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依舊閃爍的，在更遠處……”
——晴朗李寒詩歌論
楊東偉
我貼在地面步行，不在雲端跳舞。
——路德維希·維特斯根坦
如果對70後先鋒詩人群落做一個整體掃描，很容易發現，晴朗李寒是他們之中很特殊的一位。這種特殊源於他對詩歌的虔誠與敬畏，正如詩人自己所說：“我一直相信詩歌的力量，相信文字背後的神秘力量”。這種“相信”成為了詩人二十多年來對詩歌寫作堅持不懈的動力。對晴朗李寒而言，這種對生命的熱愛，對詩歌的信仰或許已成為一種宗教。生活——生命——詩歌這三種元素相互滲透、相互融匯，構建起了詩人的詩學體係。
立足生活的常態寫作
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先鋒浪潮中，李寒是一位時代的“遲來者”，他的詩歌寫作與“狂飆式”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既不遵從某種理論的既定套路，也不追新逐奇引領潮流，而是始終順從着自我的情感直覺與語言習慣，保持着不緊不慢的步調，不盲從，不張揚。與其說李寒的詩是一種創造，倒不如說是一種還原。他將詩歌還原為生活，使生活恢復詩意，讓漢語恢復靈氣。在寫作中，他對五花八門的形式實驗保持着應有的警惕。尊崇“回歸生活”與“回歸自我”的寫作宗旨，維護着詩歌的常態精神。
在我的詩中看不到電閃雷鳴、黃鐘大呂的東西，因為我的生活就是這樣平凡、平靜、平常。一天一天，上班下班，路過那些相同的事物，看着那些面孔相似的路人，做着幾乎大同小異的事情，我唯一的愛好，便是在這些事物中發現小小的不同，找出細微的差別，就像女兒從圖書中找出兩組相近圖案的不同之處一樣快樂。
——《活着，寫着，愛着……》①
從這段詩歌自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常態在李寒的詩歌寫作中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它構成了詩人理解世界的方式：無論是詩歌還是生活，乃至生命，其最基本的原始存在便是一種平常自在的狀態，而“先鋒”不過是其中偶爾“凸起”的部分。在李寒看來，“詩並不飛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羈絆，盤旋其上。正是詩，首次將詩人帶回大地，使人屬於這大地，並因此使他安居。”②發現與堅守日常纔是詩歌創作的核心。李寒大都以平凡的生活入詩，在“日常敘事中發現詩的本源”。
在對詩歌的題材與內容的把握上，李寒從不誇飾，而是以一顆赤子之心，表現出對常態生活的尊重。從詩歌的命名，諸如《愛情》、《輪回》、《午夜》、《陣雨》、《小區生活》、《高速公路上》等等，就不難看出，李寒的創作涉及到了多彩的生活。在他的詩歌世界裏，平淡無聊的生活往往變得親切溫暖、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無論是在《愛她的……》、《你的身體》裏對妻子熾熱的愛戀，還是在《時光竊賊》中對“竊賊”這一形象的生動刻寫，李寒都是將自己的鏡頭對準生活的細微處，用敏銳的嗅覺發掘日常中被忽視的詩意，用自然的筆法描繪着原汁原味的生活狀態，充分顯示出了詩人發現生活的能力。
情感的自然與率真，是李寒常態寫作中的另一大亮點。在冷抒情泛濫或者拒絶抒情的先鋒潮流中，詩歌已無法真正表現人們復雜的情感世界。從這種意義上講，我更願意把李寒當做一位抒情詩人。他的詩歌敢愛敢恨，敢於將自己的情緒和感覺傾瀉於筆端。該悲傷的時候便悲傷，該大聲說愛的時候便說愛，該憤怒的時候便拍案而起。可以說，詩人的每一首詩都是性情之作，是心靈的本色出演，不矯飾，不虛情假意。
我厭倦了光滑和細膩，厭倦了精緻和完美。/我愛上了單一的事物，/和它們粗糙的部分，
