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世纪末(赵振江 译)

一、少数与多数

 所有关于诗歌的思考都应以这个问题开始或结束：多少人、哪些人阅读诗的书籍？我指的是诗作，而不是诗歌，因为对于后者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而对于诗作这个词的含义却是不难统一的：一种词汇组成的事物，注定要包含或说出一种触摸不到的、难于言表的、被称作诗歌的本质。问题是双重的并且和统计连在一起：多少人？又与社会学有关：哪些人、哪个阶层的男人和女人阅读诗作？在类似的问题面前，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以其一本书的赠言做了回答：“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名词“少数人”就把读者的数目缩小到了司汤达“幸运的少数”，但形容词“无限”又将它扩大了：少数人变成了许多人。多得难以胜数，像所有“无限”一样。希梅内斯以不可度量的少数来对抗可以计算的多数。从逻辑上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无限，就不是少数，如果可以计算，就算不上无限。另外，如果少数是无限的，那也就成了多数。两个无限，两个无数？那是太多了：一个就足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简直说就是要我们的命。

 那句话可以有另一种含义：诗的读者，不管有多少总是少数，既单独又集体地参与到无限之中。何谓无限？即无法量化或者不可能度量与计算之物。阅读诗作的许多少数人沉浸在不可度量的种种现实之中，并在那些语汇的镜子中，发现自身的无限。一首诗的阅读使读者与一个人际领域联系起来，而就其本意来说，这个领域是无限的。这种接触几乎总是短暂的。有时用五个单词即可概括：鸽子倾听别处雨声。

 无论多少，诗的读者向来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或许除非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或者在我们所谓的原始公社制内。按照某些人种学家的说法，就在几年之前，在赤道美洲的原始森林中，当夜幕降临时，男人们和女人们便在篝火周围集合起来，陶醉地聆听神仙的故事以及部落的族谱。通过那些神话，它们是诗歌故事的素材，聚集在一起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觉得自己无论在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时间里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为死去的祖先也是部落的成员。在篝火的照耀下朗诵那些讲述世界和人种起源的诗篇使这种关系更加生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在实现这种关系，是在将它变为现实。在一或两小时中，部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的公社，它包括活着的人，也包括死去的人。

 然而，从历史本身开始时起，或者说，当人类抛弃了新石器的村落而开始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原始的集体就分崩离析了，分成了不同的阶级、职业和群体：农夫、手工业者、士兵、教士、贵族、君主。就连宗教信仰也产生了分歧：一个是陶工的信仰而另一个是神学家的信仰，一个是法官的信仰而另一个是奴隶的信仰。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多样性是与社会分工相适应的。开始时，诗歌与宗教，科学与巫术，歌唱与舞蹈是同一回事，随着每一门艺术自立门户和每门知识的自成体系，群体、传统和公众也就瓦解了。在一种文化内部的次文化的多重性意味着不同的少数人的共处，一些人爱好诗歌，另一些爱好音乐，还有的爱好天文。这些少数人是相对的、起伏不定的，有时会变成多数，尽管为时不久。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统计就成了一种幻象，多和少，多数人和少数人，都是在挥发的概念。

 不同的少数人的共处并不排除——相反却包括——他们之间的交流。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无形然而却是实在的编织物：人民的文化。在每一种次文化上面——同样在其下面——都有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信仰和习惯。这是每个人民的根底——精神的、思维的、情感的，同时，又是艺术的基础，尤其是诗歌的基础。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人类在这些艺术作品中相互辨认，因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其隐蔽的整体形象。就连在表现芸芸众生和不同社会的瓦解与裂变时，就像现代诗歌与小说所发生的那样，它们都是一种消失了的制度的象征。因此，作品在开始时有多少人阅读无关紧要，对于一个无论多么小的群体的集体记忆的维护，对整个共同体来说，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救生圈。有了这些救生圈，传统和文化就能渡过时间的海洋。

 除了这些信仰与形象的集合体之外——从前人们将它称为“人民之魂”，还有更加表面化的题材、演义和人物令人群感动并拥有集体的想象力。这都是“公众的事情”：政治和宗教思想，关于信仰与体制的争论，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主张的运动。公众的事情也是变故、消息和名目：加冕礼仪，宗教或世俗的节日，王朝的没落，骚乱与暴动，王子们的婚事，弑君罪行，魁首之死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私事也会变成公开的事情：女演员的风流韵事，银行家的自杀，偷窃，暗杀，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突然发迹或出其不意的破产，一位冠军的丰功伟业，总之，命运之轮一直在变幻莫测地转动。没有任何一位作家，不包括今天那些“畅销书”作者，能像阿蒂拉或拿破仑那样有名，也没有登普西或玛丽琳那样广为人知。的确有的，像17世纪的洛佩•德•维加、18世纪的伏尔泰、19世纪的维克多•雨果、我们时代的毕加索及其他为数不多的情况。除了屈指可数，这些例外，像所有例外一样，不仅没有使这一规律失灵，反而证实了它。

 在人民的想象中，这些领袖、国王、总统、影视及体育明星的至高无上是自然的，毫不奇怪的，真正不凡的是，从一开始人类就会作诗、画画、在石头或青铜上雕刻、制作泥塑并用语言发明故事。同样不凡的是这些作品代替了手写，电视或许会使书籍消失（我对此十分怀疑），然而艺术，无论技术与社会状况如何，都会永远存在。公众之事及其英雄们会成为过去；诗、绘画和交响乐章，不会消失。艺术的存在——科学与哲学也一样——向来是少数人的作品。我的结论是：数目问题——多少：很多或很少？——本身并无意义，要想有点意义，数量必须置身于与两点有关的传统之中。这两点是，一是空间上的分工，即公众与裁判的多元；二是时间上的延续，或曰读者与听众一代接一代的传递。无论是多元化还是延续性，都不单纯是数目上的概念。

 我担心我的理由说服不了许多人。对现代思维来说，任何理由也抵不过一个数字。社会学者、教授、记者和掌握出版事务的人都说，他们拥有无可争辩的数字。在这些数字的基础上，他们断言诗歌是一种注定要消亡的艺术或者将变成古董博物馆中的又一种罕物。他们毫不动摇地提出了诗歌逐步衰退的法则：今天诗歌的读者比三十年前少，三十年前比六十年前少，以此类推。依我之见，这些意见本身表明它们并无意义：在这个领域，像其他所有领域一样，单纯的数量标准是不够的。更何况，这些数字准确吗？我们看一看。几天前，我在纽约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小书——《美国最佳诗选，1989》。这是一本收集了美国在1988年创作的最佳诗作的选集。选集的编者是诗人兼评论家多纳德•霍尔。霍尔在序言中触及了本篇的内容并列举了事实与数字。下面我要引用其中的某些细节。尽管这些细节本身就说明问题，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补充些评论。

 作为诗歌生命力的标志，霍尔一开始就指出了诗歌朗诵习惯的恢复，这种朗诵是由诗人自己在许多听众面前进行的。这个习惯“始于1950年前后，在60年代便形成了波澜壮阔之势，从此越发不可收拾”。为了理解这件事的含义，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尽管众所周知，却总是被人遗忘：诗歌，在我们文明（东方亦然）的开端，是朗诵和歌唱的。Aedo就是古希腊的叙事诗人，它是从Aoido派生出来的，后者的意思即歌唱。每一个Rapsoida就是一首诗或一首叙事诗的片段；Rapsodia就是背诵叙事诗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行吟歌手。抒情诗也是背诵的，有乐器伴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都是如此。这个习惯是普遍的，而且出现在各个社会，在东方和哥伦布之前的美洲也不例外。在欧洲保持了一千五百多年，几乎用不着提及那些行吟诗人、游唱诗人、情歌诗人或者在贵族府中、在有选择的家庭或宫廷人员面前的诗歌朗诵。在19世纪，朗诵为个人默读所取代。这是书籍文字的胜利。到了20世纪的前三十年，这个习惯几乎荡然无存。

 霍尔注意到，在1920年至1950年间，美国现代诗歌的伟大时代之一，公开朗诵不仅极其少见，而且那些著名诗人——弗罗斯特、艾略特、庞德——几乎不参加这样的活动。到五十年代，即“垮掉的一代”闯荡的时期，朗读开始普及。这个习惯变成了美国文学生活的特点之一。今天诗歌朗诵是艺术日程表的组成部分，与展览会、音乐会和歌舞演出并驾齐驱，这些活动的频率是令人吃惊的，几乎每周都有，在重要的城市以及大多数大学都是这样。听众一般是青年人，这说明它不是个日趋没落的习惯——像预言家们对诗歌末日的预言那样，而是一个活生生且不断更新的传统。人们会对我说，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欧洲——英国除外——诗歌朗诵都不像在美国那样经常和趋之若鹜。这是事实。在俄国诗歌朗诵又比在美国普及得多，这也是事实。有少的就有多的。我们接着说吧。

 在1950年，霍尔说，一位已为人知的诗人的作品，他的第二或第三本书，发行量为一千左右，今天是四五千。较重要的或较有名的诗人的作品很容易达到一万册。几年前《出版周刊》公布过一份畅销书的目录表，包括传记、新闻报道、小说、游记、烹调、性科学及其他许多门类，并不包括诗歌。在目录之首的是《性之乐》，销售了几百万册；比较靠后的书卖了二十五万册，那么好了，在同一年诗人弗林格蒂的《心中的科尼岛》销售了一百万册，当时金斯伯格的《嚎叫》已超过一百万册。然而，《出版周刊》并未将这两本书收录在它的目录表中。因为是诗集吗？这两本书的情况是非同一般的，这是事实，不过许多当代诗人，尽管达不到百万册，都有三万或更多的读者，其中有些是其他语言的诗人，像加西亚•洛尔卡、里尔克或者聂鲁达。霍尔的其他数字我就省略不说了，他的结论却要说：近二十年来，诗歌读者的数目增加了十倍。这就是说，今天的读者比诸如艾略特、庞德、威廉斯和史蒂文斯等伟大诗人的高峰时期多了十倍，那一时期是20世纪诗歌史中的一个光辉时代。这是令人感动的。

 霍尔的数字仅仅限于美国在世的诗人。在其他国家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不知道。不过要说在苏联诗歌读者的数目比在美国更多，那并不冒失。另一个类似的国家可以说是日本，一个以其令人仰慕的诗歌传统而与众不同的民族。此外，欧洲读者的数目肯定增加了，至少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波兰、匈牙利是如此。墨西哥也是这样，尽管它是个读者甚少的国家：五十年前，我们的诗人——佩利塞尔、戈罗斯蒂萨、比利亚乌鲁蒂亚——的发行量只有五百册。而质量呢？无论哪个语言、哪个时代，真正有价值的诗作都是极少的。其他的门类，尤其是小说，不是同样如此吗？每年出版社推出成千上万的小说，色彩鲜艳的封面充满了书店的玻璃柜台。几周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们不是过路鸟，而是过路书。在商业出版社的另一端，大学的教授和报刊也助长了不得不称之为文学滞销的现象。刚刚出现的批判大学产业的高潮使文学所留下的不高的垃圾堆变成了真正的喜马拉雅山。

