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

      我儿时，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工资很低，不但得养活自己和我们姐弟四人，父亲的工资还得拿出近一半，去负担西关老家庞大的家族。因为，他是我爷爷奶奶的长子。

      我上面是两个姐姐。母亲刚生下我时，病的很厉害。为保住三条命，听外婆的，仅有一岁多的二姐，不得不送给了别人，母亲才慢慢转危为安。因我是头生子，长的又像母亲，8岁前，很受父母宠爱。二弟小时候赖，调皮，总惹是生非，父母不大喜欢。三弟出生后，我失了宠，从此受到母亲的冷落。那时，我总觉得母亲背叛了我，——这是人生给我的第一个经验和教训。好在父亲依然故我，使我得以安慰，没受到多少伤害。可是他天天上班，很少在家，只有星期天，才回家一趟。一回来，就带上我们姐弟三人，去钢厂路口一带买炒花生，我们就坐在那儿路旁的树阴下吃。当年，公路两旁，两排高大的杨树清凉地遮蔽着我们，盛花生的旧军用包，盖子上绣的那颗很大的红星，还十分清晰的印在我脑海里。但很快，我就在家庭外部找到了新的慰籍。

      那时，我家住的地方，离县城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很近。我们家就住在电影院后边一个很大的家属院里。家属院里住着县财政局长一家，县人行行长一家，和城关派出所所长一家，剩下的就是县公安局侦察员、县医药公司职员、县百货公司售货员、县外贸公司干部、县水利局勘探员七家，以及县五金厂的工人（我们家和另外四家）。因为离五金厂颇近，人们习惯称“五金厂家属院”，其实名不副实，只有五户跟那个厂沾边。实际上是一个五排瓦房排列很整齐的大杂院。一律安装着湖蓝色油漆的木窗木门。这个家属院属县房产会管，每个月我都见一个房管员骑着自行车来收房费。有了这么多人家，就有了众多玩伴。几乎每晚在热热闹闹的电影院和童伴们一起度过，或与童伴们在本院玩游戏，填补了我童年失宠的寂寞和空虚。尤其是电影，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和乐趣。但回到家，面对母亲，就变的沉默寡言。

      记得有天晚上，电影散场后，我回到家叫门，叫了半天，母亲也不给开。原因是我没称呼她，只是一味地喊：开开门，开开门。父亲劝，她也执意不肯开，还阻止父亲。没办法，我停止了叫门。但回头望了望月下寂静的空院落，一家家关灯的窗，我实在没地方去，只好从木栅上翻进了厨房，蜷缩在角落里闭上了眼。迷迷糊糊，刚睡着，就被打着手电的父亲叫醒了，这才得以进屋睡。

      我想，我长大后，尤其是现在，对伪权威和社会不公正的沉默与对抗，大概就是从那时养成的吧。不过从那一晚起，我学会了懂礼貌。

      除了更多的晚上挤电影院，看电影（即使有时候看个尾巴），我还迷上了阅读。当时，家里除了有两套毛选四卷，《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根本就没别的书读。即使翻开，8岁的孩子也读不懂。到了文革晚期，这些书就被我们姐弟三个送进了废品站。因为家里这类书太多。我们新学期开学的一天早上，每人提了两摞，卖的钱，正好够姐弟三人交学杂费和课本钱。而我说的阅读，无非是看连环画、小人书。不止一次，我头抵着西关新华书店的玻璃柜台，看着柜台里摆的崭新不倒折的连环画，眼巴巴的，似乎眼里也要流出口水来。以致于许多年后，我还多次梦到那一幕。好在书店门外，就是摆满了一地的几家连环画摊儿，花一分钱或两分钱，就可以一饱眼福。坐在街边几棵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阴下，几级高高的凉爽的青石条上，手捧一册或薄或厚的连环画，低头津津有味地看，忘了现实，忘了周围的世界，就是我童年的第二乐趣。

      记得，同院有一位陆姓的玩伴。一天，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册没头没尾的连环画，我借回家看，看完后，就用硬纸给他精心制作了一个封底和封面。并根据内容，替这本画册拟了个名，在封面上用仿宋体写上“表哥和表妹”五个字。还他时，令他惊讶不已。从此，与我结成了好友。母亲一时也根据这件事，到处说笑。

