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核的儿子”

1989年5月31日，骆一禾逝世于北京地坛医院，时年二十八岁。就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两位诗人具有象征性的死亡事件过去三十年了，就当代诗歌进程而言，或就骆一禾“价值理性建设”的文艺复兴式伟大抱负而言，两个年轻生命的遽然离去，乃完成了一种精神献祭，似乎应验了席勒的诗句：“在诗里获得了永生的人，/必在生命里沉沦。”但历史诡计的神秘运作，也使两位诗人的死与那个转折性的时间节点永久地联系着，所以回头再读骆一禾《灿烂平息》的首句与结句——“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把我们轻轻放过”，不禁唏嘘不已。

2011年4月，我曾在张桃洲和西渡召集的骆一禾诗歌研讨会上谈到“骆一禾的诗歌有一种先见性，他的诗歌仿佛是为了未来而写作，跟八十年代的语境奇异地拉开了距离。”记得那次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海子和骆一禾的区别被忽视了，人们更多将他们视为孪生的一对。而他们二人，包括西川，在写作、诗学理念和交往中的确缔结了一个兄弟会般的精神共同体，其中骆一禾的思考与人格魅力又使他处于中心的位置，海子和西川都称他为“良师”和“精神导师”。这种关系甚至让我联想到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以及艾默生、梭罗、惠特曼的三位一体。骆一禾通过朱正琳的介绍，阅读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经由朱正琳本人和张玞的回忆，我们知道那是骆一禾诗学建构的重要思想来源，尤其是“文明周期”和作为文明生长动力的“创造性个人”学说，给了他思考“第四代文明”和寻找“复兴之路”的强烈的使命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朱大可在长篇文章《先知之门》里认为海子和骆一禾的写作“都可以纳入诗歌神学的形而上框架”，而前者属于“绝望神学”，后者则是“希望神学”，骆一禾自己对文明解体的当代境遇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处于第三代文明的末端：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也处于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见张玞《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据此，我们大抵可以在气质上将海子称为挽歌体诗人，将骆一禾称为颂歌体诗人，而他们的精神同源，即基于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在骆一禾的“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的论断中得以彰显，且是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二者都曾表达过对浪漫主义诗人的热爱。在1985年的《祖国》这首诗中，骆一禾写道：“人/到这个时候/就该长成神明了”，这与施莱格尔“每一个善的人总是愈来愈变成神”（《雅典娜神殿断片集》【262】）几乎是一种呼应。在《美神》、《火光》等诗学文章和书信中骆一禾设计了文化的历史活动的“顶点”，那个顶点即“诗歌的未竟之地”，由此引申出一种合乎理想的“共时体诗歌”，其方法则是（援引博尔赫斯）与神性建立一种“垂直关系”，即恢复赫尔德林“人将幸福地/用神性度量自身”。关于那个想象中的垂直体，海子曾在长诗《弥赛亚》中画过一个连接天和地的天梯，它是《山海经》中的一个原型形象，骆一禾则如此描述：“诗歌之垂直是未竟之地踵身而下，进入我们的渊薮。它是称为‘上帝’和称为‘本无’的本体的通明”（《美神》）。这里的“本无”很可能借用了禅宗的观念，因为他反对“做古代历史的盟主”（《水上的弦子》）的态度与禅宗颇为相似。穿越历史积层追寻神圣性的渴望使得那个垂直体成为骆一禾称为“诗歌心象”的一个象征物，恰如叶芝对螺旋体的迷恋。在最后的诗篇《壮烈风景》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朝向“顶点”的垂直运动的一种想象的构型：

