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 | 向他人提供通行权


虽然，我亲历了最近十几年汉语诗歌的历史，十年后，最初的兴奋却已被一种反思替代。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是在八十年代诗歌尤其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基础上展开的。八十年代诗歌疯狂地跃入形式主义的漩涡。而九十年代诗歌提倡的叙事性、日常性、本土性又试图让诗歌从形式的自我流放中走出来，向生活、现实开放自身。不过，开放的同时又是对诗歌自觉性的加强，这是臧棣所谓的“一种作为写作的诗歌”。
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我越来越可以肯定，曾经的“九十年代诗歌”只是一个当代诗的策略而并未真正被纳入本体的思考。贫乏的形式循环在这十年又开始蔓延，很多诗人沉溺于修辞，如有突破，也大多局限于后现代式的现实（符号）碎片的拼贴。虽然我们有一场浩大的口语诗歌运动，但是，口语诗对现实和生活的暴烈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唾沫和身体的狂欢，并没有让诗歌真正面对现代生活和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和人身处其中的多维度的真实感受，更不要说进入到存在的锋刃地带了。如果我们承认诗歌是与现实沟通、与他人团契的能力之一，那么，当代诗对于急剧变化的现实缺少丰富的感受力和具有弹性的回应能力。这恰恰是由于我们对诗歌过度的自律和自觉，过于封闭于对诗歌、语言、形式、技艺自身的思考。这些思考和练习只能是诗歌的一个准备阶段，但不是诗歌的强大潜能，诗歌要求我们对现实生活、历史记忆、与他人的关系做出应有的感受和沉思。
所幸的是，当代诗坛有很多沉潜的诗人，一直在凝视着时代、沉思着时间。他们在时代和世界面前都是谦虚的，而没有试图引领某种风尚，却在与时代的紧张和例外中逐步完善自己的诗歌写作，诗人呼吸着另外的空气，他与自己的时代产生着错位和断裂。奥登说得比较直接：“每一位诗人都是自己文化的代表，同时是其批评者。”不过，我更喜欢艾略特所谓的诗人需要历史意识，也需要超越历史的意识。
现代社会为了与古代进行决裂必须树立自己的唯一性和主体性，在人的主体存在上，它崇尚个体和独立，折射到诗歌上，就是所谓的诗歌的自律、自觉，这是纯诗及其技艺产生的根源。技艺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词，当代诗歌对形式的专注也许只是在技术层面上进行的，大多并未进入艺术的秘密。在现代，很多时候，诗歌甚至蜕变为一种私人的情感。但是，记忆的运作法则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个体并不是封闭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共享一些共同的记忆，这些共享的东西要求我们将封闭的诗歌凿开出口，这样我们才能使诗歌与现实、历史之间取得和解。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对现代诗歌（进一步则是现代社会）局限性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诗人需要义无反顾地往源头走去。
当然，诗歌的表达一定是幽秘、曲折而丰盈的，而且是多向度的，一个丰富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诗人和诗歌。诗歌是生活的结晶，它必须具有晶体般精妙的自我构形能力。我希望当代诗能打开封闭的自我，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所以，我们对于技艺和主体自觉的坚持并不是汉语诗歌爆破自身的障碍而恰恰是它的内在动力。在足够的技艺和自觉之上，随时准备打开诗歌的大门，让世界上的事物和男男女女进出诗歌，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和提炼才变得富于可能性，诗歌才会变得具有动人的力量，诗歌才不会成为一门与现实存在无关的专门的手艺。诗歌是一门揭示对于邻人之爱的艺术。
在我看来，过去与当下并不是一个不可沟通的两个时间段落，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变形的状况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设想。这涉及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现代性崇尚时新、当下，它要加速时间的更新，把每一种当下迅速变为过去。而一旦过去，就成为与我们隔阂的无关的东西。现代诗人往往贬低古代诗人的技艺，这是一种轻率和无知。现代诗人并未感受到语言被现代性带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漩涡，由此技艺才变成了一种相对性的容易时过境迁的东西，从而无限制地崇拜当下的新异。正如我们夸大了古代与现代的断裂，我们也夸大了过去与当下的隔膜。如果我们承认从过去到当下到未来的过渡性的时间直线可能是现代性的最大谎言，那么，写诗就不会再犹疑于理解当下与“过去时”之间，而成为一门具有无限柔韧和延展性的艺术。通过深入阅读古代诗人的文本，我发现，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基本处境几乎差不多的。只不过，追求新异的现代性把我们的当下神话了，而一旦意识到这种当下的自欺本质，我们的诗歌写作就会进入更悠远的时间序列，在这时间里，“过去”与“当下”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非常含混，过去与当下、记忆与现实之间相互吸纳、变形的状况就会呈现出来。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历史经验必须在时间中加以展开，如一朵幽谧的花朵绽放。
米沃什对于现代主义诗歌有两个批评：极端的形式主义和极端的主观化。这种批评也许适用于当代汉语诗歌。这是我们诗歌写作的两个可怕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米沃什有一个说法：正是来自另一个欧洲（中欧和东欧）、来自20世纪“黑暗的中心”的诗歌以强大的历史地基平衡住了自身。米沃什式的诗歌吸纳了现代主义以及古典主义的技艺，最重要的是并不放弃“对真实的热情追求”。技艺与真实（另一个译法是“现实”，但米沃什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现实）之间从来不能分割，对真实的追求势必会涉及对技艺的追求，反过来也成立。所以，当代诗歌的出路并不在于往何处去，每一种往何处去的思考经常会蜕变成一种教条。当然，真实是首要的，它要求我们承认人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有着相互的爱与责任。没有真实的要求，技艺就会是虚假的。当代诗歌也许只有在恢复诗歌对真实的敏感之时，才有可能获得一种生机。
所以，在我近期诗歌中加强的对古典主义的思考和吸纳并不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而是试图让诗歌进入更悠远的时间秩序之中的尝试，它与对真实的追求是一致的，而不是一种形式的探索。
现代性崇尚当下，是为了使当下迅速过时而继续获利，这是消费主义的本质。现代性视域中对待古典主义的态度也往往会变成一种猎奇，一种震惊体验的挖掘。没有对真实的把握，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技艺都会变得枯朽。所以，突破现代性所给予诗歌的时间体验也许是让当代诗走出危机的当务之急。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概念最后总会忘记自己的起源，即当时出场时的任务，而演变为一种专制的要求，更可怕的是，成为一种获得权力的资本。这是现代诗歌所极力推崇的“流派”的危险所在。博纳富瓦曾在《忧郁，癫狂，天才——或者诗意》中指出过，存在物与概念化思维方式之间的断裂是最大的不幸。我们必须提防这种断裂，提防概念对我们的暴力，也提防我们对概念的屈服。
最近重读希尼的《莫尔文的低语声》（又名《流放的语言》），很有感触，在他看来，诗人的写作大致会经过两个阶段，首先，诗人出于独创性的需要，往往通过学习从而努力写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他一心想要寻找自己的声音。然后，他会出现第二个需要，即超越自己的需要，在依然属于他自己却又向他人提供通行权的作品中，接受世界的他者性，揭示对于他人的爱。如今，我正在尝试如何在诗作中向他人提供通行权，无论是向古典回溯，还是向他人经验的凝注，都是我这一努力的体现。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