 霍尔的数字是振奋人心的，不过又是相对的，人们几乎没有考虑到阅读的增加是个普遍现象，包括了所有的门类。毫无问题，人们今天比以前读得多。读得更好了吗？我怀疑。消遣是我们的常态。不是那种为了沉浸在神秘而又飘忽不定的幻境便远离世界的消遣，而是那种总是失态的、陷入平庸而又不明智的日常动荡中的消遣。成千的事情同时要求我们关注，可没有哪一件能引起我们的瞩目，于是生活变成了我们手指中间的散沙，而时间变成我们头脑中的烟云。倘若我们有勇气对每天的思想与行为做个检查，我们就会承认自己是有过错的，并非无可弥补的罪行，而是无数却又是一时的欲望与渴求，伴随着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的诸多小小的违迕与背叛。然而我们还记得起昨日的所为吗？如果我们的过失叫作放任，我们的惩罚则叫作忘却。阅读是放任的对立物，阅读是一种聚精会神的活动，它将我们引进那些陌生的世界，这些世界渐渐会向我们揭示一个更加古老的真正的祖国：我们来自那里。阅读是发现通向我们自身的无可置疑之路，是一种承认。在广告和即时通信的时代，有多少人会这样阅读呢？为数极少。然而我们文明的延续性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统计数字上。

 细节与数字本身并不是对我们问题的回答，然而却有助于对它的限定并使之准确。将霍尔的数字，限于他的国家和当今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家和时代的数字进行对比是有用的。诗人和评论家佩雷•吉姆费雷尔在一篇提供了明智而又丰富的资料的杂文中研究过这些课题：《诗歌与图书》。对于吉姆费雷尔来说，现代诗歌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少数派的坚强意志。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所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都寻求广大的读者；有些人实现了，如拜伦、雨果和拉马丁。后来，随着伟大的浪漫派火焰的消散，诗人们退出了公开的舞台。从伟大的象征主义者们起，诗歌成了孤独的反叛，语言或历史在地下的捣乱。没有任何一位开创现代性的诗人寻求大多数的认可，相反，所有人都选择了“蓄意与公众情趣为敌的写法”。在20世纪上半叶，兰波及其继承者们表现了这种倾向的一个方面，另一种倾向，更加纯属美学范畴，是马拉美及其追随者。

 不同意吉姆费雷尔的说法是很难的。不过我提出一种例外：他的论据特别依靠法国现代诗歌史，在其他语言并非都有那种与公众情趣决裂的意志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无论丁尼生还是布朗宁都没有在叛逆精神和美学禁欲主义方面紧随法国人。此外，他们的读者也比法国象征主义者们多得多。日耳曼语国家、俄国、波兰及其他斯拉夫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西班牙语国家，人们阅读很少，不过不是因为诗人嘲弄资产阶级的情趣，而是因为在19世纪末知识界的昏睡侵袭了西班牙及其古老的殖民地。的确，将19世纪后三十年的法国诗歌与其他语言的同时代进行比较是有欺骗性的，作为诗歌，法语诗歌生活在其他的时代：我们的诗歌始于法国诗歌。马拉美和丁尼生是同时代诗人，不过后者属于19世纪，而前者属于20世纪。总之，作为我们诗歌源头的诗歌常常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与兰波和马拉美针锋相对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我是说：既没有语言的决裂，也没有落落寡合，而是作为与街上的行人融为一体的意志。我想，尤其是沃尔特•惠特曼。

 吉姆费雷尔的数字像霍尔的一样令人惊讶，尽管意义相反。魏尔伦再版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中的一部：《戏装游乐图》。发行量是六百册，其中一百册是给作者和报刊的。这件事是说明问题的，因为在1886年魏尔伦已是著名诗人，而且不仅仅在法国，在整个欧洲都有少数贪婪的读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也受到尊重。1876年马拉美出版了豪华本《牧神的午后》：一百九十五册。十一年后，即1887年，《诗集》出版，这是他自己选的集子：发行四十册。至于兰波：他出资首次发行了《地狱的一季》，这是个对20世纪诗坛有着众所周知影响的文本，发行量也只有五百册；兰波自己拿了六本；其余的丢在印刷厂的地下储藏室，要不是一位藏书家在1901年发现，这些书可能就消失在那里了，这位收藏家直到1914年才把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世。兰波的另一个伟大文本《灵光篇》的命运同样离奇：1886年魏尔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这部作品，前面有个简短的说明，后来在同一年又油印发表，兰波那时正在阿比西尼亚，根本不可能知道。洛特雷阿蒙也曾支付他的著作《马尔多罗之歌》的出版费；出版后被埋在出版者的地下室里，直到作者死后多年才由莱昂•布鲁姆和雷米•德•古尔蒙发行，他们对这本豪华的遗作给以热情的关注。

 吉姆费雷尔也列举了几个西班牙语的例证。最好的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这本小册子是1924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的，然而在西班牙却一直无人知晓，尽管1936年聂鲁达在我们语言范围内已是著名诗人。阿尔托拉吉雷决定再版此书，题目却改成了《最初的情诗》，印数是500册。就我个人来说，我将举出两个与兰波和洛特雷阿蒙同样悲惨的例子：古铁雷斯•纳赫拉与希尔瓦到死也没看见自己的诗集。《蓝》的前两版或者《世俗的圣歌》的第一版的印数是多少呢？迪亚斯•米龙的《果壳》又有多少？这本书是维拉克鲁斯州的官方印刷厂在哈拉巴出版的，巴略霍的《黑色的使者》与《特里尔塞》呢？另一个例子，现在是意大利语的：翁加雷蒂的《被埋葬的港口》（1915）是20世纪意大利诗坛的力作之一，它的印数只有八十册。这个书单可以随意延长，扩展到我们所有最有名、读者最多的诗人。

 至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印数的缺少到底是归于诗人们的决定，还是由于公众无动于衷的结果呢？二者兼而有之。在其他文章中，我曾试图表明，诗歌从根源上与现代性的关系就模糊不清。在19世纪末冲突加剧，到了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在先锋派时期，冲突变成了断裂。诗歌轻视并常常嘲弄传统的价值，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美学上的；破坏语言；扭曲符号和它的含义；创造出许多充满迷人的语言的妖魔和具有欺骗性的、透明的良知在那里想入非非的水塘。公众的无动于衷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反应，资产阶级的反应，诗人们对它们所代表的现代性既渴望又厌恶。这个阶级首先受到形形色色的先锋派们的挑衅与污辱。一种普遍的恶意批评以及无知记者们的居心叵测为这种对现代艺术的反感进行辩解并为之火上浇油。然而，人们会看出，这种断裂从来不是全面的，而且过去和现在都不需要这样。

 1857年，《恶之花》的第一版出了十万册，拖了一段时间才脱销。四年之后，1861年，第二版的反响更大，无疑是因为法庭责成出版者撤去了若干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诗篇。波德莱尔的辩护者不乏其人，其中包括维克多•雨果与戈蒂耶两位青年诗人，马拉美与魏尔伦，在两本文学青年的杂志上，向波德莱尔致敬并宣称后者是他们的导师。然而这种承认的表示来得太迟了：波德莱尔已经受到了偏瘫的第一次打击并于两年后，即1867年死去。在他死后，这本书就没停止过再版，而且几乎翻译成了所有的语言。尽管波德莱尔已经死了一个世纪，但他仍与我们同在。他的命运也是后来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的命运：这些诗人的著作被所有的图书馆收藏，为成千上万的有教养的人士所阅读。1855年《草叶集》第一版问世，没署作者的姓名，但在第一页上印有惠特曼的肖像。一年后出了第二版，接着一共出了九版，每一次的篇目都有增加，直到作者于1892年逝世。第一版是七百九十五册；惠特曼不仅支付了出版费用，而且他本人就是印刷者。在第五版之前，惠特曼没有得到一分钱，第五版他赚了二十五美元！但惠特曼的确能看见，在不到半个世纪的过程里，他的著作的连续出版如何征服了狂热的读者，其中有些是他最优秀的同胞：爱默生和梭罗，后来有英同人斯温伯恩和丁尼生。1882年王尔德访问了他，1886年伊肯斯为他画了肖像。

 波德莱尔与惠特曼的出版史是各种语言的所有诗人的出版史。前几版几乎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经过一段缓慢却又平稳的时间进程，他们的著作终将达到大量的印数和广阔的地区。现在达里奥、马查多、加西亚•洛尔卡以及我们语言的其他诗人的再版发行量不仅数以万计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在其他语言中也重复着同样的现象，无论是阿波利奈尔或里尔克，蒙塔莱或曼德尔施塔姆。叶芝和艾略特的再版是经常的，而且达到了十万册。青年评论家爱德华•门德尔森，奥登诗歌全集的优秀版本就应归功于他，不久前对我说，这位诗人的普及本的印数在四五万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觉得其意义不在于出版的印数也不在于出版的连续性。畅销书，无论是小说还是眼下的热门书，都作为一种风云变化而出现：大家都急于买到它，但很快便会永远消失。畅销书中极少有能维持其成就者。它们不是作品而是商品。使真正的文学作品与纯粹的消遣性或信息性书籍区别开来的是：在后者注定要不折不扣地被读者消耗掉的同时，前者同样由于也仅仅是由于读者而具有死而复生的本性。诗歌不追求不死而追求复活。

 在另外一些情况，历史的变化——无论是情趣的变化，还是社会信念或意识的变化——将那些生前有名的诗人发往炼狱。比如，聂鲁达、阿拉贡和艾吕雅今天为他们的政治过失付出了代价。我说“过失”，是因为斯大林主义，不止是一个错误，而且曾是一种弊端。不过，我不知道是出于容忍还是出于犬儒主义，正如奥登谈到叶芝时所说，这些诗人由于他们的精湛技艺还将拥有读者：

时间以这样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尔•克劳德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诗歌作品被接受的程度与其日后的命运的差异呼吁着一种评论。从反感或无动于衷到理解的过度从来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需要时间。在此情况下，就该词的第一个意义来说，时间意味着文化：读者应当培养自己。这种培养，像所有的培养一样，是生产性的：引起变化和转换。每一部诗歌新作都是对读者情趣的理解力的挑战，为了享受它，读者必须学习它的词汇并理解它的句式。这个过程在于忘却熟悉的东西和学习新鲜的东西，忘却——学习的过程要求一种内心深处的更新，一种情感和观念的变化。这种经验并非现代所专有：在英国，16世纪的宫廷和神职人员不得不学习“玄学诗人”的语言，而在17世纪的西班牙，他们要学习贡戈拉及其追随者。这种现象在每一个时代，在所有的社会都重复出现。形式与艺术语言的争论几乎总和代与代之间的较量连在一起：旧与新、年迈者与年轻者之争。