      童年时代（1965—1975），我看过的印象最深的中外电影有：平原游击队（国产、新老）、卖花姑娘、战友、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以上朝鲜）；宁死不屈、海岸风雷、伏击战、地下游击队、脚印（以上阿尔巴尼亚）；多瑙河之波、第八个是铜像（以上罗马尼亚）；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保卫察里津（以上前苏联）；阿福、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以上越南）；奇袭、打击侵略者、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新老）、小兵张嘎、羊城暗哨、跟踪追击、半夜鸡叫、草原英雄小姐妹、英雄儿女、铁道卫士、夺印、向阳院的故事、侦察兵、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松岭、战洪图、春苗、海霞，创业，火红的年代，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新老）、难忘的战斗、以及沙家浜、红灯记、海港、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等八个现代革命样板戏（以上国产）。一部新渡江侦察记看了八遍，一部难忘的战斗看了十五遍，五部地雷战、地道战、老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奇袭看了无数遍。

      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才得以开始真正的阅读。

      这时，我们家已经住在东城外父母所在的新单位——县化肥厂家属院。同院的申氏两兄弟有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借书看，我就趁周末，将书转借过来，向人家保证只看一天。然后，非常神速的利用周六晚上、星期天白天一天，就将一本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完归还了。那时脑筋好使，真可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就这样看了不少二手小说。并跟着他们学会了吹口琴。另影响了几个少年朋友，个个都熟练地掌握了这件乐器。夜晚，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几把口琴一齐合奏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啊朋友再见”，常常引来行人的注目。后来，我借助给厂里跑腿办借书证的机会，给自己也办了一张，算结束了每周末向人家的信誓旦旦。终于可以放慢速度、悠闲的读书了，但又不敢过期，过期一天罚一毛钱，对我是个承受不了的负担。虽说离电影院远了，不能天天晚上在电影院泡，蹭电影看，但厂里有一部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银幕、音箱配备齐全，每个星期都会在球场或职工餐厅放两部电影，所以我的电影瘾并没有因离电影院远了而饿掉。另外，石油公司、水利局灌溉处、邮电局、教育局、水库管理局这几家单位的14寸黑白电视机前，都留下过我的身影。老国产电影《大浪淘沙》、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美国69年登月纪实、根据周立波同名小说拍摄的老电影《暴风骤雨》等等，都是那时在电视上看的。

      我看的第一部解禁的影片是王心刚、王晓棠主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先生的同名小说，几年前已看过。那天下午，看到电影广告，我和同学一起赶到西关老电影院。看完后，同学回家了，我又买票看了下一场。电影散场，天已黑透，我一个人匆匆往东城外七八里远的家里赶。

      这是1976至1979年之间的事。那时侯，电影演员王心刚、冯哲、张勇手、王晓棠、孙道临、黄宗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崇拜的偶像。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童自荣、邱岳峰、乔榛、毕克、刘广宁各自有磁性、充满魅力的配音，我一听就能分辨出是谁的声音。

      我读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一生“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的箴言，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并恭恭敬敬抄录在心爱的笔记本扉页。当时，我15岁，是二中（今鲁山二高）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正是青春期爱做梦的年龄。尽管那时我喜欢阅读（所读小说经常被数学老师没收）、爱好文艺（常把解禁的电影插曲，工工整整地连谱带词抄写在笔记本上）、热衷于上美术课、音乐课，但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还很懵懂。直到初中毕业，考高中失败，转学到城外五里堡中学，遇到最后一位班主任王国民先生，我才清晰地有了自己的理想。

