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賦與“第二次誕生”

王傢新

“帕斯捷爾納剋的名字，是剎那間幸福的刺痛”，《帕斯捷爾納剋傳》（德·貝科夫著，王嘎譯）開篇的這一句，閃電般擊中了我，它也為這部長達千頁的傳記定下了最隱秘的基調。

傳記也是一種塑造。“您像是授予了自己的影子以全權，然後差遣它代替您來到生活中”，茨維塔耶娃當年在寫給帕氏的詩中曾這樣說。那麽，怎樣來“還原”這樣一位在創作上豐富多樣、其人生又貫穿了時代和歷史——有時甚至是處在其風暴眼中——的詩人？傳記作者不得不站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也不得不尋找他最獨特的角度。這便是這部打破了通常模式的傳記作品，它分為三部五十章，以“幸福”的獲得及其付出的代價為主題，以“六月姐妹”“七月誘惑”“八月變容”為三部麯各自的樂音標記。六月至八月——看來傳記作者、詩人貝科夫執意要以一個繁茂的、多雷雨的“夏天”來展現帕斯捷爾納剋的一生及其獨特命運：帕氏本來因為癌癥死於初夏（5月30日深夜），但貝科夫卻把其生命的尾聲放在了果實成熟、壓彎枝頭的八月！

耐人尋味的是，在《日瓦戈醫生》中帕氏的“替身”日瓦戈即死於八月末，那時他身處一輛擁擠的電車內，相信自己看到了車窗外的拉拉，便掙紮着嚮她奔去，卻因心髒病發作猝死——你相信這個神話嗎？你是否從中感到了一種令你顫慄的“更高意義上的真實”？

    不管怎麽說，在傳記作者看來，悲劇的主人公完成了自己，也超越了自己，連他在“諾奬噩夢”之後的英年早逝也死得恰到好處，“四周的世界綻放了，用初夏的全部美好為他送行。……所有罪錯都已洗贖，所有苦難都被戰勝。剩下的衹是告別。”在某種意義上我認同這樣的詩意描述，雖然這和我的感覺不那麽一致——我也曾訪問過帕氏在別列傑爾金諾的故居，詩人死後的面模遺像留下的，仍是那樣一抹深深的悲鬱。

但貝科夫以“六月姐妹”作為傳記第一部的副題，在我看來卻恰到好處。對於早期的帕氏，他的全部詩學就是“生活，我的姐妹”，詩人和他的“生活姐妹”（這包括了大自然，它們是一個整體）親密無間、聲息相通，他們相互關照、相互揭示，一起成長。我猜茨維塔耶娃稱帕氏的早期詩歌為“密謀的詩歌”，大概就有點這個意思。中國讀者已很熟悉帕氏早期詩的代表作《二月》（見荀紅軍譯文），該詩意象密集、語速很快，“像孩童的語言含混不清”（茨維塔耶娃語），以同時撲面而來的雪水、淚水和繆斯的墨水，以黑色泥漿的“轟響”聲、祈禱鐘聲與車輪呼叫聲，表現春天到來的力量，或者說，表現一種奇跡般涌現的詩——“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哭！”

說到“天賦的詩人”，在我看來整個世界都不多，帕斯捷爾納剋是一個。在以賽亞·伯林看來，帕氏比任何人都更生動地詮釋了文藝復興的理念，“即認為藝術傢是可與大自然本身相匹敵的創造者”，他所擁有的天賦也使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將人與事物“鮮活的品質和生命的律動”傳達出來，在他那裏，“石頭、樹木、泥土和水在一種近乎神秘的意境中被賦予了生命”。（見以賽亞·伯林《蘇聯的心靈》，潘永強、劉北成譯）

而這部傳記中帕氏的早期詩，也使我對一個詩人的天賦有了新的發現。王嘎的精心翻譯，不僅揭示了帕氏特有的詩性感受力和隱喻才能，也以其深入、確切的把握，讓我切實地感受到了一個詩人的脈搏跳動，如《麻雀山》一詩的開頭和結尾兩節：

