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方方的六十篇日記

這次災難（我不想把它簡單地稱之為“疫情”）發生以來，真正讓我“難眠”的有兩次，一次是2月6日夜當我們得知“吹哨人”李文亮最終離去的消息。那不僅是悲痛的一刻，是註定會被我們的歷史標記的一刻，在我看來，也是整個事件驟然發生重大“逆轉”、或整個事件的本質為我們徹底暴露出來的一刻。當那位年輕的殉難者戴着大口罩、雙目痛苦凝視的形像為我們在夜空升起，我知道從此我們又進入到一種什麽命運中了。而昨晚十二點過，讀了期待中的方方的最後一篇日記，我又難以入眠了。我的心情，不僅像我的同事楊聯芬教授在微信朋友圈裏所說的那樣：“感謝方方，你的真率、質樸和勇敢，溫暖我們度過寒鼕”，我還必須嚮方方致敬。我們能不被這樣的和血含淚，而又斬釘截鐵般的聲音所震動嗎——

“如果有一天我們連常凱的絶望都不記得了，那麽，我想說：武漢人，你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你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設若有人想輕鬆勾掉這一筆，我想那也絶不可能。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多麽了不起的六十篇日記！一頁接一頁、一篇接一篇，奮力“翻開謝苗諾夫刑場的惡臭”！這需要多大的力量、多麽奮不顧身的勇氣！

“翻開謝苗諾夫刑場的惡臭”——這裏我不由得想到了俄蘇偉大的悲劇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它出自詩人後期的《北方的哀歌》的“第一哀歌：歷史序麯”。在這首刺人心扉的“個人史詩”中，詩人把過去與現在、歷史與個人記憶混合在一起，而到詩的後來，命運的力量也更可怕地顯露了：

