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與詩歌的雙重紓解

——吳少東詩歌中“病”與“藥”分析

吳少東的詩歌，幾乎都是從日常中來，且入口偏小，常常是從自己開始，繞了一圈，又回到自己身上去。這個與城市（合肥）同呼吸共命運的詩人很清楚：世界那麽大，要找到非我莫屬的土地，衹能回到詩歌裏；在詩歌的魔法棒下，日常性也會孕育出形而上，小也能變幻出豐富與遼闊。

不同於那些固守於傳統幻想、以忽視生活為代價進行凌空抒情的詩人，吳少東一開始就將目光牢牢地挂靠在當代生活上，結合個人經歷，探問熟悉的事物，所以他的詩始終擁有一層及物的底色。及物，使他的詩變得可靠，亦使我們在閱讀時心領神會：沒錯，這就是當下的生活，你我都在經歷着。如果說，及物衹是漢語新詩尤其是當代漢語新詩的第一道門檻，其主要作用在於辨別詩人們是否具有基本的現代性體認，那麽，不及物則對新詩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一名優秀的詩人吳少東當然沒有止步於及物，對於詩歌是什麽、應該完成什麽任務，他有着本能的敏感。2011年，他恢復了停筆18年的詩歌寫作，在寫下的第一首詩《立夏書》中，就展示出調遣及物與不及物的能力。這一能力在他2019年新出版的詩集《萬物的動靜》裏獲得了持續的伸張。我們看到，他既能深入日常的腠理，直觸日常的血管，又能從日常的及物裏一躍而起，追問那些“猶豫的瞬間”（《立夏書》），探索飄飛於語詞結構之外的靈魂問題。

吳少東對及物與不及物的平衡，讓我看到一位成熟詩人應該具備的視野和技巧。難得的是，他的追求並沒有到此停滯，他繼續用穩健的寫作，建構着日益明晰的詩學形象，也確立着自我內心的尺度。在這個過程中，他遇到了來自外界、自我與詩歌的三重阻礙，生活中隱秘的斷裂、懸空與轉折，此時都亮出了一簇接一簇的冰裂，迫使他回答並屈從。身處層層睏難的圍裹中，詩人也發出這樣的感嘆：“關於路徑問題，依然懸而未决。”（《奔跑》）儘管道阻且長，但他知道，衹有突圍纔是唯一的出路。所幸的是，他逐漸摸索出了一套突圍的策略，用適合自己的柔軟方式來化解睏難、破除阻礙。他的詩也由此表現出強烈的自我紓解特徵，詮釋了“紓解”這一古老的詩歌命題。

一、藥的緣起：現代性之疾

前文說過，吳少東與“凌空抒情”的詩人有着本質的不同。當後者還在愚蠢地維護不可能的“純詩” 之美時，吳少東早已在詩歌裏接納了當代社會的駁雜事物。藥，就是其中一種；對藥的接納，正面反映了詩人的紓解訴求。

吳少東詩裏處處散落着藥片。“我買藥歸來，/提着溫經散寒的幾味藥”（《所在》）、“這幾年，我吞食過許多藥片”（《懸空者Ⅱ》）、“每天吞下的白色藥片”（《附着物》）、“我依賴一劑白色的藥”“藥片很白，像枚棋子”（《服藥記》）……衆多的詩句告訴我們：（白色的）藥長期與詩人為伴，它們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其詩歌繞不開的日常性體驗。藥的出現是如此頻繁，以至於成為詩人張望世界時的一個喻體：“這場夕落朝逝的雪/……像一顆鎮痛的藥片”（《初雪》）、“雲影像一帖鎮痛的膏藥”（《登敬亭山念及李白與李持盈》）……在詩人眼中，不衹是自己，萬物都能與藥建立秘密的聯繫。