 当前的形势更加复杂。除了新与旧之间的传统之争外，还有一种更深刻的，属于历史与精神领域的冲突。按照我前面的启示，这就是一种背叛现代性的诗歌与一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分歧，这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它既是现代性的创造者又是现代性最彻底、最富活力的产物。从浪漫主义至今，在和谐的时候——新的决裂紧随其后，这种冲突是如何解决的呢？尽管每个时代、每个读者与每首诗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作为一般性的解释是无须顾虑的。我提出个简短的解释：从浪漫主义起，诗人们就是现代性的逆子；他们既伤害又赞美现代性；读者们再现了这种二重性并在这种伤害与赞美中认识自己，因为他们同样是现代性的子女，通过这种既孝顺又厌恶的纽带与现代性连在一起。现代诗歌曾经正在批评现代性，正因为它是现代的，出于同样的理由，读者才通过它认识自身。从诞生时起，现代性就在与自身斗争，其模糊性与不断变革的秘密正在于此。现代性产生批判的态度和思想就像章鱼喷射墨液一样。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它自己身上。

二、量与值

 这个思考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是量的范畴：诗歌的读者有多少？按照人们所看到的，数量问题，孤立地看，没有意义。读者的数目因社会与时代而异，同样，在每个时期内，甚至在每个人身上也有变化：晦涩、难读的艾略特，1920年只有一帮离经叛道者阅读，1940年变成艾略特主教，人们成群结伙津津有味地聆听。“多少”的问题只有和问题的第二部分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哪些人，哪个阶级的人阅读诗歌作品？哪些人包括多少人，或者说，使其溶解，不再是数目。哪些人的问题首先关系到空间的多元化；在哪里，哪个国家或哪个城市？紧接着，引进了一种时间性：何时，哪个时代，哪个世纪，哪一年？最后，何时何地又与一些社会阶级联系起来，和政治与宗教体制联系起来，和一种经济联系起来，和一种文化联系起来。何时何地融于一个历史之中。阅读或倾听诗歌的公众的特征是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题目是极广泛的，在一篇这类的文章中是无法说清的。不过倒是可以提出几点看法和某种假设。何况，我的想法是更朴实的：提出为数不多的启发、迹象和鼓励，以便有人在为时不远的一天，写出一篇关于20世纪末的诗坛状况的论文。

 我从头开始：荷马是希腊之根源，因而也是我们诗歌的根源。他伟大的诗篇、英雄道德观念是希腊和罗马人美学和伦理道德的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人的《圣经》和《吠陀经》。儿童和少年们在学习加法和在体育馆锻炼的同时，背诵着那些古老的六韵步诗句。在罗马希腊化的伟大倾向中，也少不了相当于荷马史诗的奠基的诗作。不过《埃涅阿斯纪》是在罗马历史的正午写成的；与其说是个创造，不如说是一个再创造，它不是源泉而是祭献。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维吉尔的诗歌形式的作用是对古代荷马诗篇的模仿。《诗经》对中国文明有着同样的影响，这是一部由孔子收集的古老的诗歌选集。《万叶集》及其后来的伟大选集在日本起到了这种作用。从《吉尔伽美什史诗》，这可能是我们叙事诗传统的源泉，到《熙德之歌》，作为民族缔造者的语言是诗歌在所有文明中出现的共同特征。在其他的文化中，诗歌不仅与宗教和神话，而且与其他的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知道阿兹特克人背诵、歌唱他们的诗作，更突出的是他们用诗歌来跳舞。古代社会的另一个共同特点：诗人们的结社、联络和兄弟之情。这种集团通常起着宗教和礼仪的作用。在许多民族，人们认为诗人有远见卓识、会占卜未来。这是一种普遍的信仰，理由很可能是这样的：诗人了解未来是因为他了解过去。他的智慧是一种源头的智慧。在所有那些社会中，从数学意义上来表达，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函数”。

 诗歌文本的集子，真正的根基之作，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世俗社会称之为经典准则的东西。没有这些诗篇，要认识和了解那些社会是不可能的；它们的美学、伦理学和哲学影响是巨大的。在希腊，悲剧靠叙事诗的滋养、靠自身的冲突，也靠它的英雄人物的滋养，同样，哲学是以荷马的批判，以其神学和伦理道德开始的。古典准则是通过对青少年的教育而演变的，诗歌是青年履历中的核心素材。因此，在公民和宗教教育以及军事训练的同时，诗歌是成人生活中两个重大方面的开始：行动与观察。市民、贵族、骑士、满清官吏、纳瓦独裁者和其他称呼古代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领导社会公共事业的团体和官衔的名字：他们都要在一个诗歌传统中接受教育并成为楷模，这个传统无论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启迪着他们。

 在其他领域，诗歌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尤其是在亲密生活方面：情爱、友谊、欢乐、在神或他人不幸面前的善心（面对普里阿摩斯的阿基里斯）、孤独、思乡痛苦的排遣、记忆脆弱的领地。诗人们帮我们认识激情、同时也帮我们认识自身：嫉羡、情感、残酷、虚伪，总而言之，人类灵魂所有的复杂。西方第一首伟大的爱情诗篇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忒奥克里托斯的《女巫》，一位不幸的姑娘希梅塔的崇高、愤恨、纯贞的情爱的伤心故事。后来在罗马，卡图卢斯和普罗佩西奥使爱的阴暗角落曝光并发现了致命激情的居心叵测的力量：醋意。否则，莎士比亚也许孕育不出奥塞罗的形象，普鲁斯特也写不出斯万的弥留之际。从封建时代到资产阶级时代，诗歌依然在激励着武士与情侣：佩尔塞瓦尔和罗兰，文明的爱情和彼特拉克风格，放荡不羁者与浪漫者。当代女权主义的根源之一是17世纪的“爱的法庭”。像在古代在东方一样，诗歌也养育了哲学家：从圣托马斯到马基雅维利，从培根到叔本华，从蒙田到卡尔•马克思，凡是我们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哪一位没写过诗歌或者其作品没镶嵌上诗人的诗行或警句。从这个角度上说，数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多少法国人阅读龙萨；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拘，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尽管他们属于领导阶级，许多人却是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的叛逆与批判者。其他人则是孤独者或隐士。

 从19世纪末开始变化，在浪漫主义伟大的野战之后，诗歌收兵了；在地下作战，在陵寝中密谋。不过，正如人们所见，这收缩是一个胜利：昨天那些可恶的诗人今天无一例外地变成了神圣的楷模，更严重的是取代了人文学科，因为它们再也不是我们教育体系的核心。时代的标志：波德莱尔用拉丁文写了一首诗，兰波在学校赢得了拉丁文作文的头等奖，洛特雷阿蒙从何塞•戈麦斯•埃尔莫西亚的一篇论文中学习了文学准则，后者是个严格的古典派，《伊利亚特》的出色的译者——不过惠特曼是第一个既没进过大学也没研究过人文学科的伟大诗人。失还是得？我说“得”弥补了“失”。惠特曼继承了另一个传统，像希腊罗马传统一样令人尊敬的传统：《圣经》及其派生物。

 今天科学占据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地位。这种变化是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合情理的是“唯科学主义”的至高无上，这是一种现代的迷信。每一门科学都可以在其特殊的领域以权威的口吻说话：不存在单一的科学，只有多元的科学。然而唯科学主义将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的推论移植到不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历史、人类社会、个人及其激情。另一方面，没有人文学科智慧的财富，可能有自然科学的活动吗？或许有，但代价是极大的。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忘记过经典作家。

 比科学主义者的迷信更危险的是社会科学的繁衍。我不是指它们真正的可以估量的价值，尽管其估量的手段是脆弱的而且其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我是指打着教授和科学研究者招牌的思想家们滥用那些结论的方式。危害是双重的：政治的与美学的。除了完美形式和精神愉悦的楷模之外，在两千年中，我们的古典作家还是政治智慧的宗师。今天这个职能是由社会学家来完成的。大部分人对古典遗产都一无所知或缺乏重视。他们固守自己的教条，宣讲自己枯燥乏味的课程，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就是不提自己在现代世界奇怪的立场。他们以现代的名义，成了知识界与政治界一种新的蒙昧主义的代言人——有时是调解人。他们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诡辩家，是启蒙运动的不称职的继承者。最近一个时期，我们都成了生活在“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的欧洲国家巨变的见证人，要想从这些教授的著作中找到一点点关于巨变的预兆是徒劳的，就是现在，也甭想找到对这不可思议的历史变迁的任何解释。要找到顺理成章的、预见到了这些日子所发生的变故的批评者，必须重读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被驱逐者的文本。教授们的盲目性来自他们对意识形态、对梦想的真实领域的信仰，来自他们对历史的藐视，而历史是受事变和不可预见的王国制约的。古典文学浸透着历史事变的偶然性。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善于阅读古代诗人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今天大学的政治学者们读什么呢？有例外，的确，不过毕竟是例外。

 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对社会及其变化的研究至今从未达到预期的结果。糊涂而又自负的理论家们置这种失败于不顾，依然将这些方法移植到文学上。他们忘记了不同的现实要求不同的方法与标准。细胞的演变与人类社会的演变不是一回事，同样人类社会的变化也不足以解释文学与艺术的变化。首先是作品缩小为纯社会文献，紧接着，肯定那文本没有说要说的事物。更确切地说，文本掩盖了社会的政治现实。发现这个现实是批评家的使命。阅读一个文本就是要对它进行破译，要除去那些主观加上去的含义，揭示语言所掩饰的东西。文学批评变成了发人深省的侦察行动，比福尔摩斯、托尔克马达以及检察官维辛斯基有过之而无不及。“风暴”变成了烟火，以它多彩的光芒掩盖了无耻的事实：现代帝国主义的诞生。普罗斯彼罗与卡利班之间的关系是欧洲主子与殖民地奴隶的关系。文本是用谎言编织起来的，当批评者将它拆开时，便揭穿了撒谎的作者，独裁与压迫的同谋。谁也逃脱不了这些威严的法官的滑稽审判。

 这些变化没有影响到写诗的艺术，而是影响了读诗的艺术。把《奥德赛》当作一个文学文本来读和当作社会文献来读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奇妙的冒险故事来读，其中英雄群体的参与，他们受强烈而又单纯的激情所驱使，整个故事是用一种完美的语言艺术叙述出来的，既平铺直叙又超凡脱俗，人们对尤利西斯的精明怎能不着迷呢？他骗了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又揭露了企图困住他的女仙喀耳刻的情网。对于把它当作文献来阅读的人来说，这些情节不过是人类迷信史的一节。喀耳刻的童话可以表明一种对巫术信仰的研究以及它与性的关系；波吕斐摩斯的童话可以当作对土著（库克罗普斯人）部落与一小撮帝国主义冒险家之间的斗争的影射来阅读。《奥德赛》描写了对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很有趣的习俗，然而它既不是历史故事也不是有关人种学的报道：它是一部诗，一种语言的创造。在某些段落的美感面前，谁若是不停下来品味，他准是蠢货。我们也不能将古老的诗作当作拼字谜来阅读，一旦破译，它就会向我们揭示荷马时代希腊的现实：一个由贫苦的农民、粗暴的武士和强盗、撒谎的诗人组成的迷信的农业社会，即又一个阶级社会的变种及其动荡不安。尽管粗俗而又简单化，某些这样的理解或许并非完全的不确切。不过这样阅读一部诗作，犹如在柯罗或莫奈的风景画中研究植物学。

