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让众神后退的悬殿
——论欧阳江河现代长诗与诗理学（一）
我很了解诗人写长诗的本领，伟大的诗人不是凭题材的分类，来用长短行的条理，只是从预知的好见解中，来找出巧妙组合题材的第一知觉，这知觉好像灵魂是从苍穹之上，俯看诗人要在文字里，跟它走的方向一样。特别是，对心灵助产题材和分类的长诗来说，起因绝对不是为了超越诗行的囚禁，因为长诗行数和短诗行数的天机，都是同一个心力在引导它的迁徙和停顿。所有短诗都预含了无尽的灵魂的追溯，所有长诗都沉溺于瞬息的追随的无限。我相信，真正降生原理的长诗是不会被史诗学的界限困住的。当然，我指的这个长诗，是对灵魂内部的心观最拿手的那种史诗范围之外的长篇体，它身临的是，驾驭一种思想出世的无边幅员，所以它不靠强化一个故事情节的长度，来安排诗的长度，不像史诗既可以演述宏大史事又可以游吟的现场实演。我要说，这种从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巴比伦史诗、芬兰史诗、中国民族史诗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东亚思想方式的新一代“思议长诗”，只是东西方史诗变化演绎的结果，而不是各类史诗发展凭附的工具。意识，总是一种化思想事件为灵魂增长的过程，当规定某个界限时，就已经在超出这个界限。因为可说的有限，就在不可说的无限性之中，不可说的无限又在可说的有限性之中。看看几十年的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一直没有出现，有某种能批评思、诗、史三者之间互相支配和共同作为的创造角度。我从西方古代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东方古代创世史诗《摩诃婆罗多》、《阿黑西尼摩》，东方英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各种史的母题的比对中，明显发现，东西方古代的神-人史诗类型，基本上都是偏重叙述一个宏大史事那种穿越时间的直历过程，也就是说，东西方古代史诗共同表现出的，都是有限对无限那种追溯性。凭这些追溯，可以看到民族心灵的自我幅员在一个宏大史事场境中退后和向前，组成人类历史那种绝对的一致性单独的路。历史可以做人类的主，历史又不可以做人类的主。直到东方中西亚的神灵史诗《亡灵书》、《吠陀》和东西方人文史诗、神话史诗《失乐园》、《神曲》、《浮士德》、《荒原》、《离骚》的人-神时代，史诗才开始偏重一个思想内在和一个事件外在两者相复合发展的，那种有空间穿插的扭结过程。让我错愕的是，这种空间穿插的扭结性，不管在东方神话史诗中还是在西方神灵史诗分类中，都是共同相像的。神话史诗《失乐园》、《神曲》、《九歌》和《罗摩衍那》这些表现一种人神格事态的作品，在沿用了先源诗歌方式的基础上，为了让内心非常自由的思想事物的空间边界，不再受到自然事物和有限感官边界空间的囚禁，专门把听觉的谐音，改成了大跨度的抑和扬那种散漫音步。我要说，这种由特殊内容决定的特殊形式的相等改变，是东西方史诗从表达方式上出现多面向发展类型的一个分水岭。本质是：心灵把没有边缘的内省，当成了诗歌内容的主要对象，说明意识已经转变为领会蕴含在心觉中的东西，而不只是把事件当成艺术内容的主要对象。细读诗句：
“人类最初的违抗，还有那禁果/它那必死的味道/将死亡带到世上，连同我们所有的悲哀/和那失落的伊甸园。”（《失乐园》）
“嫉妒、贪婪、骄横，正是燃烧人们心灵的三个火星儿/事物越是完美，就越会感到快乐和伤悲。”