站在藥背後發號施令的，正是“疾病”這一可怕的魔鬼。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認為，“疾病常常被用作隱喻……現代的隱喻卻顯示出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刻的失調” 。吳少東在寫到藥與疾病時，首先是從自身出發，“傢國諸事如雜糅的草藥湯汁/依舊在體內左衝右突”（《苦夏三疊》），但也涉及到個體、自我與社會、外在的衝突及失調，他知道“我腹部的疤痕”（《夜晚的聲響》）不過是更大的疾病的冰山一角。這不，他註意到“我們”的疾病，即現代人整體的疾病：“後工業化已將痛感打入地基……我們發燙的肉身，需要/大面積的黑暗去吸附。/我們日益沉重的身體/亟待一片黑的海水托浮”（《我想見一個暗黑如海的夜晚》）；註意到他者之疾：“一隻飛鳥/墜落了，是因疾病還是被/擊中，一切都不那麽確定”（《惶恐》）；註意到城市之疾：“一座在建的高樓，腳手架拆除/大半，城市病人/正解去纏繞的綳帶”（《一座在建高樓的十三個喻體》）。在這場整體性的文明疾病中，有“以食物、私念和強力改變/天性的統治者”（《春風誤》），有“舊作派的苦難中挺過和沒挺過來的長輩們”（《夜晚的聲響》），有“陳年的針眼，和縫合時的疼痛與叫喊”（《夜晚的聲響》），所以，真正的受害人是人類自身。所有的疾病，都揭露了一個事實：原來個體之疾與社會之疾、文明之疾有着情同手足的同構性。桑塔格曾以癌癥為例，洞察到現代文明的巨大缺陷，“我們關於癌癥的看法，以及我們加諸癌癥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我們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鬱態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適當節制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也反映了我們對歷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嚮的並非無根無據的恐懼”。吳少東的詩歌，就是桑塔格的洞察在漢語新詩裏的詮釋，他凜冽地呈示這場巨大的現代性疾病，一邊感嘆“我們依舊逃不脫仁義禮智信。/我們依舊缺失這五味苦藥”（《與孔子書》）。

二、藥的治療：紓解

疾病的陰影催生了詩人對藥的需求。早在五四時期，魯迅就寫下名篇《藥》，想通過新文學開出一張治療國傢與國民性的單子。從那以後，“藥”就在現代文學裏占領了一席之地，寄托了人們改造社會的期許。當然，改造社會，要從個人做起。在吳少東詩裏，大的期許（對五四啓蒙精神的延續）被壓抑到了次要位置，首要訴求是讓藥治療自己。每天服用的降壓藥，治療的是身體之疾；還有更深意義上的藥，調節的是靈魂的不適乃至創痛，正如他所說，“有一劑葳蕤又鎮痛的草藥/就着秋浦的碧水喝下吧/祛你心尖的積雪”（《秋浦河畔念李白》）、“我想以你入藥，融於肉身/陪我周旋快逝的時光/製我的狂怒和萎靡/喚我躍出每日的坑井”（《服藥記》）。

藥的治療，集中體現在詩歌的自我紓解功能上。我們看到，吳少東的詩包含兩個主要的敘述者。一個敘述者是真實的“我”，是詩人的內心，面嚮的是詩人自己。這個“我”不斷與自己對話，展開自我探討、反思與辯證；面對現代性疾病帶來的傾覆與擠壓，他在歧途錯綜裏進行着艱難的自我紓解。其顯現過程也是艱難的——正如《所在》中說，“我的體內充滿悖論”，“我”的顯現總是伴隨着許多懷疑、求證、自我推倒與自我重建，以及自我勸慰。另一個敘述者是作為詩人身份的“我”，面嚮的是讀者，主要作用是與讀者對話。這個“我”的工作，是嚮讀者介紹前一個“我”的紓解成果。這個敘述者的顯現是另一種方式，他關註的重點是怎樣說出前一個敘述者的紓解成果，而不是說出什麽。所以他的語氣沒有前一個敘述者那樣緊張，而是相對地放鬆；在與讀者對話時，他就常常顯示出寬厚、豁達的一面。從敘述層次上比較，第一個敘述者從更深層次上體現了詩人的形象，因此他類似於隱含作者；第二個敘述者更表層一些，他是吳少東詩歌的敘述者。兩個敘述者在詩裏或交替或同時出現，豐富了詩歌的聲部，使之更立體，而他們所指嚮和服務的核心，都是自我紓解。

