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书写的另一种标志

天才的诗人总会有惊人之语让我们感念，或许他们的存在与词语有复杂的关系吧。俄国季娜依达•吉皮乌斯说：“我是我奇异的诗句的奴隶。”此话不仅关涉语言的问题，也有形而上的意味，由此联想起另一位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我希望说出的词，已经被我遗忘”。谈的也是表达的问题。在词语被普遍污染的时代，诗人是第一个焦虑的人，纯然的文字是只有他们才拥有的。

 假如细读他们的作品，可以体味其别有的深意，类似的话，时常跳跃在诗句里。在没有自己生命空间的词语里，精神是苍白的。这些诗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写作，不属于流行色，无论在什么时代，这样的存在都是一个异端。逆俗的文本穿越了词林，有了自己的所在。他们用一种本民族难以解释的词语写作的时候，诗才真的诞生了。

 我有时候阅读类似的诗句，就想：这是经历了死灭的人才有的咏叹吧，在逃逸历史重负的民族那里，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的。

 去年冬天，我从克拉科夫到离其不远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一幕一幕屠杀犹太人的惨景让我惊呆了。我平生还没有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杀戮。那些死者的头发山一般堆在地面，无数冤魂似乎就在此间里回荡。那天飘着零星的雪花，冷极了。这是圣诞节的前夜，波兰在乌云的覆盖下没有声息。那一刻我忽地想起了关于奥斯威辛的种种书写，觉得自己在监牢的遗址面前，已失去了语言。回国后查书，遇到德国策兰的诗，不禁吸了一口冷气：

 经由克拉科夫

 你到达，在安哈尔特——

 火车站，

 你遇见了一缕烟，

 它已来自明天。

 策兰说的路线，正是那日我所走过的。他对大屠杀的预言，竟如此准确。一个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的诗人，他的精神如此有着长恒的爆发力，细想起来，与那黑色的记忆与不断正视这记忆的勇气是相关的。

 诗的译者是王家新，它在中国流传很远。奥斯威辛的宿命的存在，是欧洲最凄惨的一页，诗人把它定格在历史的记忆里。这时候我才理解了流亡诗人的内心之苦，似乎明白了王家新的用意。此前我对策兰毫无研究，但他的诗文孕育在奥斯威辛的长影，已足以让我念之又念了。

 因了策兰，我注意到王家新的翻译。原来他写下了那么多关于策兰的文章。他写诗，也译诗，有趣的是，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策兰、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有着相当的热情。那都是精神的流亡者，他们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异国的路上。诗人的词语里爆破性的光波弥散在生命的躯体里，而这，唤起了我们的中国诗人的思想流亡的自觉。他意识到，在流俗的词林里，没有自己的家园。

 王家新的创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的八十年代》里，他描述了自己的复杂的历程。怎样从启蒙的冲动到走向底层，又怎样由不合时宜而走到异邦，最后又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他的痛苦是，一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语言空间。而抵抗这些，成了他写作的重要原因。

 从他大量的文本里，我读到其内心悲痛的情感，犹如曼德尔施塔姆一般，站在荒凉之巅，瞭望满目疮痍的家园。他的气质里有忧郁的东西，内向而不失热情。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他隐藏在自己的精神领地里，像他所说的“与语言独处”。而那些诗文，又非旧京派不关痛痒的存在，有阅世后的苍凉。

 那首被人传诵良久的《帕斯捷尔纳克》，写着他心绪里的郁结：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内心生活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唤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自己？

 诗歌一唱三叹，是对俄罗斯苍茫天宇飘散的精灵的致意，那些灰色的云朵被一点点击落，爱欲的太阳升起。王家新以自己的喷血的文字，寻找心灵的归宿。

 他的许多诗歌是沉郁、悲楚的，丝毫没有一点得意。自然，有时不免布尔乔亚式的低语，可都是灵魂里流出的真声音，让我们读了有一种深深的痛感。他的许多句子是苍冷而富哲思的：

 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划着我们的命运

 在伟大的诗歌中/有一种伟大的失败

 在黑暗中躺下/这仍然是我们与自己相处的一种方式

 一棵孤单的树/连它的影子也会背弃它

 请哀悼这个可怜的人吧/因为在他的墓碑上/也写满了谎言

 这些描述不是木心式超然的凝视，王家新放不下自己的故土的遗存，因为他有记忆。诗人不想以静观的方式走向无痛感的静思，他割舍不了俄罗斯式的沉重。以冷然的目光穿越死亡之谷，用如炬的火，照着周围的灰暗。而那种拷问和沉思，背后如地火般，随时可以喷出。其雄浑之力是可以感受到的。

