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道别的骆一禾(两篇)
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临死前他留下遗书,嘱托将他的诗稿交给好友骆一禾处理。为安排海子后事及出版海子诗集,骆一禾做了大量幕后工作。1989年5月11日凌晨,他还在给帮助出版海子诗集的诗人阎月君写信商讨各种细节,然而两天后(5月13日),骆一禾突发先天性脑溢血,从此不省人事。18天后(5月31日),骆一禾在北京天坛医院不治身亡。与海子诗一般的死不同,骆一禾的死没有留下凄美想象和壮烈风景,没有遗嘱,甚至没有叹息……对于这个世界,骆一禾未曾道别。
百万庄的“神童”
1961年2月6日,骆一禾出生于北京百万庄,当时父亲骆耕漠已53岁,母亲唐翠英已41岁。晚年得贵子,按说是喜事,但母亲怀孕时并不惊喜,甚至有些不安。骆一禾的妻子张玞回忆说:“一禾是在母亲40岁时怀上的,当时不想要,还想跳绳流产来着,但肚子里的孩子很倔,愣是要出世的。这个事一禾和婆婆都当趣事来跟我讲。主要是那么大年纪怀孕有点不好意思。”结果,这个倔强的孩子就愣是来到了百万庄。
百万庄小区今天已经老旧,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很不起眼,但在上世纪50年代,它却是北京“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群”(当时还没有“高档社区”的叫法),里面住的都是国务院各部委处级以上的干部。从空中俯瞰,百万庄小区宛如一个大写的“H”,左边一竖由上向下依次排列着子、丑、寅、卯四个区,右边一竖由下向上依次排列着辰、巳、午、未四个区,“H”中间的一横(实际位置应该更偏上一些)是申区。申区之所以位置特殊,是因为它是高干区,里面均是院落相连的二层小楼,住的全是副部长以上干部。骆一禾的家就在申区,与薛暮桥(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为邻。
骆一禾生前很少向外人谈起父亲,实际上他的父亲骆耕漠不仅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高干。骆耕漠1954年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部级),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骆一禾的母亲唐翠英也曾任国家物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所以骆一禾的家庭背景非同寻常。
骆一禾共有四个姐姐,分别是骆小蛮、骆小予、骆小红、骆小元。这四个姐姐的年龄都比骆一禾大很多,其中最小的四姐骆小元也比他大7岁。骆小元回忆说:“在一禾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讲小儿书。我们不在家时,阿姨也给他翻小人书,有时候阿姨把书拿倒了,他就急得不行——不会说话,他就知道拿倒了,要正过来翻。”姐姐们最初以为幼小的一禾只是在看画,后来才发现弟弟实际上也在认字。所以到6岁时,骆一禾已读完《欧阳海之歌》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在骆一禾去世25周年之际,姐姐们谈起这个心爱的小弟弟无不黯然伤神,骆小元感叹道:“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禾有多么不寻常,现在说起来所谓神童也就是这样了。”
骆一禾虽然有着高干加高知的家庭背景,但他出世时,父亲已从高位上“坠落”,被调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66年,住在“部长小楼”的骆一禾也不再有安全感了——他们家成了百万庄申区第一个被冲击的家庭。造反派来抄家时,先是砸碎了一些物品,然后就开始烧书,骆小元回忆说:“当时在家里那个烧热水的锅炉里烧书,烧得一两天热水都不断。”
更令骆一禾惊恐的是,他突然间成了“狗崽子”,成了被人追打的目标。初期,骆一禾正在展览路一小读书,常有孩子在放学途中追着打他,所以每次放学时骆一禾都高度紧张。为了安全、顺利地通过学校门口到申区之间的一段“危险区域”,骆一禾每天都要仔细观察“敌情”,选择路线,然后奋力奔跑。好在很多时候大姐骆小蛮会站在申区门口喝退那些追赶弟弟的孩子,保护弟弟回家。骆小蛮患有大脑炎后遗症,于1983年病逝,年仅38岁。她是骆一禾生前失去的唯一一位亲人,骆一禾为此一直难以释怀,他尤其难忘这位身残的大姐充当他保护神的那些日子。
