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东，在大音希声的原野上抒写万物的动静

每次读吴少东的诗，我都能看到一个充满阅历的中年人“将他的抽象性建立在极其具体的日常性和生活经验之中，他有时候甚至不愿抽离出来。”而且更能读出他“以一种哲思予以层层推进，” 让这些诗歌 “充满了一种人生的况味和清欢”。

凡事凡物必有根源。精神事物的根源是哲学，诗歌虽非哲学，但它依存哲学规范和审美。伟大的灵魂从不固执自己，只追求诗意的真理，而真理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我们需要时时地放空自己，就像每天都要饮水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如果诗歌总是以哲学的意象高高在上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忽视浩荡原野的玉露枫林、勾栏瓦肆，那么这些诗歌只能“向竭而去”，永远不会成为经典。  

然而，当下的中国诗歌不但逐渐被边缘化，并且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漠视。许多诗人违背了最初的文学憧憬，逐渐脱离诗歌创作所需要的富有解释和洞察力的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氛围，采用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诗学形式以及气势汹汹的修辞类型写作诗歌，在自我臆想的城堡中，和那些有相似气味的大小不一的圈层一起自娱自乐，成为时代浪潮的随波逐流者，几乎是在肤浅媚俗的方向上一路狂奔,成为语言中的“享乐主义者”，掩盖了当下时代朴素敏锐的诗歌追求。幸好，还有一些诗人对当今的时代进行客观的思考、审视、批判，努力把握诗歌创作的真谛，他们的写作更具有方向性的价值和意义。  

诗人吴少东就是这样的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不停地在日常生活中思考诗歌的表达方式，拒绝“轻歌曼舞、粉饰太平”，拒绝浑浑沌沌、穷奢极欲，试图让诗歌回归本真，向生而生，让诗歌不止永恒，而且还能拥有火的形体，自现实中提取，给人以温暖和敞亮。创作手法也是以诗意的纯净、素雅、真诚一泻直下。    

“夕光被人群挤散，我从闹市归来/河边的木椅空置着，红漆斑驳。/我坐一端，空出另一端/并不期待突然的出现者与我/同坐一起。我只想空着。/像我空着的这许多年（《首日的暮晚》）”。吴少东的这首诗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炫耀创作技巧，仅用朴素平实的语言就把一个中年人的人生感悟以禅意的方式表现出来。 每一个诗人都渴望观察他感兴趣和不感兴趣但必须关注的事情，思考他的经历、他的现实、他的感悟。有时他不得不离开目前的生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些好似毫不相干的事情。他真的会“只想空着。/像我空着的这许多年”，钻进时光隧道到过去葆有先辈和少年的孤高，或站在未来回答现在的提问。吴少东从他的生活出发，并最终从“空着的这许多年”，“起身走向家园”，回到他现实与理想重叠的生活，他有资格怀疑他所有的努力与意义。

当代诗歌如果不实际参与当代生活，诗人释放的激情很难保证不是野蛮的和晦涩的，哪怕是最唯美的诗句如果不表达复杂的生活感受和微妙的个人情感，那都是没有传承意义的流量诗歌。更何况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至今还是诗歌传统，诗歌历来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璀璨、最精粹的部分，而今也是如此，新时代的诗歌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性。

吴少东敏锐地观察到中国诗歌创作领域内的浮躁和误区，毅然抛弃早年“情致婉约，风骨挺拔”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跳出“抒情志、明教化、寄情思、逞才能...”高大上境地，避免“修辞越豪华越苍白”，远离消费至上、娱乐无底线的语境，全力触及生活的本真和物体的原像，保持诗歌创作的独立性，以平素的语气、简实的文字开始“返朴”，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以诗歌的方式努力发出自己理性、清醒、正直、真切的声音。  

“每一斧子下去，都有众多的黄叶震落。/ 每一斧子下去，都有/许多的光亮漏下。/ 最后一斧，杨树倾斜倒下/炙烈的阳光轰然砸在地上（《烈日》）”。文字是诗人的工具，《烈日》里的文字就像一把利斧，不知疲倦地劈开阻挡烈日的杨树，让炙热的阳光温暖万物众生。优秀的诗人不但懂得如何运用文字，还得创新文字；“炙热的阳光轰然砸在地上”,让阅读者感受到大片大块阳光雷霆万钧之气势，吴少东就是这样一直在抵制时髦的“句段转喻和纯粹能指”符号学诱惑，坚持用生活中的普通语词创制诗歌，“震落、漏下、砸在地上…” 这些看似简单的语词被诗人与要表达的思想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吴少东驾驭语言符号的天赋或能力让诗歌表达的意图既存在于创作者也存在于阅读者的自我解构中，当诗歌的主旨思想现身时，和阅读者的激情冲撞后会产生经久不息的力量。  

拉美著名诗人帕斯始终认为文字对诗歌始终具有相当的魔力，“文字创造诗人，但是反过来说，诗人也使文字诞生、或消失，乃至于自其体内再生的创造者。”帕斯相信诗是意念的源泉、空间的模式，他以为词组或句子才是语言最基本单位，而一个词组或句子也唯有和其他句子一起评估时，才显出其意义。“最后一斧，… 炙烈的阳光轰然砸在地上。” 吴少东就是用这些最简单的字、词或句子组成的表意文字，让人看到意念源泉的磅礴气势和回响空间的无限深邃。诗人写诗不仅要能“说出”内心的爱恋，“呈现”被观察客体的影像，还要能抓住瞬间产生的意象延伸，用文字记录这些稍纵即逝的似乎充满许多可能诠释的触须，等待读者各凭联想、感性和知识去推敲想象。

