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精英文化的花果飄零

       作者唐小兵，1977年出生，湖南衡陽人。1997年至2001年就讀湖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係新聞學專業，之後在湖南衡陽師範學院新聞係任教兩年。2003年——2009年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係就讀，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期間，2007年9月——2008年5月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習一年，合作教師是D r. Timothy Cheek。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係教授。

2019年7月在中國的西陲邊地雲南騰衝參觀紀念遠征軍的國殤墓園時，畢業于云南一所大學的男導遊講起一些幸存的遠征軍在1950年代後的人生坎坷與悲劇命運，尤其是子女因為父輩這個身份而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以非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等種種境況時，大有拍案而起慷慨激昂之態，聞者也幾乎墮淚。在中國人的抗戰後期，遠征軍這一頁歷史何其悲壯，在所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歷史悲歌中，也有着穆旦、黃仁宇等投筆從戎的灼灼知識青年的身影。同行者有王元化先生的弟子鬍曉明教授，他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與江南文化的名傢，也是一位詩情橫溢、至情至性之人。

在我們應學校工會組織的暑期療養團團長之約，聯合舉辦了一場有關抗戰時期中國精英文化的南遷及其影響（主要是關於西南聯合大學的故事）的沙竜之後，鬍曉明意味深長地提及，多年前他曾經在臺灣一個文化沙竜見到為二十世紀中國抗戰史，尤其是抗戰中教育史和文化史留下重要見證的從臺灣大學外文係退休的齊邦媛教授；在聽過齊講述其回憶錄《巨流河》書裏書外的故事與感慨後，鬍問道：為什麽中國的人文主義傳統與精英文化在國難當頭、山河破碎的八年抗戰中，仍舊能夠薪火相傳、沛然莫之能禦，以至於産生了現代中國大學史上最重要的傳奇之一——西南聯大師生群體的群星閃耀，而在戰後的短短幾年，知識分子群體竟然就分崩離析、士氣萎靡，與此相關聯的精英文化也日薄西山乃至於煙消雲散，如一地散碎的人文主義珍珠再也無法連綴貫穿起來？鬍沒有講述齊如何回應這個大哉問，而這個問題卻長久地糾纏着我，讓我在讀書思考和教學的間隙中時常想起這個從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文化的深處浮現出來的經典之問。

一、文化比政治更有尊嚴

無獨有偶，多年前在課上引領年輕的大學生細讀何兆武先生膾炙人口的回憶西南聯大學生生活的口述史《上學記》，他們都為之傾倒，甚至有一些學生夢想着能夠找到月光寶盒，穿越回到那個弦歌不輟的時期，去感受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體驗在戰火紛飛中跑警報、泡茶館，讀書求學的緊張與從容，感受那個時代的人文主義大師的光采與教誨。何自然沒有回避美國歷史學家易社強（John Israel）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中所發掘的種種戰時苦難與艱辛，但他同樣講述了即使在如此一個充滿不確定感和動蕩感的戰爭年代，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校園內外，他和他的同輩們那種朝氣蓬勃的生命力和對未來的確定的希望感，這既是一種在自由多元教育下所形成的對於個體人生的展望與自主，同時也是將自己的人生與傢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勇往直前的情感和意志共同體。

1939到1946年在西南聯大度過大學和研究生七年時光的何兆武認為，那是他人生至今最幸福的一段時光，無問西東的歲月，同時也確實是烽煙彌漫、炮火連天的時期。他在書中如此闡述他那一代青年人所理解的幸福：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甚麽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衹我一個人，我相信絶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1]

我想，這就是人文主義文化所能給予青年人的一種精神力量吧，人文主義在黑暗時代尤其能夠如薪火相傳般展現其格外動人的精神力量。

1964年，復旦大學蔣天樞（字秉南）教授特地南下廣州去拜訪舊時清華大學恩師陳寅恪，陳為其赤誠所感動，將身後文集的刊印事都托付於蔣，並寫下與早年紀念王國維碑詞交相輝映的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如今讀來仍舊振聾發聵：

“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麯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麯，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灕，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2]