      得到他赏识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到校第一天》。是他布置的作业。我毫不费劲就完成了，非常写实的写出了自己的真实印象。第二篇作文题目我忘了，记得篇中巧妙地引用了当时报纸上的一段话，被他夸奖：引用的恰到好处。就这样，受着他的引导和鼓励，我渐渐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后来，我给一位女同学写信，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就离开了学校，辍学回家了。但对文学对写作热爱的种子，因多次受到他的启发和表扬，已经悄然播下。到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的一生该怎样度过了，那就是：写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访问日本后，全国范围搞了第一个日本电影周。除了《望乡》当时我没看，《追捕》（高仓健主演）、《生死恋》、《人证》、《狐狸的故事》都看了。对这些画面、故事情节感到很新奇的同时，也感到很震撼。而对《人证》的插曲（日本诗人西条八十的草帽歌）、《追捕》的配乐和插曲更是很感兴趣。当年，这些电影音乐和电影插曲，像全国一样，一时也风靡了小县城。直到1984年，我到湖南乡下看望女友，在宁乡县汽车站还听到候车室播放着草帽歌。后来的日本电影《砂器》、《远山的呼唤》（高仓健主演）、《幸福的黄手帕》（高仓健主演）、《阿西们的街》、《啊！野麦岭》（上下集）、《绝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主演）也同样深深吸引了我。紧接着就是印度的《流浪者》、《大篷车》，香港的《生死搏斗》、《三笑》，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影片，也激动人心的进入了我这个影迷的视野。当时，西关电影院放映《追捕》的情景，过了三十多年了，我仍然历历在目：整个影院爆满，挤得水泄不通，窗户上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电影院门外更是人满为患，等着看下一场；当扩音器、高音喇叭里响起杜丘之歌“啦呀啦，，，，，，”时，聚集在影院外小广场上的观众，一个个都仰起了头，脸上流露出非常神往的表情。

      前年某晚，我从西关老电影院门前偶尔经过，看到黑暗中一片废墟：冷落了近20年的电影圣殿，就这样凄凉的收场了。只有售票房还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即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人将电影院先后改建成舞厅、室内游泳池，也没有重振雄风，令其火起来。老城昔日最热闹的地点，就这样被人们无情的遗忘了。而代替它的也许是一片住宅楼，新的社区。相信再过五十年，这里的住户，将不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原来是西关电影院。正像四十多年前，我不知道：这里原是个名叫二郎庙的庙院。尽管当时我知道通往电影院的街口叫老庙口。但鲁山县人民电影院将永久性的彻底淹没在时间的变化中，一如这个世界上所有与时间有关的事物。

      1980年，厂里从广州买回来一台24英寸的大彩电。这是当时全县仅有的几台大彩电之一。我就是当年在电视上看了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的英国电视连续剧《红与黑》，知道司汤达和这部名著的。当年，我喜欢看的电视主要有：美国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的鲁山，依然是个既偏僻又闭塞的地方，是隶属于许昌地区最穷最落后的一个县，但文化氛围却很浓厚，贯彻执行起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政策来，倒也很积极。鲁山图书馆非但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且收藏有大量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名著，和各类期刊杂志。这对一个只有16岁的文学少年来说，无疑是方圆百里内唯一的一座知识宝库。在他眼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向世界敞开的窗口。我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贪婪的读着，胃口很好的吸收着，消化着，好像那是一家整个县城里最好的饭店，我成了那里的常客。同时，尝试着写出了第一篇小说习作。我记得我在县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书，是《重放的鲜花》，图书馆管理员向我推荐的。这是一本老右派作品集。内收有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以及流沙河的诗等等。他们年轻时，就是因为这些作品，被打成右派，被整整压制了20年！建国十年后，欲速不达的大跃进、矫枉过正的反右斗争和政治运动，使新中国人为的落后西方至少六十年！一天，我像往常那样去县图书馆换书，正巧碰上一个比我年长的小伙子还《红与黑》。我就提出借阅。那个中年管理员欺我年少，用种种借口阻止我。一会儿说这是外国书，我看不懂，我就回敬他说：不是译成中文了吗？一会儿说，太厚了，我看不完。见我执意要借，他拿出了最后一招，严肃的说：超期一天，罚两毛钱！我见他终于松口了，马上说：放心吧，不会超期，我看书很快的。没几天，我就带着这本书上了西大山，在二郎庙下坪村兵工厂一家属区，度过了难忘的十几个夏日。

