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道別的駱一禾(兩篇)

1989年3月26日，詩人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臨死前他留下遺書，囑托將他的詩稿交給好友駱一禾處理。為安排海子後事及出版海子詩集，駱一禾做了大量幕後工作。1989年5月11日凌晨，他還在給幫助出版海子詩集的詩人閻月君寫信商討各種細節，然而兩天後（5月13日），駱一禾突發先天性腦溢血，從此不省人事。18天後（5月31日），駱一禾在北京天壇醫院不治身亡。與海子詩一般的死不同，駱一禾的死沒有留下凄美想象和壯烈風景，沒有遺囑，甚至沒有嘆息……對於這個世界，駱一禾未曾道別。

百萬莊的“神童”

1961年2月6日，駱一禾出生於北京百萬莊，當時父親駱耕漠已53歲，母親唐翠英已41歲。晚年得貴子，按說是喜事，但母親懷孕時並不驚喜，甚至有些不安。駱一禾的妻子張玞回憶說：“一禾是在母親40歲時懷上的，當時不想要，還想跳繩流産來着，但肚子裏的孩子很倔，愣是要出世的。這個事一禾和婆婆都當趣事來跟我講。主要是那麽大年紀懷孕有點不好意思。”結果，這個倔強的孩子就愣是來到了百萬莊。

百萬莊小區今天已經老舊，在高樓林立的北京很不起眼，但在上世紀50年代，它卻是北京“現代化的標志性建築群”（當時還沒有“高檔社區”的叫法），裏面住的都是國務院各部委處級以上的幹部。從空中俯瞰，百萬莊小區宛如一個大寫的“H”，左邊一竪由上嚮下依次排列着子、醜、寅、卯四個區，右邊一竪由下嚮上依次排列着辰、巳、午、未四個區，“H”中間的一橫（實際位置應該更偏上一些）是申區。申區之所以位置特殊，是因為它是高幹區，裏面均是院落相連的二層小樓，住的全是副部長以上幹部。駱一禾的傢就在申區，與薛暮橋（曾任國傢計委副主任），𠔌牧（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等為鄰。

駱一禾生前很少嚮外人談起父親，實際上他的父親駱耕漠不僅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還是一位高幹。駱耕漠1954年出任國傢計委副主任（副部級），1955年受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駱一禾的母親唐翠英也曾任國傢物資部機關黨委副書記。所以駱一禾的家庭背景非同尋常。

駱一禾共有四個姐姐，分別是駱小蠻、駱小予、駱小紅、駱小元。這四個姐姐的年齡都比駱一禾大很多，其中最小的四姐駱小元也比他大7歲。駱小元回憶說：“在一禾還不會講話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給他講小兒書。我們不在傢時，阿姨也給他翻小人書，有時候阿姨把書拿倒了，他就急得不行——不會說話，他就知道拿倒了，要正過來翻。”姐姐們最初以為幼小的一禾衹是在看畫，後來纔發現弟弟實際上也在認字。所以到6歲時，駱一禾已讀完《歐陽海之歌》這樣大部頭的小說。在駱一禾去世25周年之際，姐姐們談起這個心愛的小弟弟無不黯然傷神，駱小元感嘆道：“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一禾有多麽不尋常，現在說起來所謂神童也就是這樣了。”

駱一禾雖然有着高幹加高知的家庭背景，但他出世時，父親已從高位上“墜落”，被調往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專門從事經濟研究工作。1966年，住在“部長小樓”的駱一禾也不再有安全感了——他們傢成了百萬莊申區第一個被衝擊的家庭。造反派來抄傢時，先是砸碎了一些物品，然後就開始燒書，駱小元回憶說：“當時在傢裏那個燒熱水的鍋爐裏燒書，燒得一兩天熱水都不斷。”

更令駱一禾驚恐的是，他突然間成了“狗崽子”，成了被人追打的目標。初期，駱一禾正在展覽路一小讀書，常有孩子在放學途中追着打他，所以每次放學時駱一禾都高度緊張。為了安全、順利地通過學校門口到申區之間的一段“危險區域”，駱一禾每天都要仔細觀察“敵情”，選擇路綫，然後奮力奔跑。好在很多時候大姐駱小蠻會站在申區門口喝退那些追趕弟弟的孩子，保護弟弟回傢。駱小蠻患有大腦炎後遺癥，於1983年病逝，年僅38歲。她是駱一禾生前失去的唯一一位親人，駱一禾為此一直難以釋懷，他尤其難忘這位身殘的大姐充當他保護神的那些日子。

那段時間改變了駱一禾原本優越的生活，甚至也改變了他的行為和思想。日復一日地穿越“危險區域”，使他逐漸變成了身手敏捷的短跑高手，直到上大學時，他的百米速度仍然令人驚豔。由於沒有人願意跟“狗崽子”玩，他便一個人躲在傢裏看書，從小養成了埋頭讀書的好習慣。長大後駱一禾曾在詩中回憶說：

