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诗歌赐给我片刻的宁静 

一

      秋意渐深。晚风掠过林梢，那飒飒之声让人心惊，又让人不免放慢脚步，想多听那么一会儿。
      记得1980年代末，一位远方的朋友在给我的信中曾经这样写到：秋天到了，这是一个诗歌在寻找诗人的季节。
      是的，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值得收藏的“八十年代”，曾经的憧憬，曾经的阅读和写作，无论是幼稚、迷茫、倔强或者自省、觉悟，甚至一伙人途中走散，最后相忘于江湖，毕竟，那个叫“文学”的理想，曾伴随我们走过文化饥饿的年代，走上了最初的精神之旅。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就像《传奇》所唱的那样，那是一种怎样的眷恋和依偎，岁月的目光里总会有文学的背影。
也许是一次暗合，或者是一种机缘吧，就在杨诗斌君把他的诗集放在我这儿做序的这几天里，“文学”这个词突然大热——
     在遥远的北欧，瑞典文学院常务主席彼得·恩格隆德先生用一分钟时间宣布了一个奖项，于是，在唯“物”主义的中国，一个快要变得陌生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话题重新回到人们的嘴边；先是众声喧哗，然后是各大城市书店，莫言著作被一扫而光；与此同时，政客、出版商、媒体、雅皮们纷纷登场，借此机会消费莫言。
     这真有点类似气象学家洛伦兹所说的“蝴蝶效应”。波罗的海边的这只叫诺贝尔的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中国就有了一场风暴。
     无可否认，莫言可以心安地享受这份荣誉。当一位朋友用短信把诺奖的消息发给我，我的回复是：这是对一个劳动者的奖赏，这是对一个创造者的奖赏。
     可是，在一场媒体狂欢、大众“消费”之后，文学，依然是个孤儿......
当我在夜深时分写下这句话，我想起了罗大佑的那首老歌，如果把“亚细亚”改为“文学”，似可唱出我此刻的内心：“文学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应该谢谢杨诗斌，因为在阅读他这部诗集的日子里，我也在思考着文学的处境，心渐渐安静下来，就像这个不断加深的秋天，被一只叫蟋蟀的民间歌手一声声叫凉。
“亲人，请从泥土里赐给我
 片刻的宁静，让我低下头来 

静静地想一想”（杨诗斌诗句）
    “千言万语，唯有莫言”。这是莫言获奖后各地媒体用得最多的一个标题。也许，杨诗斌的这些诗句暗合了“莫言”这个名字——唯有土地才可以让我们缄默，唯有诗歌才可以赐给我们宁静，唯有低下头来，才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荒凉相遇。

     二

杨诗斌在一所大学里任教，他的专业是机械工程。这个靠“机械”养家糊口的人，内心一点也不“机械”，如果说，专业养活了他，那专业也启示了他，在“机械”的背后，他更多地沉浸于“钟的秘密心脏”（卡内蒂语），对世界、对生活怀有隐秘的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得益于诗人感性的器官，更因为他对灵魂中那种痛感的珍视。
  这是一首名为《父亲》的诗：

 我想用一个下午或者更多的时间
 从这棵阔叶树上的千万片叶子中

 挑选出两片最好的叶子来
 替换下父亲已被堵塞了的肺叶
 让我通过长途电话把大雨中坐在
 姐姐吃力撑着的雨伞下的父亲
 能够请回屋里

让他能够轻松地呼吸 

让他脸色能够由紫变白再变红
 让他的呼吸不再揪紧二百公里外
 我的心
 看到路边一棵被细雨淋湿的树上碧绿的叶子
 我突然有上述这种想法时
 患有肺气肿的父亲
 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诗的节奏舒缓，因为它缘于内心此刻的“慢”。在这样的慢镜头里，诗斌为我们用一幅工笔勾画了类似朱自清《背影》里的另一个父亲：老家，撑着雨伞的姐姐，雨伞下咳嗽得弯下腰的父亲，他被沉重生活堵塞了的肺叶……电话另一头的“我”，两片碧绿叶子上清晰的叶脉……浑浊的肺叶与碧绿的叶脉，构成了沉重的世界——父与子在阴阳两隔的时空里，回到从前。
  哦，无论是怎样的时光，亲情永远是春天最初那片鲜嫩的叶子，透过诗歌这束阳光，你可以看见鲜血流动的脉络。如果你最终看见那片叶子像一声叹息在缓缓下落，那是因为，“患有肺气肿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诗人是一只极度敏感的小兽，他总用自己独特的生命触觉帮助我们发现并看见这个世界，带领我们一起慢下来摩挲生活。读杨诗斌的诗，这样的感觉一直存在于我心里。
  古今中外，我们不缺少写春天的诗篇，但每逢春天降临，我们的内心总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激动，我们苦于说不出口，更期待着那种萌芽或者绽放一样的“言说”。这或许就像一位女士和我讨论女性消费心理时说的那样，“女人永远少一件衣服”。我把这句话延伸到文学的语境里，这件“衣服”或许就是一种心理符号，一种生存暗示，它告诉我们，人的期待总是下一件，人永远也得不到这一件，这只是一个没有止境、没有谜底的约会，但它依然是一次非常值得的等待。
   关于春天，人类拥有《诗经》里的春天，唐诗宋词里的春天，吉普赛歌谣里的春天，诗歌还有关于春天美妙的想象吗？杨诗斌用他的《春夜》做出了回答：

