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系列：人活一口气（五篇）

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是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

从小我接受到的教育是，劳动创造了人。人是由猿猴演变过来的。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动物是由原始的单细胞微生物演变为多细胞微生物，再渐渐演变为低等生物、有壳生物、鱼类、两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灵长类等等动物，这中间经历了亿万年。正是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有一种猿经过劳动及自然气候变化，从智猿变为了类人猿，再从猿人变成了现代人。但现实的困境是，为什么现在依然有再也变不成人的猿？难道猿的演变从那一次之后就永远停止了吗？进化论的解释是因为环境气候的变化而使猿产生了基因突变，才造成了现在的人。然而考古学家却至今没有找到这种由猿演变到人的确凿证据，只是靠一些动物化石在推测。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环节，所以才无法找到。

《进化论》认为，生物的基因基本上很固定，但偶然间会产生突变，会产生与上一代略异的个体，并且此种特性又可以传给下一代，因此代代相传，差异性就会愈来愈大，越来越明显，因此基因突变说便是猿变成人的证据。然而，我们所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动物之间，因为基因突变而造成的生物绝大多数都是不正常的、有缺陷的，甚至是有害的。并不如原有的生命那么完美和充满活力。比如马与驴的近亲交配导致基因突变，并没有生出比马或驴更优秀的生物，而只是出现了一种不具有繁殖能力的平庸的骡子。人工培育出来的多利羊，其寿命并不比普通的山羊寿命更长。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我们又发现，凡是经过人工培育的生物，在生命力和品质上普遍都不如自然生长的好，诸如人工养殖的家畜、人工养殖的珍珠、人工培育的药材等等，都比自然生长出来的成色差了很多。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人凭什么经过基因突变后就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优秀呢？

当然我们应该尊重科学。但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之上的，而人类的认知能力终究是有限的，科学的不断发展代表着人类智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却还不足以解释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但人类是如此的忘乎所以，自信满满，以为凭着科学就能改天换地、创造世界、无所不能，这算不算一种狂妄呢？科学无法证明的东西难道都不存在吗？其实唯物主义的局限就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而大自然中又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奥秘。宇宙之浩渺，人类之弱小，是显而易见的。以有限去证明无限，难免漏洞百出、捉襟见肘。这就是我对进化论始终不敢苟同的一个基点。有人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玄学中有太多人类无法解释的无奈。诸如外星生命、天人感应、占卜谶语、托梦附体等等现象，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虽然真真假假，鱼龙混杂，若一概归之为巫祝迷信之类，似乎也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如果把科学所不能证明或暂时无力证明的现象，都归于荒诞不经，这未免是人类的一种武断。

子不语怪力神乱，那是因为孔子感觉到了这世界上有许多自己无法解说的事情，感受到了人类智慧的有限。作为人间圣人，此亦不失为一种扬长避短的明智。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更是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种无奈。我们无法否定我们感知不到的东西，正如我们无法相信亿万年前的猿就是人类的前身一样。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见证过，科学也从没有给出过有力的证明。

万类霜天竞自由。各类原本就是各自的存在才对。

因此我始终无法否定灵魂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这灵魂乃是一种超物质的存在，无色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古人常谓之为气。《圣经》上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原是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土来造的，当四肢、五官、大脑俱全之后，其实还不能成为人，还需要上帝向这躯壳上吹一口灵气儿，注入一股活力，人才能变成活生生的人。而在我国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中，也曾有女娲娘娘抟土造人的故事，女娲娘娘在造好人体后，还需要再吹上一口仙气儿，人才开始成为活生生的人。

这些传说和记载，集中了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和探索，我并不认为都是空穴来风。

老子说：“由宇宙本始观之，万物皆气化而成，气化而灭也。人之生也，气之聚也；人之死也，气之散也。人生于天地间，如白駒过隙，忽然而已矣。万物之生，蓬蓬勃勃，未有不由无而至于有者；众类繁衍，变化万千，未始不由有而归于无者也。物之生，由无化而为有也；物之死，由有又化而为无也。有，气聚而可见；无，气散而不可见，有也是气，无也是气，有无皆是气，故生死一气也。”