在我還來不及懂的時候

像所有同時代人一樣

我看完了

一切可以弄到手的書

有衹剩十五頁的《悲慘世界》

也有人人會唱的

《志願軍戰歌》

淮河平原上的“娃”

1969年11月，61歲的駱耕漠隨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下放五七幹校。他們先駐紮在息縣東嶽，1971年4月又轉至信陽明港。駱一禾的母親唐翠英當年隨物資部下放到羅山縣，羅山縣與駱耕漠所在的息縣相鄰，同屬於信陽地區。駱一禾與大姐、二姐、四姐以及翟阿姨（老保姆）都跟着媽媽來到了羅山縣（三姐駱小紅去了黑竜江生産建設兵團）。為什麽就沒有一個孩子跟着父親呢？二姐駱小予回憶說：“我父親患有青光眼，看不清東西，很需要人照顧，但是我父親不願意拖纍我們，要我們跟着我媽媽，說我媽媽是沒有‘問題’的，你們就跟着媽媽下幹校。”

在羅山縣的傢其實也分為兩處：由於大姐駱小蠻患有大腦炎後遺癥，加上駱一禾纔8歲，都需要人照顧，所以就由翟阿姨帶着姐弟倆住在羅山縣城北街的法院傢屬院裏，一禾就在縣城東街的完小（過去曾將初小和高小合起來叫完全小學，故簡稱完小）上學。一禾的母親與二姐駱小予、四姐駱小元則住在距離縣城十幾裏之外的物資部五七幹校。每到周末的時候，姐姐們便騎着自行車，載着母親，沿着崎嶇的山路回來團聚一次。

駱一禾從北京來到羅山縣後，家庭被拆散了，生活條件更差了，但沒有人再追着他喊“狗崽子”了，而且還被尊為“毛主席身邊來的人”，這無疑又是不幸中的萬幸。二姐駱小予回憶說，一禾在羅山縣上小學的第一天，送他上學的翟阿姨特意趴在窗戶上看了半天，回傢後她激動地告訴一禾的姐姐們：“一禾來了，整個教室都亮了！”

天資不凡的駱一禾自然引起了老師的註意。語文老師見他卓爾不群，便額外給他開起了“小竈”——私下裏教他一些古詩詞。1987年7月，駱一禾寫下《首遇唐詩——紀念我的啓蒙老師和一位老女人》的詩歌，講述了他“首遇唐詩”的故事。他說：“在那個年代/我是怎樣得到唐詩的呢/是在淮河兩岸枯水的鄉村裏/一個私塾先生的寶書中”。據駱小予回憶，這位“私塾先生”其實就是駱一禾的語文老師。“一位老女人”便是老保姆翟阿姨，為了報答師恩，她每次接送一禾時順便“送給先生一碗紅燒土豆”。

駱一禾回憶說，“這位先生也教書也種地/收成不好”，“一生讀過的書沒有幾本”，“從未著書立說/不和秀纔交往”，“先生不知道劉文學/先生很少議論別人”，“先生佩服的是律師施洋：一個大罷工裏的革命者”。“先生”告誡一禾：“天下很大大如詩/放手去闖/莫結秀纔/結識幾個有本事的英雄。”“先生”教唐詩的方式也很特別——“先生衹讓我抄寫唐詩/我抄唐詩/先生從不許我帶走/先生最後口述詞牌/不久就病倒了”——

他竟至不能講完而撫摸着

我的腦袋

娃呵他說

在淮河邊上他們都這麽叫孩子和小牲口

你可記得學詩當具鬥膽

自念書空料理萬裏藍天

青天如不可出

你要出去

“先生”雖然讀書不多，“沒有資格教書，種地剛剛活得起”，卻教給了駱一禾兩句終身受用的話：“莫結秀纔”和“學詩當具鬥膽”——這恐怕是城裏的老師永遠也無法說出的（更何況那時城裏的孩子幾乎都接觸不到唐詩！）。“先生”這兩句話對駱一禾影響深遠，多年以後，駱一禾在詩論《美神》中寫道：“‘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士大夫的氣味不是太濃厚了嗎？”——這裏對“士大夫的氣味”的詰難不正是“莫結秀纔”的一種表現嗎？為了嚮世人表明“詩歌絶不是衹有新詩70年來的那個樣子”，駱一禾後期有意剋製“寫下好詩的願望”的“誘惑”，轉嚮了令讀者“並不親切”的“長詩”創作——如此大膽、冒險的“轉型”不也是“學詩當具鬥膽”的一種踐行嗎？

駱一禾先後在河南羅山縣（1969—1971）和息縣（1971—1972）生活了三年，這段不尋常的經歷，給駱一禾的童年乃至他的詩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駱一禾曾在詩論《美神》中寫道：

在自然的流動中，把我註入淮河、海灘、平原、黃昏、大地、太陽和千條火焰，使我們天生地呈現原型——這就是詩，它使我們作為同等的人而處於直接的心靈感應中，使我們的天才中洋溢着崇敬精神，獲得生命的自明性。

他這裏說的生命自明性，肯定也包含他當年在淮河平原上所獲得的“心靈感應”。

北大“三劍客”