那段时间改变了骆一禾原本优越的生活,甚至也改变了他的行为和思想。日复一日地穿越“危险区域”,使他逐渐变成了身手敏捷的短跑高手,直到上大学时,他的百米速度仍然令人惊艳。由于没有人愿意跟“狗崽子”玩,他便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小养成了埋头读书的好习惯。长大后骆一禾曾在诗中回忆说:
在我还来不及懂的时候
像所有同时代人一样
我看完了
一切可以弄到手的书
有只剩十五页的《悲惨世界》
也有人人会唱的
《志愿军战歌》
淮河平原上的“娃”
1969年11月,61岁的骆耕漠随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下放五七干校。他们先驻扎在息县东岳,1971年4月又转至信阳明港。骆一禾的母亲唐翠英当年随物资部下放到罗山县,罗山县与骆耕漠所在的息县相邻,同属于信阳地区。骆一禾与大姐、二姐、四姐以及翟阿姨(老保姆)都跟着妈妈来到了罗山县(三姐骆小红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孩子跟着父亲呢?二姐骆小予回忆说:“我父亲患有青光眼,看不清东西,很需要人照顾,但是我父亲不愿意拖累我们,要我们跟着我妈妈,说我妈妈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就跟着妈妈下干校。”
在罗山县的家其实也分为两处:由于大姐骆小蛮患有大脑炎后遗症,加上骆一禾才8岁,都需要人照顾,所以就由翟阿姨带着姐弟俩住在罗山县城北街的法院家属院里,一禾就在县城东街的完小(过去曾将初小和高小合起来叫完全小学,故简称完小)上学。一禾的母亲与二姐骆小予、四姐骆小元则住在距离县城十几里之外的物资部五七干校。每到周末的时候,姐姐们便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沿着崎岖的山路回来团聚一次。
骆一禾从北京来到罗山县后,家庭被拆散了,生活条件更差了,但没有人再追着他喊“狗崽子”了,而且还被尊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这无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二姐骆小予回忆说,一禾在罗山县上小学的第一天,送他上学的翟阿姨特意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回家后她激动地告诉一禾的姐姐们:“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
天资不凡的骆一禾自然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语文老师见他卓尔不群,便额外给他开起了“小灶”——私下里教他一些古诗词。1987年7月,骆一禾写下《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的诗歌,讲述了他“首遇唐诗”的故事。他说:“在那个年代/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据骆小予回忆,这位“私塾先生”其实就是骆一禾的语文老师。“一位老女人”便是老保姆翟阿姨,为了报答师恩,她每次接送一禾时顺便“送给先生一碗红烧土豆”。
骆一禾回忆说,“这位先生也教书也种地/收成不好”,“一生读过的书没有几本”,“从未著书立说/不和秀才交往”,“先生不知道刘文学/先生很少议论别人”,“先生佩服的是律师施洋:一个大罢工里的革命者”。“先生”告诫一禾:“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先生”教唐诗的方式也很特别——“先生只让我抄写唐诗/我抄唐诗/先生从不许我带走/先生最后口述词牌/不久就病倒了”——
他竟至不能讲完而抚摸着
我的脑袋
娃呵他说
在淮河边上他们都这么叫孩子和小牲口
你可记得学诗当具斗胆
自念书空料理万里蓝天
青天如不可出
你要出去
“先生”虽然读书不多,“没有资格教书,种地刚刚活得起”,却教给了骆一禾两句终身受用的话:“莫结秀才”和“学诗当具斗胆”——这恐怕是城里的老师永远也无法说出的(更何况那时城里的孩子几乎都接触不到唐诗!)。“先生”这两句话对骆一禾影响深远,多年以后,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士大夫的气味不是太浓厚了吗?”——这里对“士大夫的气味”的诘难不正是“莫结秀才”的一种表现吗?为了向世人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骆一禾后期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转向了令读者“并不亲切”的“长诗”创作——如此大胆、冒险的“转型”不也是“学诗当具斗胆”的一种践行吗?