庄子也曾说过：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孟子·公孙丑上》中还有孟子对于气的论述：公孙丑曰：“敢问夫子之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孟子说：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说，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孟子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公孙丑问：“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宋代理学家张载说得更为明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南宋理学家朱熹为了突出他的天理之说，则把理凌架于气之上。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文天祥的《正气歌》中亦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中，则摒弃了朱熹的天理之说，把人的天性重归于气。他认为气分先天与后天两种，先天的气纯良至善，后天的气则是恶的来源，即人的私欲。王阳明说：“是非之心，不滤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也”（《大学问》），“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答陆原静书》）。王阳明并由此生发出自己的四句心学格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由此可见，虽然古人的说法各异，但都认为这股气是存在的。那么，古人说的这股气在哪里呢？我认为其不在人的脑袋里，而在人的心中。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灵之所在。

现代科学证明，脑袋是人体的中枢机构，负责管理和协调人类各个器官肢体的行为和情感的表达。因此脑死亡才是人类真正的死亡。但我要说的是，这只能证明那个属于物质的肉体的死亡，却无法证明灵魂的死亡。人的脑袋正如一台电脑中的中央处理器CPU，只负责各器官的正常运转，但却无法左右灵魂的审视和判断。因为灵魂是超越肉体的一种存在。实际上自古以来，都有着关于灵魂不灭的种种传说。灵魂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而人类只有在摆脱时空的束缚时才会发现，肉体的生命只不过是灵魂存在附着体。

灵魂的存在，是人的一种独特属性，或者说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比如说对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对正义良知的追求能力，对是非对错的分辨能力，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情，景仰之意，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谁去特别教导，带着先天的性质，在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这种灵性的存在，在古往今来的经史子集中曾被各种命名，诸如天性、天理、天道、大道、性灵、灵台、菩提、心田等等。虽然说法不一，各有所持，但无一例外地都直指人的灵魂。气之所在也，灵之所属。承认灵魂，尊重灵魂，并依照灵魂的指引的方向去生活这就是这世间的正道。道之大者，复归于婴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明心见性，即见我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等等，这都是在告诫人们不可失去灵魂的本真，不可迷失自我。而失去灵魂的约束，不知敬畏，肆意胡为，便是诛心，便会堕入欲望的深渊，伤天害理，则往往为人类所不齿，更为人类所深恶痛绝。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不要脸啦！我不要做人啦！这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那就是在宣布自己要抛弃掉自己的灵魂，彻底向世俗的荣宠和欲望投降，从而无所顾忌，为非作歹，丧尽天良，自甘堕落成为物质享乐的奴隶，成为非人。然而人类果真可以没有灵魂吗？如果没有灵魂，人其实与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行尸走肉一般，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西方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这样说过，现实生活总是不断地摧残着我们的灵魂，试图遮敝她的存在，但艺术却在固执地提醒我们，灵魂是存在的。文学艺术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帮助人类在这个特别容易迷失自我的世界里寻找那个最初的属于你的灵魂，让你回归到原本的初心中来。

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欲望的存在，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宋明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只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欲望如果不加以灵魂的约束，便足以祸害社会、毁灭人类。大到亡国，小至丧身。其实人类的所有欲望，都源自于肉体，与灵魂无关。比如说现世流行的对特权的祟拜、对金钱的渴望、对物质的占有，都不过是为了肉体上的满足，其实并不能带来灵魂的愉悦。人们对特权的羡慕往往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利益作为参照物的，但人的内心骨子里是痛恨特权、痛恨不平等的。一旦加诸于自身，便会变得特别强烈。事实上凡是权力带来的尊宠和爱戴，总不能让人心安理得、甘之如怡，甚至还会时常让人感到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愉悦与满足甚至还不如搀扶一位年迈的人过马路更让人感觉坦荡舒服，那是一种单纯的发自内心的灵魂的欢乐。同样道理，金钱和物质带给人们的快乐和满足也是以现实利益作为参考的，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虚荣和攀比心。实际上那些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的人，往往并不感到幸福和充实，甚至还会时常感到一种更大的空虚和无望，穷得只剩下钱了，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再多的金钱也不能填满贫瘠的灵魂，声色犬马之后往往是更大的失落。这也就是为什么再多的酒肉朋友也比不上一个患难之交的真正原因。人只有剥离了所有世俗的浮华和虚荣回归人类本身之后，才会收获到真正属于人类的爱情和友情。