1972年5月起，駱耕漠一傢人相繼離開河南幹校，返回北京。由於1969年離京時駱耕漠已退掉百萬莊的“部長小樓”，所以此次回京他便成了無房戶，衹好暫時藉住在弟弟傢。後來全家都住在國傢物資部分給唐翠英的一套四居室裏。駱一禾小學畢業後，就近上了北京154中學。駱一禾在中學期間文科成績優異，但數學稍差。好在駱一禾的二姐夫曾是一名老師，在二姐夫的輔導下，駱一禾惡補數學，最終在1979年的高考中，以北京市西城區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係。

駱一禾上北大後為人隨和、低調，從不談及其高幹家庭的背景，但在思想上又是個活躍分子，極具開拓精神。剛上北大不久，他就和室友辦起了一份名為《清泉》的文學雜志，供大傢發表作品，交流思想。駱一禾的室友劉寶明至今還記得，《清泉》是一種用蠟紙刻印出來的刊物，前後出了兩三期，其中發表了何拓宇描寫冰球運動員的小說《冰夢》、李賾傾訴中秋節思親之情的七言詩，以及劉寶明描寫月光下火車過黃河的散文《月夜》等。可見駱一禾當初不僅是一位文學的愛好者和創作者，更是一位文學創作的引導者和推動者。駱一禾的這一特質，在後來他與海子的關係中依然清晰可見。

駱一禾與海子、西川堪稱北大詩人中的“三劍客”，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駱一禾還是他們班（北大中文係1979級文學專業）的“三劍客”（另兩位是趙仕仁和何拓宇）之一，在這組“三劍客”中，趙仕仁勤於思考，駱一禾熱愛詩歌，何拓宇則多才多藝。然而天妒英才，因為意外和疾病，僅僅過了20多年，這組“三劍客”便接踵而去，相聚在另一個世界了——他們三人的年齡加起來還不滿一百歲。

說起這組“三劍客”的故事，最值得一提的恐怕還是他們在北大與一位“長兄”的“海聊”了。駱一禾在詩論《美神》中曾寫道：

這裏，我想提到一位長兄，一個我在詩論《春天》裏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過沼澤地的智者，他在一個鼕天裏引導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並使我領會了這樣一句話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經讓你看到了時間和空間的火焰，其餘的我什麽也看不見了。”這是維吉爾在《神麯》裏所說的話，而我在青年時代得以感受到這樣的真實和幻美。

這位“長兄”就是後來的知名學者、書評人朱正琳（“三劍客”習慣稱他為“老朱”）。朱正琳生於1947年，比駱一禾足足大了14歲，又不在同一個係（老朱的專業是哲學），那麽他們是怎樣認識的呢？朱正琳回憶說，當時“三劍客”在北大領受了一項籌辦展覽的任務，而他剛好被人引薦作為他們的顧問。朱正琳首先見到的是趙仕仁，在他們三言兩語地談完相關事務後，趙仕仁竟然劈頭蓋腦地和他談論起了“中國歷史今後的走嚮”一類的形而上，這讓朱正琳始料未及，更為“囂張”的是，趙仕仁竟然預言30出頭、正處於哲學前沿陣地的老朱已經過時，“衹能起到鋪路石的作用了”。面對這個既“狂”且誠的福建山裏來的毛頭小子，老朱終於“忍不住也開始發宏論了”——從“理論突圍”到“藉力打力”，從“亞細亞形態”到“世界歷史透視”，從斯賓格勒到湯因比，一通狂侃，結果老朱“痛快淋漓”（遇到了最好的傾聽者），而趙仕仁則“一時當然拿不出什麽反製的措施，衹能默默地聽着”。以至於第二天，趙仕仁又搬來了救兵駱一禾與何拓宇，結果導致他們之間的“碰撞”進一步升級，通宵達旦的“海聊”竟持續了兩三個月。侃到最後，“三劍客”似乎仍然不服氣，“决定用五年的時間批判老朱”。

隨着思想上的交鋒和情感上的交流，他們“海聊”的話題日益寬泛。後來張玞、小霖兩位女生也加入了進來，氣氛更加輕鬆活躍。在趙仕仁的介紹下，駱一禾與比他低兩級的師妹張玞成為好友——6年後他們結為夫妻。

在充滿活力的80年代，駱一禾的詩歌創作日趨活躍。據駱一禾的室友劉寶明介紹，到大學畢業之前，駱一禾已寫了3000首詩——這一數字曾令劉寶明驚嘆不已！1982年北大五四文學社出版了一期《大學生作品選》的雜志，駱一禾除了在其中發表一組詩歌和小說《思華年》外，還擔任了該雜志的責任編輯，並以“欣拾”的筆名撰寫了詩評《“大地是轉動着的”——讀〈第三代人〉的部分詩作》。西川曾說，“第三代”這個詞有兩個來源——一個來自四川的詩人們；另一個則來自駱一禾。《大學生作品選》收錄的大多是北大中文係1979級的作品，外係的少量詩作被編排在《五色石》的板塊裏，其中有西川（西語係）的兩首詩，但未見海子（法律係）的詩作。