/我愛上了殘缺，沒有結局的故事，/愛上了棉布，拙劣的黑陶，露出草梗的紙。//我厭倦了繁復，重疊，厭倦了塗滿油彩的/面孔，和多變的表情。/我愛上了緩慢的旅程，愛上了中途的阻隔，/而不是瞬間的抵達。我愛上了等待，/等待中的焦灼。……
——《我愛上了……》
一首《我愛上了……》真切地道出了詩人的愛與憎，能夠將自己喜愛的事物與厭倦的事物細膩而準確地呈現出來，既依賴於詩人的觀察力與感受力，更需要詩人由心而生的感情。這種“想愛就大聲說出來”的寫法其實是在呼喚一種詩歌情感的自由。在抒情詩日漸式微的時代，李寒渴望一種回歸，渴望回歸到情感充沛、真摯的詩歌語境中來。
博爾赫斯曾說：“一個人寫詩是受激情催迫的，更確切地說，他必須宣泄他的激情，因為如果某個主題追着他寫，非讓他寫不可，使他不能安寧的話，那麽他就得寫以便擺脫它……”③李寒也是屬於這類“情緒主導型”詩人，諸如《雨說下就下了》中那種“青春期式”的憂傷；《多麽美好的一日》中對美好時光的贊嘆；《憤怒之詩》中對社會弊端的痛斥等等，這些詩篇大多是強烈的主觀情緒“催促”着詩人去抒寫，這種感情推動表達的方法，有別於“理念”或者“主題”先行，剔除了矯揉造作的因素，保留了一份可貴的純真。與此同時，詩人的這種寫作方式，並非發泄自我以獲得宣泄的快感，而是在情感的正常釋放的基礎上註重詩意的提升。
詩人有許多寫給妻子和女兒的詩篇。這些都可以當做情詩來讀，其間流露出的感情真切而深厚，細細咀嚼令人感動不已，李寒豐富的情感世界直接作用於詩歌，使之洋溢着“愛”的暖意，這種愛是詩人珍愛生活的情感基調，也是使世界“軟下來”、“慢下來”的一種方式。總的來說，無論是情緒推動下的抒懷，還是“愛”的誠摯表達，都是常態情感的具體體現，而情感的常態與真實正是李寒詩歌的核心所在，我們由他的詩看到了抒情的深度。
李寒詩歌的常態抒寫，還體現在對詩歌語言的運用上。語言是詩歌的靈魂，當各種語言實驗風行詩壇的時候，詩歌開始被語言所奴役，我們對詩歌語言的“魔力”與“詩性”的興趣似乎在逐漸衰減，漢語詩性的斷裂則成為了當下詩歌的主要病竈之一。而李寒是那種堅持讓語言保持鮮活氣息的詩人，在他的詩中很少有華麗的辭藻，也缺少技術性的堅硬語質，而是處處閃耀着有韌度、有溫度的智性語言。
明天會遇到一個什麽樣的詞/一個什麽樣的詞/會把我打動/我熟悉她的一筆一畫/就如同熟悉愛人的身體/熟悉她的音容笑貌/性格和脾氣//也許一個詞 會把我擊傷/用她的偏旁 或者是部首/用她堅硬的一撇/抑或是柔韌的一捺/讓我鮮血淋漓/而我/要為此疼痛多久……
——《明天會遇到一個什麽樣的詞》
在這首詩中，詩人對詞語的迷戀之情溢於言表，並將自己的寫詩活動中“遇到的詞”描繪的生動形象、靈氣逼人。詩歌沒有隱喻和難度，讀來明晰易懂。但語言的簡約與質樸並沒有破壞美妙的詩歌氛圍，相反卻為詩歌增添了靈動的氣息。
李寒的詩歌語言既遵守語法規範，符合生活常理，又自由不羈，活潑與嚴謹相得益彰。詞彙平凡但豐富多彩，語義透明，節奏舒緩，不加雕飾的原始純真，未經改造的天然拙樸，“讓每一個意義單位都擺脫了詞語的附着成分而皈依了自身，構成了詩人與世界的基本關係。”④這樣的語言既與心靈相通，也為詩歌增添了儒雅的氣質。“自然樸素的表達方式，平淡中見真淳的藝術風格”（吳思敬語）也正是李寒常態寫作的真實寫照。
李寒的常態寫作有着廣泛的意義，他為我們時代的詩歌寫作提出了一個命題，即詩人該如何立足生活，如何去在平凡的現實生活中表現詩歌的力量，其深刻性在於，在充滿變數的世界裏，他的詩歌寫作把握到了未知中的已知，無常中的恆定，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
內心的迷津與超越
如果單憑李寒詩歌的情感特質，就將他簡單的定義為一位抒情詩人，那也未免太武斷了。事實上，李寒的詩歌在形式上呈現出常態的特徵，但在內在的詩歌精神方面卻屬於先鋒的範疇，這着重體現在詩歌的批判精神與否定精神中。他的詩歌以心靈呈現作為表現世界的方式，把對生命的思索內化為一種自覺的追求，通過心靈關懷的道路，在真正意義上抵達一首詩。