二、群星閃耀的哈佛中國留學生之謎

轉眼間一年過去了，又是暑熱沸騰彌漫、疫情未曾消歇的暑假，整個7月我都“宅”在傢中讀書寫作，終於一口氣讀完《餘英時回憶錄》；因為上學期教課的原因，又重新閱讀了齊邦媛的《巨流河》，種種有關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記憶紛至沓來，如翻捲奔涌的前浪不斷衝擊着我的心靈世界。餘英時先生在回憶錄的最後部分談及中國人文學者在哈佛大學的歷史發展，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正好可與鬍曉明之問互為參照的問題。他指出，中國留學生在哈佛的歷史發展中曾經有兩個群星璀璨的時期，一個是1915至1925年間，以趙元任、梅光迪、陳寅恪、湯用彤、俞大維、李濟、林語堂、洪深、吳宓等人為代表，這群在哈佛留學的中國青年學成歸國後，“為民國的學術與思想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影響既深且遠”[3]。僅就作為民國學術標竿、於1925年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而言，四大導師中陳寅恪、趙元任皆出自這個時段的哈佛留學生群體，而主持研究院業務的則是吳宓，導師之外聘請的講師則有李濟，大都是哈佛歸來，真可謂群賢畢至。另一個階段是從1930年代晚期到1940年代中期，也是差不多十年，以周一良、楊聯陞、吳於廑、任華等“哈佛四傑”為核心的五十餘名中國學生群體，其時短期任教哈佛的鬍適、趙元任與這群中國弟子過往甚密，交遊頻繁。

假以時日，這個群體也應該可以為中國人文學術再創輝煌作出應有的貢獻，可是歷史無從假設，就如晚年居於臺灣素書樓的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談及抗戰爆發對於戰前北平人文學術界的影響那樣，“要之，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風貌出現”[4]。寫過《畢竟是書生》的史傢周一良，在晚年所撰寫的《郊叟曝言》中這樣談及他們這一代哈佛人的花果飄零：

“二十年代的‘三傑’〔陳寅恪、湯用彤、吳宓〕，回國以後在文化學術界起了很大作用，有目共睹。四十年代的‘三傑’〔楊聯陞、任華、吳於廑〕有的回國，有的留在國外。回國者因為時移世易，發揮的作用就很不一樣。一般說來，與二十年代的‘三傑’相去甚遠。未回國者，‘獨在異鄉為異客’，反而施展其才能，作出貢獻。”[5]

這些波瀾不驚的語言其實藴含着深沉的情感波動，作為立志為中國學術開端啓新的哈佛海歸，結果大半輩子在政治運動中身不由己、輾轉沉浮，眼睜睜看着民國形成的人文主義學術傳統攔腰斬斷卻回天無力，這該是一種怎樣的沉痛與未盡的才情！這就如同同樣出自西南聯大後赴美訪學的瞿同祖先生，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在親友和師生的勸說下歸國，結果一回來就靠邊站，發配回原籍湖南，幾乎喪失了做學術研究的條件；晚年接受青年學者訪問，當面對後者關於為何文革結束後再也沒能寫出《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清代地方政府》這樣的經典之問時，他也衹能一聲嘆息、老淚縱橫，那被政治利刃割斷的學術生命怎麽可能如此容易重新接榫？[6]

三、“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

這些問題其實也正是1946年從四川樂山遷回武漢珞珈山下的武漢大學學生齊邦媛所追問的。作為東北政治精英齊世英的女兒，她同樣經歷了抗戰、內戰期間的萬裏投荒、九死一生，從一個病弱孤獨的東北小女生，到戰時在南開中學及武漢大學求學，受益於張伯苓、朱光潛、吳宓等一代名師的教誨，成長為有着強韌的精神世界與學術資質的知識青年，再到二十三歲渡海赴臺，在臺灣大學苦心經營，桃李滿天下（王德威、白先勇、陳芳明等名傢皆其臺大外文係弟子），這中間的心路歷程，在其八十歲後耗時四年一筆一劃手寫的回憶錄中斑斑可見。可以說，《巨流河》就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文主義傳統雖屢遭摧折而終究不至於澌滅的見證，它彰顯了即使在一個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的晦暗不明的將時代光華燃成灰燼的至暗時刻[7]，仍舊有一批人守護、珍惜和傳承中國的人文傳統，如同中國文化的托命之人一樣。