 突然听见绿在跑动,是在灯下
 一小股绿在山坡或平原上
 快速穿插。 夜深人静
 

又听见大部的绿在过河,上岸
 再轻
 还是趟响了河水
 

一匹小马闻声来到了河边
 脊背有点偏瘦,舌头微红
  一定舔痒了河水
 
  夜,依旧冰凉,但

已不是彻骨的那一种了

   这个叫杨诗斌的人，或许就是春天黑夜里那匹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的小马，它紧闭的肉体像这个萌动的季节一样被悄悄点燃，它躁动、不安，它独自晃荡在大野中，它看见“一小股绿在山坡或平原上/快速穿插”,它看见 “绿在过河,上岸”,它用自己的舌头“舔痒了河水”。
     杨诗斌的名字里有个“诗”，这样的命名是天意还是人意，姑且不去考虑，他的一颗诗心却是那么细腻、沁密，他会在暗夜里守候着大地上的秘密。

 一只鸟把我从睡眠里叫醒,凌晨三点
 不是从梦中。我已没有梦
 它的叫声滴溜滚圆
 莫非它心中真有大快活

是突然降临的,或压抑已久的

我已是一个睡眠很好的人,从没在这个时辰醒来过

我已是一个没有了多余心思的人 

对一切的一切都没了恐惧和慌乱

内心没有了快活,也没有了不快活

这种感觉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凌晨三点，凭什么

我被一只鸟
轻易地就叫醒?

——《它凭什么凌晨三点将我叫醒》

    这首貌似平淡的诗，似乎暗藏了一点玄机。第一次读它的时候，我还没有特别在意，多读几遍，慢慢进入之后，我找到了其中的一把钥匙——“莫非它心中真有大快活”。当“我”（我们）已经被生活磨成一枚鹅卵石，当“我”（我们）的心因为伤痕已经结痂，这突然而至的“清音”、“天籁之音”，在半梦半醒之间传来，那一种寥廓，那一种回声，那一种仿佛命运启示的乐音似在提醒：混沌的人们已经被疲倦按倒在床上，城市斑斓的欲望也已躺在了睡眠的坟墓，此刻的世界只有一只鸟的单纯，它正陶醉于自己简单的快活。
  一只纯净如童年、如故乡、如前世来生的“鸟”，在呼唤，在诉说。“莫非它心中真有大快活”？但愿，但愿，但愿这“大快活”还存活于人间世，但愿我们睡眠的深处，也会传来几声廓开山谷、洗涤肺腑的清啼。
  或许，这是我的一个误读，但这肯定是我的一个期待。

       三

    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件事，说上海警察在扫黄中从一个“小姐”的包里搜查出三样东西：口红，安全套，还有一本《××苦旅》。也许，这是个编出来的笑话，但它颇能说明当下的某种社会征候。在一个“唯物”的时代，一抹“文化口红”，还是可以给人“诗意栖居”的幻象，这也许是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地把“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挂在嘴上的动因吧。透过类似的“文化口红”，我们可曾看到这个时代苍白的面孔和内在的贫乏？
当然，正是这样追问，让一个存有文学良知的写作者会不断想起荷尔德林那个著名的诗句，“……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诗人何为”？从海德格尔开始，多少人对此作出了阐释，我不必赘述。不过，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视角的提问——曾有许多历史爱好者在课本之外喜欢用一个题目来设问，“要是可以选择，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这真是一个激发想象力，也让人重新“活”一次的机会。只是每临此境，沉重的肉身告诉我，作为一个以文字为家的人，我只能把脚踏在现实严酷的土壤上，就当下的处境来说，我愿意试着这样作答：小民无力选择自己的处境，但我不必屈从于公众审美趣味，我可否在作品里体现艺术自身的尊严。陆续读到杨诗斌的诗作，我似乎看到了这样一种携带着独立精神的审美镜像。