據張玞回憶，駱一禾是在大學快畢業時纔認識海子的。張玞說她記得特別清楚：“第一次是張頤武帶海子去見的一禾。海子當時寫的一首《山的兒子》，是他特別早的一首詩。他的詩歌從此被一個人甄讀了、被一個人評價了，這個人就是一禾。”

詩壇“先鋒”

1983年駱一禾從北大畢業，分配到《十月》雜志社工作，這對於有志於文學創作且早有辦雜志經驗的駱一禾來說，可謂如魚得水。當時《十月》雜志采取分片管理的模式，駱一禾分管的是西南片。1986年駱一禾開始籌辦一個新的詩歌欄目《十月的詩》，1987年正式推出。《十月的詩》雖然衹辦了三年（駱一禾去世後停辦），但影響極大。廣西詩人劉頻回憶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先鋒詩歌寫作波涌如潮。當時，在《十月》雜志執編詩歌的著名青年詩人駱一禾,通過其所主持的欄目給予先鋒詩歌以積極的支持和推動。那時，《十月》雜志所發表的詩歌以先銳著稱，並吸引了很多前衛詩人投稿。”大約在1987年夏，劉頻將自己的13首詩投給《十月的詩》，儘管由於與欄目要求不符未予采用，但素未謀面的駱一禾還是給他寫了一封3000多字的長信，並對其中的幾首詩逐一作出了認真細緻的點評，劉頻讀後感個影響時代的優秀詩人那種智性的光芒和博學的風采，以及形而上的深刻洞察能力。從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駱一禾的熱誠、敦厚、正直、認真的品格。”

在不足三年的時間內，《十月的詩》先後推出了西川、劉揚、於堅、海子、朱春雨、呂德安、馬麗華、昌耀、公劉、舒潔、黃然、王坤紅、錢葉用、閻月君、雪迪、麯有源、萬夏、莫非、鄒靜之等詩人的作品。其中海子所占的份量尤重，據統計，在總共17期的《十月的詩》中，海子作品獨占三期——海子生前在詩壇上的聲譽就主要建立在這些作品上。詩人、駱一禾詩歌的研究者西渡說：“能夠在不到三年時間內推出這麽多優秀的詩人和作品已非尋常——不難想象其間需要剋服的衆多內外睏難。這衹要對比一下當時主流刊物上詩歌發表的情況，包括《十月》本身之前和之後的情況，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實上，在推出優秀詩人和詩作上，能夠和《十月》相提並論的，整個1980年代大概衹有廣州的《花城》一傢。這兩傢刊物，一南一北，呈犄角聲援之勢，為推動1980年代實驗詩歌的發展作出了最切實的貢獻。”

駱一禾在詩歌編輯上顯露的遠見卓識和先鋒性與他的詩歌理念密切相關。

因為也就在1986年至1987年間，駱一禾的詩歌創作開始“轉型”。他曾在緻友人潞潞的信中說：“1984、1985兩年，我基本沒有發表作品，這是我的沉思時期，能不能變革是最主要的，而發表是次要的。這兩年對於在朦朧詩時期開始發表作品，但又不是朦朧詩人的詩人來說是一個渡河時期，要麽淹沒，要麽有另外的命運，要麽有一個總的成型，有新的質地。”

駱一禾在經過“渡河時期”後，便展開了更加宏大的寫作計劃，他不再“依從”“好詩”，甚至有意剋製“寫下好詩的願望”的“誘惑”，而義無反顧地走嚮了“長詩”（亦稱“史詩”或“大詩”），他深知“長詩於人間並不親切，卻是精神所有、命運所占據”。在這條壯烈的詩歌道路上，駱一禾是無比孤獨的，或許衹有海子是他同道。沿着這條“背嚮前人也背嚮後人”（駱一禾語）的道路，他們一起走嚮遠方，走出了“80年代”。

由於駱一禾突然病故，他所設想的“總的成型”尚未完成，但“新的質地”已在他的長詩《世界的血》和《大海》中拔地而起，呈現出“騰空之美”，發散出“蠻貃之音”。《世界的血》和《大海》無疑是駱一禾用生命“燃燒”而成的傑作，也是他為中國當代詩歌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駱一禾用自己還沒有來得及整理的遺作證明了“詩歌絶不是衹有新詩70年來的那個樣子”！

駱一禾手稿

駱一禾和海子都是以命相賭的詩歌烈士，然而他們面對死亡的態度截然不同，西渡曾在他研究駱一禾詩歌的專著《壯烈風景》中分析說：“駱一禾是‘嚮死而生’，海子是‘視死如歸’。駱一禾直面死亡，是為着生命的緣故。對於他，死亡雖然是生命的背景，但卻無法剝奪生命的意義，他並以愛和未來的名義拒絶死亡對生命的入侵。因此，駱一禾熱愛生命，儘管他英年早逝，他留給世界的遺囑卻是：‘我們要好好活下去（海子死後駱一禾曾這樣跟妻子張玞說——引註）。’”

