輓陶春

——同時介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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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部中國當代新詩史，就是一部民刊史：從《啓蒙》和《今天》的悲劇英雄式的介入性寫作，到《他們》的零度寫作、《非非》的前文化寫作、《撒嬌》的戲擬或反諷寫作。民刊孜孜以求的自由詩學烏托邦，獨立寫作，及其地域性或集團化的成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當代新詩的譜係。

對此，不但中國學者，連海外漢學家，都已經在不小的範圍裏形成了共識。歐洲漢學重鎮——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iden)——就非常重視對中國新詩民刊的收藏。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曾經在那裏工作，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繼承其志業，卻將方向轉換為中國當代新詩研究。柯雷曾多次來到中國，其重要任務，就包括尋訪民刊，以擴大漢學研究院的收藏。

然則何謂“民刊”？就是指非正式出版物？可能問題不是這麽簡單。比如《今天》，早期在北京非正式出版，後期在香港正式出版。《非非》，長期非正式出版，偶爾正式出版。當這些刊物正式出版，就不是民刊了嗎？情況的復雜之處還在於，正式出版與非正式出版之間還存在若幹灰色地段。

筆者曾多次與柯雷討論這個問題，後來，我們共同刻畫出民刊的三個要素：其一，不是官方機構主辦；其二，沒有政府經費支持；其三，未能進入體製化的發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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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既是當代新詩——亦是民刊——的風雲際會之地。

考量蜀中民刊史，大致可以分為前期與後期，後期民刊或不如前期民刊。前期民刊，《非非》以外，主要有《紅旗》《王朝》《巴蜀現代詩群》《漢詩》《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次生林》和《象罔》。要講理論之新，影響之大，非《非非》莫屬也；要將作品之精，形式之美，非《象罔》莫屬也。後期民刊，主要有《獨立》《自行車》《屏風》《圭臬》《元寫作》和《存在》。要講同仁之夥、作品之多、批評之盛、印行之勤、堅持之久、交遊之廣、聲譽之隆，非《存在》莫屬也。

《存在》創刊於內江和德陽，時在1994年12月，主要發起人為劉澤球、陶春、謝銀恩、吳新川、梁珩和索瓦。劉澤球居德陽，或為《存在》之祭酒；陶春居內江，實是《存在》之掌門，兩者共同書寫了一部詩與友誼的雙城記。迄於今日，《存在》歷時廿餘年，出刊十餘期，全是非正式出版物，乃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新詩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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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何謂“存在”？此語緣於古希臘的巴門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就像在闡釋詩歌的時候，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讓荷爾德林重生，在闡釋哲學的時候，海德格爾讓更早的巴門尼德復活。從巴門尼德，到海德格爾，“存在”或已成為歐洲之思的要害。“存在”也許可以譯為“太初”，譯為“元”，譯為“是”；但是陶春會說，最好譯為“道”。海德格爾提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在筆者看來，其着眼點無非兩個：一則曰個人化的真實（包括其荒誕性），再則曰個人化的自由（包括其偶發性）。自在而非自為，本然而非使然。

這些都是常識和常談，卻如何落實到詩歌？《存在》諸公，或已將個人化寫作奉為圭臬。在中國的語境裏，個人化寫作，意味着對集體無意識、共性、秩序、工具理性、傳統或舶來品的警惕和對抗。是的，忠實於個人的經驗與超驗，忠實於個人的理性與非理性。此時，此刻，澄明，我以我血薦軒轅。這也是存在主義的要旨。

前述訴求與實踐，或已成為當代新詩之趨勢，不獨《存在》為然也。但是現在已經輪到《存在》展開雙翼：左翼是創作，右翼是理論。其同仁，要以各自的靈魂，參與擴大某種美學或社會學的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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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核心詩人，主要是劉澤球、陶春、曾令勇、陳建、鬍馬、李竜炳和張衛東，他們大多出生於七十年代。當然，還有若幹外圍詩人。核心與外圍，視其與刊物的關係鬆緊，無涉任何關於詩人重要性程度的判斷。

根據筆者的瞭解和求教，劉澤球的《洶涌的廣場》《賭局》《竜井村的西西弗斯》《錦鯉》和《我走進昨日一般的巷子》，陶春的《時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騎手》《尖銳之所在》《復活的贊歌》《自然的奇跡》和《一個悲觀主義者的雙重肖像》，曾令勇的《桌子——關於定義、命名及其限製》《哀歌》和《戀人在海藻間沉睡 》，陳建的《大海》《斷常詩》和《攢美詞》，鬍馬的《落虹橋街六號的一個瞬間》《鳥鳴澗》《吟到滄桑》和《永憶》，李竜炳的《刀》《寫作》《我的理想主義》和《雪最白》，張衛東的《對應與致敬》《往昔，激情的喪失》和《幸福日子的艱難時世》，都在不同範圍引起了關註。