《二十樓的陽臺》就是一首典型的紓解之詩。“陽臺”，是一個獨特的空間：它屬於房屋的一部分，但又在房屋的密閉結構上有所延伸，有面嚮外部的一面。它或可對應於詩人自身——當詩人“在二十樓的陽臺上思考世界與/一些斷裂的句子”時，他密閉的內心也獲得了某種延伸的、襢露的空間；在這個半開放的空間裏，他找到了與自己對話的角度，從而進行自我紓解，並將紓解的結果有效地傳遞給他人。這首詩從頭頂的陽光寫起，陽光照射的位置“還離我遠”，它平斜的形狀“像一把刀”，“從我的身旁/透出，將高樓的影子推來”。註意，這裏有一個視綫轉移的過程：陽光從頭頂推來高樓的影子，壓在草坪、匡河、國道上，可見詩人的視綫是由上及下、由近及遠的。隨着視綫的移動，詩歌的全景視角形成了。這一全景視角大大地增強了詩歌空間的開放性。接下來，詩人寫到自己。“巨石浮於天空/我浮於懸空的領地”，這組對比要強調的是：巨石和“我”（重點是“我”）正處在懸空的危險中（懸空的睏境，在《懸空者》中亦有透露），“我們”都需要着陸的解救。誰來救？顯然衹能是自己。詩人說“我曾把自己關在賓館的房間裏/站在床上，反復練習暈眩——閉眼、直立/倒下，像一棵古木正被伐倒” ，在緊閉的賓館房間，詩人曾展開自救的練習，但並不奏效。而“在二十樓的陽臺上”，詩人才親眼目睹了“二十一世紀廢墟的高度”，得以用更大的視角來看待世界，以及世界中的“我”——“在這裏/我可以放過自己和自己的敵人，模糊/意識與意義”。最後，通過“放過”，詩人實現了自我紓解。

陽臺衹是一個半開放的空間，全面開放的自然空間，更是詩人進行自我紓解的主要場所。《首日的暮晚》中，他寫到夕光、暮雲、槐樹枝；《水陸的邊緣疾走》中，他說自己“衹愛盤桓山水，結識植物/獨自在水陸的邊緣疾走，看浪/看漸行漸遠的水流與次第淡去的遠山”……自然既是一種實存，也是一種視野。身處自然中，吳少東與廣大的事物對話，安靜地清理自己的內心，將疑惑與積鬱統統紓解。他發現“我能在堅硬的層面，應對/局面和設下的經緯”（《快雪時晴帖》）；縱使紅塵紛擾，他還能一直秉持內心的法度，“一個又一個我消失過/但跳出的，依舊是原來的我”（《天際綫》）、“想想這些年，我不改變立場/不以分裂自身換得局限的嬗變”（《觀感》）。發現了“中年的徒勞”，他說“我讓過我自己”（《嚮晚過杉林遇吹簫人》），從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值得慶幸的是，在“讓過”後，“竹的習性還在”。

無論是半開放還是開放，都是為了擁有恰到好處的閉合。在開放的自然空間中，詩人的所行始終秉持着閉合的一面：獨自行走，獨自思索，為自己保留下一片精神的淨土。保存淨土，自我說服、自我認證，從而為生活添加勇氣，不正是紓解的目的嗎？我樂於見到這樣一個吳少東：他洞察世事，卻並不埋怨那些消極的事物，他懂得與它們保持距離，甚至會憐憫、寬恕它們；雖然無法改變世界消極的一面，但他常常反省自身，提醒自己遵守內心的法度，這一切，正如他在《雪限》中所說，“榆樹枝橫斜，築細長的雪脊/給我與這世界劃一條界限”。我認為，一位好詩人是必須具備這種界限感的。詩人的世界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不管是小是大，它們都應該與一些“非詩”的事物保持必要的距離；通過詩歌固然可以換取詩歌之外的部分名利，但某些掌聲與鮮花恰恰是詩歌的敵人，它們帶給詩人的傷害是隱性的，更是致命的。

吳少東清楚這條界限，通過自我提醒與辨證，他完成了個體與詩歌的雙重紓解。對於個人來說，他獲得了生活的力量，“開始老去的肉身並沒讓我氣餒”（《拔牙記》）。對於詩歌來說，他展示了一名詩人如何在詩裏生活、該與詩保持怎樣的關係，而詩歌又是怎樣對詩人施加“卡塔西斯（Katharsis）” 的影響。這一切更加證明：面對現代性之疾，詩歌仍是一味有效的良藥。雖然這味藥拒絶媚俗，冷清而又小衆，其療效並不被多數人註意，但其意義也正成立於它能對小衆産生絶對的影響時。