换一种方式说，诗人最好能用自己的诗带领读者飞翔。纵然大同小异的各类诗歌容易造成阅读拥挤和阅读事故，叙事技巧本身不应该对此负责，技巧高超的诗人如聂鲁达、艾略特会在他的作品里布置一些造梦空间，读者可以随时停下来转入另外的方向。最有才能的诗人会在诗里铺设一些跑道，读者一旦发动起来就可以起飞。 “药片很白，像枚棋子/ 掀开封闭的铝箔，提走它/ 在体内布下两难的局面/ 无所谓胜负手，提子开花 / 以打劫求得气数/ 每走一步，都填平陷阱（《服药记》）” 。当我们“服下”吴少东提供的一粒小小的药片，思维异常兴奋，来自生命深处的勇气让我们暂时抛弃个人的间歇性苦闷、生活的日常冲突、城市里不时闪过的噪音、暗中的不道德交易、以及我们这个急躁时代的一切不如意的现象，穿越到阿里阿德涅的迷宫里自我造梦。

一不小心走神了，竟然想到了张爱玲的《更衣记》末尾处描述的一个片段，“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栗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 这种自在的人生瞬间，每个人都能遇到的，只是并非都能抓住它。“小雨停下后，我来到河边/一只灰翅浮鸥收足展翼/从右岸飞到左岸/我立在一株高大的苦楝树下// ‘嘿~ 你身后开紫色花的树/ 好美啊，它叫什么呀？’/ 对岸一位女子冲我喊道/ 紫白色长裙在水波里荡漾// 我循声望见她身旁的杨槐/ 正垂满一串串香甜的花穗/ 我告诉了她花树的名字/ 我却不知道她的芳名 // （《喊花》）” 。“关于草莓，/一开口，满畦的红灯笼/便照亮了暮春// 德伯家的苔丝，有着草莓色的嘴唇/ ….我能想见微酸与鲜甜的交集/ 越过三万里山水的团聚，/ 这些都可以涵养在一颗红草莓中（《红草莓》）” 。吴少东的很多诗歌都有张爱玲笔下的那种神似。河岸、垂柳、浮鸥、窈窕淑女、草莓、德伯家的苔丝… 都是普通的生活场景、物像、文学隐喻，如果不从普罗大众的人性的角度思索诗歌的本质，如果不把思想渗透到诗歌的形象中，如果没有 “用意十分，下语三分”的功力，是永远也写不出张爱玲的那种小确幸的场景。无论是张爱玲还是吴少东，在他们真切的叙述中至少有一种启迪：人要是不能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审视自己，大概不能说是真正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人生宛似一个个悠忽而逝的灵感，你抓住了，也就享受了它。

“清明那一天/ 我用柔软的黑色覆盖她/ 青石回潮，暗现条纹，仿佛/母亲曲折的来路与指引。// 春风正擦拭着墓碑的上空，/ 我看到白云托起湖水/ 她与父亲的笑脸与昭示。/这慈祥的天象/ 宽慰了我（《描碑》）”。吴少东创作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生活质感、豁达的人生态度，而且还庄严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广阔而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巨大的亲情温暖。 吴少东诗歌的每一句每一境似乎都有感动人心的厚度和横空叠出的高度。 他无疑属于当今“诗人中的诗人”。    

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当道的年代，那种匆忙，那种令人不得喘息的分秒必争，那种不等成熟就要采摘一切果实的急躁，那种你追我赶的竞争，在人们脸上刻下了深沟，像有一种痼疾在体内作怪，使人们不能平静地呼吸。在这种景况下又有多少诗人会安下心来，偏于一偶，在一个小方书桌上释放激情抒写时代！

“环游了整篇星系，找不到比你更亮的星星。你逆光而来，才配的上这世间所有的好。” 这首民间小诗倒挺适合吴少东目前的创作精神和超然物外的人格状态。

文脉曲折，香火不眠。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特殊，很多都是不愿长大的，我们的思想和认知一直停留在青春期的末梢，喜欢高举非理性主义大旗，经常霸气外露地炫耀自己永远激情四溢永远情怀外露永远死不改悔永远拒绝油腻永远不愿老去…  吴少东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后青春期，带着对世界的精神的拷问进行思考，以温和、平静、抱有希望、相信阳光的创作态度，切入平凡的现实生活，尽可能的呈现人间和万物的晴朗、阳光、爱疼、希望、信念… 诗人的思绪强烈而不浅露，感情丰富而不芜杂，作品沉着蕴藉真挚自然。那些真实生命的温度和力量始终深藏在吴少东的诗歌里。

阅读吴少东的诗，每每感觉自己的血管在膨胀，思维的幻觉在狂欢，精神的具像在眩晕，仿佛灵魂逆光，重新回到了追风少年的时代。诗歌是吴少东最好的解密自然、社会、哲学疑云的精神金钥。他就是一个被诗歌选中的使者，拼命地从规范化的生活中走出，与众不同。他拥有坚执炽热的情怀，始终站在前面的那座山峰上，为后面的人视远。

我们依然庆幸生活在这个成熟的、妩媚的、体贴的、放荡不羁的、让人高潮迭起的伟大时代。优秀的诗人理当心中有方向，纵然孤独，漫漫长路，一步一步坚实地走下去，就是远方。  

有一个声音，纯净，思辨，妄图践行诗的方向和意义。

太阳在大路的前方升起，诗人吴少东行进在通向远方的大路上。远方是阳光，身后是影影绰绰的尘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