一只乌鸦飞过天空，因此说：白纸黑字

一只乌鸦蹲在枯枝上，因此说：沉默是金

一只乌鸦的沉默让天空更高更远，因此说：

天高任鸟飞

一只乌鸦一生只叫几声，因此说：凶多吉少

一只乌鸦却是天空的全部思想，因此

一只乌鸦的失踪,让天空显得无限的苍白

——《一个人的午后》

这是什么样的“午后”？
   我的阅读记忆里曾经有《牧神的午后》、《与玛格丽特的午后》，读完诗斌的这首《一个人的午后》，我有点惊讶，他是在怎样的“午后”，得到了什么样的天启，写下了这首和乌鸦、天空一样黑白的诗句？“一只乌鸦却是天空的全部思想”，“一只乌鸦的失踪,让天空显得无限的苍白”，多么富有张力的诗句啊。写出这首诗，一定是那个“午后”对诗人的最好奖赏。
  在我的印象中，诗斌是文静、内敛的，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就诗歌而言，这样的表象或许就像青峰秀峦的卡斯特地貌一样，下面或许暗藏了汹涌的言语之河。
  请看这首《纪念碑》——

雪花落在纪念碑上
  雪花一遍遍地抚摸着纪念碑
  没有人再来抚摸纪念碑了
  没有人再来瞻仰纪念碑了
  整座城市的人都在埋头赶路
  只有雪花静静地抚摸着纪念碑
  -----这块竖立的磨刀石上
  我仿佛听见刀刃舔着雪水
  霍霍的声音

雪落无声，雪花静静地抚摸着这块“竖立的磨刀石”。大概不需要我的过度阐释，这些蕴藏着岩浆与地火的诗句，足以让人内心激荡。
 
                                            四
  

活在当下，总有很多聪明之人教会你养生之道、生存之道，其中“著名的教诲”就有这么一句——“只要认真，你就输了”。可见，如今的社会，“认真”未必是一件多好的事，至少，它是被许多精明通达人士看作是不谙世事、不合常理、何必如此。涉及文学，这种“养身之道”，则表现为一部分写作者对现实困境、民间痛感的躲避，对个人欲望和本能的亵玩，写作者想方设法与公众（读者）调情。

只是世界并非只有“此处”。一年前，一位书评家在论及诺贝尔文学奖时认为，“只要认真，你就输了”这句本土生存之道，在欧洲就未必能够大行其道，因为，至少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保持了“足够的矜持”，2002年的凯尔泰兹、2003年的库切、2007年的莱辛、2009年的赫塔·米勒，这些人的获奖，证明了评委们须臾不敢忘忧，他们“肃穆的灵魂仍在20世纪的烂摊子里沉吟不出”。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尽管对诺奖有诸多不满，但仍然怀有某种敬意的理由吧。
    2011年初冬，我和诗斌一起前往浙江乌镇参加木心先生追悼会时，曾经谈及这个话题。关于现实，关于写作，诗斌的表达，一直是个“认真”的人。他以“小民”定位自己的角色，始终抱着生活的石头，他未敢忘忧，更没有漂浮起来。虽没有写出让世人为之传诵的诗句，但他“肃穆的灵魂”始终怀有一份人间的悲悯与关爱。
   诗斌请我为他的第一本诗集写序，我很欣然，他无意于做一个“诗人”，也不需要这一个光环，他只是想和诗歌在一起，在那些无以取暖的日子里，诗歌给了他很多。作为朋友，我对诗斌的文本也有一点“来自文学”的建议。毕竟，诗歌是一种带有强烈创造性特征的劳动，需要最鲜明的个人符号，并用语言拓展精神的天空，诗斌需要对诗歌美学做出有个性的探索。
     献身于诗歌的人，大多是怀有希望的悲观主义者，除了作品承载自己的冥想与追寻，我们同样需要在这条寂寞长路中，解决自己内心的许多问题。剧作家廖一梅曾有一句话，“其实人不能飞，但想飞的欲望每个人都有。”其实，写诗的人常常生活在“不能飞”，但又不断产生“想飞的欲望”那一种状态，写诗，或许就是渴望飞翔的某种冲动。沉重的生活，只有诗歌女神能够带着我们作短暂的飞翔。

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诗斌、我们这些散布于世界角角落落的习作者，在某个黄昏清点自己一生写作的时候，能够轻轻吟出这样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2012-10-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