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 诗与真，或低低的雷声
——沈苇12 首近作的一个“中心”
鉴于沈苇诗歌自身的丰富性，所以本文暂时搁置整体性、历史化的谈论，而选择其即将发表的12首诗歌作为“中心”来谈谈沈苇近期诗歌的景观。显然，因为有限的诗作而带来的阅读景观显然并不可靠，但是在我看来这却具有“坛城”般的象征意味——在微观细碎中返观整体性的世界，在一个定点和限制那里生发延伸的触须并进而返观内视精神化的自我。这最终生成的应该就是主体化的启示录式的“风景”。这让我想到的是哈斯凯尔的那本畅销书《看不见的森林》，在一平方米大的局促空间重新发现一个幽微而足以照彻内心的世界。
每次读沈苇的诗，以及不多的几次见面，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位1988年远赴新疆（曾在海南短暂停留）的“江南人”背后是什么呢？除了受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远方”的吸附之外，一种更为内在的命运（包括语言的命运）似乎正在生成并发挥效力。经过两个空间和两个身份在写作中的对话与辩难，沈苇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最终的命运就是“终有一天，我将集水鬼与木乃伊为一身”。尽管在多年的诗歌践行中沈苇一直以“新疆”作为主体性的空间以及相应的时间感受旋钮，但是他并不是“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沈苇《新诗中的地理与人文想象》）——而这么多年来过多的诗人沉溺于表层化、符号化和伦理化的地域。无论是“在瞬间逗留”还是“高处的深渊”，无论是“正午的诗神”还是“夜晚重临”，我都与一个时而草木大地中游走、时而驻足烟尘酷热的街道，时而仰望远处雪峰的人相遇。那么，这一切该如何有效地内化为诗歌呢？现实所感所见不等同于诗歌，这是常识。沈苇的“综合抒情”和“混血之诗”不仅交出的是个体的脐带、往事、感怀以及西部的记忆和“异乡母语”，而且他不断往更为遥远甚或未来的时间深处交出他的信札。这些信札既是语言的秘密，也是自我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和确认途径。同为浙江的青年诗人江离曾经写过一首诗献给沈苇，在诗行中我看到了博格达雪峰的宁静凛然，也目睹了日常化生活中的荆棘、裂纹和血癍，以及并未完全抹去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是当下诗人空前尴尬的空间境遇与现实渊薮。
最终，诗人需要在语言中完成特殊的还魂方式，具体到沈苇就是追赴“一个人的灵魂自治区”。
“每一条路都是来由和去踪”正印证了道不自器。那么，我所即将谈论的沈苇的12首诗是否有一个“中心”呢？或者说诗歌写作必须、必然要有一个所谓的“中心”吗？尤其是在一个感受力空前匮乏而媒体现实吞噬一切的今天，一个个碎片式的诗人和同样零碎漶散的诗歌文本有所谓的“中心”可言吗？
由沈苇近期的这些诗作我想到的是当年一个诗人在田纳西州的山顶所放置的那一个语言的坛子，这就是诗歌的可能性——“我把坛子置于田纳西州 / 它是圆的，立在小山顶。/ 它使得散乱的荒野 / 都以此小山为中心。// 荒野全都向坛子涌来，/ 俯伏四周，不再荒野。/ 坛子圆圆的，在地上 / 巍然耸立，风采非凡。// 它统领四面八方，/ 这灰色无花纹的坛子 / 它不孳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的一切都不同。”（飞白译）坛子是一个日常景观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物什，但是作为语言世界中的意象却在一瞬间就成为周边事物的中心和顶点。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诗人的精神照彻与语言光芒。而多少年了，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我只有偶尔几次与几个诗人的“坛子”和“中心”相遇。那一刻曾经被刻意缩小的闪电瞬间炸裂迸发出来。诗歌是经验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甚至超验的，日常的神秘似乎就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灰色的没有花纹的坛子上——它安静坚实却又容留了无边无际的风声和喧嚣。这再次回到了诗与真的问题。这让我想到当年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当我被毁坏，我同时也在康复。 / 当我像大地一样安静坚实，那时候 / 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声与众人讲话。”在沈苇这12首诗中我找到了能够与史蒂文斯的“坛子”具有互文性和重新发现性的那一“中心”——这一“中心”又近乎耳侧低低的雷声萦绕。
无你，无我，无他
亦无南、北、东、西
只有此时此地的荒凉
像世界的肚脐和唯一中心
无边无际铺展开去
而这，多么好啊
——《我如此热爱荒凉的事物》
沈苇近期这12首诗，有的很大程度上带有元诗的性质，也即在诗歌行文中表达写作者对诗歌的理解，比如《一首不被阅读的诗》《退藏到荒凉中去》。在这些诗歌中我更关注的是那些不可见的、隐秘的所在，诚如诗人自己所说过的那样“对新疆消失的部分更感兴趣，它能有效地点燃我们的历史想象。”碎片、缝隙、纹理、废墟以及持续消逝的日常时间被诗人所格外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沈苇对语言和诗歌的重新认知，而更多的则是自身、语言以及诗歌的局限性。不被阅读的诗其意义在哪里？忽略的看不见的部分是否代表了诗人和语言的双重夜盲症和短视？尤其是《退藏到荒凉中去》让我看到了“诗与真”的重新诘问与辩难。我更倾心于这一自我争辩式的话语方式。
