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年谱》序

我从读高中起就喜爱昌耀的诗歌，曾抄录、背诵过他的多首诗作，后来还从他本人那里邮购过一本《命运之书》。高中时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诗社，诗社中有位河北诗友也很喜欢昌耀，我与他常在信里交流读昌耀诗的体会；后来在一次诗会中同他见面，几天里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昌耀，他声情并茂诵读昌耀诗作的情形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可以说，昌耀的诗歌构成了我年少时期文学记忆里值得珍视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文学滋养的重要来源，当然昌耀至今仍是我喜爱并尊敬的诗人。

现在想来，昌耀的诗歌之所以吸引我，一方面源于其结实浑朴的语词，张弛有度、富于内在节奏的奇崛句式，以及高峻、悲怆却又节制的风格所散发的独特气息和所充盈的生命的“鸟鸣般的翔舞”；另一方面大概是昌耀的“口吃者”（敬文东语）的诗人形象，与我的内向性格的某种契合——尽管当时我对他诗歌中十分强烈的受难的痛楚、无名的焦灼等体验，尚无法全然领悟，而且那些诗篇所显示出的雄伟、豪放等特征，似乎与他本人单薄的体貌颇不相称。这种最初的感性上的亲近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作为理性的研究者面对昌耀诗歌时，依然不能或“不忍”消除它们曾经在我心底激起的深深回响。

昌耀的诗歌创作时间达近半个世纪之久，虽然不算高产，但表现出足够充沛的生命力和充满耐性的持久力，属于中国现当代诗人中为数不多的“越写越好”者之一。我以为，昌耀的诗歌在精神气质和诗艺上传承了艾青、穆旦、阿垅等人的诗歌。在其生命的前半部分，他以一个憧憬着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理想主义贯穿他的一生）步入社会，不料命运多舛、身陷囹圄；他因诗罹祸，在诗路上也是茕茕孑立、踽踽独行。1970年代末期“复出”后，他开始得到少量知音的推介，继而幸运地收获了一批“内行”的品评，比如骆一禾坦言“昌耀先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诗运动里那些最重要的实绩和财富之一”，“以他的创造力，介入了当今之世的精神氛围，呈现、影响乃至促成了本土的精神觉醒”；陈超认为“昌耀的诗笔锋隐忍而酷厉，情境开阔而紧张，隐喻尖新而真实”，均堪称的评。昌耀作为杰出诗人的地位渐渐确立。

无疑，昌耀的诗歌创作与他的坎坷经历息息相关，对其诗作意蕴首先可进行耿占春所说的“传记”式探究。不过，昌耀的诗歌不只呈现了他个人的境遇，而是常常勾画他置身其间的群体的身影，如《鹿的角枝》抒写的其实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处境。因此，有必要把昌耀及其诗歌放到20世纪后半叶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看看个体如何通过书写“周旋”、游离于时代之中和之外，最终将历史的束缚和重压转化为一种诗的资源。与此同时，也应该从中国当代诗潮更迭的角度，考量昌耀诗歌的特征与贡献。可以看到，昌耀的诗歌没有融入任何流派，它们更像是从那些起起落落的诗潮侧面独自默默流淌的巨河，摆脱了种种主义的羁绊和团体的拘囿，并且映现了当代诗歌的某些不足。

总体上看，昌耀诗歌的最大贡献，仍然是在语言层面，即对现代汉语表达能力的拓展。它们以富于创造性的书写——经过精心拣选和锤炼的语汇、灵活而稳健的句法、浑沉有力的韵律，回应了鲁迅《野草•题辞》中提出的言说困境。

毋庸讳言，昌耀及其诗歌是有弱点的。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他早年诗歌与当时主流诗歌的“趋同”以及他在后期对早年诗歌的修改等问题，这的确可以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不过，在我看来，昌耀诗歌的根本局限，在于它们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性：它们总是力图传达某种超越的意识和强烈的现代感，却难免受制于他本人的诗学观念（源于一种打上了厚厚的伦理道德烙印的生存观念，骨子里其实非常古典）。具体来说，就是他的诗里似乎始终涌动着一层情感的底色：对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的探寻（我将之称为诗歌中的“新儒学”取向，其同道者有后期冯至和与昌耀惺惺相惜的诗人骆一禾等）——如今看来，这一鲜明的道德化诉求成为诗歌的基座抑或顶层时，是有限度的。

迄今为止，关于昌耀的研究，在众多单篇的文章之外，较为综合性的整体论述，主要是燎原的《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作家出版社2016年）、张光昕的《西北偏北之诗：昌耀诗歌研究》（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修订版《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肖涛的《西部诗人昌耀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等。这几部专书各有特点。与它们相比，眼下这本由张颖积数年之功、倾力完成的《昌耀年谱》，显然有其独特价值：除去一般年谱所具有的记事、存档等功能，它还梳理了不断深化的昌耀研究状况，以及有关昌耀的评介性工作（包括罗洛、刘湛秋、骆一禾等的推举）与昌耀诗歌创作、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对前述评传类著述和主题性研究的补充。相信此书的面世，能够为昌耀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和线索。

2019年1月，大寒日，于京西定慧寺恩济里

《昌耀年谱》，张颖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