关于死亡，还有一种古老的传说，当你的肉体在死亡的那一刻，冥冥之中，那原先暂存于你肉体中的灵魂就会悄然升腾，如烟似雾，脱离肉身而远去，然后在无边的宇宙中经过漂洗和风干，类似于电脑的格式化处理还原之后，再由上帝（这里也可指一切人类未知的神秘存在）吹向一个新的肉体之中，重新开始一场新的生命之旅。人类便是因此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这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先说过的，人之生，气之聚也，气聚而生，气散而灭。生则生气勃勃、气象万千，死则气息奄奄、气数已尽。

人活一口气。

我想，人的高贵，其实也正是源于这股气的存在，也就是灵魂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向善求真的愿望，则不管前方的道路如何曲折艰难，荆棘丛生，只要有这三寸气在，我相信人类最终还是会找到一种更合乎理想的生存方式，而终不会堕入某些野心家或利益集团私欲泛滥所制造的人间地狱中而无法自拨。

正是因为有了灵魂的存在，才使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才使我们永远不可能沉沦在物质的世界里止步不前，而只有那些执着地维护灵魂的纯净和高贵的生命，才有资格实现不朽，从而成为推动人类前行的力量，在生生不息的一轮又一轮的生死轮回中，绽放出超越所有物质生命的永恒光芒，引领着人类向着更高的文明和进步迈进。

这也正是人类的希望和信心之所在。

         宗教与人生  

圣诞节将至，忽然想起一些与宗教有关的话题。

这世上的宗教，似乎都在试图解释人生的真相。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诸如贪婪、自私、狂妄、凌弱、虚荣、欺诈等等，与生俱来，先天就具有，想完全消除也不可能。但人却是可以通过后天的不断忏悔来进行自我完善的，因此他提出十诫，并不准人们借他的名义妄自尊大、愚弄弱小。耶稣说，阳光照好人，也照恶人。佛教则认为人性本善，众生平等，人人都有善根儿的，明心见性，即见我佛。重要的是不能执著于世相，为肉欲所困。若见诸相非相，便见如来。这里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朴素的人人平等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宗教才会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的信仰。尽管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些阶段，宗教曾经为某些统治者所利用，进行大肆的牵强曲解、穿凿附会，以达到其束缚人们思想，巩固其权力的目的。但原始教义本身的普世价值，却始终为善良的人们所接受。

基督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从根本下否定了人类社会中也会产生神的想法。佛说众生平等，实际上也是指世上一切生命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所谓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就是说人类并不比别的生物特别伟大、英明和不同。而人类社会中那种一厢情愿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就是欺世灭佛。圣经十诫中的第二诫对人类这样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在第三诫中他又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就是在告诫人们，不要以神的名义标榜自己，也不要把自己当成神。诸如什么圣世英主、伟大领袖、一代明君，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等等，这都不过是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手段而已。

因此佛经上也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里实际上说得很明白，就是指那些世俗的种种做法，造神运动，其本身已经离求佛的境界很远了，只要我们消除尘世妄念，从内心深处承认众生平等，自可以明心见佛。如果连这一点都参不透的话，天天以大德高僧自居，以圣明天子自封，封官许愿，哗众取宠，满嘴都是世俗的功利和贪婪，以此来修佛，则无异于南辕北辙，又怎么可以进入佛的境界呢。

人类为了生存，各安其业，各自操持自己的营生，只不过是生存的方式不同而已，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权力大的人天生就比权力小的人聪明吗？挣钱多的人就一定比挣钱少的人高贵吗？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偏偏有这样一些人，惑于世相，急于功利，在他们眼里，这世上的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大人物就是高贵，小人物就是卑贱。某某领导出门坐飞机，某某领导天天有专人侍候，你怎么不行呢？对于这种人，老百姓常常会说他们是狗眼看人低。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正常人应有的判断，而是一种世侩哲学。常言道，人敬有钱的，狗咬抉篮的。可见这种人与狗是十分相似的。这种缺乏人格、独立认知的行径，本身就把自己排除在了人类之外。更有甚者，有些人把降低和出卖自己的人格当作一种投机，他们非常清楚那些人是可以得罪的，哪些人是万万不可以得罪的。那些人骂了也就骂了，没什么事儿；哪些人千万不敢骂，非但不敢骂，而且还要像狗一样时不时伸出长长的舌头来向主人邀宠献媚，以获取主人的一块啃剩下来的骨头。凡此种种，其行为哲学与宠物狗确实很相似，称其为人实在是对大多数人的侮辱。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浸淫久了，就像古人所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他们就会在权贵面前是一种面孔，在百姓面前是另一种面孔。在顶头上司面前像一条狗、摇头摆尾；在下级职员面前像一只狼、呲牙咧嘴。用得着人时满脸讨好，奉茶敬酒；用不着人时冷漠高傲，一脸的不耐烦。凡此种种，都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种种表象。也是宗教所摒弃的。

