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 | 我在几千个汉字中忙碌……

对于诗歌，有时我有满腔的话要说，有时却保持了适当的沉默。现在，诗人们相见，不会再为了诗歌争辨得面红耳赤，甚至很少谈论诗歌，诗人们都变得圆滑了，虽然各执已见，但是都能够巧妙地把诗歌的秘密藏在心里。的确，对于个人化的写作，你的经验不会适用于他人，他的感受也不同于你，由此，千差万别的文本便出现了。

有朋友总是问我，为什么我的诗作几乎都没有写作日期？原因在于我并没有把自已看做一个重要的诗人——我的诗对大众来说，可有可无，也不存有让后人来考证、研究我的心思。我只是想印证一点：我写出的每首诗在相对的时间段中是否能保持审美的有效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亲历、见证了太多的一夜走红的诗歌，如今，不过只是三十多年的时间，存留下来的诗篇屈指可数，有的是时代的产物，有的艺术上尚欠成熟，显然，我不愿意是这种结局。

我写出了一些诗，但不是为了发表。

由于我天生的愚钝，学会诗歌鉴赏至少用了十年的时间。我们同时代的诗人大多数放弃了写诗，从事了更有意义的工作，而坚持下来的少数人注定是热爱诗歌，无法割舍诗歌的，爱上了诗歌就等于爱上了写诗带给你的命运。

进入了新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写诗的人越来越多，写诗的目的也越来越复杂，大大小小的诗歌事件令人目不暇接，形形色色的诗人粉墨登场。加之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写诗似乎是每个人都能够摆弄的了，人人都成了“著名诗人”，专家们对这一现象深深忧虑，在人人可成为诗人的年代，在大量诗歌的同质化面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用文字来抵抗庸俗化的写作、来捍卫诗歌的尊严。

多少年来，我在几千个汉字中忙忙碌碌，把其中的一些锤炼为诗行，并乐此不彼，如果说我有什么“野心”，我期盼一种巅峰式的写作状态，语言和体验淋漓尽致地合为一体，但可能穷尽一生也无法抵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写作，我读书，我沉思，大多时候忘记了写诗的目的。

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在反思二战时写道：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其意在说，当诗人面对这些人类的苦难背过身去，仍然歌颂世界的美好，就是对自身的不诚实，对世界的冷漠。面对阿多诺的责难，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做出了回应——“有时候世界失去其面貌，它变得太卑鄙。诗人的任务是恢复其面貌，因为否则的话就会迷失在怀疑和绝望中。它表明世界不总是老样子，它可以是不同的。”也正如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所写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是的，诗人的嘴唇，可以诅咒，但也可以用来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