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欧阳江河：诗歌和伟大的诗人永远不死
1.诗歌的灵魂，和死是不相容的
死亡在很多时候督促我对死亡常常做出猜想，可是现在，我已经觉得死亡问题很不好料定，我决不敢不负责的说出意见。因为不管哪一个人在哪个时候，对死亡的看法，都是和死亡一起要到来，又和死亡一起要离去的一种思索。可是，思索决不可能超越思索着的现在，思索只能靠眼前的显现，来创造一个思索中的对现在的超越。根据我看到的事实，死亡恰恰只在意，对我们思索着的现在，做出阻碍和违抗，连我们身上对死亡思索的完整性，连灵魂脱离肉体这个想法，也要被死亡约束着。这就是死亡，对生者灵魂思索力的不相等。我深信，死亡肯定是要超出我思索死亡原先的界限。谁能单凭活着，就可经验一次死呢？的确，死，这种事至少不能被不死所验证。死，只能在缺少直观条件的超验中存在。我这句话，听起来又好像不可能，因为，死亡，不光能够被我们的智慧和情感自制出来，还可以启示我们对死亡本身的思索。在我这里，死亡是靠超验来决定一种经验的，也可以反过来。不过，有一个要讨论到底的问题倒是，死亡一直只向着时间不可相反的单一性前进，它撇不开一种绝对的自止和自无。当我说到自无，其实就等于在说，这个自己的没有，已经被我的思考看见了，那么，无，就是显化出来的一种限制，这个限制再也没有别的变化了，也就成了现成的有。死亡，虽然规定了它自己先于身体的存在，可是，我还是能想到，死亡，不能主宰死亡自己的不确定性，因为死神不能主管自己去停止，投入到某物的身体中。这就是死亡拿不稳的本性。这就好比“我看到所有的死都漂浮未定”（赵野诗选《冈仁波齐》）。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死亡，也必定和心灵的身体不相容。心灵的身体是一个内在和另一个内在有差别的运动。像诗歌这样专门的心灵身体，或者叫精神天性的身体，它存在的具体形式，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是不受限制的，它因此可以永远离开死亡那一次性的线性性质。
2. 诗歌和诗人要有普遍性的伟大命题，才等于不死
诗人欧阳江河说，诗歌和伟大的诗人永远不死。我换个角度说，诗歌就是一种灵魂领导的缺席者的对话。一次心灵发话和另一次心灵回话之间，常常有创造性的对峙。这种对峙是永远不被时间改变的。我觉得，这很像死亡的规律。可能我身体的存在，就应该看成是，死亡让我做好准备，同时又被引导着向前。这向前的东西就是时间，它好像先于死亡而存在。可时间已经帮我证明，时间是从我头脑中开始的。在时间中，死亡逼我以超脱总会在时间中死亡的假定，来经验着死亡的那一条直线。于是，我不能现身的死在不死中。我思索死，对死亡来讲，超脱不了我思索的范围。是因为我还在生者思索的处境里。至于死者对死亡本身的说法与显示，我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如果死亡本身，可以在它的存在方式中，把死亡自身超脱死亡的样子自制出来。那能不能分清楚，这是死亡本身的死，还是人的死？人，总是以死亡为界限来思索死。这样推论来看，诗歌和诗人，必定要在永不停留的时间中，开启和显现一个自己灵魂能洞悉的无限性，也可以判断成，等诗歌的灵魂和诗人灵魂里的智慧，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才算是真正超过了死亡。死亡总是有限的，死亡后面，没有再死的无限那边了。我预言，死亡，对诗歌和诗人来说，只是求得一个伟大命题永恒存在，必定要绕开的过道。只有诗歌是一切，又意味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诗歌和诗人那普遍而伟大的命题，就等于不死。命题的各种成分是艺术的另一张脸孔。诗歌和诗人，只有凭，能够超越时间限制的伟大命题的灵魂智力和心命，才可以离开时间而永远存在。我假定，诗歌和诗人那种达到了普遍性思索的灵魂，永远可以被我们的理智去捉摸，始终不是一个停止的状态，这个灵魂就可以离开肉体的限制，而不朽。“如同刚刚捂热的文与字、还带着体温，存在于我的魂魄中”（欧阳江河文选《诗歌和伟大的诗人永远不死》）。可是，不朽和死亡焦虑，这两个东西，也足够明显。
3.智慧可以离开文学而独自存在
我在《我与海德格尔会谈东方思想和中国诗人》里讲，单凭在文学的这边，在一番文字思考引导的捷径里，要想得到全部智慧的境界，是永远得不到的。我可以这么说，光是用文学修辞的肉体去探索智慧的性质，智慧的灵魂就会被扰乱。特别是那些把感受称为知识散文的修辞，想用视觉的某一个感受，跑到智慧的净化境界那边。假设要问这个智慧的境界从哪里来，我只承认，智慧是从对象和自我两个内在的互相变易中来的。智慧延伸的更高层次进深，不等于是智慧的单一性，这样，更高层次的部分就独立于单一的部分。就算相反转化，独立也还是永远存在的。从而不可改变智慧的本质。凡是被造化的智慧，总是要从掺杂干扰的文学修辞中，争求解脱的，智慧可以离开文学而独自存在。这就像智慧的事先引导，没法被我们的眼睛证明一样，可是心里明白是从一条直线往前，再穿插的扭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智慧是最不睁眼的可见，也是最深层的图像。很多情况下，智慧都不想把自己全部交给文学修辞那些所谓的形象，而是尽量只关心智慧自己咋个能和自己的灵性，做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支配。