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來到美術館｜西渡：中國詩人應該盡早拋棄大師情結

澎湃新聞記者 徐蕭 實習生 王琦樂

2020-09-15 13:45  來源：澎湃新聞

去年9月，西渡的《新詩為什麽沒有産生大詩人》一文，引發了不小的爭議。9月12日下午，西渡做客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詩歌來到美術館”，在回顧個人創作經歷的之餘，再次談及這個話題。

在西渡看來，第一大詩人不是自封的，第二是活的人最好不要成為大詩人，成為大詩人就意味着詩人的終止。

“對我來說大詩人是不斷成長的能力，不斷豐富自己，不斷變化的能力，你沒死，幹嗎就已經認定自己跟死人搶這個封號呢？”

西渡說，其實他不是在判斷中國有沒有大詩人、誰是大詩人，這無非是一種提醒，一個警告，希望能破除中國詩人的大詩人情節——“大詩人情節會把一個詩人提早毀掉。”

西渡此論，和他長期作為詩歌批評傢的觀察分不開。他常常帶着一種近乎天真的使命感在圈內圈外“戰鬥”。一方面，在詩歌圈之外，包括知識界、一般讀者等，往往對新詩存有偏見和指責，認為作為文體的新詩本身就有問題，以此從根本上否定百年新詩。另一方面，在詩歌圈內部，與圈外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認知，很多人自認大詩人。

他希望紓解圈外的偏見，為新詩一辯，也試圖在內部敲鐘，提醒詩人們不要故步自封。

然而和很多優秀的詩人批評傢一樣，西渡在批評上的強大存在感，對其詩人身份和詩歌本身存在一定的消音作用。實際上，西渡從中學時代習詩，在大學期間逐漸找到個人音調，出版有《雪景中的柏拉圖》《草之傢》《天使之箭》等多部詩集和詩歌批評專著《壯烈西風》，獲得過劉麗安詩歌奬、《十月》文學奬、東蕩子詩歌奬和昌耀詩歌奬等。

與九十年代以來，一批詩人不斷解構詩歌以及詩人形象，反對崇高性不同，詩歌和詩人身份在西渡這裏仍然保持神聖的位置。在本期主持人、批評傢張桃洲看來，不管是日常生活還是整個文化世界裏，西渡都賦予了詩歌很高的地位，他曾經一個詩論就提到說“詩是文明的精華，詩保存了人類文明最內在，最富有人性的部分”，“對於那些寄生於寫作的人們，它永遠都是在字斟句酌的嚴格約束中，表達對生命的刻骨銘心的愛”。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西渡為什麽繼而提出並踐行“幸福的詩學”這一頗有爭議的概念。

“寫詩給我帶來一種安寧的幸福。詩是一種幸福的文體。我對詩歌的感激正在於此。”

跟孟浩然相似，但更嚮往陶淵明和杜甫

如果說《毛主席詩詞選》是對西渡形成語感的啓蒙，那麽初中時期翻閱的王維、孟浩然的絶句則是擊中西渡使他立志成為詩人的閃電。從那時起，西渡真正感受到了詩歌的美妙以及中國語言創造出的文字奇跡。通過詩歌，他得以用最簡潔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眼中那些美好的事物。

進入大學後的西渡，一下子找到了寫詩的感覺，然而前期也遭遇過心理上的打擊。

1985年，在北大校園裏有一套影響非常大的詩集，叫《新詩潮詩集》，由北大五四文學社刊印。儘管出身於北大校園內，這本詩集的輻射面卻非常廣，對西渡本人也産生了深刻影響。詩歌在當時的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也正是在這本書中，西渡集中接觸到了朦朧詩，並就此書寫了一篇名為《為新詩潮歡呼》的文章。他本希望藉由此文作為敲開五四文學社大門的敲門磚，然而當時文學社門檻很高，西渡一直無法加入。多年後，西渡詢問當時五四文學社詩歌組的組長洛賓，洛賓說，“你那個詩到不了我這兒，前面有好幾個門檻，早就把你斃掉了。”這與今日高校詩歌社團使盡渾身解數招新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見當時詩歌多火。

張桃洲說，西渡的詩歌儲藏期比較長，西渡則謙虛地稱自己一直處於學徒期，而這個學徒期的期限還很長。在談及外國詩人對自己的影響時，西渡指出最早對其産生影響的就是弗羅斯特。弗羅斯特在詩歌中所塑造的詩人形象，是一個平易近人的普通人形象，來代替過去的浪漫主義詩人，或是現代主義詩人惡魔的形象。

“我自己通過弗羅斯特形成了一個觀念：我是一個普通人。這是我對弗羅斯特的一個誤讀，但是確實影響了我對自己的要求，我把自己看作一個普通人，在日常生活當中，你該承擔什麽就承擔什麽。”同時弗羅斯特處理的自然題材與西渡的農村生活經驗相契合，讓西渡倍感親切。

除了弗羅斯特，西渡內心真正嚮往的其實是法國的純詩。而在法國詩人中，對其影響最大的就是瓦雷裏，他促使着西渡形成了自己審美的興奮點。

西渡詩歌的另一大來源是中國古典詩歌。當被問及與哪位古典詩人最為相似，西渡不假思索地說出了孟浩然的名字。“孟浩然的詩和性情非常一致，他的詩像浙江紹興的老酒，溫和醇厚。藉用蘇東坡的說法，孟浩然是韻高才短，寫的詩不錯，有詩味，但才氣不夠，沒有材料。”西渡直言，自己有時多少懷疑個人才能，短暫的寫作停頓不光因為忙，而是纔短。

