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光居住的地方
—— 读杨伟利的散文集《花祭》
美国诗人卡佛说：“爱一切提升我们的事物”。这句金言玉语曾无数次陪伴我。又想起这句话，是在读河南作家杨伟利的散文集《花祭》时。此刻，阖上飘着墨香的书，我在书桌前沉吟良久，浅笑，轻轻地说：“于这静夜，我曾来过。”就像当年读到穆旦的诗句：“你们的身体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时，我自言自语说过的话一样。
文学是另一个现实。优秀的作家、诗人总是能为我们打开现实世界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杨伟利的散文集《花祭》就是这样一本书。
初识杨伟利是在2006年10月，我从无锡回到平顶山探亲，在一个文友聚会的晚宴上，杨伟利匆匆到来，没说几句话，就端起酒杯，要先干为敬。我看见举在她手中的酒杯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心想：“看，我们的酒对她有多不舍啊”。我多想这个陌生女子坐下来，我们能安静地聊聊。听了小说家文星传的介绍，我们也如早已相识一样，亲热地问候。杨伟利比我年龄小，看上去还那么稚气，但她的淳朴热情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只听她对大家说：“我马上要走，今晚十点二十分的飞机，去俄罗斯”，她笑着给我道歉，胖乎乎的脸上飘着几分虚设的红晕，仿佛在哪一本书中看到的脸庞一样。我忙问：“你一个人去吗？”她说：“是的，我一个人。”她那么瘦小的样子，穿在身上的绿色军大衣拖在地上，我被她孤身走世界的勇气惊到了，愣在那里。她说：“俄罗斯这个季节已近严冬，我要穿上这件‘古董’” 。我看着她，心想：“她是女性主义实践者？还是一个把软玉温香的女人心交给一片又一片陌生大地的自由写作者？在之后不多的几次见面中，我们无厘头地疯玩，也很少聊到写作，那些对她的猜测一直放在我心里，封藏至今。直到今天我读完她的散文集《花祭》后，之前的那些猜测终于全都找到了答案。
这已经是14年后的今天。
时间如梭，带走她的青春，却留下了她文字中那些让人难忘的生命之歌。
杨伟利的散文集《花祭》2020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书名取自该书的一篇同名散文。这是一篇举足轻重的散文，无论主题，还是散文语言的独创性上，都走在了别的女性散文作家的前面。在这篇散文里，杨伟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性主义写作者，她打开女性生命的隐秘经验之门，挖掘散文的泉源，笔力所及，是女性世界繁复多姿的剖面。她的文字仿佛对女性的器官、对心脏、头脑和心灵进行着一种奇怪的控制，一眨眼我就被带过天空。她丰富的生命感知力，她为欢乐而生的决心，那些芝麻绿豆一样的微观事物，我看来无关紧要的旧时光、旧事，甚至我认为习以为常的尘世记忆，经她语言的触碰、邀请，像拨开坚硬外壳的核桃一样，新鲜饱满的果仁含蕴昔日时光的质地来到我面前。她以散文的方式取出这些包裹在坚硬尘世中饱含大地气息的微物之神。文字的声音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音质恬淡、温馨，时而又锋利、尖锐，极具先锋性，仿佛在自言自语，自我争辩，讥讽，一些悖论，语言要奔向哪里？又好像在说着别的什么。如：
“上帝赐给她的生命精华永远是一枚卵子，她无法使另一朵花受精，孕育。即使有爱情也不能。花，因为变异而空洞，如同美丽藤曼上的一朵谎花，终将随风飘落。”
——（摘自杨伟利散文《花祭》）
写作是一个人的战斗。写作也是一次又一次在迎接“我”以外那个“他者”诞生的过程。杨伟利的写作更是这样。她不媚俗，不迎合，不重复自己，从容地把散文写作推向心向往之的高处，自己却站在那个低海拔的尘世，打量、审视、思考着散文的未来。