这种交流和转化，恰恰是撇开了文学修辞干扰的东西。我猜，有思辨眼光的技术，永远都不会是单靠修辞艺术，智慧显现的自身本性中，是不是包含着，能够超越自身本性可被逻辑证明的智慧本性呢？恰恰文学修辞最有可能是阻碍全部智慧的技艺。我这个猜想，根本不需要得到海德格尔的证明，更不需要得到苏格拉底、皮尔斯和史蒂芬•平克的证明，只要我灵性里的智力能够感觉到，就行了。灵性的智力向来不受文学修辞的支配，而是自己做主。这就像“我开始为自己/编造一部符号学”（周瑟瑟诗选《符号学》），这诗，不妨让我附带推论：在一种智性过程中，必定存在一种心灵层次上专用的语体，它区别任何公共语言，它闪现的真实原因，是自我灵智的心能所致。灵魂自己的符号，从不需要什么大家用磬了的公共修辞，来增减它天生净化的成分。这些“我开始为自己”成分的特征，会把我引向对智性思辨的再追究和再发现。
4.有超越性的导向，诗歌才和灵魂的生命性质相近
假如我按前面的说法，我就可以这样再推出一个结论，诗歌评论经常要练习的就是超脱诗歌的纠缠。从灵性的原理上讲，这种超脱，不用我多说，对诗人来说也是适用的。诗人也同样的需要超脱评论的纠缠，而只追随诗人自己那个源始到场方式的引导。可是事情常常相反，诗人出于天性离神很近的缘故，总觉得迷恋一种讨论，就能让诗歌的灵魂沉溺在价值的殿堂里。这实质是，诗人想关心自己的诗歌，到底活没活在的别处的自我里。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是，为诗歌的生存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中国和印度在古代，就有类似诗导术的原始技艺。我从整个人类思想规律很相近的那条路来看，诗导术和注释术的交往很密切，又和精神助产术的性质靠近。按理说，这可以为诗人带来一些格外的好处。可麻烦的是，诗人自有一套天生的最合适的见解，让诗人随时都靠智力的灵魂，超脱着肉体感官的贫乏。这是现在明显摆着的事。诗人自己就是没有多余、也没有欠缺的鉴定家。诗人不光天天在抢一些评论家的饭碗，同时，还能比评论家更高明和更敏先地发现，各种诗歌技艺里面藏着的真相。特别是在对诗歌具体形式产生的预见上，诗人一点也不低于评论家的眼界。这种情况就说明一个事实，诗人，是凭心灵来引导被灵性叫到场的原发话者，诗人领悟了发话的本源，就是得道者的说和不可说。就像“大自然给它另做了系统”（小海诗选《我在过一种想的瘾》。
可是，某些评论家呢，他们脑海里的被思索者和能显化者，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既没有和误解冲突而产生的超脱，也没有在字的幅员上发生真理。只是单凭一条书上现成概念的捷径，来寻找诗歌判断的家园。世上哪有那么不费力的事呢？那么，这就很清楚了，摆在人们良知面前的实情是，如果一个诗歌评论家，自己没有一种自立的与前人不同的先赋见解，从很深的道理上，来全部弄通诗境的本质，然后就和诗的见解打交道，那他讨论的诗歌，就一定是有漏洞的。我不妨把话放宽点说，任何极端总有一点真相。这就逼评论家在自己头脑中，首先要自创一种让人信服的很超脱的想法，然后要独创不同于外国人理论的一套学问。只有在见解上能自创境界的激进者，才是处于和心灵的自由最相近的状态。有超越性的导向，诗歌才能和灵魂的性质相近。我敢说，哪里的批评带着前人见解的枷锁，哪里的批评那个灵魂就是死的。真正的批评，是让灵魂占有一个新生的东西，然后又容纳原先的东西。我断定，凡是有真知东西的那些评说，都会跟着超越的步伐，真正被良知和一种智慧所承认，而不是被文学工业名义外壳承认的批评状态，不是光靠学外国人产生出来的，也不能光学自己，因为它既不是为前面的东西存在，也不是光为今后存在，它就是处在当前的、没有啥子挡住的连续显化的状态。
5. .伟大的诗必须凭可能性，自己才有新生
小说家残雪说，中国文学是贫瘠的，不可能产生批评家。假如她指的批评家只是对小说范围的，那她在判断上算是可信的，就怕她对诗歌范围，也逻辑地导出这个误解的结论。我说过：一个人单凭感性的直观，得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比如，在诗歌的文学范围，诗歌从来不是三段式地简单合成到一体，诗歌的天职，是让灵魂睁开眼睛，看灵魂咋个自己加工。诗，是凭可能性活着而不停互相新生的，它凭的是灵性里的智性，它比小说的知性、理性两者，都要高明。诗里的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对别处的灵魂，做到有意义的、复合性质的唤醒，唤醒很多新的自我在场。诗，可以让人类越过神看见的层次，向心托邦的边界靠近。不管在哪里，必须是诗，才能做到对显化物相像的切近。相比之下，在小说范围，只有能窥见人的主体意识奥义的小说是例外。就是这个原因，诗歌和小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诗歌文学范围中，诗化和思辨成分范围的批评家，恰恰都是产生在最贫瘠的文学处境中，有了自己判断思想的特殊角度和自觉的单创形式。只不过，常常是从网络上，主动发出声音。这必定会应验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预言：未来的大家就产生在网络中。
201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