骆一禾先后在河南罗山县(1969—1971)和息县(1971—1972)生活了三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给骆一禾的童年乃至他的诗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骆一禾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
在自然的流动中,把我注入淮河、海滩、平原、黄昏、大地、太阳和千条火焰,使我们天生地呈现原型——这就是诗,它使我们作为同等的人而处于直接的心灵感应中,使我们的天才中洋溢着崇敬精神,获得生命的自明性。
他这里说的生命自明性,肯定也包含他当年在淮河平原上所获得的“心灵感应”。
北大“三剑客”
1972年5月起,骆耕漠一家人相继离开河南干校,返回北京。由于1969年离京时骆耕漠已退掉百万庄的“部长小楼”,所以此次回京他便成了无房户,只好暂时借住在弟弟家。后来全家都住在国家物资部分给唐翠英的一套四居室里。骆一禾小学毕业后,就近上了北京154中学。骆一禾在中学期间文科成绩优异,但数学稍差。好在骆一禾的二姐夫曾是一名老师,在二姐夫的辅导下,骆一禾恶补数学,最终在1979年的高考中,以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骆一禾上北大后为人随和、低调,从不谈及其高干家庭的背景,但在思想上又是个活跃分子,极具开拓精神。刚上北大不久,他就和室友办起了一份名为《清泉》的文学杂志,供大家发表作品,交流思想。骆一禾的室友刘宝明至今还记得,《清泉》是一种用蜡纸刻印出来的刊物,前后出了两三期,其中发表了何拓宇描写冰球运动员的小说《冰梦》、李赜倾诉中秋节思亲之情的七言诗,以及刘宝明描写月光下火车过黄河的散文《月夜》等。可见骆一禾当初不仅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和创作者,更是一位文学创作的引导者和推动者。骆一禾的这一特质,在后来他与海子的关系中依然清晰可见。
骆一禾与海子、西川堪称北大诗人中的“三剑客”,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骆一禾还是他们班(北大中文系1979级文学专业)的“三剑客”(另两位是赵仕仁和何拓宇)之一,在这组“三剑客”中,赵仕仁勤于思考,骆一禾热爱诗歌,何拓宇则多才多艺。然而天妒英才,因为意外和疾病,仅仅过了20多年,这组“三剑客”便接踵而去,相聚在另一个世界了——他们三人的年龄加起来还不满一百岁。
说起这组“三剑客”的故事,最值得一提的恐怕还是他们在北大与一位“长兄”的“海聊”了。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曾写道:
这里,我想提到一位长兄,一个我在诗论《春天》里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智者,他在一个冬天里引导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并使我领会了这样一句话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维吉尔在《神曲》里所说的话,而我在青年时代得以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幻美。
这位“长兄”就是后来的知名学者、书评人朱正琳(“三剑客”习惯称他为“老朱”)。朱正琳生于1947年,比骆一禾足足大了14岁,又不在同一个系(老朱的专业是哲学),那么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朱正琳回忆说,当时“三剑客”在北大领受了一项筹办展览的任务,而他刚好被人引荐作为他们的顾问。朱正琳首先见到的是赵仕仁,在他们三言两语地谈完相关事务后,赵仕仁竟然劈头盖脑地和他谈论起了“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一类的形而上,这让朱正琳始料未及,更为“嚣张”的是,赵仕仁竟然预言30出头、正处于哲学前沿阵地的老朱已经过时,“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了”。面对这个既“狂”且诚的福建山里来的毛头小子,老朱终于“忍不住也开始发宏论了”——从“理论突围”到“借力打力”,从“亚细亚形态”到“世界历史透视”,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一通狂侃,结果老朱“痛快淋漓”(遇到了最好的倾听者),而赵仕仁则“一时当然拿不出什么反制的措施,只能默默地听着”。以至于第二天,赵仕仁又搬来了救兵骆一禾与何拓宇,结果导致他们之间的“碰撞”进一步升级,通宵达旦的“海聊”竟持续了两三个月。侃到最后,“三剑客”似乎仍然不服气,“决定用五年的时间批判老朱”。
随着思想上的交锋和情感上的交流,他们“海聊”的话题日益宽泛。后来张玞、小霖两位女生也加入了进来,气氛更加轻松活跃。在赵仕仁的介绍下,骆一禾与比他低两级的师妹张玞成为好友——6年后他们结为夫妻。