“一個生命越是接近於內省，越是把漫遊當成無以自拔的宿命。”⑤內傾型詩人都有這樣一種共同的精神特徵。詩人特有的敏感使自己更容易去感知生活，去聆聽來自靈魂的聲音。
你可以像氧氣,深入/一個人的肺部/深入他的血液和骨髓/你可以被一個人的快樂感染/像一圈圈漣漪/瞬間就蕩漾開來/當然,你可以是一個大夫/打開一個人/從裏到外,檢查他的病痛所在/但是,你不可能/深入一個人的悲傷/不可能從泥沼中/拉出那個慢慢陷下去的人/即便,你感應了/你體會了,理解了/他的悲傷/可你也代替不了他//一個男人走在街頭/突然停下來/痛哭失聲/淚水淹沒了他的眼睛/春風吹皺了他的面孔/那麽多路人從他身邊/匆匆走過/誰也不知道/他的悲傷來自何方
——《不可能深入一個人的悲傷》
人類情感的獨特性和唯一性在李寒的“解剖”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示，讀來略感沉重。恍惚間這種“不能深入的悲傷”也正從我們的血液中彌散開來，隱隱的疼痛入心入骨。原來，詩人所描繪的這種“悲傷”也正是每個人都經歷過的生命體驗。李寒通過對自我經驗的抽象提取，上升為人類感知的公共經驗，從詩歌內部到達了人類心靈的深處。詩人關心人類最隱秘、最脆弱的情感，正如詩評傢謝冕所言，李寒的詩歌“對生命及其‘密藏’的明知‘不可能’的可能的把握。……‘揭示’了一個人不可言說的內在的悲哀”。詩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能將這種“內在的悲哀”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現給世人，讓我們以詩歌的方式感受到它的存在。
除開書寫公共經驗外，詩人更多的時候在關註着自我，以一種嚮內看的姿態去透視內心，反省自身。情感細膩是詩人的天性，然而大多數時候他們必須忍受這種細膩所帶來的孤獨，必須獨自面對來自心底的憂傷、黑暗與掙紮，李寒也不例外。但是，他排解孤獨，完成靈魂救贖的途徑顯得與常人有些不同。
在《人皮燈籠》、《我感受着我的肉體》、《這件身體很快就穿舊了》等一些優秀的詩作中，詩人有時撫摸、欣賞自己的身體，有時厭倦肉體的沉重、衰老，這與其說是一種“自戀”行為，倒不如說是詩人通過身體來觸摸時光、諦聽生命、理解存在的一種途徑。那種對肉體既迷戀又厭惡的矛盾情緒，正好體現了詩人認識生命的雙重心態：一方面，詩人高度敏感的氣質，透露出強烈的時間焦灼感，對時間期望過高，得到的卻衹能是“你能把時間怎麽樣？”的無奈回報，這是詩人對光陰流逝，青春不再，衰老與死亡將近的恐懼；而另一方面，有些詩篇中則又呈現出尊重生命、擁抱生活的陽光姿態。其實，李寒的這種書寫不僅是詩人對自我的認知，更是我們每個人生命情態的一種折射：對於塵世生活，我們通常懷着既憂慮又追求，既畏懼又渴望的心情。在詩人與時間的“糾葛”，與肉體的磨合中，我們看到了他內心的迷津與掙紮，但是，李寒並沒有陷入靈肉糾纏無法自拔，在衆多的解脫道路上，他選擇了“愛”這種敦厚的方式面對世界，去化解由自我與世界的衝突所帶來的痛苦。
輕點兒，再輕點兒，/讓我們說出愛……//不是一聲，痛苦地，哀！/不是二聲，忍受着，挨——/不是三聲，睏惑地，噯？/也不是四聲，嘆息着，唉……//它無需聲調，衹管輕輕滴地/從心靈深處/穿越漫長黑暗的喉嚨/自平靜的舌頭上滑過/在稍稍開啓的雙唇間吐出//愛——
——《愛……》
將“愛”作為詩人接納這個世界的方式，一點兒也不顯得做作，相反我們從中品出了從容淡然的心態與敬畏生命的力量。 “愛”是詩人緩和、平衡自己與世界關係的天平。當詩人與自己、與生活、與社會的關係變得緊張時，“愛”便成為詩人與生活和解，戰勝睏難與恐懼的“利器”。無論是在“大雨中奔跑的男人”（《大雨中奔跑的男人》），還是在黑夜中獨自憂傷的男人（《獨坐》），李寒始終以平和包容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紛擾，既沒有放棄心中那份愛的堅守，也沒有喪失“奔跑”在人生時間軸上的勇氣。