“你被親吻的雙乳，仿佛在淨瓶下洗過。

夏日如泉水涌濺，卻不會綿延百年。

我們讓手風琴低鳴，卻不會踩踏節奏

夜夜起舞，任由音調與塵土飛揚。”

“透過樹影，浮現出正午、漫步與聖靈節，

小樹林要讓人相信，世界嚮來如此：

就這樣被濃蔭顧念，被林間空地感染，

被我們承擔，仿佛雲朵滴落在印花布上。”

這裏，詩一開始的“淨瓶”就用的非常好，它不僅使肌膚相親具有了詩性的淨化意味，也給全詩定下了音調。而全詩最後的“滴落”，也滴落得恰到好處，它不僅富有詩意，也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帕氏的詩。在帕氏看來，詩歌之泉的“涌濺”，首先來自於“吸收”，生活姐妹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神秘和“慷慨”！

王嘎對帕氏另一首早期詩《起航》的翻譯也十分出色。1922年夏末，詩人偕同新婚妻子從彼得堡前往德國看望父母，“????從天上滴落，絮語間/隱約傳來機輪的轟響”，詩一開始就把我們帶入一種帶有嗡嗡機輪聲的現場。接着的第二節：“海面像展開的白樺樹皮”，多麽新鮮獨到的比喻！而“海水閃耀着蒼白的粉色”，也體現了一種敏銳、精微的視覺感受力，如果我們細心體會，這閃耀的蒼白粉色還隱含着一種燃燒。的確，離開了這種內在的燃燒，詩歌就不會成為“冒煙的良心”！

這樣的詩，藉用茨維塔耶娃的話來說，“吻過（讀過），就會愛上”！

但是問題在於，就在帕氏寫下這些傑出詩篇的年代，在俄羅斯大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且不說阿赫瑪托娃在三十年代後期創作的令“高山低頭”的《安魂麯》，曼德爾施塔姆早也寫下了他那首尖銳、刺痛、預言般的《夜晚我在院子裏衝洗》（“一粒星，????一樣，溶化在桶裏，／……死亡更清晰，不幸更苦澀，／而大地愈來愈真實，愈來愈可怕”）。而在帕氏早期的詩中呢，人們不會明顯看到那種曼德爾施塔姆式的與時代的劇烈衝突，也鮮有那種阿赫瑪托娃式的令人心驚膽戰的句子：“但我們聞一次也就永遠知道了／血，聞起來衹能像血腥味……”

的確，當茨維塔耶娃遠走異國他鄉、曼德爾施塔姆掙紮在流放地沃羅涅日、阿赫瑪托娃被日丹諾夫惡毒咒駡，人們有理由說那個“生活在別列傑爾金諾別墅中”的“童話詩人”“受的苦不夠”。談起這位被官方和民間都視為“俄國第一詩人”（阿赫瑪托娃的諷刺語）的詩人，人們有理由滿懷苦澀，甚至給予某種道德上的責難。

這就是為什麽愛爾蘭詩人希尼會說二十世紀俄羅斯詩歌的歷史構成了一個“審判席”，所有詩人都要來到這裏為自己做出辯護。

而讀了這部傳記我深感欣慰，因為它再次證明了（尤其是新披露出來的大量資料），帕斯捷爾納剋一生的創作，仍是一種如茨維塔耶娃所說的“良心燭照下的藝術”。他不是英雄，不是反抗者，但他經得起歷史的無情檢驗。

另外，這部傳記也告訴了我們，即使是帕斯捷爾納剋早中期的創作，也不像人們所以為的那樣單純。對比自己小一歲、成名也稍晚的帕斯捷爾納剋，阿赫瑪托娃曾以老大姐的口吻寫道：“他被授予了永恆的童年奬”。這是對帕氏的贊美，但也暗含了一絲譏諷。但是帕斯捷爾納剋並不幼稚。他在二、三十年代的《主題與變奏麯》、《崇高的疾病》、《施密特中尉》、《第二次誕生》等作品，都顯現了對歷史過人的洞察力，並隱含了日益嚴峻的時代和個人良知的衝突。可以說，他在後來創作《日瓦戈醫生》完全是必然的，雖然這也與他與“拉拉”的愛情激發有直接關係。