 在大学的范围之外，诗歌传统也受到了持续、阴险的侵蚀的威胁，正因为这种侵蚀是无意的，所以极难阻止。这种进攻不是某种批评意图的结果，像前面所说的学者们的情况那样，而是形形色色的机械论必然导致的虚无主义的结果。侵蚀的起因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过程；出版工业的增长，与发行的威力结合起来，将古代思想、价值、情趣、意见的交流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市场。文学，像艺术、科学和哲学领域一样，向来是一种交流，一个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市场：图书是事物，而同时又是思想和美学的体现。因此，二次大战的前几年，一本在巴黎出版的有名的文学杂志叫作《商业》，这是不奇怪的。这个标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瓦雷里起的。我想，他在不无狂傲地影射存在于为数不多的严格的行家中间罕见的精神与美学财富的交流。这是一个瓦雷里味十足的思想。同时，是一种揭示了文学与智慧商品化的工艺观念的思想。半个世纪以前的、建立在作品奇缺基础上的商业转化为现代的出版业，这是市场对于古老做法的又一个胜利。

 市场链条中的环节：作者生产消费品（图书），出版者制造并在消费者（读者）中间发行。不断生产新产品的链条，这些产品，由于它们的本性，永远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饥渴。现代资本主义的坦塔罗斯式的发明：再发明，永远是再发明——永远无法满足。查理•傅立叶曾设想，在真正文明的状态——他称之为“和谐”——应生产一定数量的质量无与伦比、极为经久耐用的消费品，我们的社会则不同，人们力争生产最大数量的产品，质量平庸，尽快消费。我不否认市场经济的好处，它在发达国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尽管这种繁荣常常是多余的，具有欺骗性的：刺激虚伪的需要而又不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我认为随着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废品也在增长。堆积在书店和图书馆里的书山提出一个恼人的问题：对多余的怎么办？

 诗歌传统，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两个轴交叉的结果，一个是空间的轴，一个是时间的轴。第一个存在于不停地互相联系的公众的多样性，第二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与读者的连续性中。不同领域的读者的相互联系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目光丰富了诗歌传统。马克思经常阅读但丁、司汤达和拜伦，因为不同的少数人之间的交流是不间断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喜欢哲学或经济学，另一些人喜欢小说或历史。这个习惯尽管已经衰弱，却依然存在：我最愉快的文学回忆之一是在物理学家斯蒂文•温伯格家的一个晚会上，人们自然地从基本粒子谈到多恩和马维尔的诗歌。这种不同领域里的读者的多样性，相似的情趣和价值观将他们连在一起，就是一种传统。在这个传统的内部，意见可能是对立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这并不重要：大家都读歌德，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眼光。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传统还以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家滋养自己。今天读的人少多了，尽管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不时还会有各种语言的荷马、维吉尔、忒奥克里托斯、贺拉斯的译本问世。相反，我们阅读的其他语言的现代作家比我们的祖父辈要多。这张网由一致与对立交织而成，有些是明明白白的，有些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对话。一种几乎总是寂寞的对话，独自在房间里与书本的对话。阅读时，我们便与母语的或各种外语的作家们对话，他们有些还在世，其余大多数都死去了。克维多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曾说，这首诗好像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一个由于年代久远而变成了石块的建筑物上：

隐居在这些荒漠的宁静里，

带着少量却是博学的书籍，

我生活在与死者的对话中

并用眼睛将他们倾听。

 当代的出版业企图使读者的多样化消失在一个无人称的多数中。这并非是哪个人别有用心的举动，也不是一伙人的阴谋，这种倾向是制约出版活动的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今天的文学商业被一种单纯的经济观点所左右：最高价值就是购书者的数量。赚钱是合法的，为“伟大的公众”生产书籍也是合法的，但如果中心意图是出版“畅销书”、娱乐性作品和通俗读物，文学就会死亡，社会就会堕落。有时作品的通俗与典雅并存：狄更斯与巴尔扎克、拜伦与维克多•雨果就是19世纪的一些例证。然而人们无法忘记，西方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现代，曾经并依然是少数人的历史：叛逆的、批判现存秩序的作家，发明新形式的小说和诗人，被认为是神秘难懂的艺术家。市场的逻辑并非文学的逻辑。

 随着出版业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这个领域已被强大的跨国公司侵占——经济观念在排斥文学。的确，文学尚未完全失去：有些古老而又令人尊敬的出版社在抵抗，这里或那里出现了一些小的企业，它们特别致力于诗作的出版，最后，在某些国家大学的刊物取代商业性出版社，出版难于销售的图书。对于后者，我有怀疑：19和20世纪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几乎都不是在大学出版的。总之，除了这些值得称赞的例外，出版业力图增加出版量，但限制图书的多样性。与其他的经济部门相反，在那里产品的多样化是关键，而这里的倾向却是单一化。理想的情况是单一的读者：大家都只有一种情趣，大家都阅读同样的书。这些书是许许多多的书：每天出一种不同作者的新书。但所有的书，实质上是一本相同的书。

 这种限制与单一性的倾向也影响了作者：从前为了一种类型的人写作，甚至为了一种交流对象而写作。所有的诗人都梦想过一种理想的读者：自己的读者。现在，作家必须面向出版者及其销售顾问，此外，每个企业，尤其是在美国，都是负责修改手稿的“编辑”。某些这样的做法孤立地看，是说得通的、合乎情理的；就其整体而言，效果是可悲的，它们使作者、作品和读者的多样性受到威胁。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不仅失去了交流对象，尽管读者的数目有所增加，而且连交流对象的概念本身也在挥发。随之而来的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不复存在。最严重的是，人们从何处写作和阅读？对于电视与发行界支持的现代出版系统来说，所有的地方，甚至最遥远的地方，都在“这里”。而这里又是何处呢？在所有的地方，又不在任何一个地方。这里在时间中，即“此时此刻”。空间的轴消融在时间的轴之中。

 市场的行为对诗歌传统的另一个轴同样具有侵蚀作用：时间的轴。“此时”的优势磨断了使我们与过去联系的纽带。报刊、电视和出版物每天都在向我们提供此时此刻这里或那里、在帕塔戈尼亚、在西伯利亚以及在邻区发生的事物的形象；人们沉浸在此时此刻之中，它不停地眨着眼睛，并使我们产生一种持续的不断加速的运动的感觉。我们真的在运动吗，还是只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旋转？无论幻想还是现实，过去令人眩晕地离我们而去并消失。过去的消失便致命地引进未来的消失。从18世纪起，我们的文明就向未来发展。它在朝圣行动中的向导曾是进步思想，我们的北极星。几年来，这颗星暗淡了，现时继承了它的光芒。不过这是个没有重量的现时；它在飘浮而不上升，在运动而没有前进。它以为在走向所有的地方却哪儿也没去：它失去了向导的意义。目的的消失是对手段增长的报偿。我们的现时是既不向东也不向西的时间，简直就是没有方向。在文学传统的领域中，现时的扩张表现为瞬间联系的倾向。持久、完美的象征让位于迅速的消耗。过去消失而未来渺茫，现时则在转瞬间变得尖锐：三个月时间只是一声叹息。瞬间爆发并消散。

 诗人们曾是其人民的记忆。荷马歌唱一个英雄时代的事物，讲述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未来：他生活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社会，他注视着过去，这过去是现在的楷模和源泉。往后，希腊诗人受荷马的启迪，罗马人受希腊人的启迪，卡图卢斯继承了亚历山大诗体，维吉尔是但丁在其地狱巡礼中的向导，彼特拉克是欧洲诗人的楷模，以此类推直至今日。每个诗人都是传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语言的一个时刻。诗人们有时否定自己的传统，那只是为了创造另一个传统。这个现象是周期性的，在现代更为突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每个诗歌运动都创造了自己的传统。超现实主义者创造了诗人名册，这是一种既包括中学年终考试也包括“最终审判”的可笑的模拟榜，每个诗人旁边都有个成绩，波德莱尔8，兰波9.5，洛特雷阿蒙10（口头表扬），克劳德尔5，瓦雷里1，阿普列乌斯6，维吉尔0，但丁8，萨德10（特别提名）等。诗人中的大部分都选择了他们的前辈：艾略特选择了“玄学派诗人”和拉弗格，庞德选择了卡瓦尔坎蒂和李白，聂鲁达选择了惠特曼，博尔赫斯选择了另一位与聂鲁达的不同的惠特曼，而惠特曼选择了纽约这个享有自由特权的世界的一位叫瓦尔特的不知名的诗人。过去的创造从现在面向未来。所有的诗人都希望日后有人阅读自己的作品，而且读得比他在世时更深刻、更广泛。诗人知道自己不过是链条中的一环，是连接昨天和明天的一座桥梁。但在20世纪结束时，他突然发现这座桥梁悬在两个深渊之间：过去的深渊在远去，未来的深渊在倒塌。诗人在时间中感到迷茫。

 对诗歌来说形式是实质性的，因为这是我们对抗死亡与岁月消耗的手段。形式是为了持久而采取的。有时是一种挑战，有时是一座堡垒，有时则是一个纪念碑，但永远是一个持久的意志。凝固而又变化的时间，它不是以固定不变而是以一种活的结构来对抗真实的时间。无论十四行诗或民谣，意大利的十一步韵或日本的短歌，自由诗还是散文诗，一切形式和格律都为了渡过岁月与世纪的海洋，是人类记忆的方舟。艺术是形式的意志，因为它是持久性的意志。当一种形式已经磨损或者变成模式，诗人就该发明一种新的形式。要不就找一种古老的形式并进行加工：再创造。一种形式的创造往往是二三百年以来的创新：就像庞德重新创作了中国的诗篇，阿波利奈尔在歌谣中复活了中世纪的韵律或模糊的音乐，发生却没有重量，就像达里奥学习魏尔伦、魏尔伦学习维庸一样，其创新也不过如此。然而与真正的创新相比，工业更喜欢可以消化的创新，与形式相比，更喜欢模式。

 20世纪上半叶，在各个艺术领域都是一个发明创造的时期。因而也就是一个无法普及的新艺术的时代，就像象征主义的情况那样。所幸的是诗人和艺术家们得到了某些保护人、出版家、艺术画廊和收藏家们的支持。今天千万人在博物馆中赏识的现代艺术以及大家引用与购买的图书，在不过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少数人的艺术与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艺术活动成倍地增长：博物馆、画廊、联欢节、国际拍卖、黄金的河流、出版物的海洋。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出版界，尽管规模要小得多。不过无论是在视觉艺术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铅版都占支配地位。时髦的字眼儿：“后现代主义”，表明一种折中主义。在绘画以及其他艺术领域，改头换面之作比比皆是。有人会说我在夸张。或许就该夸张。尽管这方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我坚信主要原因之一是古老的文学艺术交易变成了现代的金融市场。这种经济变化和西方民主中道德与政治范畴内的另一种变化是同步发生的：公民变成了消费者。