駱一禾原本打算“以一生作為離去”，然而他的生命永遠卻定格在了28歲，他衹能以詩歌去“戰勝一生中的一切艱難和苦難”了。在百年之後，人們還會記得這位曾經點燃80年代新詩新希望的“先鋒”嗎？

世界說需要燃燒

他燃燒着

像導火的絨繩

生命屬於人衹有一次

當然不會有

鳳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來的時候

他就在長空下

最後一場雪……

明日裏

就有那大樹的常青

母親般夏日的雨聲

我們一定要安詳地

對心愛的談起愛

我們一定要從容地

嚮光榮者說到光榮

    ——駱一禾《先鋒》

在朝霞裏我看見我從一個詩人，變成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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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一禾：在目送海子中離去

1989年3月26日，詩人海子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他隨身攜帶了最後一封遺書：“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以前的遺書全部作廢，我的遺稿全部交《十月》編輯部駱一禾處理。”從此駱一禾開始為料理海子後事和整理出版海子詩集而奔波、操勞。駱一禾完全沒有意識到，他自己的生命也進入了倒計時——48天後（5月131989年3月底，駱一禾前往山海關料理海子後事。

劉廣安（海子北大室友、中國政法大學同事）回憶說：“1989年3月31日，在赴山海關辭別海子的路上，我問駱一禾，如何評價海子的詩？一禾答，海子對中國詩歌語言的貢獻，不亞於普希金對俄羅斯詩歌語言的貢獻。海子詩歌語言的色彩更絢爛一些。”日）他便一頭倒下，再也沒有醒來（5月31日去世）。

駱一禾後來在給萬夏的信中說：“我去山海關料理了他的後事。他死前換了一身幹淨衣服，胃裏衹吃了兩衹橘子，十分幹淨，身上衹餘二角錢，提包裏帶了《聖經》《康拉德小說選》《瓦爾登湖》和《孤筏重洋》（內有對太陽之王的紀述，一本小說）。四本書都是他最喜愛的。”

4月初，駱一禾和西川等在京詩友聯合搞了大型義捐，全部兩千零三十元義捐款交給了海子的父母。

4月7日，駱一禾參加北大五四文學社年輕詩友們聯合舉行的海子詩歌朗誦紀念會，有千餘人到場，歷時一小時又十五分。“今天，我再也不會否認我是一個完全的人，我是一個完全幸福的人。”當海子這句詩最後翺翔於空中的時候，有些人流下了眼淚。駱一禾註意到，詩友們當中有不少憶誦海子的詩，他們收集着發表過海子詩作的刊物，一些幾乎散佚的海子詩稿經他們的手得以保存。

4月12日，駱一禾“凌晨長吊”，寫下《衝擊極限——我心中的海子》。這是海子死後，駱一禾為海子寫的第一篇詩論，在文中，駱一禾除了介紹海子的詩歌成就，還對海子死前的生存狀態作了回顧：

這些天我坐在海子存放遺稿的舊木箱邊，翻看他留下的兩札傢信，這衹舊木箱是他15歲上北京大學時從安徽安慶農村帶來的。在他畢業之後，他所收到的近百封傢信裏，都請他寄些錢回傢，墊付種子、化肥錢和資助三個弟弟的學費。從信上看得出，他常以五六十元為單位寄回傢去，也有的時候他不回信，那是他沒有錢了。他曾經給母親寫信說：“媽媽，今年我要發大財了，我寫的好多東西就要發表了，都給咱們傢……”今年他寄回傢裏的三百多元錢，添上了一件黑白電視機，是他母親用扁擔從城裏挑回傢的。這些年，他的二弟一直沒有配上眼鏡。

——從1986年起，除授課和訪友的時間外，他的寫作從晚七時至早七時，如此循環往復。

海子的詩不是一種終結、一種輓歌，而帶有一種朝霞藝術的性質。這也合成了創作對他的龐大壓力。而且他也負擔着生存的重量，去年11月我去看他，他已經吃了四天方便麵，到了11月，他還沒有想起把夏天搭的地鋪重新支起來，在生活上他基本上是不諳世事的，除去書店之外，他生活的常識很少，他是個傻弟弟，幹過傻事一樁。他居然能夠知道昌平全縣哪一傢謄印社便宜，他和西川合印的《麥地之甕》就是他找的謄印社，這真是衹有一門心思。那回去看他，我和妻子就留下住了四天，給他做些飯菜吃，小查堅决不要放味精，我說：“那怎麽能鮮呢？”他說：“我們鄉下來人說吃味精要爛腸子。”

在文中，駱一禾還首次提到海子是“詩歌烈士”，說海子後期的詩歌“也許並不親切”，需要用“曠觀之眼”才能窺其堂奧：

小查的悲劇不在於他不行了，而在於他創作上衹有獨自挺進。所以他是中國新詩的一位詩歌烈士。他後期的詩也許並不親切，因為“背景詩歌”之為背景是遠的，他這些詩需要以曠觀之眼為佐讀。他盡其所能，詩中每有一種與素見的由近及遠的眼力相異的，從縱深看過來的眼力，除去字面所述之外，敏感到這種魚竜潛躍也即是審美。

