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傢新 | 俄羅斯的奧維德——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及其命運

1992年旅居倫敦期間，我在舊書店淘得了一本企鵝版曼德爾施塔姆詩歌英譯本（譯者為JamesGreene）。我曾多次帶着它在倫敦昏暗的地鐵裏讀，但現在看來那時並沒有真正讀進去，此後還陸續讀過一些中譯，也沒有讀進去——已漂到手邊的“瓶中信”就那樣錯過了。

 但是正如詩人自己在《論交談者》中所說“海洋以其巨大的力量幫助了這瓶子，——幫助它完成其使命，一種天意的感覺控製了撿瓶人”（劉文飛譯）。這次重讀曼德爾施塔姆——以翻譯的方式來讀，我驚異了，也深深地激動了。讓我颳目相看的，首先是這樣一首詩：

       “從瓶中倒出的金黃色蜂蜜……”

        從瓶中倒出的金黃色蜂蜜如此緩慢

        使她有了時間嘀咕（是她邀請了我們）：

        “悲哀的陶裏斯，是命運把我們領到這兒的，

        我們不該抱怨。”——她邊說邊回頭看。

        這裏，到處都是酒神在侍奉，好像世界上

        衹有看客和狗：你見不到別的人。

        和平的日子如沉重的橡木酒桶滾動，

        遠處小屋裏的聲音——聽不明白也無法回應。

        茶歇後我們來到棕色的大花園，

         黑色的遮簾低垂，猶如眼瞼之於窗口；

         經過白色的廊柱我們去觀賞葡萄園，

         那裏，空氣的酒杯在澆灌沉睡的遠山。

         這些葡萄樹，我說，仿佛活在古時的戰役中——

         枝葉覆額的騎士們列成繁茂的隊形戰鬥；

         石頭的陶裏斯有希臘的科學——這裏是

         高貴的金色田地，一壟壟生銹的犁溝。

         而在白色屋子裏，寂靜如一架紡車伫立，

         你會聞到醋、油漆和地窖裏新釀的酒味；

         還記得嗎，在希臘人傢，那個款待我們的主婦

        （不是海倫——是另一個）——她是否還在紡？

         金羊毛，金羊毛，你在哪裏呢？

         整個旅程是大海沉重波濤的轟響聲。

         待上岸時，船帆布早已在海上破爛，

         奧德修斯歸來，被時間和空間充滿。

該詩寫於1917年，那時《荒原》還沒有出現吧。而那時詩人才26歲！天才，當然，但不僅如此，從那高超的藝術控製力和純熟的古今並置、神話與現實相互轉化的手法來看，還是一位26歲的大師！

 至於他那首作於1923年的巔峰之作《無論誰發現馬蹄鐵》，更是令我有一種全身心的激動。該詩由九節組成，詩人最初還給它加過一個“品達式的片斷”的副題。森林——船衹/桅桿——風暴之馬—-馬蹄鐵——人類嘴巴/從大地裏挖出的石化麥粒——到最後的“時間切削着我，如切削一枚硬幣，/我已沒有多少留給我自己”，其間穿插着各種元素和意象，氣象充沛，筆力驚人，它是頌歌，也是哀歌，是一場神秘的精神風暴，也是終極性的見證，正如剋拉倫斯•布朗所指出的：“這是一首頌歌，典範的頌歌，它以自身為觀照對象，也即以詩本身為觀照對象。詩歌中存在的世界必得像森林和船衹一樣涌起；每一樣事物都在爆裂和搖動……詩中主要的意象為馬蹄鐵，馬蹄鐵是那死去的風暴之馬留下的一切……這也是人類生命最後姿態的凝結，仿佛是驚訝於赫拉剋勒斯大力神……”

 面對這樣一首詩，我作為一個譯者要做的，是舉全部之力，以把讀者帶入到這場難以形容的精神的風暴之中：

        我們望着森林並且說：

        這是一片為了船和桅桿的森林；

        紅鬆，

        從樹頂上脫落下它們蓬鬆的負擔，

        將迎着風暴嘎吱作響，

        在狂怒的無樹的氣流中；

        鉛錘綫會係住起舞的甲板，緊緊地

        拴在海風苦鹹的腳跟下。

        而海的漫遊者，

        在無羈的對空間的渴望中，

        正穿過排浪的潮氣，以幾何學家的儀表，

        以大地衣兜裏的吸力，

        來校對大海不平整的表面。

 不僅是其充沛的氣勢、奇異的想象力和各種隱喻的轉換吸引了我，在詩的後來，那種時間和生命的終結感也會深深地觸動我們：

        聲音依然在回響,雖然聲音的來源消失了。

        一匹駿馬口鼻流沫倒在塵土裏，

        但它脖頸上抽搐的弧綫

         仍保留着奮蹄奔騰的記憶，

         那一刻不止是四蹄，

         而是多如道路上飛濺的石子，

         當那些燃燒的腿蹄騰空離開地面

         落下來，重新輪流為四蹄交替。

的確，“這是一首獨一無二的詩，它會在所有事物都發生變化時仍保持其完好無損性”。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詩在當時給人們帶來的激動，阿赫瑪托娃就曾這樣問：“我們知道普希金和布洛剋的來源，但是誰能告訴我們曼德爾施塔姆詩歌中那種新穎、天賦的和諧是從哪裏來的？”

