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小姐姐……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
相继开走，它卸下的名词
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
是在铁轨间疯长的野草……
就这样，我写下了我的哀悼和纪念。现在，当我回想这一切时，已是2001年7月14日。昨夜彻夜的狂欢似乎仍未平息，连我也受到感染。我衷心为这个国家祝福，更为广场上那些因申奥成功而狂欢的青年祝福——是的，七年后的中国将属于他们，七年后的他们正是登上所谓“历史舞台”并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苦难”这个词，为什么不狂欢呢。但同时，就在我这样想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寂寞。的确，一切全变了，这已是一个和十多年前甚至三四年前都不大一样的时代。然而苦难并没有变为一种记忆，因为没有人记忆。于是，恰恰就在电视中传来的举国狂欢中，我感到一切正离我远去。我再次想起了海子——死亡已使舞者和那最后的舞蹈化为一体，使他永远定格在永恒的25岁；想起了多多——他现在仍乔居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带着一头白发，眺望那已看不见的黑暗田野；想起了新街口马相胡同、前门西河沿街、西单白庙胡同这些我曾居住过的、现在恐怕已逐一从新版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是的，一切已不存在或将不存在，一切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一支挽歌。唯有不灭的记忆仍留在心中，唯有那不灭的记忆仍在寻找着流离失所的人们。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找出多多的近作《四合院》，它写得是多么好呵。我读着它，惊叹于诗人语言天才的再度迸发，同时，又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一位游子的家国之思，为那“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为那些在神话的庇护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姐妹，也为那一阵为我们所熟悉的“扣错衣襟的冷”……是的，无尽的文化乡愁、多少年的爱与恨、一种刻骨的生命之忆，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名叫多多的诗人：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朝向先人朝晨洗面的方向
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传来
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除了久久凝望这些令人颤栗的诗句并梦呓般地重复它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是的，在这里，在这个寂静的远离市区的燕山脚下的乡村院子里，当我遥想多年前的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当我怀念着那些光辉的生者和死者，我只能这样喃喃自语地重复说：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2001年7月，北京昌平上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