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陶春

——同时介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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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当代新诗史，就是一部民刊史：从《启蒙》和《今天》的悲剧英雄式的介入性写作，到《他们》的零度写作、《非非》的前文化写作、《撒娇》的戏拟或反讽写作。民刊孜孜以求的自由诗学乌托邦，独立写作，及其地域性或集团化的成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新诗的谱系。

对此，不但中国学者，连海外汉学家，都已经在不小的范围里形成了共识。欧洲汉学重镇——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iden)——就非常重视对中国新诗民刊的收藏。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曾经在那里工作，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继承其志业，却将方向转换为中国当代新诗研究。柯雷曾多次来到中国，其重要任务，就包括寻访民刊，以扩大汉学研究院的收藏。

然则何谓“民刊”？就是指非正式出版物？可能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比如《今天》，早期在北京非正式出版，后期在香港正式出版。《非非》，长期非正式出版，偶尔正式出版。当这些刊物正式出版，就不是民刊了吗？情况的复杂之处还在于，正式出版与非正式出版之间还存在若干灰色地段。

笔者曾多次与柯雷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共同刻画出民刊的三个要素：其一，不是官方机构主办；其二，没有政府经费支持；其三，未能进入体制化的发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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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既是当代新诗——亦是民刊——的风云际会之地。

考量蜀中民刊史，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后期民刊或不如前期民刊。前期民刊，《非非》以外，主要有《红旗》《王朝》《巴蜀现代诗群》《汉诗》《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次生林》和《象罔》。要讲理论之新，影响之大，非《非非》莫属也；要将作品之精，形式之美，非《象罔》莫属也。后期民刊，主要有《独立》《自行车》《屏风》《圭臬》《元写作》和《存在》。要讲同仁之夥、作品之多、批评之盛、印行之勤、坚持之久、交游之广、声誉之隆，非《存在》莫属也。

《存在》创刊于内江和德阳，时在1994年12月，主要发起人为刘泽球、陶春、谢银恩、吴新川、梁珩和索瓦。刘泽球居德阳，或为《存在》之祭酒；陶春居内江，实是《存在》之掌门，两者共同书写了一部诗与友谊的双城记。迄于今日，《存在》历时廿余年，出刊十余期，全是非正式出版物，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新诗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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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何谓“存在”？此语缘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就像在阐释诗歌的时候，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让荷尔德林重生，在阐释哲学的时候，海德格尔让更早的巴门尼德复活。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存在”或已成为欧洲之思的要害。“存在”也许可以译为“太初”，译为“元”，译为“是”；但是陶春会说，最好译为“道”。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在笔者看来，其着眼点无非两个：一则曰个人化的真实（包括其荒诞性），再则曰个人化的自由（包括其偶发性）。自在而非自为，本然而非使然。

这些都是常识和常谈，却如何落实到诗歌？《存在》诸公，或已将个人化写作奉为圭臬。在中国的语境里，个人化写作，意味着对集体无意识、共性、秩序、工具理性、传统或舶来品的警惕和对抗。是的，忠实于个人的经验与超验，忠实于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此时，此刻，澄明，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也是存在主义的要旨。

前述诉求与实践，或已成为当代新诗之趋势，不独《存在》为然也。但是现在已经轮到《存在》展开双翼：左翼是创作，右翼是理论。其同仁，要以各自的灵魂，参与扩大某种美学或社会学的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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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核心诗人，主要是刘泽球、陶春、曾令勇、陈建、胡马、李龙炳和张卫东，他们大多出生于七十年代。当然，还有若干外围诗人。核心与外围，视其与刊物的关系松紧，无涉任何关于诗人重要性程度的判断。

根据笔者的了解和求教，刘泽球的《汹涌的广场》《赌局》《龙井村的西西弗斯》《锦鲤》和《我走进昨日一般的巷子》，陶春的《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尖锐之所在》《复活的赞歌》《自然的奇迹》和《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双重肖像》，曾令勇的《桌子——关于定义、命名及其限制》《哀歌》和《恋人在海藻间沉睡 》，陈建的《大海》《断常诗》和《攒美词》，胡马的《落虹桥街六号的一个瞬间》《鸟鸣涧》《吟到沧桑》和《永忆》，李龙炳的《刀》《写作》《我的理想主义》和《雪最白》，张卫东的《对应与致敬》《往昔，激情的丧失》和《幸福日子的艰难时世》，都在不同范围引起了关注。

