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核的兒子”

1989年5月31日，駱一禾逝世於北京地壇醫院，時年二十八歲。就在他逝世前兩個月，年僅二十五歲的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這兩位詩人具有象徵性的死亡事件過去三十年了，就當代詩歌進程而言，或就駱一禾“價值理性建設”的文藝復興式偉大抱負而言，兩個年輕生命的遽然離去，乃完成了一種精神獻祭，似乎應驗了席勒的詩句：“在詩裏獲得了永生的人，/必在生命裏沉淪。”但歷史詭計的神秘運作，也使兩位詩人的死與那個轉折性的時間節點永久地聯繫着，所以回頭再讀駱一禾《燦爛平息》的首句與結句——“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會把我們輕輕放過”，不禁唏噓不已。

2011年4月，我曾在張桃洲和西渡召集的駱一禾詩歌研討會上談到“駱一禾的詩歌有一種先見性，他的詩歌仿佛是為了未來而寫作，跟八十年代的語境奇異地拉開了距離。”記得那次研討會上有人提出海子和駱一禾的區別被忽視了，人們更多將他們視為孿生的一對。而他們二人，包括西川，在寫作、詩學理念和交往中的確締結了一個兄弟會般的精神共同體，其中駱一禾的思考與人格魅力又使他處於中心的位置，海子和西川都稱他為“良師”和“精神導師”。這種關係甚至讓我聯想到黑格爾、謝林、荷爾德林，以及艾默生、梭羅、惠特曼的三位一體。駱一禾通過朱正琳的介紹，閱讀了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經由朱正琳本人和張玞的回憶，我們知道那是駱一禾詩學建構的重要思想來源，尤其是“文明周期”和作為文明生長動力的“創造性個人”學說，給了他思考“第四代文明”和尋找“復興之路”的強烈的使命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朱大可在長篇文章《先知之門》裏認為海子和駱一禾的寫作“都可以納入詩歌神學的形而上框架”，而前者屬於“絶望神學”，後者則是“希望神學”，駱一禾自己對文明解體的當代境遇是這樣描述的：“我們處於第三代文明的末端：輓歌，諸神的黃昏，死亡的時間裏；也處於第四代文明的起始：新詩、朝霞和生機的時間”（見張玞《大生命——論<屋宇>和<飛行>》）。據此，我們大抵可以在氣質上將海子稱為輓歌體詩人，將駱一禾稱為頌歌體詩人，而他們的精神同源，即基於情感本體論的生命哲學在駱一禾的“生命是一個大於‘我’的存在”的論斷中得以彰顯，且是可以追溯到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二者都曾表達過對浪漫主義詩人的熱愛。在1985年的《祖國》這首詩中，駱一禾寫道：“人/到這個時候/就該長成神明了”，這與施萊格爾“每一個善的人總是愈來愈變成神”（《雅典娜神殿斷片集》【262】）幾乎是一種呼應。在《美神》、《火光》等詩學文章和書信中駱一禾設計了文化的歷史活動的“頂點”，那個頂點即“詩歌的未竟之地”，由此引申出一種合乎理想的“共時體詩歌”，其方法則是（援引博爾赫斯）與神性建立一種“垂直關係”，即恢復赫爾德林“人將幸福地/用神性度量自身”。關於那個想象中的垂直體，海子曾在長詩《彌賽亞》中畫過一個連接天和地的天梯，它是《山海經》中的一個原型形象，駱一禾則如此描述：“詩歌之垂直是未竟之地踵身而下，進入我們的淵藪。它是稱為‘上帝’和稱為‘本無’的本體的通明”（《美神》）。這裏的“本無”很可能藉用了禪宗的觀念，因為他反對“做古代歷史的盟主”（《水上的弦子》）的態度與禪宗頗為相似。穿越歷史積層追尋神聖性的渴望使得那個垂直體成為駱一禾稱為“詩歌心象”的一個象徵物，恰如葉芝對蠃旋體的迷戀。在最後的詩篇《壯烈風景》中，我們可以領略到朝嚮“頂點”的垂直運動的一種想象的構型：

