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 在生存与精神的极地



最初接触安琪的诗歌大概要追溯到世纪90年代末，但那时只是一般随机阅读，并未有特别留意。大约十年前，我第一次收到安琪的一本诗集，是她自行印刷的标明了“第三说诗丛”的《任性》。记得诗集中间还夹带了一张字条，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本书印数很少，且饱含作者的心血，只寄给那些相信会认真阅读的人。纸条很有“威慑”力，我收到后当然也认真拜读了，觉得很有分量——也相当晦涩，其中的长诗作品确乎有些费解，带有了第三代诗人、特别是“海子式”的长诗的费解。即便对于我这样的“专业读者”来说，如果不能知人论世地看，也很难读得进去。我当时想，或许安琪还是一个热衷于概念性写作的诗人罢。不过看得出，那时的安琪确乎才气逼人，除了热衷表明其“代际差异”的“后现代的文化标签”，也已经显露出不可遏止的观念力量，以及不肯落于流俗的风格，在她的作品中夹杂了大量诙谐或怪诞的因素，语言也极具有破坏性与间离感。
2005年我调至北京工作，常有机会在各种诗人聚会的场合见到“北漂”的安琪，知道她是一位执着而率性的诗人，热情、率真、不惜气力地为诗歌做事，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屈从别人的说法。她编的《中间代诗全集》②可说是继《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后朦胧诗全集》（万夏、潇潇编）之后最重要的诗歌总集了，是当代诗歌史上无法忽略的重要文献。虽说在概念界定及诗人的取舍上引发了一些分歧，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它给“第三代”之后没有赶上90年代“经典化班车”的一大批诗人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通过这次集合而“进入历史”，成为当代诗歌谱系学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且，从文化的代际特征上看，这一部分诗人也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虽然所有论述迄今为止都没有清楚地说出“中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代，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成为了迄今为止最为包容和多元、最具各种可能性的一代。
之后，安琪在很长时间里醉心于她“中间代”概念的推广与扩展，将这一批诗人作为“历史中间物”、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个群落的文化取向、写作意义等等，做了很多有价值的阐释，特别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诸如策划、编刊、出诗集，召开研讨会等等。
但这些似乎都还只是安琪在“社会工作”方面的成绩，作为一个诗人，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她的写作在最近七八年中所历经的一个深刻蜕变。这使我再一次体会到，“生活是艺术的母亲”绝不是一句空话。动荡的生活与情感的磨难——虽然我并不能说出其具体的遭遇，但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却感受到她几年中难以尽述的艰辛与波折，这使她的诗歌突然跃出了观念的堆积与缠扰，而达到了一个自明与融会的高度。似乎是从2007年或者更早，我突然感到了她的诗歌一种“脱去茧壳”之后的“化蝶”之变，她终于走出了观念写作的笼子，而用自己的生命经历、富有切肤质感的经验表达，动人的生活与生命感怀，创造出了令人愕然和怦然心动的诗歌。她在2007年的《打扫狂风》、《又一次被点着》、《终端身份》、《用一只手按住西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作品忠实地记录了她的遭际，也从中传达出生存的困顿与人性的矛盾。甚至其中的愤怒与垃圾情绪，也具有了残酷的诗意：

死过一次的人，不愿意被点着，他们经历过
生的坎坷，或辉煌
最后到达火葬场

“……你等待一把火点燃他们/这些未死的废物，或者你/你希望无妄之火自天而降/已死的，将死的/都注定被点着”。这些句子令人震撼地展现了一个生命的困苦处境，痛苦使安琪的感性力量得到了释放，也提升了她的诗歌。这个残酷而奇异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透出了诗歌的真谛——写作者永远只能向生活和命运学习，并且通过它们而去取得真正的源泉、感动与力量。
很显然，安琪将自己逼入了生活的“极地”，人生与命运的极地，这帮助并且改变了她的诗歌写作。固然，愤怒与悲伤并不一定会产生伟大的诗篇，但却会帮助人恢复写作的本色与质感。当然，安琪仍然是安琪，在率真地表达她的这些遭际的同时，她仍保有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并且借助这种动荡与磨难，逼使自己展开精神的思索，以及从世俗与生存的荒诞中升华出必要的哲学体验，同时也保有了她一贯的诙谐意趣与荒诞美学。