 星座闪闪发光

 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

 只见心脏，只见青花

 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书在北方写满事物

 写满旋风内外

 从北极星辰的台阶而下

 到天文馆，直下人间

 这壮烈风景的四周是天体

 图本和阴暗的人皮

 而太阳上升

 太阳作巨大的搬运

 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

 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

1989.5.11

诗人的理想是，诗应该呈现“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而诗人只有超越唯我论，获得“博大生命”才能进入“灵魂附体的状态”（《美神》），这首诗的诸元素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互相放射并予以熔铸”，目标是达成“生命的自明性”。它也许是骆一禾诗学理念的一个总括。而最具雄心的抱负当体现于他和海子并驾齐驱的长诗写作中，他留下了《世界的血》和《大海》两部长诗，后者五易其稿，尚未完成。陈东东评价说：“《世界的血》是中国自有新诗运动以来的第一部真正的抒情史诗”；西渡在他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中分析道：“组成《世界的血》的二十首诗合拢成了一个严整的对称结构。全诗六章，第一、第六章，第二，第四章，第三，第五章分别对称，在内容、风格和音乐性均形成对话和呼应”。第六章《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副标题“穹顶”先期暗示了那个“顶点”，我猜测那是响应海德格尔“适宜于神的作为神的住所”的一个心灵建筑。骆一禾在一封致阎月君的信中所谈，大抵可以作为他欲构成文明新生的“时代的紧迫感的内在原动力”的另一个证言：“我和海子之写作长诗，对于价值理性建设的考虑也是其中之一。结构的力量在于它具有吸附能力，这可以从古代希腊的体系性神话、史诗即希伯来体系神话的奠基对西方过程的影响，不断塑造和作为认知构架的例子得到证明。”正是从这样一个参照系中开始了建立中国“体系性神话”的巨大工程，因而他格外重视“结构的力量”，“斫伐与造型”，“聚集的运作”，进一步，他还从“太初有生”这一自创的命名中寻求创作与创世的同一性，“在这里，诗、‘创作’已成为‘创世’的开口，诗歌使创世行为与创作行为相迴（西渡解读为‘相遇’），它乃是‘创世’的‘是’字”（《火光》）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明白他说“诗歌是这样构成了世界的一种背景的”意味着什么。“是”即存在，亦即肯定。而诗人在诗歌中的运作，乃是“登临的行动之血”（《屋宇》），是“热血自焚”（《女神》），是“血管里沸腾着金星”（《飞行》），只有当诗人之血与世界之血合一，神性才灌注于人性。写于1988年的《修远》中那句“那人与方向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中的“血”就是这两种血的合一，在垂直运动中“踵身而下”的速度和力量就聚集在“砍”这个动词中。

骆一禾在短短的生命中的加速度的沉思与写作为当代诗歌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我想把他和海子称为夸父式英雄并不为过。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美国学者在其所著的《与思想家对话》书中发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年龄差距在三十年之间，如果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骆一禾“时间是有浓度的”的认知，即他诗中出现的“三种时间”中的命运时间维度当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先知般的文化使命感。我在别处提到过织女星的光到达地球的时间正好也是三十年，那么，依据他的“大时间观”，如今我们能否像他期许的那样对“未竟之地”做出“危蹑”之“登临”？能否回答“我为什么看到了朝霞”？这位“星核的儿子”，“血做的诗人”，早早在天路上走着，年轻而闻天命，独往而义无反顾，或许中国神话原型中奠基“体系性神话”之圣殿的“息壤”，已在他绘制的“图本”中标示出来了，那“图本”也已递给了我们。获得大生命启示的人是不死的，故他能够从容地说出：

不惧死亡者

必为生命所战胜

因此，这个“骆一禾纪念专辑”不仅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通过纪念为诗歌招魂，以重新审视的目光，辨认那已然诞生的“人与方向”。需要说明的是，本专辑中的七篇文章均由陈东东先生提供，特此鸣谢。

2019.3.17

作者：宋琳，男，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2003年以来受聘于国内大学执教文学。现居大理。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雪夜访戴》、《口信》等，随笔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俄尔甫斯回头》。 1992年以来一直是《今天》文学杂志的编辑。曾获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2016年度十大好诗奖、昌耀诗歌奖、徐玉诺诗歌奖等。

绘画：Andante(Sonata of the Stars)，Mikalojus Konstantinas Ciurlionis

注：本文系作者为《今天》杂志总第121期“骆一禾纪念专辑” 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