《巨流河》首先於2009年在臺灣出版，2010年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簡體字版，一紙風行，形成文化界的“巨流河”現象，至今餘波蕩漾。齊邦媛有心將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文世界關於此書的書評、訪談、通信等結集為《洄瀾：相逢巨流河》出版，更是讓這種從歷史深處的追問與書寫所得到的來自前浪、後浪的積極回饋，整體地呈現出來。這種從私人生活出發而進行的歷史寫作，卻彌漫着一種傢國天下情懷的大愛，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在不同代際、社會、群體的讀者那裏引發的是心靈深處的共鳴與共情。這正如抗戰之後，齊邦媛從其兄齊振一的書信中得知，她自小崇拜的偶像、知己張大飛戰死疆場而悲慟不已、難以自拔時，其武大導師吳宓引用佛經的語言對她說：“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憐憫，‘愛’不是一兩個人的事。”[8]

齊邦媛在2012年接受《三聯生活周刊》記者訪問時，曾這樣回應關於“無處安放的鄉愁”的問題[9]：

“鄉愁”二字實在說不盡我們近百年漂流的境況。我父母有生之年若回東北，面臨的衹有死亡。政治力量之暴虐，無須我在此多說，讀者都能瞭解。用“鄉愁”或“惆悵”來形容我們一生鋪天蓋地的鄉思，實在是太溫和了。我父親前半生堅定地相信，勉勵別人也勉勵自己，無論面臨甚麽睏難的局面，“有中國就有我！”中國是一直存在的，以各種方式存在着，而他們那一批人，拋完了頭顱，灑盡了熱血，連容身之地都沒有了。他的後人連故居在哪裏都不知道。我們幸運地在臺灣度過平安自由的後半生，到淡水山上給父母上墳的時候，面對太平洋，右前方是東北方，他生前說埋在這裏很好。埋在哪裏其實並不重要，生者有時會想，像他們那樣傻乎乎的理想主義者，死後若有靈魂，必也仍在往東北癡癡地眺望着吧。

二十四歲離開中國大陸、赴臺後移民美國的華人作傢王鼎鈞對於所謂“鄉愁”也有着相似的感慨：“今日鄉愁已成珍藏的古玩，無事靜坐，取出來摩挲一番。鄉愁是我們成長的年輪，陷入層層包裹。鄉愁是我們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鄉愁無可驕傲，也决非恥辱。鄉愁是珍貴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捨，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10]

四、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知識人

從《巨流河》處處可見，在那樣一個危如纍卵、國難蜩螗的歷史時刻，跟隨傢人在自己的祖國流亡的齊邦媛所目睹的除了死亡（比如一歲半的親妹妹的夭折）、貧睏、戰爭與苦難等，卻自有一種奔騰不息的民族心力與不屈倔強的精神，尤其重要的是，即使面對如此艱苦卓絶的環境，當時中國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仍舊想方設法興辦學校，培養學生，傳承文明，以守先待後之態度延續着中國的人文傳統與現代學術。齊邦媛也從中受益，沉浸於英詩、莎士比亞和但丁（Alighieri Dante）《神麯》（La Divina Commedia）所構造的文學世界，在那裏汲取現代西方最深邃而優美的文明與詩意，來抵抗現實政治的兩極化和戰爭的暴虐。

書中寫到，戰後在樂山的武大，齊邦媛與幾名同學應邀到時任外文係教授兼主任的朱光潛傢喝茶。深秋季節，朱傢的院落裏積滿了厚厚的落葉，走上去颯颯地響。一個男生拿起門旁小屋內一把掃帚，說要幫老師掃枯葉。朱光潛立刻阻止說：“我等了好久纔存了這麽多層落葉，晚上在書房看書，可以聽見雨落下來，風捲起的聲音。”[11]在玫瑰與刺刀之間，在雞蛋與高墻之間，在理想主義與激進政治之間，她和她的這些師長選擇的通通是前者，以一己之力在一個極端化的政治時代選擇了做一個有所不為、守護消極自由的讀書人。斯文在茲，文明之火亦藉此而光焰不熄。