對於俄國革命，帕氏和他那一代人中的許多人一樣，並不持一種拒絶的態度，因為俄國專製、腐朽的社會需要一場暴風雨的衝刷（他曾稱革命為一場“了不起的外科手術”，或是一場誰也無法預測和控製的“地震”現象）。但他後來漸漸發現，歷史改變了方向，時代的音樂變成了令人恐怖的噪音。帕氏與曼德爾施塔姆的區別在於，他不僅作為一個抒情詩人，還把一個致力於觀察的藝術傢（我們不要忘了詩人的父親是為托爾斯泰的《復活》作插畫的畫傢，那些插畫和素描肖像一直挂在詩人的寫作間裏）、一個在戰爭中為敵對雙方都包紮傷口的“醫生”帶在了自己身上。這樣看來，他們的區別是個人氣質和美學上的，而非道德上的不同或政治上的分歧。“他一直有着感激磨難的幸福稟賦”，傳記作者如此寫到。在由早期的泛神論式的世界觀轉嚮一種基督徒式的信仰後，帕斯捷爾納剋更是如此。正因為如此，他“幾乎願意跟一切和解”，而曼德爾施塔姆正相反。也許與此有關，帕氏很不理解曼氏為什麽寫那首諷刺斯大林的詩，他視之為“文學自殺”，雖然曼氏出事後他曾盡全力去營救。

說到斯大林，帕氏與他的關係，自然會成為人們包括這部傳記的一個關註焦點。帕斯捷爾納剋與斯大林，詩人與權力，這是典型的“俄羅斯命運的對位”。在強權的時代，需要“適應形勢”（馬雅可夫斯基就曾嘲笑曼德爾施塔姆不識時務，居然“同時代討價還價”），甚至需要妥協，以“通過最小程度的妥協，達到最大程度的自由”——傳記作者很委婉地這樣寫到，帕氏也很幸運地做到了這一點。

對此，這部傳記還有更耐人尋味的揭示：帕氏相信“大相徑庭的兩極之間，也會有相互的認知”，傳記作者認為“在這一點上他同樣沒有錯”。“聯結帕斯捷爾納剋與斯大林的，不僅是相互的吸引與排斥。使他們相聯的還有彼此間的製約。”

他們互為“鏡中人”。而在這種權力的周旋中，帕氏大體上保持了詩人的尊嚴（傳記寫到了一個細節：詩人在與斯大林通話時，詩人的妻子在一邊感到萬分震驚，因為他的口氣居然就像同鄰居說話一樣！）很早我們就聽說過斯大林講過“別動這個天上的神人”，讀了這部傳記，我纔知道這句話很可能是帕氏自己編撰出來的。他之所以這樣編撰，不僅因為他瞭解斯大林，更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洞悉俄羅斯精神之謎。因而傳記作者會這樣“藉題發揮”：“感謝上帝，如今，我將不再遭詆毀，終於可以繼續寫作，像從前一樣，置身於‘神秘性’之中！在此氛圍中，我和您，斯大林同志，我們之間是如此默契：畢竟，您也喜歡神秘……”還有：“人們將記住我，也將記住你。所以，你這鞋匠之子，可別忘記我——藝術傢之子。”

這就使我聯想到帕氏自己的自傳“安全通行證”。“庇護”的暗示在《日瓦戈醫生》中也有體現，在那出殘酷而神秘的命運戲劇中，日瓦戈就有一位他自己也不知曉的神秘的“保護人”。至於帕氏自己的“保護人”，誰也不可能將他明確說出。也許，這出自任何人也不可抗拒的“最高意志的庇護”？（見阿赫瑪托娃獻給帕氏的輓歌《詩人之死》）