       后来（1980年10月），我参加工作进了化肥厂，成了厂汽车队的一名学徒工。有了工资，有了经常出车到外地的机会，我开始大量购书。不但自己亲自购，也利用同事、朋友出差的机会，开书目由他们代购。短短几年时间，从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小词典》（这是我1980年春买的第一本书），渐渐积累了近千册各种各样的书刊。遗憾的是，1992年春因厂里长期发不下来工资，无奈，在一高门口，半价处理过一批。当时，正在一高上学的张永伟，就是在那儿初次见到我。尽管当时，决定处理前，我把一流的好书都精心挑选出来，留下来了，但现在想起来，仍然很后悔。毕竟，那都是我辛辛苦苦积累的资料啊。当时的图书市场，一本书已经涨了近十倍，而我那些书，因买的早，定价本来就低，我又半价卖掉，简直就是在做赔钱买卖。这就是为什么书店、时装店、酒吧倒闭后，我发誓后半辈子再也不做生意的原因。通过实践，我已经知道，我天生就不是做商人的料。

      那期间（1982年），我还利用到许昌八技校带资培训一年的机会，借阅了学校图书室大量文学、美学、哲学书，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全部送给了许昌两家书店、三个卖旧书的地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大量阅读的深入和视野的开阔，我还通过邮局邮购、订阅了大批书刊。这就是当年，我虽置身小县城，仍能保持先锋的原因。

      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历了失业、生意倒闭、离婚、精神崩溃的种种打击，我很少买书，很少进书店。因为昔日逛书店，是一种享受，而今这种享受，离我已经远了。我只有重读旧书，反复的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我最大的10本书：

1、红楼梦（四卷）曹雪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1

2、忏悔录（一、二）   让-雅克-卢梭著     黎星 、范希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1、1982

3、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高长荣译    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5

4、梦的解析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6

5、今天五人诗选   北岛等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6    

6、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    诗刊社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阅读时间：  1987

7、中国当代实验诗选     王家新、唐晓渡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8

8、喧哗与骚动     威廉-福克纳著    李文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7

9、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著   力冈、冀刚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9

10、里尔克       霍尔特胡森著       联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9  

       大概在1980年冬天，我迷上了郁达夫的小说，深受其大胆的自我暴露的影响。他的小说夹杂着日本私小说的性质，颇具个性。但我尤其喜欢读他那篇中期小说代表作《迟桂花》。念念不忘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出于对这篇小说的偏爱，十几年后，在尝试电影写作时，我就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由于郁达夫喜欢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爱屋及乌，所以那个时期，我也买了不少屠格涅夫的中文本，包括传记。同时，也受到曹雪芹的影响。尤其宝玉出家那一幕，使我颇受刺激，甚至一度给自己取笔名为：阿空。随着散漫快速的阅读，一天，我发现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主义作家让-雅克-卢梭的著作。遇见《忏悔录》那天，颇不平常，是个春日的星期天。那天上午，刚满17岁的我，和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乘班车，到了昭平台水库。下了车后，在接近水电站宿舍时，我记得我们俩还将空香槟酒瓶，弯腰藏进了草丛中。那天，阳光很好，照耀着水库，向下看地势险要的北干渠引洪道时，令我们一阵晕眩。在朋友的宿舍里，我们翻看着他的藏书，这时，我被一本名叫《忏悔录》的书，深深吸引了。平生初次读那样大胆的内心表白，我被作者那颗不平凡的心灵所震撼！我问那位朋友：这本书在哪儿买的？同样爱好文学的他说：江河厂书店。我闻听后，立即骑上他那辆笨重的自行车，向掩藏在水库附近山里的那个兵工厂驶去。山道上空无一人，只有阳光暖烘烘地照射在我的脊背上。几十分钟后，我到了地方，但却遗憾地听女店员说：卖完了。然而，幸运的是，一年多后，我的一位在锁厂上班的朋友到信阳地区偏远的固始县卖锁时，替我买回来了这本书。同年12月，我又在许昌购到了第二部。至于《忏悔录》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我得到时，则在几年以后。