三、总结与预测

 我对世纪末诗坛形势的描述是不完全的；不过是个速写，是个略图。然而，我觉得已经表明了影响诗歌传播的障碍以及它维持生命的手段。不，诗歌并非在挣扎。有时它给人一种疲惫、消沉，甚至是无生育能力的印象，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第一次在近三十年中没有出现任何形成规模的诗歌运动。不过在其他艺术领域同样如此。这种现象并未妨碍出现好的诗人和艺术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人和艺术家。没有出现诗歌运动反映了我们时代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之一：决裂传统的暮色。这是表明现代性或其变化已近尾声的信号中的一个。有些人会问，还会有仅仅在三十年前有过的那么伟大的诗人吗？这个问题是一种文学错觉的产物；每一代人都在重复同样的怨言：达里奥的同代人为贝克尔叹息，贝克尔的同代人为埃斯普龙塞达叹息，埃斯普龙塞达的同代人为梅伦德斯•巴尔德斯叹息。这个现象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各个时期和各种语言无不如此。而且，对诗歌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小说和其他文学门类。文学在死亡吗？不，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刻的精神和心灵上的苦恼与激烈的历史动荡并存的时代。一个时代在结束。是另一个时代在诞生，还是我们所看到的经历的是现代的变形？诞生或者再生，20世纪末的标志是一个疑问。不过一切朦胧的时代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方面都曾是丰富多彩的。使我不安的不是诗歌的健康，而是它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上的地位。

 被金融市场消耗侵袭最严重的艺术恰恰是那些表面看来最受益的艺术：变成了消费品的绘画与小说。如何看待这一切变化呢？在把效益标准引入一个由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制约的领域时，一方面，使艺术堕落，另一方面，却又刺激了艺术的生产。生产的普遍平庸无关紧要，杰作终究会不可避免地脱颖而出。至于诗歌：尽管注定要在墓穴中埋没，却依然存在。从这一切推断出环境是艰苦的——几时不曾如此？——但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我在反面影响中延伸得很远了。现在该指出些有利的兆头了，尽管不多，并非无足轻重。我曾指出一些，但还有些不曾提到，也许它们是最有成功希望的。我把它们全都简单地说一说。在大市场的边缘，许多地方出现了致力于出版诗集的小出版社，翻译界在紧张地行动，专门刊登诗歌的杂志成倍地增长；诗歌爱好者的国际团体的存在，这些小组之间进行着超越政治和语言界限的通信联系；国际诗歌节丰富多彩，公开的朗诵蔚然成风，不停地扩展，已经波及电台和电视台（尤其在美国和大不列颠）。总之，诗歌有着广泛的读者，尽管分散，却在一年年增长，这样说并不冒失。在西方，诗人已经没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者那样的社会影响，然而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诗人依然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在苏联、中国和整个中欧，诗人们卓越地参加了争取民主和反对官僚统治的斗争。

 1988年，根据多纳德•霍尔的说法，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向一位专家——路•哈里斯提供了一份关于美国人与艺术的调查报告。此后不久，国家艺术中心公布了哈里斯的统计表。一些数字如下：九千七百万美国人每年至少参观一次艺术博物馆，七千万人观看芭蕾舞和现代舞演出。美国有多少个摄影者？九千万。有多少业余爱好者研究并实践芭蕾和舞蹈？四千万。在这些数字之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千二百万美国人写诗或短篇小说。对诗歌与短篇小说——游动在散文诗与叙事文学之间的门类——的爱好并非美国所独有，大家都知道有许多人写诗，尽管有发表机会的人不多。这些爱好者是强大的读者群，所以令人奇怪的不是有四千二百万秘密的作者，而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购买和阅读诗歌书籍。这如何解释？私人作者对大众作者的嫉妒？我不相信。我设想一种答案：自发的作者不能变成积极的读者是因为他对文学的现状以及诗歌的新形式缺乏足够的了解。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的情趣与其前辈的相同，他们共同的处境以及作品的古老形式正是由此而来。受这种自我表达的正当而又模糊的欲望所驱使，业余爱好缺乏经常阅读优秀诗作所提供的学识。这不仅是一种理论知识，而且是一种会变成第二特征的经验，即一种可操作的学识。这种状况的主要责任者，是出版者和教育制度，尽管不全是它们的责任。

 出版家不知道诗歌创作业余爱好者们是强大的读者群。这不奇怪，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是技术领导的组成部分，他们崇拜模糊的社会科学，蔑视古典文学，对诗歌疑虑重重：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无用的活动，另一些人认为它已经是过时的玩意儿。因此，要从教育出版家及其助手与代言人开始。这是很困难的，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尽管改变这巨大的工业是行不通的，甚至连想也不敢想，然而创建自立的生产满足少数人所需图书的小单位是可行的。或者说：要争取精神与美学的情趣、爱好和兴致的多元化。美国的“新倾向”出版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杰米•劳林出身于舒适家庭，五十年前在哈佛学习。爱好诗歌却对他的老师们感到失望，于是决定到拉巴洛住一段时间，埃兹拉•庞德是那里一伙诗歌研究者的中心——埃兹拉大学，正如庞德本人对这个圈子的称呼那样。经过六个月的共同生活，庞德与劳林达成一个协议：后者将成为出版家，致力于出版庞德、威廉斯和当时其他诗人的作品。于是“新倾向”诞生了。出版社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做到了两件同样艰难的事情：其一是没变成一个巨大的跨国集团，其二是不仅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美国诗人的作品，而且出版了欧洲和拉丁美洲现代诗歌大全。

 在刚刚出版的一本优美而又聪明的散文中劳林指出，庞德向他推荐了哪些图书应该出版而没有告诉他如何销售。他补充说：“或许他不知道。要么对他无所谓。如今我不能重复他的原话，不过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他的一部作品，能在一本平庸的杂志上发表，能到达二十七个读者的眼前并使他们心潮激荡，这就够了。这二十七个人日后就能传播他的作品。”庞德并非没有理由：一本书的宣传不是靠高音喇叭的广播，而是靠悄悄地口口相传。劳林很有见地，对庞德的奉告没有完全照办；比如，没有出版马约尔•道格拉斯怪诞的经济理论。相反，他立刻就领悟到，新的文学，尽管遭到大学教授和官方评论家的一致蔑视，却能征服为数不多却是激情汹涌的读者。这是一件反潮流和有意为少数人而做的事业。庞德在一封信中对他年轻的朋友说：“从对上帝的爱出发，考虑一下有一次我对你说的事情：任何为了钱而写的东西都一文不值；唯一有价值的是那对抗市场的创作。没有比钱更有毒的东西了。如果有人收到一张巨额汇款单，他马上会想到自己做了某件事情，但是很快他的血管里流的就不是血了，而是墨水。”这几行文字是在1940年写的，九年后他又旧事重提：“美国所有古老的有名的出版社的破产都是上帝热爱人类的标志。没有任何一个例证表明，它们哪一次曾帮助过在世的作家或文学。”

 独立的作用可以和保护机体的抗体的产生相比。一伙聪明的年轻人，周围是普遍的冷漠，他们集合在一起并决定办一本杂志。他们中间的一个显得像勇敢、机智的船长一样，能在腓力士人的土地扎营。时过不久，杂志变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出版社，它的图书改变了读者的情趣和思想。我说的是安德烈•纪德和卡斯东•卡利马尔德的《法国新杂志》。在另一些情况中，杂志是围绕着一位伟大的人物创办起来的：《西方杂志》与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这本杂志，它的图书以及奥特加•伊•加塞特的作品本身，对于我这一代人的精神鼓舞是巨大而又深刻的。我那时二十岁左右，在到达我手里的《西方杂志》的书中有纪廉的《赞歌》、加西亚•洛尔卡的《吉卜赛谣曲集》和阿尔贝蒂的《石灰岩与歌》。稍后，何塞•贝尔加敏的《十字与横线》出版了不少杰作，其中之一令我们大家震惊；聂鲁达的《大地上的居所》。在那些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南方》杂志，主持人是维克多丽亚•奥坎坡，帮助她的是一位谦虚而又敏锐的天才：何塞•比安科。《南方》也出版图书，在其名下出的许多书中，有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和哈维尔•比亚乌鲁蒂亚的《死亡的怀恋》，有时，矿工们从地下到表层来，在出版界碉堡的暗道里滑行，变成这项工业的王子们的顾问和鼓动者：诗人T.S.艾略特及其在伦敦费柏出版社的办公室。

 举更多的事例会令人厌烦，不过补充两个这些企业的突出特征并无不妥。第一，它们的诞生应归功于一批作家、一般是青年作家的集体行动，这批人，并不总是清楚地直接感到有某种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要说，杂志和出版社不仅表现一代人的新颖与独特，同时也表现一种情感、语言和观念的新颖与独特。如果无任何新东西可说，出版社就会灭亡或变成一种交易。第二，杂志及其出版物表现少数人的情趣与倾向；因此，它与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和主张背道而驰。上述两个特征为这个现象下了定义：这是一种与已经建立的秩序的决裂，是一种不同的文学的突破。无论决裂还是突破都是相对的：每一变化都证实了传统与继承，每一个创新都从过去的发明中吸收营养，每一次决裂都是对前辈作品的重申与敬意。

 这种肯定与否定、决裂与孝忠的双重运动，在所有的文学中，尤其在现代文学中，是持续不断的。如今在文学生活中这种现象的缺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苗头。现代少数人的行动曾是文学传统清新的气息。少数人及其体现——杂志和小出版社——为了所谓的一致性而消失，这不仅意味着作为文学的活生生的机体的被阉割，或许意味着它的死亡。文学可能不复存在：只有畅销书。我担心这并非少数出版者的理想。但愿这个梦想永远别变成现实。不过在所有的艺术领域，我们确实都生活在一个模糊不清的时期。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缺少点“什么”。这点“什么”就是“不”这个音节，这个音节向来是伟大的肯定的预兆。我确信，隐藏于20世纪末的皱褶中的这点“什么”正在孕育中。

 对出版者的教育是保住文学传统的条件之一，它是少数与多数、决裂与发扬的两方面的行动。另一个条件是对教师们的教育。我已经指出把文学作品看作历史和社会文献的现代倾向的有害结果。这种精神时尚并非由于学者们的长期卖弄，尽管这也是一个因素，而是由于正统观念一贯形成的精神痴迷所致。马克思说，对于某些人来说，除了对世界“普遍的概括和泛泛的解释”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吸引力。他是针对宗教而言，没想到竟预言了自己学说在20世纪的命运。另外，在历史上，诗歌成为正统观念的全面专制所歪曲和阉割的对象并非第一次。那部归功于孔子的包括许多诗歌的伟大选集常常使人想起了西班牙情诗的传统。然而官僚们的假正经将这些歌唱最独特、最卓越的激情的诗篇变成了死板的影射和道德寓言。官方的解释去掉了那些使情侣聚散的激情的纽带，硬加上约束王公与臣子之间关系的法典准则。在我们的文明中，犹太教或基督教，不同的正统观念同样使著名的情诗发生了变化，如《歌中之歌》变成了耶和华对以色列、耶稣对其教会的爱的宗教隐喻。对肉体的否定，由于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哲学中的影响更加严重，使得伟大的梅嫩德斯•伊•佩拉约抱怨圣特雷萨的放肆，因为她利用以爱情为主题的民歌形式来歌唱灵魂与其上帝的婚礼。在“拉曼恰河”的彼岸，诗人奥登临死前不久，又重演了同样的事件：他也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某些段落过多的性感而强烈地惋惜。