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散文、小说写作，作者在孕育作品时，都会有一个音调，语言定调的过程十分重要，音调找对了，写作就会顺畅激流一样一路奔泻而去。在《花祭》一文中，杨伟利把叙述的音调推进腹腔转化后，又牢牢控制在深喉音中。这样的音调我仿佛读到过，法国作家杜拉斯的《琴声如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和他的另一部小说《燃烧的原野》、南非作家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的《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都是在人类语言的低音部上将叙述中的人物和事件转化成另一种现实——艺术现实的典范，而不是我们生存其中客观现实的临摹表象之作，这些经作家创造后的艺术现实，语言抵达它们的巅峰状态，书中有现实世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面向，是艺术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实？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谁知道呢。神秘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都是安放人类良善的大地。当我看到这个写作的本质后，如今，我从不对艺术或文学中宣言的各类主义感兴趣了，只有文本才是大道。难道不是吗？
杨伟利像一位谙达技巧的低音歌手，在大提琴厚重、悲悯、悠远的琴音（其实大提琴并不存在，只是阅读中响在耳边的另一个声音罢了）衬托中，她的述说娓娓道来，或说，或吟，几分沧桑——有尘世和生命的，有人物命运的，也有时代的的巨变、大地沧桑，明暗对比，明暗都不抢眼抢镜，从容的语言让我不时暗自惊叹，如：
“唯有外婆是平静的，她淡淡地说，走了也好，走了就不受罪了。唉——外婆一声叹息，从重到轻，拖着长长的尾音，虚化而去，像一世烟云。在这一声叹息里，我们仿佛都长大了，起身散去，各奔东西。”
——（摘自杨伟利散文《白事》）
瞧，杨伟利的文字发出的声音魅惑又神秘，是那种因遥远而无法分辨去向的神秘，一个个锦心妙句，也在写作过程中蹦跳着奔向她，如：
“所有的人都应该笑对孩子。孩子需要所有人笑对他们。面对天使，不该有其它表情。”
——（摘自杨伟利散文《庸常》）
杨伟利的叙述声部繁复，是一个向内掘进的语言的溶洞，丰富，莫测，斑斓，意外使作家的发现聚焦了太多来自大地深处的光彩。有时也让人心生惊怵，如：
“傻子是个称职的屠夫，我绝不能小觑他。他磨完刀一直蹲着，身子不曾扭动一下，手脚没有一点大幅度的动作，便轻而易举地割下一只小羊的头颅。而那只小羊也近于无声，只是极其微弱地发出一丝声音，咝——一只小羊的鲜血，竟然哗啦啦流出了声音。杀戮，这么简单，而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声响，只有血流的声音。”
——（摘自杨伟利散文《黄昏的杀戮》）
那些我从不敢用的“糙语”，她也用得恰到好处，如：
“她会当众狠狠扔掉手中的烟蒂，痛骂‘他妈的又来了’”。
——（ 摘自杨伟利散文《花祭》）
语言从四面八方领导杨伟利俯冲进她的内心，触及人性隐秘的深处，通过这种方式，她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发现人性的普遍性本质，也挖掘个体命运充满悲剧呼唤的戏剧性，强化作品的感染力，把握住了人物命运与时代之间的戏剧化特征，如：在山上放羊不慎摔死的“摄影师”；在城里功不成名不就却因嫖娼被派出所处罚，回到家自感羞辱寂然自杀的“画匠”，读后让人唏嘘。
杨伟利持续用与内心对话和自我争辩的方式，扩张语言的边界，将视角深入生活的内里，去伪存真，拓展了自己散文创作的精神时空，女性成长中的生理、心理传奇，全都被她找到散文表现的出口，如：
“少女，干净，无色，如一张素白的纸。但梦想斑斓。微痛与色彩的到来，是礼物，略带惊喜。
窗外的知了响起了合唱，令人不安的贺礼”
——（ 摘自杨伟利散文《花祭》）
“身体是花的摇篮。我奉献身体的所有养分甚至喜怒哀乐，供养花儿的色泽和水分。”
——（ 摘自杨伟利散文《花祭》）
“巨大的冰源来自我的体内。明明是热血流淌，却感觉不到温度。”