我想，整个人类追溯性和穿插性相连的叙事本能，和扭结性的叙思本能，正好是人类经历：神到来，神遗弃，神死亡，那种先源意识的一个系列环节和这个系列中的螺旋发展。我借史诗的类型，来重探人类精神能力的发生史，只觉得，虽然人类意识是伴以诗的感形方式来启明的平面性，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意识伴以感心方式来深透的扭结性。恍惚然，神能飞形。按说，诗的创世，对人类自我心识的先源，和它后继的分化，起了先天的杠杆作用，这时，诗和意识相互成为各自的母语。这就提醒我在诗史上澄清，东西方神话史诗那种人神内容和构思的大自然属性，不光没有本质上的差距，而且还显出了神话史诗不受亚里士多德《诗学》“三一律”史诗方法限制的越界性。试读《亡灵书》：
“……
我是昨日，今日和明日，
是创造了众神的隐秘着的神圣的灵魂，
饲养了那蒙恩者。
我是从死亡中上升者的主宰，
……”
再读《离骚》：
“……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
《亡灵书》和《离骚》中那种脱离大量感官事件和故事主干情节的叙思情节，明显偏多。《九歌》虽然有戏剧和密韵的成分，但不能变成直观场景的戏剧手段。《罗摩衍那》偏重感官事件的连续性，但是为神话主导。据我对史诗和长诗这两个亲缘体裁的明敏，长诗在提法上是不会被史诗标准限定的，我从长诗的几种典型类型探究，长诗否定又肯定地确定了自己不同于史诗的新的机能，它更擅长表现诗人普遍自由的感知、先天的体验、幻象思辨的内容。长诗虽然有史诗的外观传统篇式，但长诗和史诗在意识显示的方式和范围空间上，是有深层的不可调和性。特别是没有地缘焦虑的现代长诗那种特有种类。史诗和长诗，必须有古代和现代的划分，原因是，史诗和长诗，必然有某个时代中由某个时间生成出来的意识之间延续的差别，这个差别恰恰是意识内在的历时进程的一种差别。例如古代的史诗和现代的史诗、古代的长诗和现代的长诗之间，就存在意识的特殊方式和角度差别。这种史诗意识之间的差别，是人类意识内在的自我迂回而又自我推进的闪现空间。
我从整个长诗各个时代界限来看，现代长诗的普遍原理应该超越古代长诗，应该不受古代三一律思维的限制，它的题材、结构、语体、句式、篇式、行数、节奏这些形式，永远只能在最高心灵的引导中，随机突现出灵活性和跳越性。所以说，现代长诗的长篇幅，特别是偏重心灵演绎的现代“思想长诗”的长篇行，源于诗人本心看待“长”的心感和心造力，换句话说，源于诗人化故事为心迹感形的叙述能力，而不是先天的“长”的外观本身。而古代史诗的长篇行，是源于民族变迁史事中那些经历客体事迹的长度，也不受三一律的限制。不过，我从东西方史诗发展史的三个共有梯度阶段来看，把史诗演变划分成：远祖史诗时代、始新史诗时代、晚生史诗时代，对比远祖史诗时代和始新史诗时代，晚生史诗时代在对史事情节的表现基础上，已经发展出了借助史事来衍生不少情感内容和内心活动交织的多样性，这标志着开始产生一种人性中潜有的、为人类共有的普遍性意识方式的起点。我提的先祖史诗时代，是指公元前20世纪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细读它的句式和章节的制作，会发现是来自西亚大地空旷感对长音和短音隔空排列的技艺起源，特别是多音节抑音律的句式，在《圣经》中都能看到它原形胚体的句式变体。生命的交汇本性，决定了文化的交融本性。西亚型的远祖史诗，《吉尔伽美什》反映了西亚的神、英雄、城邦、帝国起源的梯度，它在流传上有了地缘性的迂回，这应该是大陆河流型的文明胚体，汇通到海域型文明的远因。海域文明的开放总是和另一种河域文明的衔接有关，希腊和小亚细亚、西南亚和中东西亚部分双向的诸种文明远缘，就是一例。地貌地缘决定文化地缘的基础，但文化地缘也会反过来改革地貌地缘，古代的史诗殖民主义就是例子。试读《吉尔伽美什》中这一段：
“……
他跋涉千里，[归来时已是力尽]筋疲，
他把一切艰辛全都[刻]上了碑石。
他修筑起拥有环城的乌鲁克的城墙，