    當然，更重要的，是帕斯捷爾納剋並未因為這一切背叛他自己。且不說他的創作，他在三十年代末期翻譯的《哈姆雷特》，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可與阿赫瑪托娃的《安魂麯》相並稱的精神事件。莎士比亞本來寫的是“時代的鞭笞和輕衊”，帕斯捷爾納剋卻藉哈姆雷特之口說：“誰能忍受統治者虛假的偉大、權貴們的無知、普通人的偽善，個人的看法無法表達，心中的熱愛得不到回報……”這就不是一般的翻譯上的“僭越”了。這完全是在藉他人酒杯澆自己的塊壘！

應該註意的，還有帕氏1928年寫下的緻阿赫瑪托娃的那首詩，“但是可怕力量的解决／就在那裏，在白夜刺眼的光綫下”“不，不是????柱，是你五年前用韻律固定住的／羅得妻子的形象，蒙眼而行，／為我們剋製住回頭看的恐懼……”而他自己在多年後不計代價創作的《日瓦戈醫生》，在很大意義上，正是“蒙眼而行”“剋製住回頭看的恐懼”的産物。如果說他早年對生活的態度是“照單全收”，是“不斷吸收並達到飽和”，到了創作《日瓦戈醫生》前後，並决意將它交由國外出版時，帕斯捷爾納剋真像奧登的詩所寫的那樣“我們必須相愛並且死”了！在良心的催逼下，這位“俄語的哈姆雷特”不再猶豫，終於邁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而這之後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因1957年在國外發表《日瓦戈醫生》，表現出對十月革命歷史獨特的個人審視，帕斯捷爾納剋受到嚴厲批判。195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迫於國內的巨大壓力，他不得不拒絶接受。他成為“追獵的喧聲”中的受難者。1959年7月，他寫下了一首詩，標題就叫《諾貝爾奬》，作為對整個事件的悲憤回應：“我到底犯了什麽罪？／我殺了人麽？／我讓整個世界哀憐/衹因我故土的美麗。”

但是這樣一位受難者臨終前對傢人說的最後一句話卻是“我快樂”。是這樣嗎？我想是這樣，這就像維特根斯坦當年對自己的發問：“我的工作真是值得的嗎，是的，衹有當一道來自上蒼的光芒籠罩着它時如此。”的確，帕斯捷爾納剋完全有理由這樣說，因為他通過對一部偉大作品命運的承擔，也通過犧牲、受難和奉獻達到了生命更高的領域。他在死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詩集，就題為《到天放晴時》。

至於帕斯捷爾納剋一生的藝術發展，傳記作者也為我們做出了簡要而精當的勾勒：“他的道路，猶如蠃旋上升的麯綫，在擴展過程中不斷攫獲新的主題，開闢越來越寬廣的生活領域。帕斯捷爾納剋以極其主觀的抒情為起點，直抵散文敘事，由有意識的印象主義的朦朧歸於經典的、傳統風格的明晰。”他所說的經典的明晰，是指那種《聖經》式的質樸和啓示性。去讀讀《日瓦戈醫生》最後部分所收錄的《聖誕之星》吧（王嘎譯出這首詩後，曾激動得把它發給我看）。有人說僅憑這一首詩，詩人就可以不朽了：

    …………

 人們站在陰影下悄聲說話，

 就像傢畜在窩棚裏低語。

 忽然，不知是誰從昏暗中

 把星相傢推到馬槽左邊不遠處，

 他轉身一看：那聖誕之星

 像迎候賓客，在門邊望着童女。

也許，這就是帕斯捷爾納剋所說的“第二次誕生”——一個人、一個詩人真正意義上的誕生。不過，讓我自己慚愧的是，1992年在倫敦時，一位英國朋友送給我的帕斯捷爾納剋英譯詩選的扉頁上就題有“on your second birth”。多少年過去了，多少磨難也經歷了，我們在自己的生命中是否也迎來了這一時刻呢？

因此，在最後我也很想把貝科夫的話再引申一下：帕斯捷爾納剋的名字，這也是永久的良知的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