 然而与宗教正统观念的审查相比，某些唯科学的理解更为滑稽。我此刻想的并非社会学，而是心理分析。有些教授坚持认为《心灵之歌》是一首世俗的爱情诗，而《昏暗之夜》是一位从家中逃到林间空地与情人相会的姑娘的历险记。把这样的诗篇当作世俗爱情的文本来阅读——或者当作对受压抑的或许是对同性恋性欲的赞歌——无异于中国文人将《诗经》当作政治来阅读。这种性质的阅读是简单的和简单化的：不懂得这些诗篇的模糊性，它们在神圣与平凡、心灵与情感、精神与肉体之间不停地徘徊。这种模糊不是圣胡安•德•拉•克鲁斯所独有，它出现在所有伟大的神秘的文本中，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穆斯林的，也不管是印度的还是道家的。只有在新柏拉图主义者中间，E.R.多兹指出，躯体与灵魂是截然不同的（并非全都如此）。东方的密宗，西方几个诺斯替教派，是这种古老而又不可遏制的将情感与意识、行动与象征混为一谈的倾向的极端而又彻底的例证。

 从另一方面说，宗教与性爱之间的混淆是世俗诗歌的一个持久的特征。但丁和多恩，克维多与波德莱尔，洛佩•德•维加与修女胡安娜，彼特拉克与龙萨，诺瓦利斯与布拉克，不用说小一些的诗人，像梅德拉诺和洛佩斯•贝拉尔德，都持续不断地使用宗教的陈述形式来表达自己热恋的经历。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寻找强烈性爱的意象，而且其中来自民间诗歌与来自文人诗歌的一样多，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如果想一想伊斯兰神秘主义诗人的语言或者印度密宗的文本，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就显得怯懦了。在后面的文本中，比如说，Sukra（精液）同样用来指顿悟（bodhicitta），而性高潮和陶醉同样都叫作极乐。既然没有比人类得到满足的爱更大的幸福，也就没有比被拒绝的爱更大的不幸，那么怎能不将它与神秘的爱进行比较呢？它们都是同一个生命力的表现……这个小小的插曲至少可以说明我们所说的对所有的学者进行教育的含义。我不是看不起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很多而且各不相同，但他们必须重新学习把诗当作诗的文本而不是当作社会的或心理分析的文献来阅读。

 我对教授们很严厉是因为我认为诗歌传统的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没有希腊的教育家们，谁也不会背诵荷马的诗篇，希腊也就不成其为希腊。此外，我承认，诗歌传统的持续尽管受到摧残，也还多亏了他们，与古典文学的没落不同，民族的诗歌传统还有生命力，而且几乎在所有的大学都得到扶植。在美国，青年对诗歌的爱好以及这部分读者的活力归功于大学对诗歌语言传统教育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如英国、俄国、德国和日本，对诗歌传统的热爱是令人尊敬的，而且完整无损：莎士比亚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是一位上帝，歌德对德国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在西语美洲，这个传统已是垂危，或者在某些国家已然消失。不过那是一个病态的大陆，世界的任何部分，历史记忆的丧失都不像在我们的国家那么普遍、深刻，其后果那么具有破坏性。

 我应该补充的是大学对于诗人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大学是最好的、最富有的。从前，大学里的诗人屈指可数。在19乃至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能置身于伟大诗人之列。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大学向诗人们敞开了大门，不仅邀请他们朗诵自己的诗篇，而且请他们上讲台并主持研究班。我对这种变化悲喜交集。资产阶级和学术团体往往把诗人看成贱民和既无职业又无益处的个体，现在给了他一个位置；同时，大学的固定的存在，基本上是脑力的乃至书本的，处在城市生活之外，这会切断他的视野。诗人的经验应该是直接的、广阔而又多样的：在银行里工作对艾略特没有坏处；在仰光当领事对聂鲁达也同样。不过，美国有些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如罗伯特•洛威尔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他们都安然地越过了这个国家的大学的纯洁的天堂。或许因为他们在校园里找到了生活动荡中一时的宽解。另一项革新：“诗歌车间”，诗人在那里向大学生传授技能。这些车间几乎在美国所有的大学中运转（在墨西哥的大学中亦然）。我觉得弊多于利。如果要教写作或许应该重开古老的作文课程、修辞学并学习经典范例。

 诗人们在大学里隐居，像在中世纪那样，然而他们抛弃城市将是致命的。维庸是大学主子，是在巴黎的街道上长大（和毁掉）的。维庸典型的诗歌同时满足情感和精神、亲昵与集体的需要。一些是深刻的而另一些与岁月的流逝融为一体：爱情、忧伤、悔恨、观念，整个情感的范围。诗歌吟唱正在发生的事物，它的功能是使日常生活成形并可见。我没说这是它唯一的作用，然而的确是它最古老、最持久、最普遍的作用。尽管并非所有的民族都有一部《神曲》或一部《失乐园》，却都有一个诗歌传统——民歌、歌谣、谣曲——与其历史本身融为一体。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地方，都产生过爱情或决斗、孤独或同乐的民歌和谣曲。这些诗歌是在寺庙和广场，沙龙和酒馆，剧场和茶话会上演唱的。这个传统依然活着，就像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周围的广大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电视、广播和唱片不断复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形象。尽管诗歌和音乐的形式有所改变，我们时代的约翰•列侬或随便哪一个民间诗人的题材与16、17世纪的谣曲和民歌是没有多大区别的。质量呢？像药店里一样，无奇不有：好的总是罕见。但无论其妙处是什么，这些民歌都在满足一种心理需要，这种需要在今天像在三百年前一样强烈，或者说：像几千年前一样强烈。

 当触及这个话题时，我又发现了一种缺欠。在当代著名的诗人中，很多人对扶植传统的类型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传统的诗作和民歌是我们最生动、最纯洁的诗歌遗产。这是一个在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传统，而在我们的语言中特别丰富。它和语言同时诞生，培育了“谣曲集”，漂洋过海，在美洲大陆得到了传播。这些诗歌中有许多是无名氏的作品，其余则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所作，集体与个人的崇高的结合。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西班牙诗歌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传统抒情诗的生气勃勃的影响，首先是贝克尔，然后是马查多兄弟使这一传统保存下来并日臻完善。在美洲，我们既没有一个加西亚•洛尔卡，也没有一个阿尔贝蒂，尽管我们的确有过黑人诗歌的短暂的火花。然而，不管传统的民歌和谣曲多么具有吸引力，当代民间诗歌也没有理由重复这些样品。诗人应该根据我们城市的生活和语言去寻找新的形式和格律。吸收传统的精神而又不采用其形式的诗歌的范例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雅克•普雷维尔。我所列举的情况——还可补充布莱希特的例子——是孤立的。明天的诗人或许会开发这广阔的领域：它是人民的灵魂。

 肯定会有人吃惊地皱起眉头来，因为在读城市诗歌时，我没提到“承诺派诗人”。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诗歌有很大的影响，但这些年中的诗作中能达到真正诗歌的世界水平的是极少的。政治诗歌的作者们离新闻太近而离事件太远。新闻会在宣传中溶化而事件则是突然出现的历史。这是一个神秘的现实，为了不被吞噬，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破译……历史已经吞没了“承诺主义”的诗人。他们信仰正义和人类的解放，然而他们的信仰是盲目的，并将压迫者和独裁者混为一谈。他们缺乏深入；或者说缺乏远见。因此，他们的诗作，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就已经老化；20世纪政治诗歌的历史，就其两个侧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承诺”而言，是我们时代最奇怪的现象之一：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热衷于独裁制度。“极权诱惑”的神秘，正如普雷维尔所称，是心理的和历史性的，属于对道德误入歧途和对集体神经错乱的研究。或许有两种因素起决定作用：对绝对的激情和对权力的崇拜。意识与专权。人们对这个题目写了许多但谜底尚未完全揭开。

 在这些页面中，我不止一次提示一个核心事件。我是指新诗歌的不普及性，若干年后这些遭流放的作品又被读者奉若神明。“现代”诗人们以一种天文学的规律性，在黑暗中开始其并非随心所欲地观察古老的“诗歌公理”的神秘行动，后来他们成了讽刺的目标和嘲弄的对象，而最终却在赔礼道歉和表示尊敬的公开活动中无一例外地被奉若神明。有些时候，这种承认是死后才获得的。并非总是如此：艾略特、聂鲁达和瓦雷里生前就变成了神话。波德莱尔在他的时代就曾指出这种现象的周期性，他在《奉告文学青年》中这样写道，1990年的新诗人仍可从这些话中得到益处：“至于那些以聪明才智从事诗歌创作的人，我奉劝他们永远不要放弃，诗歌是最有收获的艺术之一，不过它是一种收效很迟的投资——尽管其收益很高。我向那些嫉妒者挑战，他们会引用我那些会使出版者破产的很好的诗句。”

 我说的是出版的市场，而不是新的通信手段。我不想重新挑起关于所谓技术虚无主义的争论，也不想重提这争论与诗歌的关系。我在几篇文章中部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不想重复这些文章，只想指出我在其中试图表明在现代技术与诗歌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的对立。前者不是世界的形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旨在改变世界的行动，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使世界变得空洞，后者则一向是世界的一种体现。然而，我指出，诗歌已在运用通信的新手段并奉劝诗人们更大胆、更具想象力地使用这些手段。诗歌曾与所有的社会共同存在，并利用了这些社会为它提供的一切通信手段，从贝壳、海螺到最精致的乐器，从一块砖上的雕刻到微缩的手迹，从图书到唱片和录音磁带。

 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最初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我某些诗歌倾向吻合：视觉诗，运动着的文本和一首题为《白》的诗歌的出版，在这首诗中，我想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将诗歌的写作与阅读这两个轴心结合起来：空间和时间。在《白》的情况下，我试图设计一本书，它的页面和印刷是一种智力活动的物理投影：一首在空间和时间中同时展开的诗歌的阅读。这类追求导致对电视屏幕和电影胶片无可置疑而又无法开发的各种可能性的明显认可。二者都相当于书的页面。零散的书页，就像马拉美所想要的，却同时又具有他从未梦想过的特征：运动。活动的页面，上面是一个活动的文本。转化着的空间：时间。

 起初，诗歌是口头的：一个上升的用诗句筑起的立柱，就是说，这是由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并消失在一个由空气构成的看不见的空间中的有节奏的语言单位组成的。贡戈拉把诗的进程比作一条河的流程，可河水是在两岸之间流淌，而诗的语言是在空中流动并在那里消失。它是以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间。后来，诗歌以文字来支撑：从那时起它便使用书写符号和口头的语汇。两个传统曾经平行地发展，尽管不断地互相联系与交叉。在有些国家和时代，书面诗歌给文字增添了一个视觉因素：中国、日本、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字，天才的手迹，伟大艺术家插图的书籍与诗作，不同寻常的印刷。在现代，这个传统最辉煌的时刻，是马拉美的《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性》。这篇作品以视觉的构图代替了格律诗，这种构图遵循特殊的正音学。印刷页面上书写符号的形式和布局与诗的用词风格之间精细对应的游戏。一种智力的用词风格：用眼睛和头脑述说和倾听的语汇。