正因為有了恐怖與黑暗的強烈反襯，戰火紛飛中的人性溫暖纔如此讓人念想。齊邦媛如此描述其作為幸存者的心情：“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聞、目見、身歷種種歷史上悲壯場景，許多畫面烙印心中。後半世所有的平靜及幸福歲月的經驗，都無法將它們自心中抹去；這當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歲到二十歲，在我全部成長的歲月裏，日本人的窮追猛炸。每一天太陽照樣升起，但陽光下，存活是多麽奢侈的事。”[12]與此同時，齊邦媛所記述的其父親齊世英創辦的中山中學在逃難中堅持辦學的場景卻讓人感慨係之。她寫道，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雖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麽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着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從東北巨流河啓程，最終落腳於臺灣啞口海的齊邦媛如是感嘆：“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師隨時上課的樣子，深深感到他們所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們真正地相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課程，他們還傳授獻身與愛，尤其是自尊與自信。”[13]

進入南開中學讀書的齊邦媛，生活纔逐漸進入正軌，在南開優良的讀書風氣之中，得到師長之春風化雨，打下了一生讀書為人的基礎。那個時代的“後浪”面對苦難所彰顯的求學精神，尤其讓後世讀史者怦然而生敬意[14]：

烽火燒得熾熱，炸彈聲伴着我們的讀書聲。不跑警報的時候，埋首用功；跑警報時，課本仍然帶着，準備明天的考試。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環境成長的孩子比起來，較具憂患意識，懂事得早，心靈卻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麽艱難的環境，我們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蟲咬，白天要跑警報，連有月亮的夜裏也不放過。正因如此，剩下的一點時間就變得無比珍貴，老師說：“不好好做人，就會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來就會被炸死那樣地戒慎恐懼。每天早上升旗典禮，老師們總會說些鼓勵的話，南開給我們的這種“敲打的教育”，深深影響我們。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淨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裏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五、中國知識人的風雲流散

隨着抗戰接近尾聲而內戰即將開始，齊邦媛就讀的武大也從四川樂山遷回武漢珞珈山下，校園的氛圍也隨着時局變化和政治力量的角力而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各種“前進”的讀書會和戲劇社在積極地吸引追求進步、對政治深懷不滿的青年學生，“象牙塔”再也無法籠罩住年青一代學生的心靈，整整一代學生大部分被推上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而齊在這個歷史大趨勢的面前，所選擇的是逆流而上，背對政治，潛心讀書。正如她寫道，當年選課時沒有追隨主流選擇講授俄國現代文化的激進教授繆朗山的課，“我堅持選讀《神麯》〔全校僅她一人選修〕是一個大大的逆流行為，在很多人因政治狂熱和內心苦悶，受惑於狂熱政治文學的時候，我已决定要走一條簡單的路。我始終相信救國有許多道路。在大學最後一年，我不選修‘俄國現代文化’而選修冷僻的《神麯》，對我以讀書為業的志願，有實際的意義”[15]。

1945年初秋，齊邦媛回到樂山武大，生性敏感的她已經覺察到校園政治的暗流涌動：“九月初我回到樂山，覺得學校的氣氛全變了。原來凝聚着共患難、同歌哭的維係力，如今似乎渙散了。由全國聯考招來的學生，將回到天南地北的傢去，每個高年級的人有着寬廣的就業理想……而政治的氣氛已經籠罩到所有的課外活動了；壁報、話劇，甚至文學書刊都似乎非左即右，連最純粹的學術講座也因‘前進’程度而被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立場。”[16]齊自覺地選擇與政治保持最遙遠的距離，而進入到純粹的古典文學世界。但聞一多之死仍舊深深地觸動了她的心靈，這樣一個研究《楚辭》等古典文學的學者，何以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因閱讀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和研究共産制度而迅速政治化，走上一條政治反抗者的激進道路而被暗殺，留下五個未成年的孩子？