在充满活力的80年代,骆一禾的诗歌创作日趋活跃。据骆一禾的室友刘宝明介绍,到大学毕业之前,骆一禾已写了3000首诗——这一数字曾令刘宝明惊叹不已!1982年北大五四文学社出版了一期《大学生作品选》的杂志,骆一禾除了在其中发表一组诗歌和小说《思华年》外,还担任了该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以“欣拾”的笔名撰写了诗评《“大地是转动着的”——读〈第三代人〉的部分诗作》。西川曾说,“第三代”这个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四川的诗人们;另一个则来自骆一禾。《大学生作品选》收录的大多是北大中文系1979级的作品,外系的少量诗作被编排在《五色石》的板块里,其中有西川(西语系)的两首诗,但未见海子(法律系)的诗作。
据张玞回忆,骆一禾是在大学快毕业时才认识海子的。张玞说她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是张颐武带海子去见的一禾。海子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歌从此被一个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
诗坛“先锋”
1983年骆一禾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工作,这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且早有办杂志经验的骆一禾来说,可谓如鱼得水。当时《十月》杂志采取分片管理的模式,骆一禾分管的是西南片。1986年骆一禾开始筹办一个新的诗歌栏目《十月的诗》,1987年正式推出。《十月的诗》虽然只办了三年(骆一禾去世后停办),但影响极大。广西诗人刘频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写作波涌如潮。当时,在《十月》杂志执编诗歌的著名青年诗人骆一禾,通过其所主持的栏目给予先锋诗歌以积极的支持和推动。那时,《十月》杂志所发表的诗歌以先锐著称,并吸引了很多前卫诗人投稿。”大约在1987年夏,刘频将自己的13首诗投给《十月的诗》,尽管由于与栏目要求不符未予采用,但素未谋面的骆一禾还是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并对其中的几首诗逐一作出了认真细致的点评,刘频读后感个影响时代的优秀诗人那种智性的光芒和博学的风采,以及形而上的深刻洞察能力。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骆一禾的热诚、敦厚、正直、认真的品格。”
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刘扬、于坚、海子、朱春雨、吕德安、马丽华、昌耀、公刘、舒洁、黄然、王坤红、钱叶用、阎月君、雪迪、曲有源、万夏、莫非、邹静之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海子所占的份量尤重,据统计,在总共17期的《十月的诗》中,海子作品独占三期——海子生前在诗坛上的声誉就主要建立在这些作品上。诗人、骆一禾诗歌的研究者西渡说:“能够在不到三年时间内推出这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已非寻常——不难想象其间需要克服的众多内外困难。这只要对比一下当时主流刊物上诗歌发表的情况,包括《十月》本身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在推出优秀诗人和诗作上,能够和《十月》相提并论的,整个1980年代大概只有广州的《花城》一家。这两家刊物,一南一北,呈犄角声援之势,为推动1980年代实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最切实的贡献。”
骆一禾在诗歌编辑上显露的远见卓识和先锋性与他的诗歌理念密切相关。
因为也就在1986年至1987年间,骆一禾的诗歌创作开始“转型”。他曾在致友人潞潞的信中说:“1984、1985两年,我基本没有发表作品,这是我的沉思时期,能不能变革是最主要的,而发表是次要的。这两年对于在朦胧诗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但又不是朦胧诗人的诗人来说是一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
骆一禾在经过“渡河时期”后,便展开了更加宏大的写作计划,他不再“依从”“好诗”,甚至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长诗”(亦称“史诗”或“大诗”),他深知“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在这条壮烈的诗歌道路上,骆一禾是无比孤独的,或许只有海子是他同道。沿着这条“背向前人也背向后人”(骆一禾语)的道路,他们一起走向远方,走出了“80年代”。