       整個國傢凍得發抖，那個鄂木斯剋的囚犯

       洞察一切，為這一切劃着十字。

       現在他攪動纏繞他的一切，

       並且，像個精靈似

       從原始的混亂中掙出。子夜的聲音，

       他的筆尖的沙沙聲。一頁又一頁

       翻開謝苗諾夫刑場的惡臭。

“囚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因牽涉反對沙皇的活動被捕，定於在謝苗諾夫刑場處死，行刑前纔改判成流放，押送至西伯利亞鄂木斯剋監獄。全詩的這一節力透紙背，堪稱是大手筆，不是別的，是那子夜時分“筆尖的沙沙聲”，一頁頁“翻開謝苗諾夫刑場的惡臭”！這是對俄羅斯命運較量的描繪，更是對俄羅斯文學中那種偉大力量的驚人揭示和贊頌！我想，也正因為和這樣的力量結合在了一起（“我的背後並非空空蕩蕩，而是有一架又一架大山”），方方不僅在遭受大肆圍攻、甚至人身威脅的情形下堅持寫了下來，而且愈寫愈“猛”。她的這六十篇日記，幾乎每一篇都是巨大的冒犯。它們不僅讓很多人“不舒服”，也不僅令權貴們和那些還在發號施令的人“相目而變色”，也讓我們很多人感到汗顔。（有了這樣的東西存在，很多文人還要怎麽混？還要怎麽比“高深”？混得下去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記得前一段災難發生後一些文人和詩人們還在這樣閑扯。但是我卻想起了布萊希特這樣的詩句：“在這黑暗的年代，也會有歌唱嗎？有，也會有歌唱，關於這黑暗的年代。”是的，“有，也會有歌唱”，這就是方方的這六十篇日記！這不是簡單的個人記錄，這是頂着暴力和謊言發出的聲音。“想知道我為什麽‘不倒’嗎？讓我來告訴你：我身後當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無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識。”當然，不僅是常識。如果說是“常識”，那也是數代人付出了慘痛巨大的血和淚的代價在“文革”後所達成的“常識”。正是對這種“常識”的接受和維護在艱難地推動着我們這個國傢幾十年來的進步。相反，也正是對這種“常識”的抹煞、肆意詆毀和污名化，造成了當今社會巨大的撕裂和種種亂象。而“放縱這種病毒感染全社會，改革必定失敗，中國沒有未來”（方方日記最後一篇）——在我看來，這不僅出自她一人的義憤，也是千千萬萬的人想要發出的聲音了！這就是方方這六十篇日記的“背景”，也是她全部寫作的“來路”。也正因為如此，這位身居災難中心的女作傢獲得了廣大的共鳴，也獲得了自己聲音的“權威性”。的確，不是誰想當見證人就能當的，這衹能出自歷史最嚴格的選擇。她的這六十篇日記，並非“完美”（也許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就是那種所謂的“完美”了），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但它們卻是不可磨滅的紀念碑，也是那些死難者和無數還活着的人們的安慰。如果有人要繼續挑刺、謾駡或放幾支冷劍，那就隨他們的便。他們愈是這樣，也就愈是讓我們想到了魯迅先生的那篇《戰士和蒼蠅》。讓他們去嗡嗡吧。方方也完全知道她在做什麽，或會經受什麽。她是鬥士，是一個“豁出去”的人，但更是一位有着很多人所不能想象的胸襟、大愛和獻身精神的人。在她最後一篇日記的最後，她用黑體引出了這三句話：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這真是一個“有如神助”的、再好不過的結尾！不過，它來得也並非意外。很可能，這就是在她最艱難的時刻，在她奮力寫下那一篇篇日記的時候，心中響起的一個聲音。沒有這個聲音，她會一直堅持到現在嗎？很難設想。很快，人們就找到了這三句話的出處，它出自《聖經•提摩太後書》，為聖保祿的話。而這又讓我想起了阿赫瑪托娃。她那部用一生心血寫下的長詩《沒有英雄的敘事詩》，高度復雜而又隱麯，甚至連索爾尼仁琴看了多遍纔真正看懂。阿赫瑪托娃本人一再被建議寫得“明白”一些，但她拒絶了。在這部偉大作品“代前言”的最後，她幾乎是斬釘截鐵地這樣說：

我既不會改變它，也不會去解釋它。

“我要寫的——我已經寫了。”

而這也是有出處的（見約翰福音）：本丟•彼拉多拒絶修改他寫在釘死耶穌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穌，猶太人的王”，說出的正是這句話。（這裏順便說一下，有的中文譯者對此什麽也不瞭解，自然也不會想到加註，居然把它譯為“寫作——就是寫作”。一部偉大作品的莊嚴和神聖不可冒犯性，居然就這樣給輕佻地消解掉了！）而方方的很多話，也達到了這種不可更改、擲地有聲的程度。她不僅達到了她的堅定和無畏，也從我們的漢語中發出了不可冒犯的聲音。或者說，她不僅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為我們的文學多少輓回了幾分高貴和尊嚴。人們常常有口無心地講“文學是良心的事業”，什麽是“良心的事業”？這就是。一場巨大的把整個國傢、整個世界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捲入其中的重大災難，不僅暴露了我們社會和文化的深層問題，不僅“見出了人心”（各種各樣的人心），也把文學的千古不滅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我當然會堅持文學的獨立性和超越性，尊崇文學的多樣性，反對任何精神強製和“道德綁架”。我也不可能降低文學的藝術標準。我同樣很不喜歡那種“唯有方方是男兒”這類的煽情（我們應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和“發聲”）。但是在這樣巨大的苦難和考驗面前，你的良知是否也受到一些些微的刺痛？或是否也感到了羞愧和文學自身的無力？多少年來，人們一直在呼喚“偉大的文學”。什麽是“偉大的文學”？我不能現在就說方方的這六十篇日記是“偉大的文學”（我們也不能用慣有的文學模式來套這樣的文字），但我想說：“偉大的文學”就是這樣産生的！因此，我要做的，就是致敬。

                                                                                             202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