 但不幸的是，這位宣稱他自己的創作為“對文明的懷鄉之思”、稱“詩即手藝”的“最高意義上的形式主義者”（布羅茨基語），卻不幸生於一個歷史的大災變年代。正是為了為這樣一個年代作證，他的一首詩特意以“1924年1月1日”為題。在這首重要的詩作中，詩人以先知和承受者的雙重身份發問：“這是什麽時代：病王子血液裏的石灰層/已經硬化：莫斯科沉睡……/而無處可以逃離 暴君的世紀……”，而結尾是：“你這臺小打字機純淨的奏鳴，不過是/那些強有力奏鳴麯模型的影子。”

 不過，即使沒有經歷1917年的革命和此後的內戰、恐怖和血腥，像曼氏這樣的在個性和美學上都十分“孤絶”的詩人，也註定了會是一個“時代的孤兒”（布羅茨基語）。這樣一位詩人的命運也註定了是悲劇性的。正如策蘭在曼氏詩歌德譯本後記中所指出的那樣：“這些詩歌最深刻的標志，是其深奧和它們與時間達成的悲劇性協議，而這也標志着詩人自己的人生之路。”

以下是曼氏寫於1914年的《馬蹄的踢踏聲……》的最後一節：

而奧維德，懷着衰竭的愛，

   帶來了羅馬和雪，

    四輪牛車的嘶啞歌唱

   升起在野蠻人的隊列中。

這樣的詩，不僅表現了詩人的“奧維德情結”，也令人驚異地預示了他自己的命運，實際上，曼氏在1935—1937年間的流放地沃羅涅日就靠近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當年的流放地——黑海北岸古錫西厄人居住的荒蠻地區。奧維德客死異鄉，成了俄羅斯詩人的精神創傷。早在曼氏之前，普希金就寫有《緻奧維德》一詩：“奧維德，我住在這平靜的海岸附近，/是在這兒，你將流放的祖先的神/帶來安置，並且留下了自己的灰燼……”（穆旦譯文）

 而曼氏這首詩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所運用的“野蠻人”（barbarians）這個字眼，這不僅讓我們聯想到希臘現代詩人卡瓦菲斯的名詩《等待野蠻人》，也喻示着人類文明在現時代所遭受的野蠻威脅。而歷史正為這種威脅提供“可怕的加速度”，該詩中令人難忘的“野蠻人”形象——“他那狼一般的呵欠”——到了詩人於1923年所寫的《世紀》，就變成了幾乎已撲上肩頭的“野獸”：兇猛，不可逃避，殘忍和神秘。以下即為該詩那個著名的令人震動的開頭：“我的時代，我的野獸，誰能夠/看進你的眼/並用他自己的血，粘合/兩個世紀的脊骨？”

 而詩人感受到這頭野獸的兇猛（或者說感受到“時間的饑餓”），因為他本人即是一頭異常靈敏的詩歌動物。以下是作於1921年的《夜晚我在院子裏衝洗》的第一節：

夜晚我在院子裏衝洗，

  尖銳的星辰在上空閃耀，

  星光，像斧頭上的????——

  水缸已接滿，邊沿結了冰。

這裏的“水缸”即是一個時間容器的隱喻（“邊沿結了冰”，多麽精確！）。大地、詩人的生命、詩的語言都成為這樣一個對存在敞開的容器。一方面，詩人所持有的對語言的永恆信仰，使他在該詩的第二節有了“那裏沒有什麽比真理的幹淨畫布/更基本，更純粹”這樣一種形而上的玄想，另一方面，曼氏的詩學又是一種時間的詩學，或者說，一種接近於動物般神秘感知的詩學：

一粒星，????一樣，溶化在桶裏，

而刺骨的水顯得更黑，

死亡更清晰，不幸更苦澀，

而大地愈來愈真實，愈來愈可怕。

對於曼氏作為詩人的一生，已有很多研究和介紹，我想我們記住布羅茨基的描述就行了：這是一個“為了文明和屬於文明”的詩人，這體現在他那“俄國版本的希臘崇拜”中，同時體現在他對時間主題的處理中，他的詩體和韻律因而成為一種“記憶載體”。但在後來，“羅馬的主題逐漸取代了希臘和聖經的參照，主要因為詩人越來越身陷於‘詩人與帝國對立’那樣的原型睏境”。而後來的流放，為此提供了“可怕的加速度”。（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1934年5月，曼氏因為他寫的一首諷刺斯大林的詩被捕。起初流放到切爾登，後流放到沃羅涅日。“當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聲音裏/聽出大地——我的最後的武器……”正是在沃羅涅日期間（1935年4月——1937年5月），苦難、孤獨、與大地和死亡的深切接觸，使他迎來了又一個創作的迸發期。他在這期間寫下的詩編有三册《沃羅涅日詩抄》，數量之多，詩藝之孤絶、之本質，都令人驚異和感嘆。

