，看重一种差不多没有多余修辞结构能生成和衔接的、类似于观空的简言语式。如果明智真的高于技艺，我就把目前思与言相应于表现的技艺，独自断言成：意流如锋，不盈而转。境明如晦，思通而偏。词音有形，句气有绵。释直遗曲，缓韵简言。密变笔踪，百状齐含。

最有宿慧境界的思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艺术品。

诗人在接下来的诗句里，进一步展开了他对“天下文章”的更多理解：

“禁止写入的，可以闯入。

肉身进不去的，

花园已先在里面。”

这节诗用隐喻的句子为我们显示了禁绝规则的存在，禁绝是用一种否定的根本性来设立自身划界的明显着眼点，它是过激的本身那空身的预欠，是无边际的对开敞的不容纳，实质上它是用“不可以”的方式真正容纳了自身包含的任何“可以”方式；是用“禁止写入”的一而二本身，容纳了“可以闯入”的二而一本身。按这个机理，“闯入”明显指的是对一种内在可能性的自先展开，一种秩序中的不吻合，它因此附带着对立点的解构性质……有一种对预先设定的协同（）赋予未曾有过的取代力。

后一句“肉身进不去的/花园已先在里面”穿越了一个象征连绵漫游在未经验过的边界，让隐喻退后到远方的矮小丛林中……，诗句说得很清楚的是，对于“进不去”的所指，至少有一层不排斥的象征意是：物，到达不了的某处，心却可以“已先在里面”显化。这是诗句在思考一种不要任何表象存在的内在可能性的自先展开，就像诗句“闯入”是对“禁止”的否定性解构，“禁止”也相应地是对“闯入”的肯定。

对一个作品的解构，还是要靠解体原结构和修正原结构这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整个基础，来决定，解构如果只是片面地光在技术层次上，激进地解体作品整体中有待技术修正的那部分，而又没有能力修正和改善这个技术层次本体的待改部分，那这种片面的极端线性的解构，就带有侧显上的爆炸性。所以说，解构和完全的解体不属于一个统一体。我不排斥解构的适当解体性，但我也要保持解构自身要立身的剩余的待改性。思，对思本身不能事先定成自己的某一种定向，思，正在显化的某个状态，恰恰已经处在思有变化的趋向的状态中。德里达说“一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且自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这句话是不是——思，正在显化的某个状态，恰恰已经处在思有变化的趋向的状态中的建立呢？这是不是在他“解构”背后埋伏的不可解构的思呢？我预言，解构状态就是建立一种不需要解构来全面立身的设定状态。

“肉身进不去的/花园已先在里面”这句诗带来了一个脑海的投影，它软绵又纤细，层层向四周散开，向未知点无形地融合。感官实体对象的“肉身”，就算进不到纯思想居间中的某处，那个不属于感官实体对象的超象的“花园”，也先于“肉身”而处在纯思想居间的“里面”了。我再说一遍：意识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无对象或胚体意识的调整与安置，本质上已经是意识做出自己能够做出的定位与定序的调整与安置。这恰恰明证了意识对自我意识无对象给予的本源的显化。意识的对象与意识的内容两者之间，还隔着一个纯意识本身能够起作用的居间阶段。这一纯意识以居间的方式所现身出来的达意阶段与“内容”的关系，是探索“对象与意识显现和立义”概念空间更远一个含义边界的关键点。

“心为之一动者，先于众生离去

在诗意的栖居处，

搭建未来考古的感官。”

我要说：诗如果是“心为之一动”的显化者，它的自体就不可能是确定的显化。诗在本质根源上不全是形而上的显化者，也不全是形而下的显化者，只是一个或能性的某种居间之外的显化者的显化状态。诗，咋个能够有固定物体那样一个现成的显化样本呢？思维没确定的前提总是诗的前提。可是，不确定的东西又是咋个被确定的呢？也是凭一种自有的不确定吗？不确定的设定条件是不是只在一个对象的领域中？这个本质之疑是不是撇开了对不确定的限定的边界呢？是啥子本质又在向不确定的东西赋予了可以确认它的灵魂呢？对诗的深思咋个能够超越这个深思本来现状，做到在深思中继续发现新成形的深思呢？这实际上是要在一个意识框架居间里做出“搭建未来考古的感官”一样的转身、进退，才能完成的事。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只侧重内时间意识框架。