 在诗歌所有的书写形式中，书写符号总是起着口头的作用。一首中文诗的书写方法不管多么细腻和具有表现力，精心的读者在飘逸遒劲的笔画后面，心里总会听到文本的词汇和语言的音乐。书写的页面是一个表明声音和意义的编织物。《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性》的印刷排版同样如此。因此，马拉美在其诗歌的序言中号召高声朗读：“诗的后退、前进、延伸和逃遁及其设计本身，对于所有愿高声朗读的人来说，都溶化在乐谱中。”即便在阿波利奈尔的书写符号中，它们是更加纯粹的视觉符号，口头的语汇，音响的因素，也是书写和描绘的文本的支柱。超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弱点之一是它对正音学的蔑视。一种对其他、对超现实主义诗人本身的不该有的漫不经心，在他们的文本中充斥着文字游戏和声音与含义的撞击。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文学门类，声音与含义的联系像诗歌这么密切。这是诗歌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之所在，是其本质的特征。诗是有节奏的语言的机体，是说和听而不是写和读的语汇构成的事物。

 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公开朗诵诗歌的真正含义了。这是我以前所提到的有利的特征之一。这是对诗歌初始的复归，对源头的复归。由于同样的原因，电视屏幕的可能性是非常广阔的。首先，盒式带的不断普及将我们从接收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为观众的多元化开辟了道路。其次，诗歌的两大传统在电视屏幕上汇合：写与说。对于比马拉美的设想不是更简单而是更复杂的构图设计来说，屏幕是有利的页面，包括立体空间在内。此外，字母以不同的颜色出现，而实质性的区别是它们在运动。另一方面，页面变成生动的表面，它在呼吸、流逝并从一种颜色变为另一种颜色。同时，人类之声，或者说各种人声，可以和字母穿插并结合起来。最后，视觉意象和声响因素，不再是纯粹的装饰品，而会变成诗篇本身的组成部分。

 我们有些人开始在不同的城市独立地运用电视屏幕来传播我们的诗歌。困难是极大的——就我而言，我承认，因为我在摸索——不过渐渐开辟的前景也是广阔的。我确信，电视屏幕播出的诗歌将会变成诗歌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将影响诗歌的传播与接受，其深刻程度不会小于书本和古老的印刷。同时，最终将实现人的两个得天独厚的感官的结合：视觉和听觉，意象与语言。我相信，美的快乐与诗的经验的双重条件很快就会得到满足：节日与观赏。前者是参与和交流艺术，后者是同宇宙和我们自身的默默对话。在未来的诗中，读与闻，视与听，这两种经验应当联系起来。节日与观赏：在屏幕生动的页面上，版面将是一个符号，笔画和具有颜色和动作的形象的源泉；而声音则描绘出一个由回声的投影构成的几何图形，一个由空气、音响和情感相互穿插的编织物。

四、另一个声音

 在写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不无怀念地想起我们有些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多年中在不同的国家所进行的斗争。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是抵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学说企图使文学屈从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的指示，后者以人类解放的名义，伴随着皮鞭和皮靴的节奏，竖起了一座座纪念碑。后来又与“承诺文学”进行论争。如果说萨特的思想是模糊的，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是有害的。我对这些论争没有后悔，值得。今天艺术和文学面临一种不同的危险：不是一种学说或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党在威胁着它们，而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着它们。市场是圆的，无人称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会说，照他看来，是公道的。或许如此。不过它是瞎子和聋子，既不爱文学也不爱冒险，不知也不会选择。它的审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没有思想。它只知价格，而不知价值。

 我知道无法与市场做斗争或者否定它的作用和益处。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专制的社会主义正在瓦解并不再威胁民主社会，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或许能设计出代价不那么沉重的交流方式。这是我热切的希望之所在。使我们的世纪流血的残酷的乌托邦破灭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行更人道、更明智的彻底改革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然，还有聚集在第三世界这个错误的名义下的周边各国人民。这些贫困的国家，先后成为古老的暴君和狡猾的政客、贪婪的寡头和热衷于暴力的狂妄知识分子的牺牲品，经过数十年灾难的教训，或许能找到健康的政治并因此获得一些利益。任何明智的人都会想到，今天震撼那些曾在官僚专制下生活的国家的这场危机怎么会不波及世界的其余部分。我们经历着一场时代的转折：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回归，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回归。一种向源头的回归，同时也是一种向初始的回归。正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我们不能亲临历史的终点，而是亲临一种新的开始。被埋葬的现实的复活，被遗忘和被压抑者的重现。正如以往历史上发生的那样，汇入一种再生、向初始的回归几乎总是混乱：革新，复兴。

 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股思想、感情、期盼和梦想（有些光芒四射，有些则是神经错乱）的强大而复杂的潮流，法国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它们的结晶。我们的历史，我们时代的历史从它们开始。从这两场伟大的革命中诞生的运动贯穿19世纪，宛似一条时隐时现的河流。流淌时，变化，变化时，不断地返回源头。每一次的出现，都伴随着新的思想和假说、乌托邦、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纲领。启蒙时期的哲学被修改了；在诸如托克维尔或斯图尔特•穆勒的自由思想旁边，产生了怀念似乎比现在更好的过去的思想，以及其他同样是批判现实的思想，它们在未来中看到了一个更加自由、正义与和平的人类的黎明。乌托邦很快变成了革命纲领，经常是带着科学的意图。19世纪巨大的偏差就是在科学中寻找古代哲学在理性或者神圣中所寻找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比如说，在不放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辩证法（幻想逻辑学）的情况下，试图利用里卡多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后来，又利用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理由就更充分了。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是19世纪下半叶伟大的政治与社会的酵母。但是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紧接着是在欧洲的一端和亚洲的暴力革命，打破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及其民主人士们所预见的渐变的进程。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观念中产生的专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走火。这是历史的实质缺乏可塑性的新的证据，它总是与理论的意图相违背。今天我们正参与对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动人的论争。它的信徒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制度从来就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科学的。不过这可怕的实验的声名狼藉也能实现19世纪鼓舞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吗？我不相信。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面前，这些人提出过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至今无人回答。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显示出革新的巨大能力：在效率成倍增长的同时，进行了自身改革并显得人道。西方一派丰盛景象，有一个普遍而又繁荣的中产阶级，它包括古老无产者的广大阶层。除去这个繁荣只属于人类的一部分不说，怎么能掩盖或否定最发达国家中依然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呢？怎么能无视或缩小消费社会的其他可悲的侧面呢？丰盛没有使欧洲人和美国人更好、更聪明、更幸福。为了衡量我们美学的贫困、道德和精神的堕落，只要想一想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特拉哈诺和马尔科斯•欧雷里奥时代的罗马人或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就行了。

 社会主义和自由派作家的纲领有时是天真而又简单化的；有时是粗暴和武断的。不过，无论是这些纲领的不足、漏洞、错误和过分，也无论是它们历史性的巨大失败，都未能使这些人所提出的问题失去合法性，我觉得我们提出这些或类似的问题的时刻临近了。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的回答是不同的。这最自然不过了。只是这些回答应该受类似原因的启迪，应该满足类似的希望。我们所指的问题是根本的。现代一诞生它们就出现了，而且它们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包含着我们的时代及其幻想、矛盾、误入歧途与光芒四射的全部历史。不用冒什么简单化的风险，就可以浓缩为现代民主的三个基本词语之间的关系：自由、平等、博爱。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或者说是有问题的。它们之间有矛盾：什么是连接它们的桥梁呢？

 依我看，三者的中心词语是博爱。其余二者在它身上联系起来。没有平等，自由可以存在，没有自由，平等也可以存在。前者，会孤立地使不平等加深而导致独裁；后者，压抑自由而最终会去消灭它。博爱是连接二者的纽带，是使之人道与和谐的品德。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休戚与共，是基督教的生动的遗产，古代仁慈的现代版本。这是希腊人与罗马所不知道的品德，他们都热爱自由而不知真正的怜悯为何物。由于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区别，平等是一种伦理的追求，没有专制或博爱的作用是无法实现的。同样，我的自由致命地与他人的自由相对立并力图取消后者。能对这对相互为敌的姐妹进行调解的唯一桥梁就是博爱，这是一个用互相挽起的手臂筑起的桥梁。在这个朴实、简单的明显理由的基础上，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可以树立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只有博爱能驱散市场的环形的噩梦。我提醒一句，我这不过是想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闪念。我把它看作现代双重传统的继承者：自由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我相信无须重复它们，而要弘扬它们。这会成为一种真正的革新。

 在这些思想，或者说在这些希望的照耀下，最初的问题——什么人阅读诗歌？——获得了真正的意义。过去，诗歌的读者属于领导阶级：希腊城市居民、罗马的贵族和骑士、中世纪的神职人员、巴洛克时代的宫廷侍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读者是伟大的统治者，诸如伯克利、奥古斯都或阿德里安，另一些是软弱却又多愁善感的君主如费利佩四世（“我们好心的国王”，曼努埃尔•马查多这样称呼他）和不幸的皇帝玄宗，还有，总之是有文化的暴君，如普鲁士的弗德里科。在现代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浪漫主义开始，诗歌的读者成了诗人本人、孤独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诗人和读者都是资产阶级，不过他们背叛了其出身、阶级及其世界的道德观念。这是资产阶级最实在的荣誉之一，以批判的思想武器取得政权又不断地用这种武器对自身及其行为进行剖析。良知的检查和随之而来的内疚，基督教的遗产，都曾经并且依然是抵制我们文明的弊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在现代背叛与批判的传统中，诗歌占据着一个既核心又离心的位置。说它是核心，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贯穿19与20世纪的骚乱与批判的伟大潮流的关键部分。几乎我们所有伟大的诗人，先后都参加了解放运动。然而现代诗歌的个性在于它曾是现实的体现以及比革命者的精神模型和乌托邦思想领域更深刻的追求。在其一端，诗歌紧接着宗教的启迪和观念像电流似的边界。因此它曾以类似的极端倾向，交替地成为革命与反动。这不足为奇，同样，它所有的爱和追求都会以离异和背弃而告终。在打破18世纪和谐的浪漫主义闪电的强烈光芒下，从它诞生时起，直到我们时代浓重的昏暗，诗歌一向是顽固不化的异端。面对一切学说和宗教，诗歌在曲折中不停地运动，持续地造反，也是对受屈辱的现实的同样执着的爱，抵制信仰主义的操纵和理性主义的推论。诗歌：现代性的祸根。