 我們來看兩首詩人在沃羅涅日流放地寫的短詩，那是一個被推抵到災難的核心的人才可以寫出的詩：

你們奪去了我的海我的飛躍和天空

 而衹使我的腳跟勉力撐在暴力的大地上。

 從那裏你們可得出一個輝煌的計算？

 你們無法奪去我雙唇間的咕噥。

                             （1935.5）

我的國傢扭着我

 糟蹋我，責駡我，從不聽我。

 她註意到我，衹是在我長大

 並以我的眼來見證的時候。

 然後突然間，像一隻透鏡，她把我放在火苗上

 以一道來自海軍部錐形體的光束。

                          （1935.5）

一個被剝奪了一切的詩人，他最後要努力給自己保留的，衹是“雙唇間的咕噥”！（這不禁使我想起了策蘭後期的“喉頭爆破音”），而第二首的最後兩句更令人驚異，早年曾被詩人贊頌的彼得堡的“海軍部”，現在又出乎意外地出現了，卻投來了一道足以致命的“錐形體的光束”！這裏，意象的奇特、語言的精確和藝術的灼傷力都達到了一個極限。

 也正是在曼氏流放期間，俄羅斯“哀哭的繆斯”阿赫瑪托娃曾前來沃羅涅日探望曼氏，並寫下了題為《沃羅涅日》一詩，詩的最後是這樣幾句讓人一讀就忘不了的詩句：

但是在流放詩人的房間裏，

恐懼與繆斯輪流值守，

而夜在進行，

它不知何為黎明。

“恐懼與繆斯輪流值守”——這是怎樣的一種命運！

對於曼氏流放後詩風的變化，布羅茨基還曾這樣描述：“這種加速度首先影響了他詩歌的面貌。崇高、沉思、有停頓的流動，變成了快速的、突然的、劈啪有聲的節奏……”，它成為“一種強烈的即時速度和神經質的暴露”，在結構上則伴以“壓縮的句法”和“大量的跳躍”。它“不再是行吟詩人的吟唱而是有點像鳥鳴，不時發出尖利的、急轉的、高亢的音調，就像用顫音歌唱的金翅雀。”

而到了後來，在詩人那裏，甚至連這種“顫音”也唱不出來了，它衹是一種受盡摧殘的生命發出的含糊不清的“咕噥”：

        主動脈充滿了血。

        在它的分類中不時傳來一陣咕噥：

         ——我生於1894年

         ——我生於1892年……

         而，抓回一個已磨穿了的出生年頭，

         和這聚攏的牧群一起批發，

         我貧血的嘴唇在低語：

         我生於1月2號至3號的夜裏

         在一個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或別的什麽年代的

         不可靠的年頭，

         而世紀圍繞着我，以火。

（1937）

讀這樣的被歷史暴力所傷透了的詩，我們衹能說：這是語言本身所發出的最後的痙攣！  詩人最後留下的文字，是1938年10月在押解到遠東集中營途中的中轉站寄給傢人的一封信，信中詩人以很艱難的語氣說他的身體已虛弱到極點，瘦得幾乎變了形，不知道再給他郵寄食物和錢是否還有意義。在這一、兩個月後詩人即在集中營裏死去，他是如何死的，葬於何處，一切都成了謎。

我將不嚮大地歸還

        我藉來的塵土，

        我願這個思想的身體——

        這燒焦的，骨肉，

        像一隻白色粉蝶，

        能在它自己的跨距間活着——

        回到那條街，那個國傢。

（1935.7.21）

曼德爾斯塔姆最後的詩，就這樣展現了他與他的時代的劇烈的衝突。但它們不是表面的控訴，它們是血的凝結。它們也不僅僅是犧牲品的文獻，而是深入到了存在的內核中的具有永恆價值的詩篇。它們用“藉來的”時間活着，而又最終戰勝了時間。它會永遠“在它自己的跨距間”活着——而這樣的“跨距”，我們今天已看清了，會跨越所有不同的時代！

在企鵝版曼氏詩歌英譯本序言中，詩人的遺孀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耐人尋味地稱詩人為“一個真實的詩人”（“a true poet”）。而這種“真實”，用布羅茨基式的表述方式來說，衹能是一種“最高意義上的真實”。詩人的悲劇性命運，他的“永久的心跳”和為此付出的全部代價，為這種“真實”提供了永久的保證。

而策蘭對曼氏的評價，在今天看來也依然力透紙背：“曼德爾施塔姆，達到了他的同時代人無與倫比的程度，他寫詩進入一個我們通過語言都可以接近並感知的地方，在那裏，圍繞一個提供形式和真實的中心，圍繞着個人的存在，以其永久的心跳嚮他自己的和世界的時日發出挑戰。這顯示了從被損耗、廢棄的一代的廢墟中升起的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與我們的今天是多麽相關。”

來源：《世界文學》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