由于骆一禾突然病故,他所设想的“总的成型”尚未完成,但“新的质地”已在他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中拔地而起,呈现出“腾空之美”,发散出“蛮貃之音”。《世界的血》和《大海》无疑是骆一禾用生命“燃烧”而成的杰作,也是他为中国当代诗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骆一禾用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遗作证明了“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
骆一禾手稿
骆一禾和海子都是以命相赌的诗歌烈士,然而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渡曾在他研究骆一禾诗歌的专著《壮烈风景》中分析说:“骆一禾是‘向死而生’,海子是‘视死如归’。骆一禾直面死亡,是为着生命的缘故。对于他,死亡虽然是生命的背景,但却无法剥夺生命的意义,他并以爱和未来的名义拒绝死亡对生命的入侵。因此,骆一禾热爱生命,尽管他英年早逝,他留给世界的遗嘱却是:‘我们要好好活下去(海子死后骆一禾曾这样跟妻子张玞说——引注)。’”
骆一禾原本打算“以一生作为离去”,然而他的生命永远却定格在了28岁,他只能以诗歌去“战胜一生中的一切艰难和苦难”了。在百年之后,人们还会记得这位曾经点燃80年代新诗新希望的“先锋”吗?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在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骆一禾《先锋》
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变成一个人
新三届乃77级、78级、79级大学生之通称。本号与你分享新三届写或写新三届的非虚构原创作品,兼顾其他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作品。记录直白的历史,讲述真实的故事。本号由资深媒体人团队打理。
骆一禾:在目送海子中离去
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他随身携带了最后一封遗书:“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以前的遗书全部作废,我的遗稿全部交《十月》编辑部骆一禾处理。”从此骆一禾开始为料理海子后事和整理出版海子诗集而奔波、操劳。骆一禾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48天后(5月131989年3月底,骆一禾前往山海关料理海子后事。
刘广安(海子北大室友、中国政法大学同事)回忆说:“1989年3月31日,在赴山海关辞别海子的路上,我问骆一禾,如何评价海子的诗?一禾答,海子对中国诗歌语言的贡献,不亚于普希金对俄罗斯诗歌语言的贡献。海子诗歌语言的色彩更绚烂一些。”日)他便一头倒下,再也没有醒来(5月31日去世)。
骆一禾后来在给万夏的信中说:“我去山海关料理了他的后事。他死前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胃里只吃了两只橘子,十分干净,身上只余二角钱,提包里带了《圣经》《康拉德小说选》《瓦尔登湖》和《孤筏重洋》(内有对太阳之王的纪述,一本小说)。四本书都是他最喜爱的。”
4月初,骆一禾和西川等在京诗友联合搞了大型义捐,全部两千零三十元义捐款交给了海子的父母。
4月7日,骆一禾参加北大五四文学社年轻诗友们联合举行的海子诗歌朗诵纪念会,有千余人到场,历时一小时又十五分。“今天,我再也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人。”当海子这句诗最后翱翔于空中的时候,有些人流下了眼泪。骆一禾注意到,诗友们当中有不少忆诵海子的诗,他们收集着发表过海子诗作的刊物,一些几乎散佚的海子诗稿经他们的手得以保存。
4月12日,骆一禾“凌晨长吊”,写下《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这是海子死后,骆一禾为海子写的第一篇诗论,在文中,骆一禾除了介绍海子的诗歌成就,还对海子死前的生存状态作了回顾:
这些天我坐在海子存放遗稿的旧木箱边,翻看他留下的两札家信,这只旧木箱是他15岁上北京大学时从安徽安庆农村带来的。在他毕业之后,他所收到的近百封家信里,都请他寄些钱回家,垫付种子、化肥钱和资助三个弟弟的学费。从信上看得出,他常以五六十元为单位寄回家去,也有的时候他不回信,那是他没有钱了。他曾经给母亲写信说:“妈妈,今年我要发大财了,我写的好多东西就要发表了,都给咱们家……”今年他寄回家里的三百多元钱,添上了一件黑白电视机,是他母亲用扁担从城里挑回家的。这些年,他的二弟一直没有配上眼镜。
——从1986年起,除授课和访友的时间外,他的写作从晚七时至早七时,如此循环往复。
海子的诗不是一种终结、一种挽歌,而带有一种朝霞艺术的性质。这也合成了创作对他的庞大压力。而且他也负担着生存的重量,去年11月我去看他,他已经吃了四天方便面,到了11月,他还没有想起把夏天搭的地铺重新支起来,在生活上他基本上是不谙世事的,除去书店之外,他生活的常识很少,他是个傻弟弟,干过傻事一桩。他居然能够知道昌平全县哪一家誊印社便宜,他和西川合印的《麦地之瓮》就是他找的誊印社,这真是只有一门心思。那回去看他,我和妻子就留下住了四天,给他做些饭菜吃,小查坚决不要放味精,我说:“那怎么能鲜呢?”他说:“我们乡下来人说吃味精要烂肠子。”