现代人类文明的共识是，权力属于大众，属于集体，而不属于个人。人民把国家国权力赋予某个团体或个人，并不表明他们天然就应该拥有这种权力，而只是代表人民在行使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权力与责任是相连的。当有一天他们不再拥有权力之后，就仍然是同我们一样的普通老百姓。只不过是社会角色的转换而已。其实，细细想来，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每天不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我吧，在妻子面前是丈夫，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单位里是小混混，在菜市场里是个爱讨价还价、斤斤计较、闲磨嘴皮子的穷酸顾客……不过如此。我扮演的任何角色，都不比别人高明。而那些所谓的伟人、神明、高官、圣人，其实也并不都是天生高贵、超人一等，不过是一种社会角色罢了。历史已经证明，某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人，妄自尊大，以神圣自封，其实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用愚蠢和卑劣来形容。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人类社会的痛苦和灾难有很多都是由于他们的刚腹自用和一意孤行而造成的。封建专制和法西斯独裁统治，都曾把人类社会推入过深渊和浩劫。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然而，人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实现这些核心价值观，各国家和地区却存在着明显不同。或许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平等过，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停止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脚步呢？答案从来都是否定的。古老的宗教和现代的文明，都使人们越来越相信自由平等的价值，任何一个挣脱了枷锁的奴隶，都不会再心甘情愿地把枷锁重新套在自己身上。无论是以什么高尚和神圣的名义。

      作家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京剧行当中有个架子花脸，那架子端得才叫足呢，一出场两个肩膀子就向上拱着，从不肯轻易放下来，头高高抬起，常用鼻孔看人，七个不服八个不愤儿的样子，好像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这就叫架子。要不咋叫架子花脸呢。

其实人生就是一出戏，现实生活中有些架子是有形的，你比如说当官者的颐指气使和居高临下，再比如说发财者的“人一阔，脸就变”，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而有些架子却是无形的，比如说写文章的人，或许平时活得窝哩巴囊灰头土脸的，实在也没有什么架子可端，但是一开始写文章，那架子便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且无形中就端了起来，摆出一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百姓立言，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来，当真地就以为他那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自觉不自觉地庄重了许多，也高尚了许多，把自己置身于人间道德的高地上，仿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真理在握，成竹在胸，好像不狠狠地教育你一下子这世道就会堕落得不成个样子似的。当然还有一种写作是纯粹表演性质的，跟唱戏一样，涂脂抹粉，装神弄鬼，不清新装清新，不老成装老成，不高贵装高贵，不小资装小资。好像不这样就不能显示出自己的品位和与众不同，装逼能装成了一种习惯而且浑然不觉。

我其实是最烦看这类文章的，从头到尾没有真实的自己，扭扭捏捏，假门假式的，还还还一脑门子的官司，就跟自己多聪慧似的。你说你装什么呀装？会写几个字你就神圣了吗？谁聘请你当道德审判官了还是咋的？还动不动就拿文以载道、引导大众、代圣人立言来说事儿，凭什么呀？你以为你是圣人呢？平常活得憋里巴屈的一个人，好不容易写篇文章还不得可劲儿发泄发泄，流露出点儿真性情出来，非要在文章中装腔作势拿腔捏调糟践文字，把自己打扮成高大全的圣人模样儿，指点指点这个，教诲教诲那个，还真把自个儿当救世主了？这世界没你就不行了是吧？有些人装清新、装高雅、装伟大、装深刻已经装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装得连他自己都迷失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陶醉其中洋洋自得，天天为能得到几个赏钱而窃喜不已。

