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去谁留：站在虚构这边，站在生存这边

——欧阳江河印象

活着就得独自活着

并把喊叫变成安静的言词

——欧阳江河《冷血的秋天》

当年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早已成了历史烟云中的零散记忆，尽管在当下看来，作为一场诗歌运动它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当代新诗史。但是，在这个并没有延续多久的运动中，不管是诗人作为个体的写作，还是整体的诗学宣言都有草率的嫌疑和冲动。在这个企图超越北岛和舒婷的文学史僭越仪式中，能为读者和文学史家留下印象并被持续讨论的第三代诗人为数不多，而其中一个就是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的诗歌写作不无才气，而且有一种近乎冷酷和居高临下的气势，加之80年代中期诗人对传统文化诗学的反思与探询都使得真正能读懂他诗作的读者并不在多数。这些炫目、繁复和倨傲的诗作显示出欧阳江河并非是像一些第三代诗人那样为了取悦读者而改变话语修辞甚至生存原则。而欧阳江河却恰恰相反，他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断绝了一切与后全权时代以及网络传媒的关系，他更像是一个工业时代的老式行吟诗人。但这并不妨碍欧阳江河诗歌和诗论的先锋性特征，我一直认为在诗人中写作诗论最好最到位的就是欧阳江河。欧阳江河在2001年以《站在虚构这边》为名出了本书，而“站在虚构这边”正显示了诗人在一个欲望漫溢的年代，既不低下的媚俗，也不鼓吹看似高尚的诗歌道德。在一定意义上看来，站在虚构这边，也就是站在生存这边，基于此，生存与虚构，现实与修辞，道德与记忆都是相互打开，彼此激活的。

“呆在一加一的简单生活里会显得比较乐观/但是悲观的抒情的肉体却更为雄辩/它拒绝了人类天性的引导/长久地沉溺于对未知事物的迷恋”。这也说明了在现实生存于修辞想象中，欧阳江河也感受到了一种矛盾、尴尬与不适。

提到欧阳江河还得与“90年代诗歌”联系起来，在上个世纪末的“盘峰论剑”中，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谁是谁非已不重要，对于一个真正而优异的诗人而言，是在尊重个体性差异的前提下写出好诗和重要的诗。在我看来，重要的诗歌也许并非完美，但它的重要性在于诗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是敬而远之，也非冷嘲热讽，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深入当下，探询存在与诗歌之间的摩擦与较量。换言之，在90年代的先锋诗歌批评话语谱系中，欧阳江河作为诗论家的一面，以其客观、精省、超拔、深迥的洞见与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方式。他在维系诗歌的本体依据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在时代的强行转换中，持有了规避话语失语症的对时代的对应与回声，甚或挑战。他在“深入当代”的噬心主题的独标真知的吁求中，彰显出优异而执着的诗学禀赋和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立场。正是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末期，欧阳江河无论是在诗歌写作上还是在诗歌评论上都进行了一场时代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在欧阳江河看来并非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他更像是时代风云中一架风车，它的旋转或停顿都来自于时代语境的变幻。但是谁也代替不了风车的位置与姿势。这种姿势落实到诗人身上，就是欧阳江河在写出《悬棺》、《乌托邦》的文化玄学诗之后，在1988年前后，诗人写出了《玻璃工厂》、《汉英之间》、《快餐馆》、《傍晚穿过广场》、《放学的女孩》等深入当下细部纹理、处理当代题材的优异能力，而其晦涩、艰深的话语形式也转换为欧阳江河式的口语方式。曾长期在文化与玄学中沉浸的诗人在回到生存现场和切实的历史语境中完成了更为內省也更为有效的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之所以欧阳江河的诗歌写作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可以从他在90年代影响相当深远的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找到答案。

欧阳江河在80年代末的黑色的诗人死亡事件和时代语境的强行转换中承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和修辞的双重压力。欧阳江河在时代的风潮中强烈的认识到个人或一代人的处境、态度、学识和形象都有“卷刃”的可能。在诗人看来，包括自己在内的此前的那种带有乌托邦幻想和本土性乡愁体验的写作方式已经远去，诗人的修辞态度和想象方式都要进行调整。一个难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如何转换诗歌话语有效的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时代为生存命名。欧阳江河的贡献或曰先锋性就是在时代中以敏锐和良知成就了先知者的角色，在他看来，站在虚构这边，站在生存这边恰恰是一致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已成为诗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2006年2月23日深夜于花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