在文中,骆一禾还首次提到海子是“诗歌烈士”,说海子后期的诗歌“也许并不亲切”,需要用“旷观之眼”才能窥其堂奥:
小查的悲剧不在于他不行了,而在于他创作上只有独自挺进。所以他是中国新诗的一位诗歌烈士。他后期的诗也许并不亲切,因为“背景诗歌”之为背景是远的,他这些诗需要以旷观之眼为佐读。他尽其所能,诗中每有一种与素见的由近及远的眼力相异的,从纵深看过来的眼力,除去字面所述之外,敏感到这种鱼龙潜跃也即是审美。
4月14日,骆一禾在中国政法大学作“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早逝的天才海子诗歌总观”讲演,历时两个半小时,约有三百余人参加,反应很好。
4月15日,骆一禾给诗人万夏写信,谈到了海子之死、后事安排等等(节选):
由于列车慢行,他是从侧面钻入的。头和心完整,齐腰切为两段,辗过之后,货车(1205次)根本未发现。而钻车的刹那间,他戴的眼镜竟也能毫无磕损。他说他生前有吐血迹象,幻听及思维混乱、头痛征兆。故他会感到这对他的宏大构思的创作是致命的。我和西川认为他是为诗而死的诗歌烈士。陈东东也作如是说。
在大家关注下,《诗刊》《人民文学》《开拓文学》《北京青年报》要给海子发纪念诗歌专页。——他的遗稿,现已有了两本诗集可出版,他的抒情诗及一部主要长诗(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土地》大约可以不日问世了。但还有一些诗未找到诗集,包括长诗《遗址》和《弥赛亚》及一些诗论。这样,我受他最后之托而为遗稿奔走的责任,在大家协助下,已有所减轻。出他的全集是一个长远之图。
另外有一些对海子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还要加以持久的批判。例如说他的诗不行,他抵不住后现代主义艺术,他是怯懦的等等。
总之和那些恶意的评价及说法,我和西川都要与之斗争到底。
骆一禾在《十月》杂志主持《十月的诗》期间(1986——1989),就力推海子的诗歌。据统计,在总共17期的《十月的诗》中,海子作品独占三期——海子生前在诗坛上的声誉就主要建立在这些作品上。海子去世后,骆一禾一方面继续加大推介海子诗歌的力度,一方面与那些对海子的恶意评价“斗争到底”!(关于海子生前在诗歌界的遭遇,西川曾在《死亡后记》一文中有比较具体的介绍。)
4月26日,海子去世一个月。骆一禾将这一天命名为“海子忌月之日”,他完成了《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这是海子死后,骆一禾为海子写的第二篇诗论(代序)。早在4月14日,骆一禾在中国政法大学就作过“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早逝的天才海子诗歌总观”的讲演。所以笔者推测这篇诗论骆一禾应该写了很长时间,只是在4月26日才完成定稿。在文中,骆一禾重点介绍了《太阳》七部书中的《土地》,他尤其强调,海子挑战性地向世人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七十年来的那个样子”:
海子从1984年起写下了不朽名篇《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之后进入了5年天才的创作生涯:近300首抒情诗是具有鲜明风格和质量的,堪称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他最著力的则是名为《太阳》的一部全书。
海子的“大诗”创作以西方古代史诗为背景而逐渐向《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式的东方古代史诗背景变换,印度大史诗不同于西方史诗的体系性统摄,而更多的是百科全书式的繁复总合与不断丰富,但他没有放弃西方史诗的构造、造型力。
——在西川和我读毕他所有遗作后,认为《太阳》七部书里最完整、最有涵括力的一部,便是这里我为之作序的《土地》即《太阳•土地篇》,这是他七部书的顶峰——顶峰是独立完整的,有对称性及和谐构造的。
他在《土地》里完成了一个大型的象征体系:由生动的灵兽和诗歌神谱组成。他引入了繁富的美和幻象的巨大想象力,从而形成了他对诗歌疆域的扩展,他挑战性地向包括我在内的人们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七十年来的那个样子。
4月28日,骆一禾给诗人袁安写信,主要谈海子的诗歌理想及其遭遇(节选):
海子的死我不想再谈了,不过你寄来的剪样我得修正一点,因为提供这种说法的人肯定不是我的朋友,报上说海子感到写完《太阳》之后“难以为继”,这是个阴险的说法,我觉得“不能写作”和“难以为继”是很不同的说法,后者不是事实。
总之你是相当理解海子的,如果他再活,我是坚决反对他的自杀的,或者说,你相当理解我心中的海子。
海子是个生命力很强,热爱生命的人,但他没有释放能量的环境,非常直观地说,他的屋子里非常干净,一向如此。他挂了一张西藏女童的照片,我很喜欢,名之为含着舌头淳笑的“赤子”;还有一块五彩缤纷的大花布挂在墙上。他所感到的压力使他从来不敢再挂抽象派大师的绘画,只有一张梵高的《向日葵》,他很喜欢而没有舍得摘掉。