這些詩人已經先後步入中年。中年與青年，又能吵架，又能言歡。他們的寫作，也就慢慢獲具了這個階段特有的復調特徵（polyphony）。劉澤球尤為明顯，蔣浩已有妙論，這裏不再贅言。陶春，尖銳中有惠風，鬍馬，從容中有驚雷，亦頗有此種態勢。至於陳建，自經地震，如受電擊，忽而在修辭上探幽獵奇，其《斷常詩》或將為他的寫作——也為《存在》——帶來意外的甘澀交加的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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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理論傢，主要是劉澤球、謝銀恩和陶春。

劉澤球的《網絡時代的文字煉金術士》《同一屋宇下的寫作——有關匿居生存與精神母語》和《面具•虛偽的手——嚴肅寫作與時代生存關係的一次討論》，謝銀恩的《形而下的拷問》《跟隨一個詞飛升》和《在詩的歷程中見證和回憶生命》，陶春《精神之火的延續：存在之詩的詩寫本質》和《再談詩人的職責或使命》，既呼應了《存在》的初衷，又跟蹤了各位同仁抽枝散葉般的創作。他們的文化立場，總體而言，是高蹈的，建構的，介入的，嚴肅而又火星四濺。

筆者很早就曾註意到陶春的文論。作為理論傢——或作為批評傢——陶春在社交與求真意志、感性與性感、激情與判斷力、現場與歷史感、文學刻度與哲學刻度、地域性與全球化視野之間履險如夷，並能自成一種具有較高辨識度的詩化文論。他的獻祭般的寫作——如同雄鹿以血養角——自有風骨與襟懷，讓筆者不敢輕易診定其在西學上的偏頭疼，更不敢冒然嚮他描繪漢語和古典對於批評文體學建設的可能前景。

並非所有民刊都有創作和理論的雙翼。即以前述《今天》為例，創作以外，似乎並沒有理論的跟進。北島，芒剋，多多，作為詩人，都是天才，卻都沒有寫出綱領性的文論。北島的散文，成就甚高；芒剋和多多的回憶性文章，卻粗疏淺陋到讓人吃驚。楊煉頗具理論才華，卻無涉《今天》的“俄羅斯式對抗美學”，轉而在“傳統與個人才能”的關係重估中建設其古典主義詩學。至於《他們》，作品大於理論；《非非》，理論大於作品。《存在》兼擅創作與理論，其總體之影響力，雖不及前述三傢，但是《存在》正當中年，還在繼續生長，其前景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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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陶春是《存在》的靈魂。此君生於1971年，祖籍重慶合川。所著短詩集《時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騎手》、長詩集《尖銳之所在》、文論隨筆集《品飲一滴詞語之蜜傾瀉的輝光》均為蜀中詩界所惜重。其三重身份——詩者、論者和編者——分不清軒輊，共同構成了中國民間的一個詩歌獨在。

陶春的新作，《丙申年十一月三十日與衆詩友赴射洪拜謁陳子昂墓得詩十二章》，由西洋入古典，抒寫了今人對古人的深情，見證了內江與遂寧的厚誼，促進了《存在》與《元寫作》的互動，好詩成就佳話，當然值得我們共同珍惜。

2020年11月16日，陶春以心髒病不治身亡，享年僅有四十九歲。“退坐至體內1000公裏/我仍與這個世界相隔0.01釐米的險境”。這個以詩為臉譜的時代，又剔除了一個以詩為生命的人。驚悉噩耗，痛摧心肝。筆者找出陶春所贈三份手稿，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那是在2015年11月25日，在成都，陶春為筆者抄寫了其《詩人肖像》：“沿語言之梯//每夜——/他，赤身/滑落進/自我拇指/掘夢的深井//以傾倒出白晝/成筐死者/用於偽裝的殼”。可是，他為什麽要接連抄寫三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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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新詩史的既成書寫中，包括在洪子誠先生或程光煒先生的既成書寫中，均曾以民刊為單元，論述了多個極為醒目的詩人集團。《今天》集團、《他們》集團和《非非》集團，如同三座金城；我們希望，在當代新詩史的未成書寫中，包括在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未成書寫中，《存在》集團能夠成為第四座或第五座金城。

當然，這也許並不重要。

因為中國新詩民刊的存在，比如《存在》的存在，陶春的存在，還有比新詩更大的意義——當然，現在還不到全面總結的時候。

存在就是意義。

2017年11月26日初稿

2020年11月17日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