圣埃安那神苑的宝库也无非这样：
瞧那外壁吧，铜一般光亮；
瞧那内壁吧，任啥也比它不上。
……”
再读一段《奥德赛》
“……
我的船停驻那里，在远离城区的乡间，
泊靠林木繁茂的内昂山下，在雷斯荣港湾。
令尊与我勘称世交的朋友，情谊可以追溯到
久远，你可询问老英雄莱耳忒斯，若有意愿，
此君，人们说，现今已不来城垣，
……”
最后比较读一段《圣经》：
“……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古代史诗是历史和拟神的眼睛，结构松散如多视觉线，有感性中的知性，现代史诗是历史和人的眼睛，结构紧凑如单视觉线，有知性中的理性。我提的始新史诗时代是指公元前1世纪的《埃涅阿斯纪》代表的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这样写到：
“……
她所偏爱的罗马人的先祖，
占有了本不该属于他的荣耀。
命运的浆在爱琴海激起了浪，
有多少炙热的爱也被西莫伊斯河的波涛吞没卷走了啊。
信仰朱庇特意旨的特洛伊人，
以命运的名义剥夺了你对爱情的虔诚。
……”
整个东西方后史诗时代的神-神型史诗，都开始分化出神-人型史诗的变种，例如希腊神话史诗《伊利亚特》写道：“在幸福的神祗面前/在凡人/包括这位残忍的王者面前/毫无疑问/此人正在有害的狂怒中备受煎熬/缺乏高瞻远瞩的睿智/无力保护船边苦战的阿开亚兵勇”。神-人型史诗又分化出半人-半神型史诗，而半人-半神型史诗，标志着史诗的寓意性质和原始浪漫性质相复合的变种胚芽开始起源。例如斯宾塞的史诗《仙后》：“他们急不可耐要寻一避雨处/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林荫浓郁的林子/那里/树木挺拔/拥有夏日的高岸俊美/而且林子四下幅员极大/可以遮掩开天下的阳光/浓荫也不是强烈的阳光能穿透的”。这说明，人类意识空间发展的启始、中段、终结，靠它自否的变动，可以转化成和自己相反的历时性的启始、中段、终结，但转化，又是互相演替的、无序和有序的、不定向和定向的、非预见和预含的。于是，史诗既是通史镜面中的断代史镜像，又是通史中镜像中的编年史镜面。我觉得，古代史诗内容的表现方式是外感的东西多，内感的东西少。现代史诗内容的表现方式是，外在的东西被内在的东西，制作成特殊的外在材料，实际上是从历史的一个点中，求取超越这个点的不同类的多个穿插面。例如欧阳江河现代史诗《悬棺》从死亡思想不可及的的精神内在的高度，去推演出这个内在思想更未知的现身境界。试读：“……一切死亡都是未遂的。所有的人死于同一个杜撰死于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永生、每一个诞辰和忌日，都把众多亡灵从各自的超度中唤醒，为了再度死去……”。诗中特殊的外在材料是“所有的人”、“诞辰和忌日”，内在的东西是“永生”和“再度死去”这种玄思，整首诗靠玄思，而不靠故事型的族群史事，来展示人类漫长精神史中心灵世界那些永恒奥义的宿命对象的思智迂回。《悬棺》因此可以看成是黑格尔、海德格尔、谢林等精神现象类尺度中塑造的那类玄思镜像，诗从悬棺的民俗史事中，分化出死亡玄学的更高主题：死亡以终止的方式，展开着终止本身所开始的东西，这个东西，它能终止着终止本身。可以在诗行中思辨的死亡所现身出的诗意，在人类长诗史和近似长诗中被当成艺术灵魂来提取，是很罕见的。世上写死亡的少有古代史诗《薄伽梵歌》、《伊利亚特》、《罗马书》也只是从外在事件写出死亡的王国降临，尽管《罗马书》的圣语和史诗的诗语很相像。试读：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薄伽梵歌》）
……
“这人便倒在尘土里面，
双手伸向他的伴侣，释放出灵魂。
那击中他的佩罗奥斯跑上去，一枪刺中
他的肚脐，他的肠子落到地上，