在用“愛”化解心中的矛盾與睏惑的同時，李寒仍然保持着精神探險的嗜好。詩人時常在詩歌中進行深刻的哲學思辨。例如《1970.10.22——？》中有這樣精彩的詩句：“你看，中間那短短的一小橫/代表了/我的一生”。詩人把生命濃縮為一個破折號，這個破折號既是詩人生命歷程的標志。也是對“我們應當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⑥這一哲學命題的另類闡釋。大凡優秀的詩人，最終必然走嚮哲學。他們在精神漫遊中總是執着於對死亡、虛無、永恆等未知事物的想像與探尋，哲學於是便成為了他們最終的精神歸宿。李寒詩歌中的這種哲學氣息，來源於他對生活和心靈的融合，這使得他的詩歌更具靈氣。
然而不管是選擇愛，還是選擇哲學探險來追尋心靈的超越，其實詩人一直都未曾獲得真正的解脫。他總是在詩歌理想的道路上跋涉，在這荊棘叢生的途中，有一種不可復製且無法消除的“來自靈魂的深處的疼痛感”一直伴隨着詩人。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生命的痛苦，詩人在窺探生命意義的同時也萌生了這種強烈的靈魂刺痛感，在接近真理的同時也接近了深淵，隨着他詩歌寫作的進一步深入，這疼痛也必將會越來越強烈。在某種意義上講，過度強烈的心靈刺痛必然會誘發心理的矛盾與分裂。許多優秀的詩人都具有精神分裂的傾嚮，他們的精神感知與肉體存在出現了某種落差而不能得到平復，從而陷入了精神分裂的境地。李寒的很多詩歌中也表現出靈肉分離的狀況，他曾多次寫道，希望在自己體內發動一次革命，將身體殺死以得到精神的解放與自由，但他把握住了分裂的“度”，在走嚮精神懸崖的同時，他能將自己拉回到現實中來，這份理性與智慧是很難得的。
李寒的詩歌充分顯示出“心靈化”的詩學特質，他嚮我們展示了復雜的精神世界。堅持獨立寫作的詩人一直保持着 “倔強”的姿態，這不僅體現在與現實的關係上，也體現在與自我的關係上。他不斷地在內部與自我抗爭、妥協、再抗爭，在這種輪回的進程中，每一次的自否都是一次超越，它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艱苦歷程，在這種特殊的體驗中，詩人通過詩歌完成了對自我的重塑，與此同時也真正體證了生命。
面對現實的良知“介入”
詩歌力量的彰顯來源於詩人內心不竭的追求，詩歌的深度也來源於詩人心靈的高度。縱觀李寒的創作歷程可以發現，他是一位逐漸成長的詩人，他既專註於日常書寫也在尋求靈魂的超越與詩歌境界的提升。詩人在關註自我、審視自我的同時從沒忘記對現實社會的關註，用詩歌去觸摸埋藏在時代泡沫之下的社會底色，從而完成“大我”的書寫。事實上，這種“大我”從未完成過，而是一直處於無限的接近之中。
晴朗李寒自己曾說：“詩人更要能聽到礦井之下屍骨的吶喊，豆腐渣廢墟下孩子的呻吟，兇猛的挖掘機履帶碾軋下拆遷戶絶望的哭嚎。如果對社會問題麻木不仁，你就不配做詩人”。在他看來，詩人應該保持對時代的警惕審視，對文化的批判精神，對當下現實的關註，對生命的悲憫。這纔是詩人應該有的責任與擔當。