这些诗人已经先后步入中年。中年与青年，又能吵架，又能言欢。他们的写作，也就慢慢获具了这个阶段特有的复调特征（polyphony）。刘泽球尤为明显，蒋浩已有妙论，这里不再赘言。陶春，尖锐中有惠风，胡马，从容中有惊雷，亦颇有此种态势。至于陈建，自经地震，如受电击，忽而在修辞上探幽猎奇，其《断常诗》或将为他的写作——也为《存在》——带来意外的甘涩交加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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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理论家，主要是刘泽球、谢银恩和陶春。

刘泽球的《网络时代的文字炼金术士》《同一屋宇下的写作——有关匿居生存与精神母语》和《面具•虚伪的手——严肃写作与时代生存关系的一次讨论》，谢银恩的《形而下的拷问》《跟随一个词飞升》和《在诗的历程中见证和回忆生命》，陶春《精神之火的延续：存在之诗的诗写本质》和《再谈诗人的职责或使命》，既呼应了《存在》的初衷，又跟踪了各位同仁抽枝散叶般的创作。他们的文化立场，总体而言，是高蹈的，建构的，介入的，严肃而又火星四溅。

笔者很早就曾注意到陶春的文论。作为理论家——或作为批评家——陶春在社交与求真意志、感性与性感、激情与判断力、现场与历史感、文学刻度与哲学刻度、地域性与全球化视野之间履险如夷，并能自成一种具有较高辨识度的诗化文论。他的献祭般的写作——如同雄鹿以血养角——自有风骨与襟怀，让笔者不敢轻易诊定其在西学上的偏头疼，更不敢冒然向他描绘汉语和古典对于批评文体学建设的可能前景。

并非所有民刊都有创作和理论的双翼。即以前述《今天》为例，创作以外，似乎并没有理论的跟进。北岛，芒克，多多，作为诗人，都是天才，却都没有写出纲领性的文论。北岛的散文，成就甚高；芒克和多多的回忆性文章，却粗疏浅陋到让人吃惊。杨炼颇具理论才华，却无涉《今天》的“俄罗斯式对抗美学”，转而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重估中建设其古典主义诗学。至于《他们》，作品大于理论；《非非》，理论大于作品。《存在》兼擅创作与理论，其总体之影响力，虽不及前述三家，但是《存在》正当中年，还在继续生长，其前景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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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陶春是《存在》的灵魂。此君生于1971年，祖籍重庆合川。所著短诗集《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长诗集《尖锐之所在》、文论随笔集《品饮一滴词语之蜜倾泻的辉光》均为蜀中诗界所惜重。其三重身份——诗者、论者和编者——分不清轩轾，共同构成了中国民间的一个诗歌独在。

陶春的新作，《丙申年十一月三十日与众诗友赴射洪拜谒陈子昂墓得诗十二章》，由西洋入古典，抒写了今人对古人的深情，见证了内江与遂宁的厚谊，促进了《存在》与《元写作》的互动，好诗成就佳话，当然值得我们共同珍惜。

2020年11月16日，陶春以心脏病不治身亡，享年仅有四十九岁。“退坐至体内1000公里/我仍与这个世界相隔0.01厘米的险境”。这个以诗为脸谱的时代，又剔除了一个以诗为生命的人。惊悉噩耗，痛摧心肝。笔者找出陶春所赠三份手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那是在2015年11月25日，在成都，陶春为笔者抄写了其《诗人肖像》：“沿语言之梯//每夜——/他，赤身/滑落进/自我拇指/掘梦的深井//以倾倒出白昼/成筐死者/用于伪装的壳”。可是，他为什么要接连抄写三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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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新诗史的既成书写中，包括在洪子诚先生或程光炜先生的既成书写中，均曾以民刊为单元，论述了多个极为醒目的诗人集团。《今天》集团、《他们》集团和《非非》集团，如同三座金城；我们希望，在当代新诗史的未成书写中，包括在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未成书写中，《存在》集团能够成为第四座或第五座金城。

当然，这也许并不重要。

因为中国新诗民刊的存在，比如《存在》的存在，陶春的存在，还有比新诗更大的意义——当然，现在还不到全面总结的时候。

存在就是意义。

2017年11月26日初稿

2020年11月17日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