《二十一世紀》2020年12月號

晚年居住臺灣，回首這天地玄黃的一幕，齊邦媛仍舊耿耿於懷，發出追問而難以心平氣和：“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産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産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纔讀共産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産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麽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17]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錚錚民國就這樣在戰後政治兩極化中間轟然崩毀，一代中國的文化精英花果飄零四處離散，齊邦媛、王鼎鈞等人都選擇了離開大陸、奔赴臺灣，而錢穆、唐君毅則到了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仍舊想延續中國文明的薪火，鬍適等人則渡海到了美國，晚境凄涼，最終仍舊葉落歸根，到了臺北。民國時期聚集長成的精英文化“墻內開花墻外香”，在大陸自然是風吹雨打、奄奄一息，而港臺和海外幸虧有錢穆、牟宗三、楊聯陞、餘英時、齊邦媛、王鼎鈞等先生維係着這一支文化血脈並開花結果。

晚年齊邦媛因偶然機緣重回大陸尋親訪舊，探望故園，又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前哀悼張大飛，人生似乎形成了一個從始點到終點的閉路圓環；正如作者所言，1943年春風遠矣，那個純真年代的純粹讀書時光完全消散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天地茫茫兩不見，遺世獨立微斯人”。可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齊邦媛，面對碎成一地碎片的青春之歌，仍舊難以去除其內心的傢國之哀與理想之痛[18]：

半世紀後，隔着臺灣海峽回首望見那美麗三江匯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襤褸、長年衹靠政府公費伙食而營養不良的同學力竭聲嘶喊口號的樣子，他們對國傢積弱、多年離亂命運的憤怒，全都爆發在那些集會遊行、無休止的學潮中，最終拖塌了抗戰的政府，歡迎共黨來“解放”。他們的欣喜，事實上，短暫如露珠。開放探親去大陸回來的同學說，當年許多政治活動的學生領袖，由於理想性太強，從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貶，得意的並不多。我們這一代是被時代消耗的一代。從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災荒所迫，挑着擔子，一傢或一口去墾荒，希望是落戶。而我們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卻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聚散飄泊或淹沒。五十年後我回北京與班友重聚，當年八十多個女同學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年代後，進修就業稍有成就的甚少，沒有傢破人亡已算幸運，幾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犧牲了。

這或許就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精英文化花果飄零的根源之一吧？！

註釋

[1]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101。

[2]陳寅恪：《贈蔣秉南序》，載《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162。

[3]餘英時：《餘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199-200。

[4]錢穆：《師友雜憶》，收入《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2018），頁185。

[5]轉引自餘英時：《餘英時回憶錄》，頁210。

[6]瞿同祖回憶說：“我55歲回國，本來滿腔熱情，也聯繫了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但回國後安排不了工作，衹好住賓館，後來回家乡，也是住賓館，而且生活也沒有着落。1971年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館。在湖南時，有一次病危，1969年在長沙犯胃病，大出血，在湖南湘雅醫院搶救。文革結束後，藉調近代史所，1978年進近代史所，終於有為社科院寫書的機會，但卻沒有為社科院寫一本書，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後來確實是身體不行了，力不從心。”參見瞿同祖、趙利棟：《為學貴在勤奮與一絲不苟——瞿同祖先生訪談錄》，《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頁156-57。

[7]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群像》（Men in Dark Times）的導言中如是寫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雖然搖曳不定，但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參見阿倫特（Hannah Arendt）：《作者序》，載阿倫特著，鄧伯宸譯：《黑暗時代群像》（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10。

[8][11][12][13][14][15][16][17][18]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270；227；142；103；128；274；227；238；243。

9李菁：《“巨流河和啞口海，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載齊邦媛編著：《洄瀾：相逢巨流河》（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203。

[10]文娜：《衹願寫出真實經歷》，載王鼎鈞編著：《東鳴西應記》（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69。

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二十一世紀》2020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