退藏到荒凉中去
找一片沙漠，或一座远山
谦卑、虔敬和躬身向下的姿势使得诗人的视角和诗歌疆域更为辽阔。这种退隐、向下、向内的自省方式似乎正是对密林和秘密的重新寻找，随之带来的则是诸多的诗歌可能性——这显然对应于当下的现实以及深层的精神现实。退与藏，正是为了保持一种更为精确的诗人眼力——红嘴鸦的亮眼睛。在另辟视阈和细微处重新发现世界的真和诗歌的真。正像里尔克所说的“若是你依托自然，依托自然中的单纯，依托于那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渺小，这渺小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由此，诗人才能剥落表象和语言伪饰的外衣，重新面对语言和世界的内核。就像当年昌耀的“静极”一样，诗人必须在静寂之处发现任何时代的恒定点和中心，“当白昼像风筝消失天边 / 夜晚重临—— / 那就去拥抱一个梦吧 / 在群山和旷野之间 / 正是在上帝和虚无之间 / 我已发明了你——爱和祈祷”。这既关乎语言也指涉个体的存在性命题，比如时间和遗忘，比如身体和灵魂，比如上帝和虚无。诗人必然有其不容推诿的语言态度和立世法则。永远站在“死者和弱者一边”在沈苇这里不只是认知的能力，也是语言和修辞的伦理。这至关重要。在如今由多动症、修辞癖、自慰术、社会发言家、狂躁症患者以及对“世界诗歌”迷狂崇拜者构成的诗歌阵营中缺失的正是对“诗与真”的重新思考，更遑论真正的诗歌写作实践了。
就“诗与真”我不想在诗学层面做过多的考察工作，我只想就沈苇相应的诗再次强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涉及到诗歌之“真”，涉及到诗歌的自我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必然要求写作者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一想象力以个体主体性为基本，并将个体、现场和历史的三个空间同时打通，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尽力避开“膨胀的自我”和“表面的当下”以及“空洞大词的历史”的危险。以此来看，沈苇近期的诗作中《向日葵》《狼台》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本。
“向日葵”这一意象很容易让写作者坠入到“互文”的窠臼中去，换言之一个诗人的文本很容易被以往那些相关的文本吸纳进去而成为空洞无物的廉价替代品。向日葵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象征不言自明，而沈苇的《向日葵》对以往这些“历史性话语”予以搁置，从而有效性地呈现出了其诗歌要表露的一个核心——“……残酷的诗意！/ 因了被遗忘的大地上的残酷 / 阳光突然变得柔和、仁慈”。这一核心的最终落实分别对应于秋日即将收割的向日葵，即将置于刀俎的温顺的羊群，王朝杀戮中的那些遗留性的残骸以及内心的那抑制不住的隐痛。流水无声，历史无形，人心无着，却是一把把刀子的寒光在刺人眼目。诗人因此必须具备对事物和内心具有重新赋形甚至变形的能力，能够删繁就简而直取要害——“狼台丢失了自己的名字后 / 变成了苜蓿台”（《狼台》）。诸多况味，一句足矣！这正是具有重要性诗人的能力。
对于这个时代的诗人，在新旧转捩之际都必然要有难以被稀释的焦虑感。这种焦虑不是大而无当的对所谓现代性的批判和古典田园山林的怀旧式挽留，而是与写诗者的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碰撞，甚至这一碰撞的结果不无惨烈。这种焦虑感已经成为当代诗人写作不由自主的一个中心，当然不幸的是这在很多诗人那里带有着实用主义的便利和由此带来的伦理化写作的泛滥。也就是说这种“碰撞”“焦虑”“乡愁”“挽歌”不仅成了主导性的写作资源而且还沦为了排他性的写作权利——在很多诗人那里。
沈苇的《新丛林》更像是这一时代的箴言，或者墓志铭。诗人用錾子一下下的钉进时代的石灰水泥的丛林。火星四溅，而英雄败北。这注定也是一首挽歌——断裂地带的挽歌。
从前，我们围坐旷野
用火、歌声和故事取暖
抵御黑暗、猛兽和自然的不测
恐惧被内心的明月一再驱散
今天，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城
各玩各的手机，各想各的心事
生各其生，死各其死
有时像原始人，抬起头来
被新丛林的鬼魅攫住：
钢筋铁蛋意志的野蛮强力……
——《新丛林》
“从前，我们围坐旷野”，这是不同时空语境的告慰和无望的混合。“从前”和“今天”的对比以及拉抻甚至撕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可思议的荒诞而又无时无刻地发生。为此，诗人必须在语言中有所回应。而不幸的是在诗人回应这一情势的时候成了社会伦理和道德化的替代品，而在诗意和诗艺上都未见有更多的“发现”。
从话语层面，近期沈苇的诗作，无论是那些元诗自陈，还是在精神内里上带有求真意志的重新“发现”的诗作，其中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言说者。他在那里做出判断，辨明方向。在我看来这种带有解释性和姿态性的话语对于诗人的意志、中心、退隐、发现和祛魅来说无疑带有旗帜式的意味。当然反过来，宣示性的话语一定要在诗歌的呈现和表现、具象和抽象那里到达一种适度的平衡才更为有效。
此刻，北方的深秋在黑夜中再次到来。在城市的水泥丛林中我几乎没有遇到那些手提灯盏的人。这不是矫情，而是时代的命运使然。在时光的刀斧和人性的渊薮那里我看到一个诗人正在为自己设置一个言说的中心，那低低的雷声正在耳畔响起，忽尔炸开。
（本文原载中国《大河》诗刊2017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