4月14日，駱一禾在中國政法大學作“我考慮真正的史詩——早逝的天才海子詩歌總觀”講演，歷時兩個半小時，約有三百餘人參加，反應很好。

4月15日，駱一禾給詩人萬夏寫信，談到了海子之死、後事安排等等（節選）：

由於列車慢行，他是從側面鑽入的。頭和心完整，齊腰切為兩段，輾過之後，貨車（1205次）根本未發現。而鑽車的剎那間，他戴的眼鏡竟也能毫無磕損。他說他生前有吐血跡象，幻聽及思維混亂、頭痛徵兆。故他會感到這對他的宏大構思的創作是致命的。我和西川認為他是為詩而死的詩歌烈士。陳東東也作如是說。

在大傢關註下，《詩刊》《人民文學》《開拓文學》《北京青年報》要給海子發紀念詩歌專頁。——他的遺稿，現已有了兩本詩集可出版，他的抒情詩及一部主要長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土地》大約可以不日問世了。但還有一些詩未找到詩集，包括長詩《遺址》和《彌賽亞》及一些詩論。這樣，我受他最後之托而為遺稿奔走的責任，在大傢協助下，已有所減輕。出他的全集是一個長遠之圖。

另外有一些對海子不負責任的說法我們還要加以持久的批判。例如說他的詩不行，他抵不住後現代主義藝術，他是怯懦的等等。

總之和那些惡意的評價及說法，我和西川都要與之鬥爭到底。

駱一禾在《十月》雜志主持《十月的詩》期間（1986——1989），就力推海子的詩歌。據統計，在總共17期的《十月的詩》中，海子作品獨占三期——海子生前在詩壇上的聲譽就主要建立在這些作品上。海子去世後，駱一禾一方面繼續加大推介海子詩歌的力度，一方面與那些對海子的惡意評價“鬥爭到底”！（關於海子生前在詩歌界的遭遇，西川曾在《死亡後記》一文中有比較具體的介紹。）

4月26日，海子去世一個月。駱一禾將這一天命名為“海子忌月之日”，他完成了《我考慮真正的史詩——海子〈土地〉代序》。這是海子死後，駱一禾為海子寫的第二篇詩論（代序）。早在4月14日，駱一禾在中國政法大學就作過“我考慮真正的史詩——早逝的天才海子詩歌總觀”的講演。所以筆者推測這篇詩論駱一禾應該寫了很長時間，衹是在4月26日纔完成定稿。在文中，駱一禾重點介紹了《太陽》七部書中的《土地》，他尤其強調，海子挑戰性地嚮世人表明——“詩歌絶不是衹有新詩七十年來的那個樣子”：

海子從1984年起寫下了不朽名篇《亞洲銅》和《阿爾的太陽》，之後進入了5年天才的創作生涯：近300首抒情詩是具有鮮明風格和質量的，堪稱對中國新詩的貢獻。他最著力的則是名為《太陽》的一部全書。

海子的“大詩”創作以西方古代史詩為背景而逐漸嚮《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式的東方古代史詩背景變換，印度大史詩不同於西方史詩的體係性統攝，而更多的是百科全書式的繁復總合與不斷豐富，但他沒有放棄西方史詩的構造、造型力。

——在西川和我讀畢他所有遺作後，認為《太陽》七部書裏最完整、最有涵括力的一部，便是這裏我為之作序的《土地》即《太陽•土地篇》，這是他七部書的頂峰——頂峰是獨立完整的，有對稱性及和諧構造的。

他在《土地》裏完成了一個大型的象徵體係：由生動的靈獸和詩歌神譜組成。他引入了繁富的美和幻象的巨大想象力，從而形成了他對詩歌疆域的擴展，他挑戰性地嚮包括我在內的人們表明，詩歌絶不是衹有新詩七十年來的那個樣子。

4月28日，駱一禾給詩人袁安寫信，主要談海子的詩歌理想及其遭遇（節選）：

海子的死我不想再談了，不過你寄來的剪樣我得修正一點，因為提供這種說法的人肯定不是我的朋友，報上說海子感到寫完《太陽》之後“難以為繼”，這是個陰險的說法，我覺得“不能寫作”和“難以為繼”是很不同的說法，後者不是事實。

總之你是相當理解海子的，如果他再活，我是堅决反對他的自殺的，或者說，你相當理解我心中的海子。

海子是個生命力很強，熱愛生命的人，但他沒有釋放能量的環境，非常直觀地說，他的屋子裏非常幹淨，一嚮如此。他挂了一張西藏女童的照片，我很喜歡，名之為含着舌頭淳笑的“赤子”；還有一塊五彩繽紛的大花布挂在墻上。他所感到的壓力使他從來不敢再挂抽象派大師的繪畫，衹有一張梵高的《嚮日葵》，他很喜歡而沒有捨得摘掉。