他在一本杂志里夹了几张外国电影女明星的照片,热爱伟大的嘉宝。
在《伟大的嘉宝》里有一句话说,伟大的美和伟大的常识是不能并存的。
近段我没有写什么东西,前天喝酒大醉了一次,胆汁都吐了出来,淤积的某种心理也随后有所化解……
因为找照片,誊抄和搜集,给关心者解说等事,海子的诗稿到现在才交到你的手上。我和西川作了慎重鉴别后,分别誊抄、整理了他的长诗《土地》和不同时期代表作的抒情诗选集。这两种抄本提供给你,其特点我和西川的两篇序里分别说了,供出版时选择其中一种,哪一种都是可以的。附上海子的一张彩照,虽然是横向的,但在能找到的照片里,这张最能传神。他有一首诗献给兰波,名为“诗歌烈士”,这张照片表达了这种人格,就用它吧。
你曾提及出版社经费的紧张,这一点我深思之久,也是我行事中少见的。我们曾说起让出自己出版机会的事,尤其你也表明了这个态度,这让我很不安。如果我不说这种牺牲对生者是巨大的,恐怕并不真实。作为海子的朋友,我尤其不该在这上连累你,这样做也是出于最终的道义,在此地步之前,我就应该先设法走另外的途径。到了最后没法子,也不能轮到你,因为海子最后的嘱托人是我。我设法决定这样做:1、在北京募得的两千零三十元已交给他父母带回,而从全国诗人及爱好者那里募得的一千余元,作为大家的心意,交给出版社以尽棉薄;2、我来承担一部分海子诗歌集的认购,书到手后,我请全国各地的诗人买一部分,俟书款收齐后,都交出版社,一应费用我都不收,尽数还给社里。当然,总印数大了,我也认不了太多,按一般诗集情况购一部分是可以的;3、你曾提到诗集要付一些稿酬,我的长诗《世界的血》如能用上,稿酬是分文不要的,社里节省下来,海子的诗集的稿酬,经商量也不收了,省给社里,这样樽节下来,三项也大致能够解决海子诗集的经费,除他和我之外,也不再牵累大家更多。从各地来信看,海子的诗有不少爱好者,他的作品的读者比很多人都多。订数上来之后,请把情况告诉我,好从总印数上考虑。
这里说的出版社就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当年该社正推出一套“世纪末诗丛”——旨在为尚未能有诗集出版的青年诗人们,提供出版处女集的机会。诗人阎月君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世纪末诗丛”当时计划推出的诗人里有骆一禾、阎月君等,但没有海子。从骆一禾的信可以看出,骆一禾急切想推出海子的诗集,甚至不惜“让出自己的出版机会”——要知道那也是骆一禾的处女集呀!阎月君也“表明了这个态度”,但骆一禾不忍连累她,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经费的方案,尽量不走到这一步。如果这个方案行不通,骆一禾仍坚持自己放弃出版机会,因为海子“最后的嘱托人”是他。
这应该不是他们第一次讨论给海子出诗集的问题。骆一禾在4月26日完成的《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里就写过:“在此我们要特别向提供了诗集出版机会的诗人阎月君同志,向高贵执义、决定出版海子诗集的出版人士表示最虔诚、最无比的感谢和敬意。”这次在给阎月君的信中,骆一禾再次向出版海子诗集的人致谢,称他们为“义人”:
所以,如果他的诗集能够被接受,实在是一桩功业。我由于不知道诗集主持人的姓名,在序里未能写下,西川的序也是,希望你能代为填写上。因为想到海子被埋没,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不能不说在侥幸中得大义之助,这义人的名必是大的。
骆一禾之所以感到不寒而栗,是因为当时已有杰出诗人被埋没的先例。被骆一禾誉为“大诗人”的昌耀1954年开始写诗,但到1986年才出了第一本诗集,而且到1988年仍少见对昌耀诗歌的评论和研究。骆一禾曾感叹道:“也就是说三十四年间,一个民族的大诗人放在面前而无人认得,这就是我们当代文学和时代环境令人发指的一个例证。”(1988年骆一禾和张玞写的《太阳说:来,朝前走》堪称研究昌耀诗歌的第一篇重要诗论。)
现在骆一禾更担心海子,因为他死得太早,他亟需一个“传到未来的机会”。
骆一禾去世后,他的遗孀张玞继续为出版海子诗集而奔走,最终解决了经费问题(自费)。1990年,海子的《土地》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骆一禾的《世界的血》。后来《海子诗全编》(西川编)和《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的出版依然不顺利,历时八年,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7.2)。
同一天(5月11日),骆一禾还写了一首与海子有关的诗——《巴赫的十二圣咏》,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我对巴赫的十二圣咏说
从此再不过昌平
巴赫的十二圣咏从王的手上
拿下了十二支雷管
昌平是海子的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所在地,也是骆一禾的伤心之地。骆一禾“拒绝接受他的死”,他曾写道:“我无法想象的是,一个矮身量、红脸膛儿、头发蓬乱的农家弟弟卧如死神的那一刹那,那是不可讨论的,因为大门已经关上。”所以骆一禾在诗中发誓:“从此再不过昌平”!
