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去誰留：站在虛構這邊，站在生存這邊

——歐陽江河印象

活着就得獨自活着

並把喊叫變成安靜的言詞

——歐陽江河《冷血的秋天》

當年轟轟烈烈的第三代詩歌運動早已成了歷史煙雲中的零散記憶，儘管在當下看來，作為一場詩歌運動它已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當代新詩史。但是，在這個並沒有延續多久的運動中，不管是詩人作為個體的寫作，還是整體的詩學宣言都有草率的嫌疑和衝動。在這個企圖超越北島和舒婷的文學史僭越儀式中，能為讀者和文學史傢留下印象並被持續討論的第三代詩人為數不多，而其中一個就是歐陽江河。

歐陽江河的詩歌寫作不無才氣，而且有一種近乎冷酷和居高臨下的氣勢，加之80年代中期詩人對傳統文化詩學的反思與探詢都使得真正能讀懂他詩作的讀者並不在多數。這些炫目、繁復和倨傲的詩作顯示出歐陽江河並非是像一些第三代詩人那樣為了取悅讀者而改變話語修辭甚至生存原則。而歐陽江河卻恰恰相反，他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斷絶了一切與後全權時代以及網絡傳媒的關係，他更像是一個工業時代的老式行吟詩人。但這並不妨礙歐陽江河詩歌和詩論的先鋒性特徵，我一直認為在詩人中寫作詩論最好最到位的就是歐陽江河。歐陽江河在2001年以《站在虛構這邊》為名出了本書，而“站在虛構這邊”正顯示了詩人在一個欲望漫溢的年代，既不低下的媚俗，也不鼓吹看似高尚的詩歌道德。在一定意義上看來，站在虛構這邊，也就是站在生存這邊，基於此，生存與虛構，現實與修辭，道德與記憶都是相互打開，彼此激活的。

“呆在一加一的簡單生活裏會顯得比較樂觀/但是悲觀的抒情的肉體卻更為雄辯/它拒絶了人類天性的引導/長久地沉溺於對未知事物的迷戀”。這也說明了在現實生存於修辭想象中，歐陽江河也感受到了一種矛盾、尷尬與不適。

提到歐陽江河還得與“90年代詩歌”聯繫起來，在上個世紀末的“盤峰論劍”中，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誰是誰非已不重要，對於一個真正而優異的詩人而言，是在尊重個體性差異的前提下寫出好詩和重要的詩。在我看來，重要的詩歌也許並非完美，但它的重要性在於詩人對自己所處的時代不是敬而遠之，也非冷嘲熱諷，而是以知識分子的良知深入當下，探詢存在與詩歌之間的摩擦與較量。換言之，在90年代的先鋒詩歌批評話語譜係中，歐陽江河作為詩論傢的一面，以其客觀、精省、超拔、深迥的洞見與敏識確立了屬於自己的詩歌話語方式。他在維係詩歌的本體依據和詩人的個體主體性的同時，在時代的強行轉換中，持有了規避話語失語癥的對時代的對應與回聲，甚或挑戰。他在“深入當代”的噬心主題的獨標真知的籲求中，彰顯出優異而執着的詩學稟賦和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立場。正是在此意義上，1980年代末期，歐陽江河無論是在詩歌寫作上還是在詩歌評論上都進行了一場時代的轉換。而這種轉換在歐陽江河看來並非是主動選擇的結果，他更像是時代風雲中一架風車，它的旋轉或停頓都來自於時代語境的變幻。但是誰也代替不了風車的位置與姿勢。這種姿勢落實到詩人身上，就是歐陽江河在寫出《懸棺》、《烏托邦》的文化玄學詩之後，在1988年前後，詩人寫出了《玻璃工廠》、《漢英之間》、《快餐館》、《傍晚穿過廣場》、《放學的女孩》等深入當下細部紋理、處理當代題材的優異能力，而其晦澀、艱深的話語形式也轉換為歐陽江河式的口語方式。曾長期在文化與玄學中沉浸的詩人在回到生存現場和切實的歷史語境中完成了更為內省也更為有效的與時代的對話方式。而之所以歐陽江河的詩歌寫作發生如此大的轉變，可以從他在90年代影響相當深遠的論文《89後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徵與知識分子身份》中找到答案。

歐陽江河在80年代末的黑色的詩人死亡事件和時代語境的強行轉換中承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和修辭的雙重壓力。歐陽江河在時代的風潮中強烈的認識到個人或一代人的處境、態度、學識和形象都有“捲刃”的可能。在詩人看來，包括自己在內的此前的那種帶有烏托邦幻想和本土性鄉愁體驗的寫作方式已經遠去，詩人的修辭態度和想象方式都要進行調整。一個難題擺在面前，那就是如何轉換詩歌話語有效的以知識分子的良知為時代為生存命名。歐陽江河的貢獻或曰先鋒性就是在時代中以敏銳和良知成就了先知者的角色，在他看來，站在虛構這邊，站在生存這邊恰恰是一致的，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方式已成為詩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2006年2月23日深夜於花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