一個日常的女人，被歲月打磨得面目模糊。/如今，她站在菜市場裏，/為晚餐是土豆白菜，還是蘿蔔蘑菇，而遲疑不决。/她的自行車粘染了塵土和泥濘，/車筐有些變形，（它一直裝載着一傢人的食糧）/她要趁着昏暗的天光，挑選那些噴過水的蔬菜，/要為稱的高低與小販較量。/“菜還是這麽貴，天都暖和了。”/“便宜不了的，什麽都長價！”菜販厭煩了她的挑揀。/“孩子正在生長，再買些蘋果吧。”10塊錢6斤，儘管覺得貴了，/她仍然仔細地挑了些。/“他纍了，愛喝口小酒，就着我炒的花生米。”/土豆兩塊，鬍蘿蔔一塊五，西紅柿一塊八，蘋果五塊，花生米三塊，/紅的，緑的，慢慢擠滿了車筐。/一個清貧的女人，熟練地掌握了生活的算術，/她清楚，如何讓每月的600塊錢，正好與下月銜接。//這是普通的一天，三月八日，/我見到一個普通女人，從菜市場緩緩走出，/她笨重的身體，隆起的腹部，/很快便會被黑暗和洶涌的車流淹沒。/而在她的子宮深處，/那個一無所知的小小胎兒正在吞吐着羊水，/用臍帶吸吮着養分，/一天天長大。
——《中國母親》
詩人擅長敘事，在不緊不慢的敘事節奏中，一位中國女人日常生活的畫面嚮我們緩緩展開，買菜細節一覽無餘，這中間包含着女人的面容、語言、動作、神態等細節的精準呈現。詩人通過還原的方法將我們帶到普通人的生活現場。詩中的“女人”是千萬中國女人的縮影，也隱喻着我們的祖國母親。但很顯然，詩人的情緒在敘事中遭遇了“泄密”，他對“中國女人”的憐憫與同情是不言自明的。我們能感受到詩人在面對“女人”時心中的酸楚與疼痛。這樣的情感不同於“五四”那群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啓蒙姿態，而是設身處地站在“底層”的位置述說着他們的遭際。這樣的“介入”與悲憫姿態是難得的，它拋棄了高高在上的遙不可及，多了一份貼近人心的冷暖相知，用平等的心來感知他們的辛酸，給予最平易近人的撫慰。
對於社會苦難，李寒一直保持着憐憫之心。《冷風景》中的紅薯小販、流浪漢和賣藝夫婦，《換歌》中的無辜逝者都成為詩人的書寫對象。在詩中，李寒嚮我們展示着社會底層的真實面孔，為了喚起我們被擱置的善良而奔走呼號。除此之外，重大的社會事件也沒有逃脫過詩人的眼球，詩人竭力從動車追尾事件、卡紮菲之死等公共事件中詢問背後的真相，對地震等災難表現出的哀痛，都體現出了詩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我一直認為，作傢思想觀念或者寫作態度的轉嚮與時代狀況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2009年以後的李寒在詩歌中多了些“憤怒”的情緒和“介入”的姿態，這與體製、時代風貌的改變不無相關。社會風氣的退化，讓寬容的詩人再也無法抑製自己心中的悲憤之情，他便選擇對社會不公以最嚴厲的斥責，對社會醜惡予以最决絶的回應。而詩人的不滿則是經過理智的過濾而流瀉出來的鏗鏘之詞。
誰還記得瘦弱的青春？/廣場，馬蹄，被壓製的下體，/口號，鐵拳，被敗壞的初戀。//激情之血漸漸退潮,/沒必要焦慮，不至於絶望。/衹是憤怒得還不夠，/反對得還有些淺。//秋天近了，革命還遠，/四十歲的人，想重新做回青年。
——《敵意之詩》
詩人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從來不留情面，他敢於大膽“掀翻酒徒們盛宴狂歡的桌子”（《帝國黃昏》），除了遵循心中道德與良心的準繩外，他無所畏懼。作為譯者的李寒，長期從事俄羅斯白銀時代詩歌的翻譯工作，不免在精神血脈上與俄羅斯詩人氣息相通。面對社會醜惡與體製擠壓，他保持着知識分子的良知，拒絶趨炎附勢。他審視與質疑時代的同時卻不絶望，字裏行間裏流露出“魯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以“與你們不同的方式”（《我要這樣愛她》）深愛着祖國，在骨子裏亦堅信“那些卑鄙的靈魂/會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輓歌》）而當這些聲嘶力竭的呼喊無法改變不斷陷落的現實時，詩人則表現出特有的孤高與驕傲——“他們不配/放逐/一個高傲的詩人/一個腐朽的帝國的掘墓者”，這是詩人在以最後的尊嚴嚮無奈的現實發起挑戰，這份勇氣與擔當如一把利劍，直指時代的痛處。