三、藥的秘密：古典配方

在詩歌這味復方藥裏，真正對吳少東起作用的，是其中的古典成分。吳少東深諳“現代”的品質及其背後的密義，他也常常孤懸於現代性問題的謎面中，“蘋果是孤懸於/空中的一輪朝陽或滿月”（《蘋果》）、“懸空的廟宇如盛酒之樽/我尋找禪意的支點”（《一周》）。但孤懸也使他能在更高的位置俯視現代性之疾，從而造就一種面嚮古典的回溯姿勢。

細讀吳少東的詩，他在陳述現代性體驗的同時，又隱含着古典的視角；在進行自我紓解時，又抱持着古典的决心。和諧、整飭、人與自然的合一，是吳少東詩歌真正的立場。他寫詩，不是為了控訴和拆解，而是為了尋找個人的、社會的、現代的良藥。所以，他纔不去追求以破壞為表徵的現代美學，而是追求以價值確立為內在訴求的古典美學。就這樣，現代與古典在吳少東詩裏組合成奇異的CP：現代是他的大背景板，而舞臺上的影像與光源卻來自古典。面對現代性的傾軋，他最後總能給出古典式的解决方案。正如李白名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所云，吳少東也能在自我紓解中找到出口。在《寬懷》中，他已言明這樣的志嚮——“我仍願與這塵世重歸於初”。此外，“心設慈悲道場，寬恕宿敵/無動於衷的水域，也寬恕/庸常的詩句”（《以外》）、“我起身走嚮傢園”（《首日的暮晚》）等詩句，也是他古典式紓解的成果。我們看到，在不稱意時，這位詩人樂於出世，也懂得該怎樣出世；他既能寄情山水，又擅長自我說服。毫無疑問，正是“出世”大大地強化了吳少東古典的一面，使詩人及其詩歌的形象更加豐備而富有層次。

在現代與古典之間，吳少東施展着他詩歌的太極拳，用古典式的寬恕與慈悲，給現代癥結指出了一條有光的通道；而其現代經驗的厚積，又為古典傳承提供了釋放光芒的居所。周瑟瑟在評價吳少東時認為，“他目前的詩歌狀態是打進傳統，又打出來，他的作品是在傳統精神與現代性並置中完成，很難分清傳統精神與現代性在其中各占據了多少，二者達同統一，相互融合，形成一種吳少東的‘詩歌氣質’” 。從這種獨特的“詩歌氣質”中，我看到了一個現代書生的形象：他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日常生活與現代性密切相融，同時他身上又復合着儒道的特徵；對於現代性癥結，他藉助古典的藥方，試驗一套個人化的解决機製。在這裏，我可以提出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新詩與古典的關係是什麽？這一問題，也是吳少東拋給我們的“蘋果”。

在分析吳少東的詩歌時，我不止一次想到：當下新詩中不乏批判的聲音、吶喊的聲音、站隊的聲音；與這些高亢的聲音相比，低聲部的紓解之聲似乎被擠到了邊緣。紓解的邊緣化，為新詩亮起了危險的信號燈：在看似熱鬧的新詩現場裏，有多少詩人不懂得紓解，失去了與內心對話的機會；有多少詩人又經歷了紓解的失敗，走嚮了主體的虛無，導致詩歌在力量上的挫敗。不論是不懂紓解還是紓解而不得，都透露出同一種危險：在新詩中，詩與人的關係正在經歷巨大的考驗；很多詩歌在潮流上是喧囂的，在技法上是喧囂的，卻不得不面對內心音響的沉默。而紓解，作為詩歌最古老的命題之一，曾出現在《離騷》裏，出現在“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阮籍《詠懷》）裏，出現在《歸去來兮辭》裏，出現在一代又一代的詠懷詩裏……直至今日，它仍在提醒我們關註一個基本問題：詩與人應該建立怎樣的關係，人們通過詩歌要獲得的是什麽？現代性之疾的催逼讓這一問題尤顯嚴峻。最終，紓解要着陸到詩人與自己的關係上；衹有在面對真實的自我時，許多難題才能迎刃而解。我有理由相信，當吳少東在詩歌裏進行自我紓解時，一定是誠實地面對他自己的。而這種誠實，是一名優秀詩人應有的品質，也保證了其詩歌的可靠，體現了其詩學的眼光。

楊碧薇，詩人、作傢、北京大學博士後，中國作傢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傢協會會員。著有詩集《詩搖滾》《坐在對面的愛情》，散文集《華服》，學術批評集《碧漪與南紅》等。曾獲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詩奬、鬍適青年詩集奬、十月詩歌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