——（ 摘自杨伟利散文《花祭》）
“亲自司药，让那龙飞凤舞的字体与药橱里那些芬芳四溢的草药不误花时，赶上花开的速度。苦味的药遇上芬芳的花，是滋润，还是略带摧残的洗礼？”
——（ 摘自杨伟利散文《花祭》）
她的写作勇敢、大胆、无畏、无辜又无助，女性生命从初潮到绝经的生理过程、精神成长，从豆蔻年华到女人的心理特征，生命气象所蕴涵的美学意味、女性生命的神圣性都被她审美化地揭示出来。从生命困境中突围的杨伟利，也是另一个新生活的缔造者，像是一位穿越暗河激流的探险家一样，回到光居住的地方。
写作，是女性捍卫生命尊严，以高贵的姿态立世、立人的方式。杨伟利抱持自己的生活理想和文学理想，在忽而局促，忽而舒缓，忽而漫不经心，忽而狂野的长短句之间行走自如，舒缓有度，张弛有序，她创造出的语言世界，有时，轻如羽毛，仿佛飞在我眼前；有时，又重如泰山，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仿佛期待着什么，这是怎样的期待啊！让我时常在这熟悉又陌生的语言世界里走失，回归，再走失。阅读中深深感受到杨伟利散文语言的魅惑力、神秘意味、先锋和异端情境，让我不断地辨识着这个让我热爱又心存敬畏的世界。
杨伟利《花祭》一书中《黄昏的歌唱》《焦渴的午后及夜晚》是第一篇《花祭》的延续写作，写的是更年期女人脆弱无助的日常、生理情境和病理状态，但即使在这样的生命困境中，杨伟利依然把希望和明亮的光播撒在晦暗的挣扎中，让人感叹她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她说：
“我想哭。一股热流涌起，在喉咙里酸涩潮湿地蠕动。但是泪水并没有涌出来，而是一首歌冲出唇齿。像过去的许多时候一样，泪水奔涌时，会在坚硬的瞬间被锻铸成歌。于是歌唱取代眼泪。歌就这么神奇，我就这么神奇。在这种近于绝望的时候，我只能歌唱。不是想要歌唱，是潜意识的，没有主观思考的余地，这样的歌唱是上帝对我生命灾难状态的安排，歌唱，就像身体里的血液一样，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流淌。对我来说，歌唱，不仅仅是一种生命的活动，或是生命状态，更是一种生命源泉。许多生命难关，都是歌唱作舟，载我渡过的。”
——摘自杨伟利的散文《黄昏的歌唱》
写私生活，揭“老底”的写作，需要独辟蹊径，需要巨大勇气，写不好就容易落俗。但《花祭》中的杨伟利写得卓有成效，尤其《花祭》《黄昏的歌唱》《焦渴的午后及夜晚》的写作，是女性主义书写的拓展性笔触，即使女性主义在当今文坛已经不是什么时髦的话题，但就作家个体创作而言，就杨伟利散文选题的独到性和极具个性化的散文语言而言，就散文的结构方式、发声方式而言，都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至少至今我没有见过深入书写女性在初潮期、更年期中的心理挣扎、精神成长和了悟的散文篇章，杨伟利写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景线。她在语言的甜美中狠心地橵下五味杂陈的沙，在文学的瀚海中搏击驰骋，如此狠心地写，是必要的。她用女性独有的苦难黄金兑换到了人世间弥足珍贵的温暖和光芒，我正是在这样的热流中完成了对《花祭》全书阅读的。
对人物散文的开掘细耕，也是《花祭》一书的另一特色。
人是存在的主体。人是什么？何谓真正的人?这是哲学问题？是社会学问题？还是文学问题？对作家、诗人而言，世界的问题是为其所用的，是无需归属的，我思故我在。中外文学早已在“何谓真正的人”的探索回答中创造了累累经典，只要对文学有点视野的作家、诗人都会开出一串书单，在此我不再一一列举。
翻开《花祭》一书，杨伟利的人物散文立足人性的书写，把读者在久远时光中安放的记忆从昏冥中唤醒。这些人物多是亲人、朋友、乡邻，每一个人物命运各异，均无雷同。写作中，杨伟利对每个人的形象个性塑造，有的通过人物语言，有的借力人物的某一动作表现出来，笔锋干净，虚构处不留痕迹，阅读时，那些戏剧化情节如曾经熟知的一样，作品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也不言而喻了。她细雨润无声的笔触，看似不经意的书写，了了几笔，一个鲜活的人物就立于文中，如：外婆、五奶奶、爸爸、妈妈、阁奶奶。如果没有长期对散文语言的探索实践和生命经验，是无法实现的，如：