 在其大量的写作里，欧美诗人的影子一直在其间晃动。中国古典诗歌给他的暗示远不及西洋诗歌。又因为他是一个翻译家，都深深影响了其诗歌的写作。

 王家新内心一直有一个奥斯威辛的情结。他关注的许多作家，也几乎都有这样的情结。他在那些幸存者的文字里，读出自己的旧影。那也是经过“文革”的人才有的体味。在《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一文里，王家新写道：

 不仅是历史迷雾中的奥斯威辛，还有人类存在的一切，生、爱、死，都被纳入了这种痛苦的视线之中：“我们的爱，就像一个满面笑容、张着胳膊奔跑的聋哑的孩子，慢慢的，他的嘴角弯成了哭的模样，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奔跑的目标。”

　我一次次读着这样的文字。我甚至生怕把它们读完。为什么折磨着一个犹太裔作家的谜也折磨着我们？为什么我竟会在这种在别人看来也许大惑不解的“奥斯威辛情结”中愈陷愈深？我不再问了。不是我累了，而是我渐渐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在我自己身上痛苦。

 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追问，这种具有不朽的灵魂质地的文字，照亮的正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长久以来所盲目忍受的一切。

 上述的话，是我们进入王家新诗歌世界的入口。我以为读懂了这段文字，也许就看到了其漫长岁月坚守写作底线的因由。而他身上的那种隐隐的痛感，连带着那广漠的空间里的忧思，就那么久久在云层里回旋着。

 我读王家新的诗，感受到内在的苦难无所不在的流溢。他的气质和俄罗斯、德国一些诗人的情形颇为相似。在其作品里，很少田园里静谧的逃逸，总有扯不断的怅惘闪动在词语间。在《给凯尔泰斯》一诗中他写道：

 在你的文字间，冰和火，

 一个苦役犯的

 铁链和自由，

 都在窸窣作响。

 在你没有来过的这个国度，

 风景也有些相仿。

 铁已长进这片土地里，

 苦孩子们从小以吃冰锥子为乐，

 而对一只空罐子的隔世敲打，

 在我读到你的时候

 它的回声也再次传来——

 是的，这曾是，恐怕也将是

 我们唯一的音乐。

 他对历史的沉重之负的理解，带有绝望的感受，悲观主义的情调一看即知。经历过“文革”的人，深味世间的痛苦。在人不能平等存在的时候，在表达被抑制的时候，思想的天空是昏暗的，而写作，才是自我救赎的路。只有在词语之间，方能够找到自己的灵魂，而在世俗社会，精神的树是没有颜色的。我由此能够理解他何以对“文革”有那么深的切肤之痛。在那个年代，他的出身、家庭，都成为问题，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他在插队的时候，遭遇到的歧视和压迫，无法一一陈述。而那个时候，唯有诗歌，能够帮他从绝望里走出，寻找词语，变成了一种可以神往的所在。

 在后来的作品里，我一直能够感受到一种受难的主题在词语间的流露。灰暗中的存物，忽然投射来的阳光，在寂静里形成旋涡。而这个时候，曼德尔施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文，便成了参照。苦苦走在没有亮色的路上，暴风雪般的天气，碎石的旅途，留下的是斑斑血迹。曼德尔施塔姆流亡中的诗歌，那么深地感染了他。一九九二年，他在英国期间读到曼氏的诗歌和茨维塔耶娃的诗，大为惊异。后来，当他与策兰的作品再次相遇的时候，精神的灯再一次被点燃。那个在危机里不断寻路的人的智慧，把积雪的路踏平了。

策兰之于王家新，乃一种精神的源头。这个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代的幸存者，在无光的岁月，给了人们那么多智慧的启迪。王家新在这个德语诗人的劳作里，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对象。策兰对于他来说，把抵抗忧郁的火种传播开来。用一种陌生的图景，安放着自己的灵魂。王家新欣赏他的非平庸化的选择，在诗的世界里，策兰给人以跨越旧俗的勇气。人类的悲剧来源于何？与我们熟知的文明是否有关？我们能否在惯性的思维里停下，另辟蹊径走上光明的路？在《阿多诺与策兰》一文中，王家新谈到策兰的哲学的隐含给人的启发，那就是，以“非同一性”的方式，进入“人类之外”的歌中。因为人类的歌，已经被污染了。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并不意味着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王家新说，策兰的写作似乎就是对阿多诺的回答。在这里，王家新感到批判精神的重要，他认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的前提应是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不仅是对凶手，还是对文化和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策兰的诗歌，就是这个理念的践行。在王家新眼里，策兰在奥斯威辛之后，进行的是一种“去人类化”的尝试。“石头的语言，灰烬的语言，无机的语言，也许是奥斯威辛之后‘可吟唱的剩余’”。王家新从那种不可译的文字里，瞭望到诗人无限深广的存在。而这，恰恰成了其精神的前导。