一片黑暗飘来笼罩住他的眼睛。”（《伊利亚特》）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从诗的天理来看，诗只是心灵的实像，写实、叙事、讲故事不过还是心灵实像的投影。古代史诗之所以要被现代史诗分化和发展，就因为思想点在时代的时间变程中，总是要随机的发展出应变的深层。那，我出于对人类史诗的通史上的想法，把古代史诗当成意识的石器或青铜时代，现代史诗当成意识的黄金时代。《悬棺》找到了适合现代思想史诗的钥匙，那就是用绝大部分内心的实像和投影，来半抽象地表现思智的无限边界。心发生的事，就是心里分解出一个对象的事实，这个对象的事实只是心中对应一个思议的表象，而不是眼睛中的事物。在中国“现代史诗”风魔年代，《悬棺》超凡的诗学王国，可以越界到形而上思辨的最远幅员中，用不涉及感性事件和历史框架的内容方式，当成一面悬空的思辨来映照思觉的镜子。悬棺的史，可以传奇，悬棺的思，就不可以当成史事的传奇，而只能是一种现代精神里程的传奇。《悬棺》这种思辨潜在的漩涡和眼前晕眩的语魔，足够逼退过去和后继时代的效仿者。现代史诗要做到超越前时代和伟大，必须要有很伟大的思想的未来性和再前瞻性的余地显示。回溯历史是为了不仅仅是等同于时间历史。
1.对比东西方古代史诗和现代史诗、东西方的古代诗剧和现代诗剧的规律，可看到它们都经历着一条吟唱、诵读、演述、默读的螺旋路，这个螺旋路带来了很清楚的文类界限，原因是，对应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螺旋发展层次。拿古代传记史诗来说，它的文类偏重感性特征，界限是，延续真实史事中的言情叙事。整个人类史诗埋藏遗矿的地幔，并不是全透观的心灵终极博物馆，它所展列的器物只是片段的、缺像的、渐现的东西而已。现代史诗呢，它的文类偏重理性大于感性的两栖性或迂回性，目的是把史事中引申出来的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思想点，推进到最远的其它未知方面，让它和感性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然后构造出内观的思想客体的影像，不再沿用古代史诗言情的手段，而是用思议来缩拢抒情的浪漫成分——形成一种空间透视的三维雏形。现代史诗如果没有意识的三维，任何反思和思辨的延绵，都是无法被感觉到的。现代史诗的三维意识雏形，直接促进了现代思想型长诗对内在于思考组团中再思考的内思力的起源。但现代思想型长诗和现代史诗两者的特有区别是，现代思想型长诗不依赖某个史事框架，来铺展题材内容的长度。在长篇幅的诗歌创造中，人类除了心灵的看和眼帘的看——这两个途径外，还有啥子能通向第三条路呢？而眼帘的看，最终本质还是回到心灵的看。现代思议型长诗恰恰呈现出人类这种心灵原生内源，可以自制出另一个次生内源的机能。比起现代史诗，现代思议型长诗的优点是，要是读者把思辨幅员的好处看得很重，就自然会去找作者思想的自由落体的原点。要是对这中间长的和短的思觉做错了评判，就等于对不可估量的东西做出衡量，包括对原感的词觉，字形，尾韵的捉模。思觉型的长诗自己对长和短的律动和自制，不可能是死的。想去深想的东西和应该想到、但只能被读者想到这儿的东西之间的差别，等于是在做出——学来的想和没学来的想——两种划分。这种东亚思想方式引导的现代长诗的特性有两方面：一方面，从制造复杂内心事件的抽象情节的叙述长度上，很全面的发掘作者特殊心识所潜生出来的聚场性，这个聚场性没有明显的边界，也不按照固定的机制做出某些逻辑演绎和抽绎，它既是空心的也不是空心的。另一方面，把意识的反思、剖思、环思的磁场，直接引到更高的意识深层中接受更内在的综观，而不是引到有形的实在物中只接受个别化情感的纵观。同时，这种长诗从心迹演绎出来的漫空的心象，常常是互相扭结的又而互相穿插的多面体。
