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方方的六十篇日记

这次灾难（我不想把它简单地称之为“疫情”）发生以来，真正让我“难眠”的有两次，一次是2月6日夜当我们得知“吹哨人”李文亮最终离去的消息。那不仅是悲痛的一刻，是注定会被我们的历史标记的一刻，在我看来，也是整个事件骤然发生重大“逆转”、或整个事件的本质为我们彻底暴露出来的一刻。当那位年轻的殉难者戴着大口罩、双目痛苦凝视的形像为我们在夜空升起，我知道从此我们又进入到一种什么命运中了。而昨晚十二点过，读了期待中的方方的最后一篇日记，我又难以入眠了。我的心情，不仅像我的同事杨联芬教授在微信朋友圈里所说的那样：“感谢方方，你的真率、质朴和勇敢，温暖我们度过寒冬”，我还必须向方方致敬。我们能不被这样的和血含泪，而又斩钉截铁般的声音所震动吗——

“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多么了不起的六十篇日记！一页接一页、一篇接一篇，奋力“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这需要多大的力量、多么奋不顾身的勇气！

“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俄苏伟大的悲剧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它出自诗人后期的《北方的哀歌》的“第一哀歌：历史序曲”。在这首刺人心扉的“个人史诗”中，诗人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个人记忆混合在一起，而到诗的后来，命运的力量也更可怕地显露了：

       整个国家冻得发抖，那个鄂木斯克的囚犯

       洞察一切，为这一切划着十字。

       现在他搅动缠绕他的一切，

       并且，像个精灵似

       从原始的混乱中挣出。子夜的声音，

       他的笔尖的沙沙声。一页又一页

       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

“囚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活动被捕，定于在谢苗诺夫刑场处死，行刑前才改判成流放，押送至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全诗的这一节力透纸背，堪称是大手笔，不是别的，是那子夜时分“笔尖的沙沙声”，一页页“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这是对俄罗斯命运较量的描绘，更是对俄罗斯文学中那种伟大力量的惊人揭示和赞颂！我想，也正因为和这样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我的背后并非空空荡荡，而是有一架又一架大山”），方方不仅在遭受大肆围攻、甚至人身威胁的情形下坚持写了下来，而且愈写愈“猛”。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几乎每一篇都是巨大的冒犯。它们不仅让很多人“不舒服”，也不仅令权贵们和那些还在发号施令的人“相目而变色”，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汗颜。（有了这样的东西存在，很多文人还要怎么混？还要怎么比“高深”？混得下去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记得前一段灾难发生后一些文人和诗人们还在这样闲扯。但是我却想起了布莱希特这样的诗句：“在这黑暗的年代，也会有歌唱吗？有，也会有歌唱，关于这黑暗的年代。”是的，“有，也会有歌唱”，这就是方方的这六十篇日记！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录，这是顶着暴力和谎言发出的声音。“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让我来告诉你：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当然，不仅是常识。如果说是“常识”，那也是数代人付出了惨痛巨大的血和泪的代价在“文革”后所达成的“常识”。正是对这种“常识”的接受和维护在艰难地推动着我们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进步。相反，也正是对这种“常识”的抹煞、肆意诋毁和污名化，造成了当今社会巨大的撕裂和种种乱象。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方方日记最后一篇）——在我看来，这不仅出自她一人的义愤，也是千千万万的人想要发出的声音了！这就是方方这六十篇日记的“背景”，也是她全部写作的“来路”。也正因为如此，这位身居灾难中心的女作家获得了广大的共鸣，也获得了自己声音的“权威性”。的确，不是谁想当见证人就能当的，这只能出自历史最严格的选择。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了），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却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也是那些死难者和无数还活着的人们的安慰。如果有人要继续挑刺、谩骂或放几支冷剑，那就随他们的便。他们愈是这样，也就愈是让我们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篇《战士和苍蝇》。让他们去嗡嗡吧。方方也完全知道她在做什么，或会经受什么。她是斗士，是一个“豁出去”的人，但更是一位有着很多人所不能想象的胸襟、大爱和献身精神的人。在她最后一篇日记的最后，她用黑体引出了这三句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真是一个“有如神助”的、再好不过的结尾！不过，它来得也并非意外。很可能，这就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刻，在她奋力写下那一篇篇日记的时候，心中响起的一个声音。没有这个声音，她会一直坚持到现在吗？很难设想。很快，人们就找到了这三句话的出处，它出自《圣经•提摩太后书》，为圣保禄的话。而这又让我想起了阿赫玛托娃。她那部用一生心血写下的长诗《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高度复杂而又隐曲，甚至连索尔尼仁琴看了多遍才真正看懂。阿赫玛托娃本人一再被建议写得“明白”一些，但她拒绝了。在这部伟大作品“代前言”的最后，她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这样说：

我既不会改变它，也不会去解释它。

“我要写的——我已经写了。”

而这也是有出处的（见约翰福音）：本丢•彼拉多拒绝修改他写在钉死耶稣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说出的正是这句话。（这里顺便说一下，有的中文译者对此什么也不了解，自然也不会想到加注，居然把它译为“写作——就是写作”。一部伟大作品的庄严和神圣不可冒犯性，居然就这样给轻佻地消解掉了！）而方方的很多话，也达到了这种不可更改、掷地有声的程度。她不仅达到了她的坚定和无畏，也从我们的汉语中发出了不可冒犯的声音。或者说，她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为我们的文学多少挽回了几分高贵和尊严。人们常常有口无心地讲“文学是良心的事业”，什么是“良心的事业”？这就是。一场巨大的把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的重大灾难，不仅暴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不仅“见出了人心”（各种各样的人心），也把文学的千古不灭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当然会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尊崇文学的多样性，反对任何精神强制和“道德绑架”。我也不可能降低文学的艺术标准。我同样很不喜欢那种“唯有方方是男儿”这类的煽情（我们应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和“发声”）。但是在这样巨大的苦难和考验面前，你的良知是否也受到一些些微的刺痛？或是否也感到了羞愧和文学自身的无力？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唤“伟大的文学”。什么是“伟大的文学”？我不能现在就说方方的这六十篇日记是“伟大的文学”（我们也不能用惯有的文学模式来套这样的文字），但我想说：“伟大的文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我要做的，就是致敬。

                                                                                             202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