呜呼！你就装吧，就算你把自己装成了庄子，那我还是老子呢？作家嘛，就得有点儿浑不吝的性子，别把自己弄得跟个好人似的。咋着，老子就是老子，脑袋是自个儿的，你别跟我扯那些个哩咯儿隆，写出自己的感受，我手写我心，这才是一个作家的正常心态。因此一切的文章中，我还是喜欢读那些性情文字或者说血性文字，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本色天然，真诚坦白，放浪不羁，从不藏着掖着，流自己的血，哭自己的泪，让别人说去吧。作家就是干这个的，这一点儿也不丢人。

就现如今的各类报刊媒体的状况而言，假话充斥，献媚成风，你投稿就意味着一种奉迎和趋附，天长日久，你就会自觉和不自觉地放弃写作的本真，从而异化成一种写作工匠，而不得不去按买家的要求来做这件活儿。文学这东西本来应该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一旦被现实功利所操纵，必然就会做出假来，你想掩盖都盖不住。好的文字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率真，掺不得假，兑不了水的。有些报刊媒体甚至公开宣称拒绝过度自我和个性的文字——没个性的文字那还叫文学吗？人云亦云，随声附合，人家说什么你说什么，人家还看你的作品干什么？其实这就是把文学引入宣传的沟渠里去，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削弱了文学的魅力，进而堕落为一种权力的传声筒，与真正独立自由的文学创作是背道而驰的。而对于一个纯粹的文学作者来说，失去自我和个性，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那就是走入了死胡同，你还写什么写呀，除了在文字里装神弄鬼卖弄风情你还能有什么出息？亏你还有脸顶着个作家的头衔洋洋得意，还要不要脸了？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写作者，你还能如何指望他的文章有什么品格吗？

好的文章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穷讲究。你是啥样就是啥样，只管写来就是了。不敢面对自己，解剖自己，如何感动世人？剥开自己的内心，露出自己的天性，去勇敢地面对这世界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写出了自己就是写出了整个世界。任何虚伪和掩饰，都只能使你的文字黯然失色。当然还需要有一种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假大空和高大全，不是用文字把自己打扮得得四面净光、八面圆润、通身如玉跟佛祖显灵、圣人转世似的，而是把俗世的情感和欲望发挥到极致，还原为一个真实的自我，从而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普遍意义。通俗地说那就是，你要从“流氓啥样儿你啥样儿”进一步发展到“流氓以你为榜样”。作家怎么啦？作家很高尚吗？作家就不流氓啦？当然不是，不流氓你还当什么作家呀？而且只是流氓还远远不够，流氓啥样你啥样儿，那你就还只是个流氓村夫，而不是作家。流氓以你为榜样那才叫作家呢。看过《金瓶梅》没有？看过《红楼梦》没有？看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没有？哪个流氓能写出来这样的作品？这就叫作，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其实作家都是流氓变的，别不好意思。

写到这里想必大伙儿应该都明白了，我说的作家不是什么好人，其实就是说作家不能太把自己当成个正经人，尤其是不能把自己当个好人，更不能动不动就居高临下充当什么道德完人，指点指点这个，教育教育那个，你算干什么的呢？作家是什么？就是这俗世的沦陷者、感受者和记录者，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儿，该不正经的时候一点儿正经没有，该坏的时候你还必须要坏。千万别把作家弄得四面净八面光神乎其神的，那是庙里的泥胎，广场上的神像，那不是人，那是神。而作家是什么，就是这世间的混混儿，花街柳巷，醉生梦死，长歌当哭，神经病似的，打根儿里说，作家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写出自己的文字

       常言道，文如其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写出来的文字，多少会与这个人的性格修养、人生经历甚至趣味爱好有些关系。这当然是指那些相对来说文字水平比较高的人来说的，至于那些写出来的文字四平八稳、照本宣科、呆头呆脑，谁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文字，自然不在此论之中。因此，我曾经在一次讲课中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作品是一种私人化的文字，也叫个性化的文字。那种谁都可以写，谁写出来的都一样的文字，是公众文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公文。