“……外婆却说，不看了，你们觉得合适就行，马上要化作尘土了，再好再坏又能怎么样呢！”
——摘于杨伟利散文《白事》
在已故女儿的后事上，外婆一句带着鲁山乡音的对白，一个性格泼辣，内心宽厚温良的老妇人形象倏忽站立在文中，这里是一处妙笔！吸收小说人物写作技法写人物散文，创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人性的多个面向——美好的、丑陋的、蒙昧的、悲剧的……通过对时代洪流中一个个小人物的书写，反思时代，记录时代。如：摄影师、画匠的悲剧命运；阁奶奶、五奶奶、油漆匠、刘指挥,《染坊》一文中的李相和刘相，他们朴实、美好、温暖的人性质地，是读者心灵的滋养，也是杨伟利的故乡鲁山大地上的一道人文风景线。
《花祭》自始至终贯穿着悲悯情怀，是作家赋予的，是书中的温暖和光。杨伟利把人性关怀、悲悯情怀赋予故乡鲁山大地上的微物之神——蝈蝈、羊、猫咪，彰显了作家的大情怀，是作家对生活由衷的热爱，对世界虔诚慈悲的关照。
写作中，杨伟利散文主题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方式采用联想、倒叙、插叙、见闻插入的方式实现，这也成了她写作技法中的一大特点。那些与写作主题相关联的元素——生活日常、旅行见闻、新闻事件，来自电视、报纸、微信群的消息，看似无意，实为被她有意地插入正题写作中，像是文章主题的一个又一个副题一样，这些副题又直接迅速地丰富、回应了主题，使散文体量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广度，有了多元化、多维度的视角。作家有时还夹叙夹议，有时提问，有时摆出事实，娴熟地应用着这一技巧，把主题推演向应该到达的地方。如《水事》一文中，水利局长从异地调水缓解本地水患时工作的情景，一些水利专业术语的加入，营造了《水事》的紧张气氛，也是一处妙笔——
“他像背书一样，熟练而平凡地念叨着一串术语：水位、库容、死库容……面对偌大的一个水库，使用着最小的计量单位——毫米，他关注着每天的水位上升或下降多少毫米。”
——摘自杨伟利的散文《水事》
作家将新闻事件直接引入文中，揭示人与自然的冲突。如：
“一五岁女孩河边汲水滑入河中溺毙；
一路人为捞鞋子溺水身亡；
三醉汉贪恋清流夜半游泳被淹死；
一桩杀妻碎尸案告破，罪犯将尸体抛入河中；
河中多次发现食人鲳，疑是善男信女放生所致；
河中不明水草疯长，建议市民不要私自引来外来物种；
…… ”
——摘自杨伟利散文《焦渴的午后及夜晚》
如此写法，大胆又洒脱，无私又无畏。写作，无论从事何种文体，本来就没有供人学习模仿的章法，能够写得淋漓尽致力透纸背酣畅痛快，也是再好不过的境界了。
作家杨伟利是河南省鲁山县人，这个隶属于平顶山市的小城地处伏牛山麓，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文积淀十分丰厚。杨伟利在这个古老县城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又因爱人工作调动迁往平顶山市生活。据她介绍，她家族中，外婆有兄妹十多位，她有同辈表姐妹二十多位，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大家族中，也让她不知不觉练就了对人观察思考的习惯，成了她创作的源头活水。在这些人物的书写中，杨伟利同时还保留记录了鲁山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原生乡村生活、民风民俗、世态民心，这是作家杨伟利对故乡鲁山养育之恩的回馈，也是她对鲁山大地和人民由衷的热爱和宝贵的贡献。
流落四方的乡亲故旧：如果您饱尝思乡之苦，可翻开《花祭》一书，从作家杨伟利练达的文字中汲取抚慰的力量，从她饱含深情的书写中回归故乡。
“爱一切提升我们的事物。”
回到光居住的地方。
心灵的旅程何其美妙！
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2020-10-25于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