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堅 | 詩領導生命

在人類歷史的荒原上，鴻蒙時代，正是詩意的覺醒使人走出了黑暗。“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這裏描述的是一場祭祀，一個祭壇，一個解放的時刻，生命被詩的祭壇照亮，在古老的荒野上團结起來，詩可群，神接納了人 。

言之不足，故文之，這就是文明。

在二十世紀，自由詩已經成為世界詩歌的主要趨勢，不獨中國。歌德所謂的世界文學的時代，我以為其基礎正是詩人們對待語言的共同態度，博爾赫斯曾說：我認為所有詩體中，自由體是最難的……我覺得古典形式要容易些，因為它們嚮你提供一種格律。博爾赫斯說的難，在我看來，是因為詩在文明中的次宗教角色比過往更為突顯。在宗教全盛時代，詩人衹是一些遊吟騎士，歌謠要求利於傳唱的韻律。在世界各地，詩人更樂於散播愛情。十九世紀以降的情況不同，準宗教的權威日益降低。如今，大地危機四伏，舊世界分崩離析，往日浪漫主義的遊吟成為無所不在的心痛，那些不言自明的真理越來越晦暗不明。詩人於是被歷史推出，承擔他們的第一使命。宗教是詩的第一使命，但是在準宗教之側，詩總是有點自慚形穢，詩人忘記了，宗教正是起源於更古老的詩。詩一直拒絶確定性，而宗教對此堅定不移。但是，懷疑的時代到來了，確定的東西紛紛開裂，倒塌。世界的本質是詩性的，詩人必須嚮這一被遮蔽已久的真理告解。詩人不能再玩世不恭，他必須像羔羊那樣獻身於文明的祭壇。上帝死了，衹有詩人這種古老的職業一直在更新着文明的原始魅力，詩必須承擔在技術時代繼續招魂的責任，詩人必須像屈原那樣對那些古老的價值進行世俗的，在場的辯護，承當文明祭司的職責。

詩可群。詩保持着古老的親近，這種親近乃是語言的根基，語言的誕生就是群的需要，群就是團结。詩，就是文明，就是通過語言照亮生命的黑暗，召喚諸神出場，生命團结起來，充實之謂美，美好，嚮善。詩教，也許在世界詩人那裏還沒有像中國這樣成為文明的共識，但十九世紀以降的世界詩歌，無論歌德、藍波、迪金森、惠特曼、阿赫瑪托娃……的詩歌中無不顯示出比教堂唱詩班更親和的教化傾嚮。尼采一再宣揚某種“藝術形而上”，呼籲以詩（藝術）解放生命，這在二十世紀初導致了浪漫主義、象徵派、表現主義、阿剋梅派、垮掉的一代……在二十世紀，可以說，正是詩在工業社會掀起了反抗異化、拜物教的風暴。詩再次像宗教誕生前的遠古那樣，領導着生命。

自由詩在世界範圍的興起，乃是諸文明對日益僵化、律化的文明史的反省。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觀、群、怨、邇、遠、多識，孔子說出了詩的宗教性質。中國文明獨有的詩教，是一種語言教。就是一所教堂，不也是在做這些嗎？無非，興，贊美，在基督教中，首先獻給上帝，其次纔是人。在詩教中，道法自然，獻給大地人生。語言解釋了世界，為存在給出意義，語言也觀念化着世界。“修辭立其誠，”“文質彬彬”。文的過度會遮蔽誠。一旦語言成為觀念的容器，生命就是失真，僵硬，不美，必須再次解放，修辭立其誠。這是生命的潮汐，它總是在不誠之際呼救，語言革命於是發生。為什麽要寫詩，詩顯然不是巧言令色的修辭學，詩像宗教那樣，要招魂，要團结，立其誠，充實之謂美。

詩是語言的解放，是對自由的永不終結的追求，這是詩的原始使命。李白最偉大的時刻就是他的語言從律中解放出來的時刻，律重新成為李白之律。

新詩的誕生，是詩重返那個“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荒原祭壇。怎麽都行，衹要團结、招魂。“道在屎溺”，重要的是道的彰顯，而不是分行的模式。就像原始部落的祭祀，新詩的自由、即興也在於一首詩就是一個場，一場語言的祭祀。祭祀是即興的，它當然有基本的界定，比如聚集。這個聚集有許多的個體（碎片），將它們團结在一起的是場，這個場使這些清晰的語詞碎片聚集團结起來，成為一種有意味的混沌。新詩最基本的界定是分行。但是，分行的長短，疏密、強弱，韻緻、節奏則像藍調那樣是即興的，服從着生命的內在韻律，它會有鼓點密集的時刻，有飽滿的時刻，也有疲憊的時刻（這是為嚮下一個高潮過渡）。而這個場所生殖的意義也是不確定的，因為它不是觀念的凝固，而是意境的生發，陰陽互補。

                                                       （編輯：阿依古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