也出于这样一个角度，我想有必要谈谈安琪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先锋意识”——我现在比较慎谈“先锋”一词——很多人声称自己的诗歌写作是“先锋”的，但是不是真正的先锋则不好界定。安琪的诗歌这些年来，始终如一地追循着先锋精神，因为她从不沉湎于“小女子气”的写作，甚至也不沉湎于概念化的女权或女性主义写作——她的诗歌与男性的诗歌不无“性别”意义上的差异。对于生存的戏剧性的看法，充满荒谬感但又绝不感伤主义或单纯悲剧性地去进行理解，是安琪最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特征。一般说来，感伤主义与悲剧视角，确会导致动人的美感与道德上的传统意味，但是却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将情感处理格式化，而安琪的处置是真正“现代”的，她并不导向唯美意义上的悲剧性，而是选择了荒诞与怪异，选择了更为复杂的“迎面扑去”的探究、冒险、交锋和承受，然后再予以略带嘲弄的风格予以细节性的揭示，展开生活那荒诞的内部以及人性的复杂与黑暗。
因此，安琪的诗歌与我们习惯的传统意义上那种漂亮的、自足的、“美”的诗歌是不一样的——这当然不是说安琪的诗歌不美，她的诗相当打动我，但她又和通常文本意义上的那种美划清了界限，并因此显出了稀有的品质。
其次，她的诗歌保持了感觉的尖锐性。她不像一般的写作者早已将自己磨平，因为生活的创伤迫使我们去适应它的一切，将自己磨平，既会让自己感到舒服，还会与生活达成必要的妥协，达成一种默契和合谋。而安琪却永远保持着原始的尖锐的触角。我不好说她的神经系统有一个“芒刺”系统，但我感觉到，她在生活中每时每刻，从每个细节都能生发出一种彻骨的痛感，尖锐的痛感。同时，我感觉安琪诗歌的“速度”也是极快的，这可能缘于她的个人气质，她是一位个人生命能量足够强大的人，她的写作与在北京这样一个动荡而又多元的一个文化环境，以及她这些年来比较不确定不稳定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感觉她的诗歌一直是飞速旋转的，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意识转换非常之迅速，你感觉得到她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能够迅速抓住灵感，而且不加回味地以闪电式的语言呈现出来。这种极快的速度也成为她标志性的特点。
前段时间我曾听到诗人欧阳江河的一个谈论，他的一个说法我赞同，即，“有效的诗歌”和“美的诗歌”的区别：“好诗”可以说在日常阅读中随处可见，但这种的诗歌是封闭状态的，它写完之后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和现实的复杂性发生关系，也不能见出诗人的真实生存；从这个意义上，好的或美的诗歌，常常是一种“漂亮的废话”，根本不能在诗歌史上刻下自己的痕迹，而“有效的诗歌”虽然可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的，但却能够与其所处的时代发生回应或对应关系。而安琪的诗歌在我看来，在很多的细节方面，即与现实发生着密切和真切的关系，我透过她对于自己的生活与心态的分裂和纷乱的书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踪迹。这是她不同于别人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一点，我想说安琪诗歌里的“无意识”。这个可能具体一点，我喜欢安琪诗歌中的无意识的活动，特别敏感而活跃的活动。很多人在写作中将无意识压抑或“道德化”了，对其进行装饰和美化，但安琪从来不，她能够非常勇敢地、本真地，把无意识的东西精准地呈现出来，这足以证明她的纯粹和善意——我不说“善良”，因为潜意识的东西、本能的东西，很多也是“恶”的，我们也会读到了很多“恶的潜意识”的诗歌。但是安琪诗歌中的潜意识永远是可爱和善意的。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安琪的这首诗会传世，就是《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妙就妙在它的情绪是一种无意识的呈现，它的语言也和无意识活动达成了完美的融合，互为表里。它的语言“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这种节奏是安琪自己的一种生活感受和生活态度，也是她这些年的经历与经验，是诗歌本身特别有意思的一种速度，在这种节奏中，她的诗歌和她的生活经验透过无意识的语言，完美地呈现出来，然后——“呼哧……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个最后的结局非常具有颠覆性，它让前面的生活有了一种意义和限制，或者说限度，也把它诗化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按着一个节奏下去。这首诗既是对杜拉斯，对女权，对观念上的女权、女性的一种致意，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确认，是对她的生活经历与经验的一种提炼和提升，对于这样的诗歌细究起来特别有意思。从无意识的角度看，这首诗的节奏感同其表层经验，也即性的行为之间，其节奏是一致的，最后的终止也是一致的，其内含的自否性，同样传神地隐喻和指涉着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微妙变化。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虽然作品寄托或诉诸个体的无意识活动，但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它也和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一种对话关系，甚至是一种命名关系。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是快的，有一种动荡与不安，其刺激与创伤、快乐与无聊纠结于一起，人的精神、灵魂、感受都特别不稳定，而这个主旨在字面上也同样可以看得出来。