    公众性的文字，大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格式和规则，怎样开头，如何结尾，都是程式化的，很容易操作，只要我们按照这种格式和规则来写，是很容易上手的。比如写新闻报道，只要具备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认得两三千个常用汉字，基本上都能够写得很好。生活中我就曾经遇到过好多种这样的人，有的的小学都没毕业，却是报社的骨干通讯员，有的初中文化，照样是单位里写材料的笔杆子，深得领导器重，混得都还不错。如果想当官，这倒不失为一条捷径。

    而私人化的文字，五花八门，信笔写来，是最没有规矩的文字。正因为没有规律和程式可循，就不容易掌握，有时学也学不像。因此，最没有规矩的文字也是最难掌握的文字，每个人写出来的都不一样，或者说简直太不一样了。过去中国文坛上有个“山药蛋派”，还有个“荷花淀派”，分别是赵树理和孙犁创造的，曾经红极一时，手下有一大批拥趸，这个也学，那个也学，结果都学不像，更别说超越。因此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字风格，这文字只属于他自己，他那样一写，别人这样一读，就觉得是他的味，无比亲切和熟悉。别人照着学，那气质就差太远了。如果说你决心要写得像李白那样好，或者你决心要写得像鲁迅那样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什么意思的。既使你果真写得像李白一样好了，那也不过是李白的一个模仿者，不可能超过李白，至多不过是二流的文字水平罢了。

    因此文学是一种个性的创造，不是人云亦云地随大溜儿、喊口号。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文学的价值也在于创造。你总要写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文字，那才真正属于你，才配得上作家的称号。焦裕录先生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位作家，一辈子只会写些别人的教导，靠别人的脑袋来思考，揣摩上意、应合时尚、追逐潮流，顺风扯旗，虽然也可能获得一时的侥幸成功，适销对路，大行其道，赚他个钵满盂盈，终究也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而已，照猫画虎的文字，有谁会记得呢？

    其实好的文字，与一个人的个性、品格以及道德操守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赚钱的问题，这是最能考验一个人品格的事情，也是最能考验一个人文字的东西。古人曾经说过，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实在是伤时感世的切肤之痛。这种话如何来认识，却大有讲究。我想除了其中的辛酸和调侃成分之外，也说出了一部分社会现实。那就是真正有品格有操守的文字，有时是需要作家的勇气和担当的。我总认为，如果著书只为稻梁谋，那倒不如去干点别的，或许来钱更快一点呢。我也曾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让我用写字来赚钱，那我宁愿去到工地上扛大包、打小工来补贴家用，干嘛要糟蹋自己的文字呢？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我有多么纯粹和高尚，或许是我还没有混到那种脱了裤衩子去换口粮的地步吧。这种对文字的执著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或许很可笑，很有些迂腐。其实我并不反对用文字来赚取稿费，只要是真诚的劳动所得，只要真正获得读者喜爱，本来也无可厚非。只是这里存在着一个动机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吧，我的一位朋友靠写作来维持生计，多年来在各种报刊也发表了不少的东西，像什么故事呀、散文呀、通俗小说呀等等都写过，那技术可以说是相当的娴熟。但细看下来，我总感觉文字里缺少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思考是似曾相识的思考，语言是社会流行的语言，道理是别讲过的道理，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和严肃思考太少了。当然，在当下的环境中，这样的大路货随行就市，也没有什么风险，确实能够不断地发表出来，但往往是发表了也就发表了，从刊出之日起就归入死亡，再无意义，引不起读者太多的珍视和关注。这样的文字，就算是发表再多，价值又何在呢？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这位朋友也曾多次劝过我，让我参照以前发表过的小说、散文，照着这种套路只管一路写下去，投其所好，先在文坛上混个脸熟打出名气再说。当然这也是为我好，让我莫名感动。名气这玩艺儿虽然看似虚无，有时也确实能为我们捞取到一些现实的利益。但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我的文字只是为了应合当下的市场需求，没有新的思路、新的思考，没有创新、没有风格，这样的文字发表再多又有何用呢？难道只是为了露脸儿为了赚钱吗？这样的作家与一个普通商人又有多少区别？让我像复印机那样去复制自己以前的作品，我觉得毫无意义，提不起一点儿兴趣，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样的写作与一台复印机有什么区别呢？既使是自己的作品四面开花、捷报频传，上了什么什么大刊，那也不过是一台多功能的复印机的功劳，与我何干？难道这就是我们喜欢文学的本意吗？