欧阳江河的长诗可以看到在句境幅员的特有构成上，词的内感生产力层次上，有他的心灵对几何的空间错落之间做出估量，同时也有对数学那种时间流涌的直觉感应。我虽然不会说数学的想象样式和诗歌的想象样式，根本上是同源的一回事，但我也不反对做一点妥协。理由是：恰恰这两样东西可以源出前逻辑的始祖思辨。我当然也会看到东亚宿慧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对逻辑之外胚芽的严格性直悟。实际上，这意味着起于凭空的没有表象支持的一种真有的显悟。我相信，欧阳江河长诗词法那种摇曳多幻的边界，所展露的尺度和标准，既不等于普通理智资本主义，当然也不是那种琦辞无产阶级。试透过诗的另一种表现来看：

“月光下，往手机里充多少电

也听不见千里外的那个独行者。”

这是灵魂为独行者做出的远行，也是为时光没做完的永恒做出的等待，如果回看灵魂的权能，总是在这里，完成空气的镜子。诗人会估量，摸索，看透独行的宿命。第十三节诗的开头两句，让我敏觉到有一个越界的解释点，那就是“千里外的那个独行者”诗句把一种对“多元”思想理解的领域和条件，放到了别的更多的语境根据中。能和灵魂做迷藏的东西是语言，但不管语言赋予灵魂中的用途有多大，灵魂还是灵魂。

第十三节“千里外的那个独行者”诗句保持的语境，有诗人在脑海一刹那抓住的、他平常喻指区里没碰到过的词境随机的变式，在起作用。恰恰是这个句子多面向地穿透原始语境中那个制约性的壁垒，带来了他诗的句境天命中本诸的史前式的灵活。于是，在他非常灵活的、思与诗灵力共用的或神助的词法游戏里，让过去大家一贯理解的语文学意义上的语境，成了他用词中的旁观者和配合者。语境在他诗中躺着呼吸的那些自由区，再不是言语片断、词和一定的上下句之间交织、互联的设立者。

《阿多尼斯来了》大部分诗节让我观察到，欧阳江河那个思的语境空间和言的语境空间两者，都有随机突现的不自明的多种变式。他的言的语境空间，会让某个特殊句境的产义活动，随时处在不可预测的充满未来感和未知感的动态中，这个动态的可观察性或可想象性只能在诗的语体样式中去敏觉。比如，某个语境母体中带诗性的词语身体，常常会在完成诗意建筑的动作半空中，被凭空伸过来的外来神思的手突然地触碰到，神奇的是，原有诗性词对这个触碰的敏觉，会产生一个次生的诗性词的新主体，恰恰诗性词的新主体就改变了原有语境母体中的对应句境和词境功能，然后变成了前突性和侧显性的次生语境。于是，语境母体中词的多义递变，是突现的不测定空间，它逼迫语境母体产生出更多新的境域框架来满足新的词义序列的位置。

“千里外的那个独行者”为啥可以进一层地让我单单从“独行者”这三个字，产生出对“多元”这两个字中的一点联想的敏觉呢？

“多元”到底指的是啥？“多元”是阿尔都塞从《精神分析运动史》中沿用的，我要说，“多元”如果作为方法，向一种可以是、可能是、或能是……开放的现身范围，不等于就是让一种差异，保持均等的无穷延伸下去的范围。于是，我先行确定“多元”真实的难题，以免评判边际的混淆。“多元”方法假如能保证一种差异自身的同时超越性，也只是在和差异的起点相符的前提下。如果按后现代极端多元方法去无休止地、片面分割“多元”，自然就会有更多“多元”无封闭地设定成“多元”连续的均等体，潜在地存在。这些“多元”连续的均等体，可以无穷代替每一个当前显出“多元”的领域。问题关键在于，这个无穷代替的“多元”状态如果是处在唯一定限的极限情况下，本身就成了一元性的运作。再者，无穷的“多元”本身在凭无定的运作，支撑一种均等差异的过程，但过程的延续本身总是自孕出差异交互的优先性。这个优先性恰恰和“多元”的均等相反。

诗人在第十六节提示：“人，并非有椅子就可以坐下”，国内诗人如果只借阿尔都塞“多元”观点，来间接启动和助跑自己方法策略上的新起点，这个在语文性游戏范围内是可以浮夸的。

我为了在《阿多尼斯来了》语境中找出一个同源的解释捷足处，总是设法绕开原始解释本身的禁区，然后把先验心灵风格的解析带到从来没有去过的领域。但我在《阿多尼斯来了》诗中发现，走进伟大作品最后释义之屋的钥匙，最终都握在作品创造者自己手里，旁观的解释者最多只有那座释义之屋的套房钥匙。

                                                                                                                                                                                                                                      2019年6月11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