他在一本雜志裏夾了幾張外國電影女明星的照片，熱愛偉大的嘉寶。

在《偉大的嘉寶》裏有一句話說，偉大的美和偉大的常識是不能並存的。

近段我沒有寫什麽東西，前天喝酒大醉了一次，膽汁都吐了出來，淤積的某種心理也隨後有所化解……

因為找照片，謄抄和搜集，給關心者解說等事，海子的詩稿到現在纔交到你的手上。我和西川作了慎重鑒別後，分別謄抄、整理了他的長詩《土地》和不同時期代表作的抒情詩選集。這兩種抄本提供給你，其特點我和西川的兩篇序裏分別說了，供出版時選擇其中一種，哪一種都是可以的。附上海子的一張彩照，雖然是橫嚮的，但在能找到的照片裏，這張最能傳神。他有一首詩獻給蘭波，名為“詩歌烈士”，這張照片表達了這種人格，就用它吧。

你曾提及出版社經費的緊張，這一點我深思之久，也是我行事中少見的。我們曾說起讓出自己出版機會的事，尤其你也表明了這個態度，這讓我很不安。如果我不說這種犧牲對生者是巨大的，恐怕並不真實。作為海子的朋友，我尤其不該在這上連累你，這樣做也是出於最終的道義，在此地步之前，我就應該先設法走另外的途徑。到了最後沒法子，也不能輪到你，因為海子最後的囑托人是我。我設法决定這樣做：1、在北京募得的兩千零三十元已交給他父母帶回，而從全國詩人及愛好者那裏募得的一千餘元，作為大傢的心意，交給出版社以盡棉薄；2、我來承擔一部分海子詩歌集的認購，書到手後，我請全國各地的詩人買一部分，俟書款收齊後，都交出版社，一應費用我都不收，盡數還給社裏。當然，總印數大了，我也認不了太多，按一般詩集情況購一部分是可以的；3、你曾提到詩集要付一些稿酬，我的長詩《世界的血》如能用上，稿酬是分文不要的，社裏節省下來，海子的詩集的稿酬，經商量也不收了，省給社裏，這樣樽節下來，三項也大致能夠解决海子詩集的經費，除他和我之外，也不再牽纍大傢更多。從各地來信看，海子的詩有不少愛好者，他的作品的讀者比很多人都多。訂數上來之後，請把情況告訴我，好從總印數上考慮。

這裏說的出版社就是春風文藝出版社。當年該社正推出一套“世紀末詩叢”——旨在為尚未能有詩集出版的青年詩人們，提供出版處女集的機會。詩人閻月君是春風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世紀末詩叢”當時計劃推出的詩人裏有駱一禾、閻月君等，但沒有海子。從駱一禾的信可以看出，駱一禾急切想推出海子的詩集，甚至不惜“讓出自己的出版機會”——要知道那也是駱一禾的處女集呀！閻月君也“表明了這個態度”，但駱一禾不忍連累她，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個解决經費的方案，盡量不走到這一步。如果這個方案行不通，駱一禾仍堅持自己放棄出版機會，因為海子“最後的囑托人”是他。

這應該不是他們第一次討論給海子出詩集的問題。駱一禾在4月26日完成的《我考慮真正的史詩——海子〈土地〉代序》裏就寫過：“在此我們要特別嚮提供了詩集出版機會的詩人閻月君同志，嚮高貴執義、决定出版海子詩集的出版人士表示最虔誠、最無比的感謝和敬意。”這次在給閻月君的信中，駱一禾再次嚮出版海子詩集的人致谢，稱他們為“義人”：

所以，如果他的詩集能夠被接受，實在是一樁功業。我由於不知道詩集主持人的姓名，在序裏未能寫下，西川的序也是，希望你能代為填寫上。因為想到海子被埋沒，實在是令人不寒而慄，不能不說在僥幸中得大義之助，這義人的名必是大的。

駱一禾之所以感到不寒而慄，是因為當時已有傑出詩人被埋沒的先例。被駱一禾譽為“大詩人”的昌耀1954年開始寫詩，但到1986年纔出了第一本詩集，而且到1988年仍少見對昌耀詩歌的評論和研究。駱一禾曾感嘆道：“也就是說三十四年間，一個民族的大詩人放在面前而無人認得，這就是我們當代文學和時代環境令人發指的一個例證。”（1988年駱一禾和張玞寫的《太陽說：來，朝前走》堪稱研究昌耀詩歌的第一篇重要詩論。）

現在駱一禾更擔心海子，因為他死得太早，他亟需一個“傳到未來的機會”。

駱一禾去世後，他的遺孀張玞繼續為出版海子詩集而奔走，最終解决了經費問題（自費）。1990年，海子的《土地》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同時出版的還有駱一禾的《世界的血》。後來《海子詩全編》（西川編）和《駱一禾詩全編》（張玞編）的出版依然不順利，歷時八年，纔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97.2）。

同一天（5月11日），駱一禾還寫了一首與海子有關的詩——《巴赫的十二聖詠》，詩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我對巴赫的十二聖詠說