       我年轻时（具体说，是18岁时）不大喜欢歌德的诗。当时，我从许昌八技校图书室，借到一册杨武能译的《歌德抒情诗选》，但歌德早期那种夸张的德国浪漫主义使我倒了胃口，并对歌德服务、效忠于魏玛宫廷颇为反感，不符合我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但对魏玛大公和拿破仑也爱读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颇感兴趣，而艾克曼写的朱光潜先生选译的《歌德谈话录》（外国文艺理论丛书）更使我爱不释手，觉得这是两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是伟大的经典。以至于15年后当我读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朗-巴特的《恋人絮语》（又译《一个结构主义者的文本》）时，读的津津有味，几乎是重温了一遍《少年维特之烦恼》。

但是，读《百年孤独》，却是对我既有阅读的重要调整。那种新奇的感受，直接导致了我不再重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甚至，也结束了我的十九世纪世界文学名著情结。开始偏重阅读世界范围的现代派文学。尤其是半年后，接触北岛诗歌、朦胧诗、美国现代诗歌以后，更是对欧洲先锋派和西方现代艺术深爱有加，进入了我阅读的“崇洋媚外”时期。在那个漫长时期的初期，只要一碰到马尔克斯的书，我就买。一度，我成了马尔克斯的粉丝，他的主要作品我几乎全部读过。直到两年后，我发现了福克纳，并证实福克纳才是大师中的大师。而马尔克斯、略萨、克劳德-西蒙等人，不过是福克纳在拉丁美洲、欧洲的弟子而已。就这样，由循序渐进的阅读，到突飞猛进的阅读，使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又一片文学新领域，现代世界文学的图景正一幅一幅地向我展开而我终身热爱的诗歌创作，正是与我的阅读，同时进行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我最大的10位世界文化名人：

叶芝（爱尔兰诗人）、弗罗斯特（美国诗人）、曼杰施塔姆（俄苏诗人）、布罗茨基（前苏联诗人）、博尔赫斯（阿根廷诗人、短篇小说家）、罗朗-巴特（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荣格（瑞士分析心理学家）、维特根斯坦（奥地利哲学家）、拉赫玛尼诺夫（俄国音乐家）、尼采（德国哲学家）。

       1990年，通过漓江出版社一份最新书目，我自桂林邮购了一批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其中有叶芝的《丽达与天鹅》、塞菲利斯、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塞弗尔特的《紫罗兰》、西门内斯、阿莱克桑德雷的《悲哀的咏叹调》、米沃什的《拆散的笔记簿》等，并将这份书目寄给了平顶山的某诗友（我记不清具体是谁了）。不久，作为礼尚往来，森子和海因给我寄来了几十首荀红军译的曼杰施塔姆诗歌的复印件，还趁我一次到平顶山的机会，当面送给我一份《今天》复刊号诗歌之页的复印件。使我及时读到了曼杰施塔姆诗歌的中文译作和北岛的近作八首。后来（两年后），我将荀译曼杰施塔姆的诗歌复印件，借给张永伟读过，使他很快写出一组受其影响的习作，曾令我刮目相看。初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歌，是在1988年的《世界文学》和《诗歌报》上，像当时许多国内诗人一样，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匹前苏联的“黑马”。尤其令我引为同道的是，他像我一样，也是从中学自动退学的。自从邮购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一书后，我得以比较系统地研读了布罗茨基的诗歌，对这本由常晖、王希苏两位先生译的中文本非常欣赏。读博尔赫斯则比较分散，有一个时期，在报刊上，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他著作的中文。当然是在精英版的纯文学报刊上。我曾经想把他的所有译成中文的著作复印下来，分类装订成册，但未能如愿，后来就见到了陈子弘编的《博尔赫斯文集》。关于罗朗-巴特，像米兰-昆德拉一样，他所有译成中文的书，我几乎都有，都看过。最先购到的是李幼蒸先生译的《符号学原理》。至于荣格、维特根斯坦和尼采的著作，就更不用说了，该读的，我都认真读了。而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和传记，更是过目不忘，耳熟能详。

       就这样，我从一个看连环画、看电影起步的少年儿童，凭借天赋的兴趣和爱好，凭借循序渐进的和突飞猛进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和创作，逐渐成为一名独特的有影响的诗人。

                                                                                          2013、7、23初稿

                                                                                           2014、1、9 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