在他心目中，陶淵明和杜甫是他最為嚮往但可能永遠無法企及的古典詩人。“陶淵明太了不起了，雖然留下的詩不多，但他對於生命的真情流露，內在充沛的生命力，完全可以跟杜甫相媲美。而杜甫的詩無所不能包容，無所不能關註，體現着中國自然本身與生命本身。”西渡認為，和他們相比，自己的生命沒有那麽充沛，時常感到疲倦。

但是在張桃洲看來，西渡的詩歌寫作起點非常高，而且從一開始就藴含着一種非常正派、正氣的風格，比如1990年創作的《最小的馬》，其對日常的觀察細緻入微，句式段落結構整飭，語調溫暖柔和。這種風格延續到2008年，被其集中闡釋為“幸福的詩學”。

希望詩人能夠恢復那種肯定的力量

“當我說到我們應該建立一種幸福的詩學時，詛咒的詩人笑了。他心中有一個等級，他認為詛咒高於贊美。他曾經依靠詛咒獲得力量，而後便依賴於這一力量。而贊美需要詩人的力量。這是從太陽中取出火和光的力量。”

在這組集中闡發“幸福的詩學”的筆記中，西渡旗幟鮮明地發出聲音：寫詩給我帶來一種安寧的幸福。詩是一種幸福的文體。

在他看來，其他文體，比如小說、戲劇、散文，當寫作接近詩的狀態時，作者也會有類似體驗。不然寫作就是苦刑。但是，隨着長度（從短篇、中篇到長篇）和機械程度（論文）的增加，這種幸福的體驗都會在被迫中被破壞和取締。被被迫完成一個東西的感覺——一種苦刑的感覺——所破壞和取締。

但實際上，任何必要的、必需的東西都帶有強製性，逼迫我們交出自由和幸福。而詩的特殊性就在於它永遠不會成為必需品。

“詩和幸福的關係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任何其他文體都沒有這個基礎，所以它們都難有與寫詩強度相等的幸福體驗。”“邊緣性”“無用性”這些曾經被認為是詩歌的劣勢在西渡這裏轉化為一種優勢。

但是，西渡“幸福的詩學”不止於此。在張桃洲看來，如果把“幸福的詩學”簡單地理解為歌頌或正能量就太膚淺了，“西渡是希望對破碎的、非常反復的處境的一種警醒。”

現代詩歌在浪漫主義之後，逐漸形成了說“不”的傳統，這使得詩歌具有了一種批判的力量、刺痛的力量、黑暗的力量。但當這種傳統成為唯一的傳統，西渡覺得問題就出現了。

“我希望詩人能夠恢復那種肯定的力量，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更多肯定的東西，美好的東西。說起來簡單，但有時候你不得不處理否定的東西，不可能永遠站在天使的一邊。很多時候是站在魔鬼、撒旦的一邊，但是我們詩人是不是一定站在生活一邊呢？是不是也可以站在生活的反面，站在撒旦的反面？即使站在地獄的天棚上，我們依然可以贊頌生活。”西渡這樣說。

大詩人不是自封的

自從發表《新詩為什麽沒有産生大詩人》及其續編以來，西渡就一直在不斷解釋和回應，這次也不例外。

相比於判斷中國有沒有大詩人，或誰是大詩人，西渡真正想表達的是破除這種大師情結，因為無論對於詩人本身，還是整個當代詩歌發展來說都是不利的，“大師情結會把一個詩人提早毀掉”。

在文章中，西渡試圖抓住當代詩人的一些心態：第一，大詩人不是自封的。第二，活的人最好不要成為大詩人，成為大詩人就意味着詩人的終止。

“對我來說，大詩人是不斷成長的能力，是不斷豐富自己、變化的能力。詩是面嚮未來的，詩人也應該面嚮未來。不要停滯或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應該一直保持創作的活力，直到自然生命的終結。”

在西渡看來，如果好友戈麥不是英年早逝，駱一禾仍健在繼續寫作，他們成為大師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每個人的變化有時候就是不可預測的。

大學畢業後，西渡成為了戈麥生活中唯一的老同學、老朋友。“戈麥非常專註，寫作的起點也很高，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他說自己可以成為大師，但是不想成為大師。”戈麥在生命的最後把自己的詩全部毀掉，扔到厠所糞坑裏，無視自己創作的成果。可以說，戈麥的詩集中反映了90年代初期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復雜心態，以及內心的尖銳衝突。

除了大學好友戈麥，駱一禾對西渡來說，是個不太一樣的詩人。他們衹見過兩面，一開始西渡對駱一禾的詩歌印象是有所保留的，看法的改變發生在2009年，海子、駱一禾去世20周年。

“當時懷念駱一禾的文章幾乎沒有，我自告奮勇地寫了一篇，所以纔比較完整地讀了他的全編。讀完以後，我對他有了一個全新的看法。他的詩確實不太好懂，有的時候不知道他在說什麽，但是讀完全編以後，我發現他很多詩都是能夠讀通的。”

西渡認為，駱一禾的影響不光體現在他的寫作，還體現在他開放的詩歌觀念上，對於當代詩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啓示性意義。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