    真正有价值的文字，应该是作家的性情流露、伤痛所思，应该是启迪心智，见诸于世道人心的，这样的文字只能出自你手，别人无法代替。鲁迅先生说过，大意是，一切文字中我最喜欢的是血和泪写成的文字。而一个人生命中的血和泪，总是有限的，大多不可复制。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些善于表演的人假哭干嚎也能勉强挤出几滴眼泪来，但那眼泪的成色还是有区别的。这便又说到了文如其人的问题，其实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真正的血泪之作还是假哭干嚎的虚张声势，大多数人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正如欧阳修所说“文章象赤金美玉，市上本有定价，不是凭谁的一句话就能论定价格的贵贱”。所以说人心不容掺假。一个人的学识程度有多高、思考深度有多深、情感投入有多少，都能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来，比如说刘邦的《大凤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都是很平平常常的话，却颇有雄浑之气，并不是人人都能吟得出来的。而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你让刘邦来做，恐怕他一辈子都吟不出来，心境、学养、性格、经历都不同，吟出来必定显得虚假。这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血脉相连，骨子里的东西靠伪装是装不出来的。

    文学的存在，彰显着个性与智慧。人不可能彻底堕落为一种物化的工具，他除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总还是有一些精神追求。在欧州旅行的时候，我曾经感叹过路经的每一座村庄，似乎都有教堂的塔顶高耸，那代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高度。这世上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在追求心灵的自由，以抵抗世俗的羁绊。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整天沉溺于物质的欲望之中，心为形役，身为欲动，沽名钓誉，文过饰非，并以此来沾沾自喜，那就与市场上的投机商人实在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其实也就失去了写作的本来意义。

    写出自己的文字，这应该是对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要求。

                 2009-03-11

    中国当代作家缺少些什么？

当下中国是一个作家泛滥的时代，也是一个作家极其贫乏的时代。说起其泛滥是指，随随便便的一个什么人，只要会写点大致还算通顺的文字，然后再弄些钱出几本书，加入到某一级的作协，就可以毫无愧色地以作家自居了。说其贫乏是指，当下中国的所谓作家，往往只是一些写通讯报道的、搞文艺宣传的，或者是配合政策的宣讲员或记录员，根本称不上真正的作家。至多不过是些凑个场子跟着起哄的角色，是官方证明文艺繁荣的一个统计数字。

无论中外，作家必须是一些勤于思考、敏于认识和特立独行的人，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接受奴役或者赏赐。因此他们活在由金钱和权力主宰的社会中，总难免四处碰壁、跌跌撞撞，陷入现实的困境中无法回避和无力自拔，活得并不风光也不愉快。屈原是这样，陶渊明是这样，杜甫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列夫·托尔斯泰是这样，帕斯捷尔纳克是这样，索尔任尼琴也是这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生都生活在孤独和忧郁之中，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并没有多少改变他的这种状况，最后选择了自杀。法国作家萨特则以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来表明自己的独立品格。还有我所喜爱的日本作家太宰治，一生落落寡和，三十九岁就投水自尽了。但他们的生命却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永生。一个人活得不纯粹，倒不如不当作家。

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也是这样。近日看他的传记了解到，帕慕克以直率闻名，在士耳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甚至连家人也不能理解他。他曾经因为在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种族屠杀”问题上指责过士耳其政府，引起舆论大哗，还曾经为此惹上过官司。为了坚守作家的独立品格，他还曾拒绝过土耳其授予他的一项文学大奖，公然宣称自己如果接受这项大奖将对不起土耳其人民。另据报道说，帕慕克的获奖还曾在士耳其国内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中国人在封建皇权和孔孟之道的双重奴役下，经历了两千多年。在这个漫长时期，人格的觉醒，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都被严厉打压，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奴性和麻木。这种状况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爆发，才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也不过是三十多年后，这种个性张扬品格独立的作风，随着反右与文化革命的发生，再次遭到无情摧残，五四以后锻造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担当几乎荡然无存。当代作家精神世界的萎缩与人格上的堕落自五四以来一直是逞逐步下滑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中国当代的作家还不能有超越鲁迅、巴金、老舍等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的根本原因。当然，这里边既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中国当下的作家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指导和限制下的写作生活，并沾沾自喜，深深陶醉在这种浮华之中，活得实在是轻松多了，舒服多了，也卑鄙多了。