從此再不過昌平

巴赫的十二聖詠從王的手上

拿下了十二支雷管

昌平是海子的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所在地，也是駱一禾的傷心之地。駱一禾“拒絶接受他的死”，他曾寫道：“我無法想象的是，一個矮身量、紅臉膛兒、頭髮蓬亂的農傢弟弟臥如死神的那一剎那，那是不可討論的，因為大門已經關上。”所以駱一禾在詩中發誓：“從此再不過昌平”！

5月13日，駱一禾寫完《海子生涯（1964—1989）》，這是他為海子寫的第三篇詩論，也是他寫的最後一篇詩論。參照前面駱一禾常有通宵寫作的習慣，筆者推測這篇詩論應完成於13日凌晨。駱一禾在文中首先詮釋了海子詩歌與海子（生活）的關係：

我寫這篇短論，完全是由海子詩歌的重要性决定的。密茨凱維支在上個世紀的巴黎講述斯拉夫文學時，談到拜倫對東歐詩人的啓迪時說：“他是第一個嚮我們表明，人不僅要寫，還要像自己寫的那樣去生活。”這用以陳說海子詩歌與海子的關係時，也同樣貼切。海子的重要性特別表現在：海子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悲劇，正如酒和糧食的關係一樣，這種悲劇把事件造化為精華；海子不惟是一種悲劇，也是一派精神氛圍，凡與他研究或爭論過的人，都會記憶猶新地想起這種氛圍的濃密難辨、猛烈集中、質量龐大和咄咄逼人，凡讀過他作品序列的人會感到若理解這種氛圍所需要的思維運轉速度和時間。

駱一禾還回顧了海子短暫而又輝煌的創作生涯，將他喻為“取聖杯的年輕騎士”：

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年的5年中，寫下了200餘首高水平的抒情詩和七部長詩，他將這些長詩歸入《太陽》，全書沒有寫完，而七部成品有主幹性，可稱為《太陽•七部書》，他的生和死都與《太陽•七部書》有關。在這一點上，他的生涯等於亞瑟王傳奇中最輝煌的取聖杯的年輕騎士：這個年輕人專為獲取聖杯而驟現，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聖杯，聖杯在手便驟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結。

在詩論中，駱一禾重點談了海子的長詩《太陽•七部書》，因為長詩（史詩）創作也是駱一禾在經過“渡河時期”後的宏大計劃。駱一禾深知“長詩於人間並不親切，卻是精神所有、命運所占據”。在這條壯烈的詩歌道路上，或許衹有海子是他的同道：  

《七部書》的想象空間十分浩大，可以概括為東至太平洋沿岸，西至兩河流域，分別以敦煌和金字塔為兩極中心；北至蒙古大草原，南至印度次大陸，其中是以神話綫索“鯤（南）鵬（北）之變”貫穿的。這個史詩圖景的提煉程度相當有魅力，令人感到數學之美的簡賅。海子在這個圖景上建立了支撐想象力和素材範圍的原型譜，或者說象徵體係的主輪廓（但不等於“象徵主義”），這典型地反映在《太陽•土地篇》（以《土地》為名散發過）裏。在鑄造了這些圓柱後，他在結構上藉鏡了《聖經》的經驗，包括偉大的主體史詩詩人如但丁和歌德、莎士比亞的經驗。

海子的詩歌道路在完成史詩構想——“我考慮真正的史詩”的情況下，决然走上了一條“赤道”：從浪漫主義詩人自傳和激情的因素直取梵高、尼采、荷爾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詩歌——史詩。衝力的急流不是可以帶來動態的規整麽？用數學的話說：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是直綫。在這種情況下，海子用生命的痛苦、渾濁的境界取締了玄學的、形而上的境界作獨自挺進，西川說這是“衝擊極限”。

海子的長詩大部分以詩劇方式寫成，這裏就有着多種聲音、多重化身的因素，體現了前述悲劇矛盾的存在。從悲劇知識上說，史詩指嚮睿智、指嚮啓闢鴻蒙、指嚮大宇宙循環，而悲劇指嚮宿命、指嚮毀滅、指嚮天啓宗教，故在悲劇和史詩間，海子以詩劇寫史詩是他壯烈矛盾的必然産物。正如激情方式和宏大構思有必然衝突一樣。在他揚棄了玄學的境界的深處，他說了“元素”：一種普洛提諾式的變幻無常的物質與萊布尼茨式的沒有窗戶的、短暫的單子合成的突體，然而它又是“使生長”的基因，含有使天體爆發出來的推動力。也就是說海子的生命充滿了激情，自我和生命之間不存在認識關係。

這就是1989年3月26日的轟然爆炸的根源。  

誰也沒想到，就在寫完這篇詩論十幾個小時後——5月13日當晚，殫精竭慮的駱一禾也轟然倒下了（突發腦溢血），再也沒有醒來（5月31日去世）——他的倒下比海子還要突然，沒有告別、沒有囑托、甚至沒有嘆息……

註：以上文章轉載自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