正因為“愛之深恨之切”，所以李寒對待現實的感情也是復雜的。他有時希望自己能做回青年重新戰鬥，充滿“革命”的豪情，有時埋怨自己“沉湎於字紙堆中/苟延殘喘，翻墻乏術”（《慢抒懷》）的無能為力，有時則嘲笑自我、諷刺現實，頗有“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但這種矛盾的情緒並不能阻礙詩人追尋獨立的人格。
活着——/是的，我能寫給你們看：/孤獨。黑暗。/卻寫不出恐懼。/生活中的絶望。/我也並不理解死亡。/謊言的氣泡。實驗的小白鼠。/被剝奪的舌頭。/鐵絲禁錮的筆。/告訴我，你如何證明自己：/活着。/1935年10月，你給帕斯捷爾納剋/寫信：/“是我自己選擇了非人的世界——/我有什麽可抱怨？”
……
——《活着》
無論是激憤、痛斥還是嘲諷，這一切過後總該歸於平靜，我們終於在《活着》中看到了淡定的李寒，他藉寫給阿赫瑪托娃的詩道出了詩人自己的心聲：活着，寫給你們看，不抱怨。這是阿赫瑪托娃一生的寫照，也是詩人寫給自己的座右銘。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啓蒙中覺醒，站起來接過自由的火把，照亮黑暗的道路，渴望更多的人能結伴而行。他相信正義與博愛的力量，相信人民的眼睛，相信歷史的考驗，這種寫作心態的獲得是李寒“介入”現實的一次飛躍，亦是詩人精神成人的標志。希望他在以後的寫作中能保持這種平穩的心態，在現實中站得更穩，使詩歌的縱深更顯鋒芒。
詩歌對於李寒而言，是“直通心靈的，在人與人之間，它是直綫，最短，直達，直抵你的痛處或癢處，可以深入人們的肉體和靈魂。”⑦寫作二十多年來，詩人慶幸自己沒有形成固定的寫作風格，他不屬於任何派別。事實上，他也不屬於70後詩人群，在我看來，這種代際命名無法概括詩人的精神氣質與寫作全貌。始終堅持自我個性的李寒，其詩歌創作呈現出“在路上”的姿態，不斷嚮自我內部奔跑，嚮生活底部接近。在找準方向感的同時，詩人需要更寬的寫作視野，更厚重的歷史意識，這或許是李寒尋求自我突圍的契機。我將期待李寒“那依舊閃爍的，在更遠處”（《斷句》）的詩歌靈光。
註釋：
①晴朗李寒：《活着，寫着，愛着……》，載《詩刊》2008年5月下半月刊。
②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海德格爾語要》，郜元寶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③博爾赫斯：《和聽衆談詩歌》，載《波佩的面紗》，第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④羅振亞：《朦朧詩後先鋒詩歌研究》，第25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
⑤程光煒：《程光煒詩歌時評》，第222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
⑥卡西爾：《人論》，甘陽譯，第3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⑦晴朗李寒、鄒建軍：《想當大師，先得有“大詩”》，載《中國詩歌》2011年第7期。
⑧文中所徵引的詩歌，若未有特殊說明，則均部分選自晴朗李寒詩集《空寂·歡愛》，銀河出版社，2009年6月版；部分選自晴朗李寒在“詩生活”網站的詩歌專欄：http://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cols&str=1055&zid=0&page=1
作者簡介：楊東偉，1989年生於湖北興山，主要從事中國新詩批評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