5月13日,骆一禾写完《海子生涯(1964—1989)》,这是他为海子写的第三篇诗论,也是他写的最后一篇诗论。参照前面骆一禾常有通宵写作的习惯,笔者推测这篇诗论应完成于13日凌晨。骆一禾在文中首先诠释了海子诗歌与海子(生活)的关系:
我写这篇短论,完全是由海子诗歌的重要性决定的。密茨凯维支在上个世纪的巴黎讲述斯拉夫文学时,谈到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启迪时说:“他是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这用以陈说海子诗歌与海子的关系时,也同样贴切。海子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海子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悲剧,正如酒和粮食的关系一样,这种悲剧把事件造化为精华;海子不惟是一种悲剧,也是一派精神氛围,凡与他研究或争论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地想起这种氛围的浓密难辨、猛烈集中、质量庞大和咄咄逼人,凡读过他作品序列的人会感到若理解这种氛围所需要的思维运转速度和时间。
骆一禾还回顾了海子短暂而又辉煌的创作生涯,将他喻为“取圣杯的年轻骑士”:
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年的5年中,写下了200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他将这些长诗归入《太阳》,全书没有写完,而七部成品有主干性,可称为《太阳•七部书》,他的生和死都与《太阳•七部书》有关。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
在诗论中,骆一禾重点谈了海子的长诗《太阳•七部书》,因为长诗(史诗)创作也是骆一禾在经过“渡河时期”后的宏大计划。骆一禾深知“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在这条壮烈的诗歌道路上,或许只有海子是他的同道:
《七部书》的想象空间十分浩大,可以概括为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陆,其中是以神话线索“鲲(南)鹏(北)之变”贯穿的。这个史诗图景的提炼程度相当有魅力,令人感到数学之美的简赅。海子在这个图景上建立了支撑想象力和素材范围的原型谱,或者说象征体系的主轮廓(但不等于“象征主义”),这典型地反映在《太阳•土地篇》(以《土地》为名散发过)里。在铸造了这些圆柱后,他在结构上借镜了《圣经》的经验,包括伟大的主体史诗诗人如但丁和歌德、莎士比亚的经验。
海子的诗歌道路在完成史诗构想——“我考虑真正的史诗”的情况下,决然走上了一条“赤道”:从浪漫主义诗人自传和激情的因素直取梵高、尼采、荷尔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诗歌——史诗。冲力的急流不是可以带来动态的规整么?用数学的话说: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在这种情况下,海子用生命的痛苦、浑浊的境界取缔了玄学的、形而上的境界作独自挺进,西川说这是“冲击极限”。
海子的长诗大部分以诗剧方式写成,这里就有着多种声音、多重化身的因素,体现了前述悲剧矛盾的存在。从悲剧知识上说,史诗指向睿智、指向启辟鸿蒙、指向大宇宙循环,而悲剧指向宿命、指向毁灭、指向天启宗教,故在悲剧和史诗间,海子以诗剧写史诗是他壮烈矛盾的必然产物。正如激情方式和宏大构思有必然冲突一样。在他扬弃了玄学的境界的深处,他说了“元素”:一种普洛提诺式的变幻无常的物质与莱布尼茨式的没有窗户的、短暂的单子合成的突体,然而它又是“使生长”的基因,含有使天体爆发出来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海子的生命充满了激情,自我和生命之间不存在认识关系。
这就是1989年3月26日的轰然爆炸的根源。
谁也没想到,就在写完这篇诗论十几个小时后——5月13日当晚,殚精竭虑的骆一禾也轰然倒下了(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醒来(5月31日去世)——他的倒下比海子还要突然,没有告别、没有嘱托、甚至没有叹息……
注:以上文章转载自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