 星座閃閃發光

 棋局和長空在蒼天底下放慢

 衹見心髒，衹見青花

 稻麥。這是使我們消失的事物

 書在北方寫滿事物

 寫滿旋風內外

 從北極星辰的臺階而下

 到天文館，直下人間

 這壯烈風景的四周是天體

 圖本和陰暗的人皮

 而太陽上升

 太陽作巨大的搬運

 最後來臨的晨曦讓我們看不見了

 讓我們進入滾滾的火海

1989.5.11

詩人的理想是，詩應該呈現“文明史與史前史的一種集成狀態”，而詩人衹有超越唯我論，獲得“博大生命”才能進入“靈魂附體的狀態”（《美神》），這首詩的諸元素用詩人自己的話說，“互相放射並予以熔鑄”，目標是達成“生命的自明性”。它也許是駱一禾詩學理念的一個總括。而最具雄心的抱負當體現於他和海子並駕齊驅的長詩寫作中，他留下了《世界的血》和《大海》兩部長詩，後者五易其稿，尚未完成。陳東東評價說：“《世界的血》是中國自有新詩運動以來的第一部真正的抒情史詩”；西渡在他的專著《壯烈風景——駱一禾論、駱一禾海子比較論》中分析道：“組成《世界的血》的二十首詩合攏成了一個嚴整的對稱結構。全詩六章，第一、第六章，第二，第四章，第三，第五章分別對稱，在內容、風格和音樂性均形成對話和呼應”。第六章《屋宇——給人的兒子和女兒》，副標題“穹頂”先期暗示了那個“頂點”，我猜測那是響應海德格爾“適宜於神的作為神的住所”的一個心靈建築。駱一禾在一封緻閻月君的信中所談，大抵可以作為他欲構成文明新生的“時代的緊迫感的內在原動力”的另一個證言：“我和海子之寫作長詩，對於價值理性建設的考慮也是其中之一。結構的力量在於它具有吸附能力，這可以從古代希臘的體係性神話、史詩即希伯來體係神話的奠基對西方過程的影響，不斷塑造和作為認知構架的例子得到證明。”正是從這樣一個參照係中開始了建立中國“體係性神話”的巨大工程，因而他格外重視“結構的力量”，“斫伐與造型”，“聚集的運作”，進一步，他還從“太初有生”這一自創的命名中尋求創作與創世的同一性，“在這裏，詩、‘創作’已成為‘創世’的開口，詩歌使創世行為與創作行為相迴（西渡解讀為‘相遇’），它乃是‘創世’的‘是’字”（《火光》）至此，我們大致可以明白他說“詩歌是這樣構成了世界的一種背景的”意味着什麽。“是”即存在，亦即肯定。而詩人在詩歌中的運作，乃是“登臨的行動之血”（《屋宇》），是“熱血自焚”（《女神》），是“血管裏沸騰着金星”（《飛行》），衹有當詩人之血與世界之血合一，神性纔灌註於人性。寫於1988年的《修遠》中那句“那人與方向誕生/血就砍在了地上”中的“血”就是這兩種血的合一，在垂直運動中“踵身而下”的速度和力量就聚集在“砍”這個動詞中。

駱一禾在短短的生命中的加速度的沉思與寫作為當代詩歌留下了一筆可觀的遺産，我想把他和海子稱為誇父式英雄並不為過。一位我不記得名字的美國學者在其所著的《與思想傢對話》書中發現，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們年齡差距在三十年之間，如果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那麽，駱一禾“時間是有濃度的”的認知，即他詩中出現的“三種時間”中的命運時間維度當能幫助我們理解他先知般的文化使命感。我在別處提到過織女星的光到達地球的時間正好也是三十年，那麽，依據他的“大時間觀”，如今我們能否像他期許的那樣對“未竟之地”做出“危躡”之“登臨”？能否回答“我為什麽看到了朝霞”？這位“星核的兒子”，“血做的詩人”，早早在天路上走着，年輕而聞天命，獨往而義無反顧，或許中國神話原型中奠基“體係性神話”之聖殿的“息壤”，已在他繪製的“圖本”中標示出來了，那“圖本”也已遞給了我們。獲得大生命啓示的人是不死的，故他能夠從容地說出：

不懼死亡者

必為生命所戰勝

因此，這個“駱一禾紀念專輯”不僅是為了紀念，也是為了通過紀念為詩歌招魂，以重新審視的目光，辨認那已然誕生的“人與方向”。需要說明的是，本專輯中的七篇文章均由陳東東先生提供，特此鳴謝。

2019.3.17

作者：宋琳，男，1959年生於福建廈門，祖籍寧德。1983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1991年移居法國。2003年以來受聘於國內大學執教文學。現居大理。著有詩集《城市人》（合集）、《門廳》、《斷片與驪歌》、《城墻與落日》、《雪夜訪戴》、《口信》等，隨筆集《對移動冰川的不斷接近》、《俄爾甫斯回頭》。 1992年以來一直是《今天》文學雜志的編輯。曾獲鹿特丹國際詩歌節奬、《上海文學》奬、東蕩子詩歌奬、2016年度十大好詩奬、昌耀詩歌奬、徐玉諾詩歌奬等。

繪畫：Andante(Sonata of the Stars)，Mikalojus Konstantinas Ciurlionis

註：本文係作者為《今天》雜志總第121期“駱一禾紀念專輯” 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