安琪活跃的无意识不只表现在《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中，还表现在相当多的作品里，比如“用一只手按住西风”，这种感觉我们经常会有的，顾此失彼的，有一种试图掌控环境又无法掌控环境的困惑，因为环境是瞬息万变的，你永远处在一种无奈反抗的张皇失措里。再比如“梦很冷”，我记得她的诗歌里写过自己在梦里“死过一次”，也写过别人到她梦里去死，类似这种经验每个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这种经验写到诗歌里，这种经验并不美，不是传统诗歌意义上的素材，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没有人会如此真实地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地写入到诗歌里面，而安琪在这方面创造性的书写，确乎丰富了当代诗歌的内含。这不是随便哪个女诗人都能够写出来的。
很多人是“用笔写作”，而好的诗人我一直认为是“用生命写作”的，我比较推崇的女诗人像寒烟，给人的感觉就是像用生命去写。安琪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她也是“用生命去面对”写作，但她不直接用命去写，因为她有诙谐和弹性的一面，安琪诗歌有张有弛，有“后现代”的一面——后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荒诞和嘲弄，戏谑和反讽，就是意识到价值和意义的可疑，而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主体就不会拿命一搏。这也是她能够应对生活的动荡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寒烟的诗一看就知道她活得艰难，被悲情与愤懑包围着，而安琪在的诗中却可以看出一种自我解脱的自在与弹性，看出其艰难中保持着正面而健康的心态，这也是她能够走现在的一个前提。安琪的诗歌中可以说有道德的缓冲地带，有生命的回旋余地，她用智慧和嘲弄的态度去写，这是可取的一种态度。我不喜欢“撒娇式”的女诗人，很多女诗人是用撒娇的方式写作的，自己对自己撒娇，自己对别人撒娇，但我从安琪的诗中从未看到撒娇的东西，她很强大，却又不是那种自大自恋的女诗人，她是智慧的。只不过，她的智性写作同观念意义上的“互文写作”或“对话写作”又不一样，安琪永远是在“与自我对话”，与生活对话，她没有那种掉书袋的东西，这也是她一个可贵的品质。
安琪诗歌的语言是有力度的，非常有力度。她经常能把诗歌语言推向极致，譬如这首《帝国主义诗歌》，一个女人爱诗歌、恨诗歌，和诗歌有前世今生扯不清的关系，有命中注定无法摆脱的关系，用什么词语来表达？她用了“帝国主义”，我觉得这个词用得真是非常有意思，帝国主义——它的强权、暴力，它的充满控制欲又带有迷人魅力的，令人恨又招人爱的，带有宿命属性的一切，用这个非常妙的词语，就把一种复杂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安琪的词语是尖锐的，有力度的，是直奔主题并紧贴我们的神经末梢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或许安琪可以写得不那么多——我知道她曾有两年写得特别多而且好，与她见面时我也说过，那可能也她你生活最不容易的一个阶段。其绝望从诗歌中都能读出来，可见苦难磨难对一个诗人来说，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却总能提供一种力量。总的说，我希望她能把写作的速度减下来，给自己找一个更稳定的节奏，因为我感觉到安琪的节奏永远在变，她时而写很短的句子，时而写很长的，这一两年我发现她又开始写那种“不断句”的、特别长的句式，有时题目也特别长。变是好事，安琪诗风的不断变化有她正面的意义，但我以为最终一个诗人留下来的是文本，其文本要有相对稳定的“形式感”，这种形式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豆腐块”什么的，而是一种属于自己的“最恰当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便是最合适的结构或语言形式。可能写得少一点，再处理得更深、更到位一点，会是一个更好的境界。我总是觉得，安琪总是很快就写完一首诗，虽然这跟个人的禀赋和素质有关系，但还要适当控制一下，处理得更纯粹、更到位一点，如果再发酵一下，便有可能更好。
我希望，安琪将来能够留下不止一首的“传世”诗作——我相信就是选一个十分精要的选本，也不可以忽略《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因为她的确巧妙地融进了太多东西。一首诗能够传世是一个奇迹，因为它不是按照诗歌的常态和常理来写的，是别辟蹊径或歪打正着。对安琪来说，我希望她即便是按照诗歌的常态和常理也能够写出传世之作，这是我的一个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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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文根据2013年6月2号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安琪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②安琪主编：《中间代诗全集（上、下）》，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本文刊于中国《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