 在革命与宗教之间，诗歌是“另一个声音”。它的声音是“另一个”，因为这是激情与幻觉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声音，是没有日期的古代的声音。分裂与异端的诗歌，清白与邪恶、污染与纯净、空中与地下的诗歌，寺庙的诗歌与街头酒吧的诗歌，唾手可得的诗歌与可望而不可即的诗歌。所有的诗人，在这些或长或短，被重复或被孤立的时刻，只要真正是诗人，就会听到那“另一个”声音。这是他的又是别人的声音，不是任何人又是所有人的声音。什么也无法把诗人与别的男人和女人区分开，只有那些时刻——尽管常见却是稀奇的时刻，在那些时刻里，他是自己，又是他人。他是被奇异的能力所控制，是被埋在其人性深处的精神实质所冲击，还是具有将语言、形象、声音、形体联系起来的特殊功能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不相信只是一种“功能”。但倘若是的话，它从何而来呢？总之，无论是哪一种事物，事实是诗歌现象之奇就奇在使人想到一种病症，它还有待医生的诊断。古代医学——还有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都把诗歌的功能归于心理紊乱。这是一种癫狂，就是说，一种神圣的愤怒，一种激情，一种强烈感受。然而，癫狂不过是紊乱的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就是“魂不守舍”，内心的空虚，诗人说的那种“忧郁的哈欠”，充实与空泛，飞翔与坠落，热情与忧郁，诗歌。

 诗人的心理和社会个性，几乎不用考虑其社会出身就突出出来了。所有的现代诗人，除了几个贵族之外，都属于中产阶级，都受过大学教育，有些是医生、教授、外交官、出版代理人、银行家、经纪人，或大或小的官僚。极少数的，像魏尔伦和兰波，是寄生者和流亡者。不过魏尔伦有一笔小小的租金，兰波是从外省资产阶级游离出来的“一滴”。总之，都是现代的伟大历史创造的产物：资产阶级。因此，无一例外的都是现代性的强烈的敌人。敌人与牺牲品。于是，新的悖论，他们又都是彻底的现代派。当他们像艾略特那样赞美秩序，像克劳德尔那样画十字，像布莱希特和聂鲁达那样背诵列宁主义的祷词时，他们是异端，当他们像庞德那样挥动香炉来为一个装扮成恺撒的鼓动家熏香时，他们是绝对自由主义者……所有的诗人，穿制服的或衣不蔽体的，女性诗人和男性诗人，两性诗人和无性别诗人，各种职业、信仰、党派的诗人，四处流浪的诗人和从未离开过自己城市、街区和房间的诗人，他们不是在外面而是在自己的内心听到过那“另一个声音”（雷鸣、腹鸣、水滴声）。从来不是“此时此地”的声音，不是现代的声音，而是彼地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初始的声音。

 现代诗歌的个性不是来自诗人的思想和态度：来自他的声音。更确切地说，来自他声音的韵律。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不会混淆的音调变化，注定要将它变成“另一个”声音。这是标记，不是过失而是起源不同的标记。我们诗歌反现代的现代性，在革命与宗教之间放荡，在赫拉克利特的哭泣与德谟克利特的笑声之间徘徊，是一种真正的越轨行为。不过是一种几乎从来都非出自本意的越轨，而且其出现并非诗人所提倡。如前所说，越轨从最初的区别中萌芽，既非添加的部分又不是伪造的因素，而是现代诗歌存在的特有方式。这个特殊性的理由是历史性的。一首诗可以因其题材、语言和形式而成为现代的诗，但是就其深刻本性而言，它应是一种反现代的声音。诗表现与现代格格不入的现实、世界和心理层次，它们不仅比历史变化更古老而且后者无法渗透。从旧石器时代起，诗歌就与所有人类社会共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没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诗歌。那么好了，虽然是系于一块土地和一个历史，却总是开放的，在其每一个表现中，都向超越历史的远方开放。我不是指宗教的来世，我是指现实“另一侧”的意思。这是所有时代所有人的共同经验，我觉得它“先于”所有的宗教与哲学。

 在为市场逻辑所左右的世界，在共产主义国家，又为效率的逻辑所左右，诗歌是一种无收益的活动。它的产品不易销售而又无用途（除非作为专政和专制思想的宣传品）。对于现代的思维来说，尽管它不承认，诗歌是化作多余事物的精力、时间和智慧。诗作：用途极小而又价值卑微的语言形式。诗歌：浪费，奢侈，废物。然而，诗歌却逆潮流而上，依然在传播和被阅读。与市场抗衡，它几乎没有价格，没关系：像空气和水一样，口口相传。它的价值和用途是无量的：一个在诗歌上富有的人可以是一个乞丐。诗歌是不能节省的：一定要消耗。或曰：一吐为快。伟大的神秘：诗作只有不保留灵感才有诗意，赋诗就是要把灵感倾泻出来，就像罐子把酒和水倒出来一样。所有的艺术，特别是绘画和雕塑，为了成形，都是“事物”，因此都可以收藏、出售，变成货币交易的东西。诗歌也是“事物”，但是很轻很轻：它是用语言做的，不占任何一缕空间的气息。与绘画相反，诗歌不表现为形象和外观：它是个语言的集合体，能在读者或听者身上激起一眼精神意象的喷泉。诗歌用耳朵来听却用理解力来看。它的意象是两栖类：是思想又是形式，是声响又是寂静。

 我要结束本文了，但在这之前，应该重复一下我所说过的事情。诗歌与现代之间的分歧不是偶然的，而是固有的。二者之间的对立从我们的时代一开始，从第一批浪漫主义者时就出现了。奇怪的是这种不可调和性正是现代诗歌的特点之一，或许是它的核心特点；而且，这种不可调和性使它变得能为读者所接受，因为读者在现代诗歌上面看到了一个自身处境的形象。只有现代人才会如此全面并声嘶力竭地反现代，就像我们所有伟大的诗人那样。现代性，以批判为基础，自然分泌出对自身的批判。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最生动的表现之一。不过它们的批判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哲学的，而是激情的，并以种种现实的名义，这些现实为中世纪所不知或否定。诗歌抵制现代性，然而当否定它时，会使它更有活力，既是对它的批驳又是对它的挽救。达到了这一点，我便返回了自己思考的开端。

 根据种种迹象，今天我们成了又一场伟大变化的见证人。我们不知正在经历着现代的终点还是它的革新。在这时代的转折中，诗歌的作用会是什么？如果像我相信和期盼的那样，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的创造者们将必须倾听这“另一个”声音。20世纪革命的思想家们没有倾听，这至少是其纲领的巨大失败的部分原因。如果新的政治哲学无视这些被现代人掩盖和埋葬了的现实，那将是灾难性的。明天的诗歌的作用不会是别的，它的使命不是用创见去滋养思想，而是像现在这样，提醒它在三百年中顽固地遗忘的东西。诗歌是形象组成的“记忆”，而形象又化作声音。“另一个”声音不是阴间的声音，而是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长眠者的声音。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子子孙孙。

 当然，要知道21世纪的社会和人民向何处去是不可能的。或许这注定要回答现代以其开始的宏大问题的新思想，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一个期盼，某种本来会存在却被历史驱散的东西。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重返古老的宗教激情、民族主义狂热和对部落的崇拜的令人不安的信号已见端倪，这将是可怕的。被自由唯理主义和炫耀“科学社会主义”面具的制度所窒息的激情和信仰在重新出现。这些信仰和激情曾是致人以死命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其吸收并使其升华，它们将一如既往。

 在前途为人类保留的命运之外，有一点我觉得是很明显的：正处于高潮中的市场机制注定要改变。它不是永恒的。任何人类的创造都不会永恒。我不知道是由人类的智慧改变它，还是由更完善的机制取代它，还是自身的过分和矛盾会摧毁它。倘若是最后一种情况，它会将民主机制一并拖入自己的破产。这是一种令人震颤的可能，因为那时我们会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就像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的那样。我无须提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末日、印度和中国文明的衰败或伊斯兰文化跌落后几个世纪的冬眠。现在好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人类想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愚蠢的、自杀性的浪费显然必须立即停止。这种对资源——现在和未来的生命——的巨大浪费的原因是市场的周期性的进程。这是一种高效率而又无方向的活动，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生产再生产和消费再消费。无论在拉美，还是在亚非，不发达国家中的多数政府的愚蠢政策同样助长了对河湖、海洋、盆地、森林和山脉的普遍破坏和污染。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曾被如此盲目、机械和如此具有破坏性的不幸所桎梏。

 我刚刚呼吁的预见即将变为现实，不管我们的社会政治体制如何，也不管我们的信仰和意见怎样。事实上，已经变为现实，而且是从不容置疑的和具有威胁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末的中心话题不是我们社会的政治组织和历史方向。今天，迫不及待地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如何保障人类的生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诗歌的作用会是什么呢？“另一个”声音会说什么呢？我已经指出，如果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诗歌的影响是间接的：提示某些被掩埋的现实，使它们复活并介绍它们。面对人类能否在一个被毒化、被毁坏的地球上生存的问题，回答不可能是别的。它的影响会是间接的：启迪、激励和暗示。不是证明而是表明。

 诗歌思想的作用方式是想象，而想象基本在于使对立或不同的现实发生联系。所有的诗歌形式与所有的语言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寻求并经常发现在不同的事物之间隐藏着的相似。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将相反的事物联系起来。对比、类比、比喻、转喻及其他诗歌手段：一切都为了产生意象，在这些意象中这与那、此与彼、许多与单一互相妥协。诗的活动将语言作为一个活跃的宇宙来孕育，其中有吸引与排斥的双重潮流在游荡。星体与细胞、原子与人类的斗争和团结、爱恋与分离在语言中繁衍。每首诗，无论其内容、形式和构成它的思想如何，它首先而且尤其是一个活跃的小小宇宙。正如古代中国人所说，诗歌反映“宇宙万物”的一致性。

 作为世间博爱的镜子，诗歌是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面对大自然的被破坏，它表现星体与微粒、化学物质与意识之间的亲情。诗歌激发我们的想象，从而教我们承认差别并发现相似。宇宙是一个由亲近与对立构成的生动的组织。作为宇宙间博爱的活生生的证明，每首诗都是一堂和谐与默契的实践课，尽管它的题材可能是英雄的愤怒、弃妇的孤独或良知在平如镜面的水中的沉没。诗人是技术与市场的解毒剂。诗歌在当代和未来的作用可以浓缩为此。不能再多，也不能再少。

 开始时的问题：多少人和什么人阅读诗歌？这当然与诗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又可以延伸为另一个更迫切、更严重的问题：人类本身的存在。诗歌是人类建立在宇宙的元素、形体和万物间的博爱——吸引与排斥——基础上的生存的楷模。雨果以一种自负的方式说：“一切都在寻求完美，没有终结，没有间歇，没有止境。”诗歌与人的关系像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从人开始成为人时就开始了。一天，最早的狩猎者和果实的采集者吃惊地在一首诗的水面上无休止地欣赏自己。从那时起，人类在那各种形象的镜面上的自我观察就没停止过。他们同时看到了自己既是形象的创造者又是自己创造的形象。因此，我可以稍加肯定地说，只要有人类，就会有诗歌。然而这种关系会被打破。诗歌从人类的想象功能中卓越地诞生，如果想象力死去或腐烂，诗歌就会崩溃。如果人忘记了诗歌，他也就忘记了自己。那时他将重新陷入初始的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