2.古代史诗的精神整群从不产生飞跃，每一个内在的分隔代际，都是从某一种先源的第一瞬间的突现类型中，沿下来的，在它们胚体中，永远有同源的母造印迹。这种不间断性在《伊利亚特》、《奥德赛》、《埃涅阿斯纪》、《贝奥武甫》、《萨逊的大卫》、《菲尔多西的列王纪》、《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远征记》、《虎皮武士》、《爱达》、《尼伯龙根之歌》、《神曲》、《愤怒的奥兰多》、《仙后》、《失乐园》、《高乔人马丁•菲耶罗》、《唐•璜》、《克拉瑞尔》、《卡莱瓦拉》、《白马之歌》、《诗章》、《利安加》、《姆温都》、《瓦加杜的传说》、《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格萨尔王传》、《孔雀东南飞》、《玛纳斯》、《江格尔》中可以明显看到。但东方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间断性的，它就产生了突现的飞跃。我要说：不管哪个种类和时代的史诗，天生就不能定限在创史的投影中，史诗在创史的原始诗化之前，其实已经成了史诗民族那种原启意识的一个神魂。是民族的原启意识的心力本身，制作了神话的规矩，它不源于神话但绝对高于神话。人类脑海里的主观秩序，先于所有神话原型的始点。这就是主观王国的第一启明，它繁殖了神话的时间王国，包括所谓的历史现身的史诗。但人类所有形式的神话，都没有达到内在反思的境界。从东西方史诗的神-半神-人的史事到人的史事，就能证明我的判别。在东西方史诗中，只有《伊利亚特》有粗糙的先验意识的雏形，这就是哲学现身的活生生的最早的艺术肉躯。试读：
“凡是你宜于听见的事情，没有哪位神明
或世间凡人会先于你更早地知道；
凡是我想躲开众神考虑的事情，
你便不要详细询问，也不要探听。”
我从东西方史诗中透看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凡是地理角度的始祖文化源的圆心分布，都决定了在地缘上和同类型始祖文化源，随机的相交融，而不是切近的突现。交融就是另一个维的越界。跨越是将聚心状态变为发散状态的过程。将点发展为网，以平行均等的交融来产生自由的活动性，让无数个文化体的融通体系和互促体系，形成了跨越体系。实现了，脱离了现有机制而在新机制下与新形式的重新结合。发生着交织和复合、临界和融界，这种跨越在支配新的前沿。承认多圆心的第三界面为中介的旁者体系，意味着超越自身而向新的界域开启可能性，也意味着，向自体与他体共交一体的新的自由领域，去开放，而不断反证自体的存在。但这种共交一体并不是相互兼容，而是共同决定着共同某一方面的无限过程，但决不共同决定其他不同方面的有限过程。不管东方与西方，就文化极的元而言，它作为一种时-空成长的三维，实质就包含了此现，当此显现的文化的生成，是向再此开放的，是面向自己的彼现发展之维，而预成的。此在和彼在任何单方，都不能只凭自身这一边，来开启和自身连着的另一边——那个过渡性的中间型。我敢预言，东西方文化只是表观上有差异，只是外在的显象和不同的心觉境界，方式上换了形，本质上没有极化的差异。好比，叙利亚人的络腮胡很接近希腊人的络腮胡，东方的《吉尔伽美什》很像西方的《埃涅阿斯纪》；老子的《道德经》很像巴门尼德的《论自然》或亚里士多的《形而上学》。古希腊人的长城很像古中国的长城，中国和埃及的象形字也像古希腊的象形字。整个人类的心灵都在象形字中留下了始祖的印痕。比如，希腊字母“A”就是对半山浮云环绕做出象形字的抽象化，照样带有直感的诗性，英语字母“C”就是一柄钢刀的新月，照样镶在天幕远处。我要说，一切抽象，见底的形式，就是心里直看的那种啥都没有看见。
2018年10月96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