记得好多年以前，曾经看到过一位南京的青年评论家写过一篇随感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至今不能忘记。其中谈到：“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作者进而总结道：“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

由此来观照一下我们当代的中国作家，你就会发现，与世界上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家们相比，不管是王蒙也罢，陈忠实也罢，还是铁凝、刘震云、格非、苏童等等那一代人，在精神领域的开阔性上和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广度上，都远远不能及。中国的当代作家，审时度势，目光促狭，过于关注当下的生存形态，而对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缺乏一种总体的宏观的把握能力，只满足于小圈子里的几声喝彩。更因为心态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表现在作品上往往是狭隘、局促、平庸或就事论事，很难有大的境界和大的格局。

我们就拿《白鹿原》来说吧，这已经是当下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了。作者在创作伊始是怀有史诗般的抱负的，但细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思想仍是受禁锢的，并没有完全摆脱当下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这就使得这部作品在人物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上谨小慎微，规行矩步，陈旧而平庸，主要人物脱不出传统价值观的束缚，而有限的一些批判和反思，却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在作品中我们除了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一些模仿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之外，实在感受不到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启发，更没有马尔克斯那种在处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的那种宏大的气魄和游刃有余的气度；而王蒙的长篇小说《季节》系列，我只是零星看过一些篇章，基本上还是在走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老路子，意识形态的陈旧限制了作者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小说仅停留在了怀旧和伤感的层次上。因此除了叙事语言的上更加娴熟或者说油滑之外，对于当下生活中的人们，并没有带来多少触动和反思；余华、格非和苏童这一代作家，得天时地利，在创作初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影响，形式上的新颖和思想上的超越无疑是他们赖以立足当时文坛的一个重要法宝，也为他们赢得了一定的声誉。然而，这种单纯形式上的借鉴和思维方式上的模仿带给他们的那道耀眼的光环渐渐消褪之后，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了某种苍白和困窘，思想上找不到新的突破口，艺术上又丧失了先前的锐气，因此只能靠一些花拳绣腿撑撑场面，难现昨日辉煌。这从他们的近作中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

那么，除了他们，中国的文坛上还剩下些什么样的作家呢？靠韩寒、张锐然的昙花一现吗？还是靠贾平凹的垂死挣扎？还有的就是一群又一群蛰伏在体制内谨小慎微、顺风扯旗、规形矩步、唯唯诺诺的作家们，他们顶着作家的光环，霸占着现有的文化资源，养尊处优，衣着光鲜，风光体面，时不时地在各种媒体上露一露脸儿，表现一下自己的高明和智慧，再根据形势需要写些迎合时尚的官样文章，投机取巧，在官方的鼓励下和纵恿下毫不脸红地收获原本属于作家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其实对于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常常是怀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情结，言语之间对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却没有几位作家获取这项奖颇有些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甚至还有人鼓动官方用纳税人的钱来另设一项足以取代这项荣誉的奖，以弥补他们的心理落差。而最能彰显这种酸葡萄心理的就是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之说，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吹嘘得无比灿烂，而西方则是蛮夷之地、奇技淫巧。我一向以为，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地域性的区别文化上的差异，但人类之间总有一些情感认知以及道德准则是相通的，并没有绝对的隔膜和壁垒。人为地去界定什么东方标准与西方的标准，把普世价值观拒之门外，这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自信。西方的标准未必就不适应中国，而所谓东方标准也不见得就与西方标准水火不容，关健是看我们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来认识和对待的。至少，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历史上，那些获奖的作家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信服的，他们的作品在对人性的思考深度和广度上，一直是处在整个世界精神文化产品的前列，对整个人类的启发和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我真不知道究竟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是完全适合中国作家的，难道中国作家是一种夜郎自大且要自嗨到死的另类？

写到这里，我忽然记起一件旧事。1991年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作家协会。当时有8000多位苏联作家集体上书叶利钦，表示愿意继续接受豢养，为新时代服务，否则就要绝食抗议。叶利钦答复他们说，俄罗斯不需要那种官方的小丑似的文学，他们的作品是对俄罗斯人智商的一种侮辱。

我觉得他说出了一个事实。

                                                           原稿写于2009年4月，2019年初重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