 至今为止，大陆只有王家新在持续不断地研究策兰。他也许是言说策兰最多的诗人。策兰的诗歌，在我看来是介于神秘与朗然之间的星外体。他以如炬的目光，进入我们俗人无法抵达的世界，在无词的言语里，进行着没有表达的表达。王家新从那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词语里，懂得了自己的选择在哪里。

 作为诗人，在译介域外诗歌的时候，王家新意识到我们的词语出现了问题。诗歌的新生除了生活的经验外，与外来语言的互动则显得异常的重要。

 他开始在多种语境里穿梭，而他自己，正是那词语的互动的跋涉者。

 二〇一一年秋我和他在韩国，那天传来特朗斯特洛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问，这诗人有何作品，王家新随口说出他的诗句：

 醒悟是从梦中往外跳伞

 多么迷人的诗句，这样的句子，深刻在王家新的记忆里。他说几年前，在瑞典见过这位诗人，他们之间的交流，有着难忘的快慰。在对词语的敏感方面，他们属于一类人。在诗人的思维力面前，我们显得极为粗俗和苍白。而诗人的价值，则是在无聊之所构建了可以救出自己的世界。

 这时候我意识到，作为精神的漂泊者的王家新，他是在词语里流亡的人。

 我注意到他对词语极为敏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一直苦苦寻找自己的词语的空间。说他有一丝绝望的影子，也未尝不对，但后来他把精力转入到词语与精神哲学的连带里。他说：

 现在，我不像早年那样去“寻求”了，只是依然关注着“词语”与“精神”的问题。我仍在梦想着一种词语与精神相互吸收、相互锤炼，最终达到结晶的诗歌的语言。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诗句“我的爱能在墨痕里永放光明”，假设把它变成“我的爱能在诗里永放光明”，就会大为逊色，为什么？因为它缺了语言的质感。而原句中的“墨痕”却有一种物质性，一种精神的元素就在这样的“墨痕”里永久闪耀！

 而实际上，美丽的句子不在修辞的层面，是生命体验后自如流动的结果。庸常者怎么会有自己漂亮的表达呢？王家新寻找的，恰是自我的放逐的路。在那个路上，词语的家与爱的家都有。

 印象里的王家新不喜欢知识江湖的游戏，对那些功名利禄向来是冷淡的。而几十年间文坛的风气，也与其格格不入。厌恶周围的词语，所以常常是，以属于自己的调子与世界对话。他说，“你只有更深地进入到文字的黑暗中，才有可能得到它的庇护：把你本身吞食掉之后。”（《反向》，1992）在这里，他与策兰一样，意识到流行语的意义的无意义。而无意义的自己的表达，才可能接近意义。

 策兰给他的启示是，伟大的辞章是远离人类的热语而存在的，冷语才可能存在温度。在《存在，为了相互存在》一文，王家新强调一种“晚词”在策兰那里的意义。拆散旧的表达逻辑，以陌生化的词语建筑精神之厦。只有在这样的词语的流亡中，自我的本真才得以呈现。而王家新自己的写作，朝着的也是类似的方向。不过，在我看来，他的句子不是以晦涩的样式存在着，却以晓畅的口语表达隐曲的体验，精神则在远离脚下的地方。《塔尔寺》写道：

 那神秘的

 紧箍在塔内的菩提树

 几百年来一直让人伏地膜拜

 而它在黑暗中的根

 在五十米的院墙外长出了另一棵

 那绽放的花朵，在风中

 说着一种我们更不懂的

 语言

 像是自白，没有繁复的比喻和刻意雕饰，而思想却是背离日常思维的潜行。他在许多现象界里发现了人类的另一种表达空间。渴望以别样的词语书写己身的体验。他知道自己没法脱离母语，但日常语言可以在黑暗里被心火点燃，诞生的是词语之外的隐喻。那个飘忽于词语之外的意象，恰是他流亡的心的外化。我们在这里读出诗人的苦楚与欢喜。这也恰如曼德尔施塔姆在词语中魔幻感的释放，与一个心仪的存在远距离地相逢，忘记过去的表达，以光的使者的身份走在天地间，才有自由之感。而我们今天缺失的，恰是这样的情感。

 二战之后，欧洲的诗人在重找自己的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诗人在德、俄的土地寻到了自己的影子。与其说是一种发现，不如说是自我的赎回与对话。在两个时空里，相似的诗人互相凝视，这期间有着无数的探索者：北岛、海子、多多、西川……他们带着历史的旧影，凝视那些无声的语言，把表达进入到语言之外的世界。写作的过程，就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遗忘旧语言的过程。在这里，失去的是词之镣铐，得到的是自由之思。王家新们的苦路之行，乃一个时代书写的另一种标志。现在，我想他完全可以像他翻译的策兰那样说：“你可以满怀信心地／以雪来款待我。”

（本文作者孙郁，文载2014年3月号《书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