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 许小凡译
作者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1941年生于南非开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以罗德学者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现为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资深研究员。
译者许小凡，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英国诺丁汉大学英语文学博士。
第八章 罪的奥秘
新生意味着摆脱旧的生活。但艾略特的问题则在于薇薇恩和她代表的旧生活迟迟不肯离去。从1932年一直到1938年，她一直纠缠着他：她执意来费伯出版社找他，并且霸占着他的回忆；但最恼人的，则是那拒绝散去的恶的遗臭，和犯了错的岁月的残迹。那“罪孽的奥秘”是他从来未能窥知的。对他来说，那是“凡人的眼睛望不见底的深渊”。
他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既然薇薇恩是吊在艾略特脖子上的“一袋子雪貂”（弗吉尼亚·伍尔夫语），阻碍了他的前进，那么他就必须离开她。然而，当1932年9月艾略特试图分居时，薇薇恩“双眼血红”地跑上伦敦街头。9月17号，艾略特为赴美在哈佛讲学一年，她心烦意乱地在南安普顿和他告别。1933年春，艾略特给伦敦的律师写信，请他筹备他们的分居协议。他在给律师的函件中还附了一封给薇薇恩的信，接着就不得不面对6月要返回英格兰的现实。他告诉一位朋友，夹在中间的这段时间“像个幻影，一个可怖的梦”。
将要绵延此后数年的一对冲突也萌生自这个春天。一方面，对艾米莉·黑尔的爱在他心中复苏了。1930年她在身旁时，他就在灵视的景象中感到了希望，而1934年，这希望将再度燃起，这些都巩固了这份爱。然而艾略特却从这希望里抽身止步，转而开始一段痛苦的道德拷问。离开薇薇恩的计划受到了阻挠——并非实际的阻挠，而是艾略特心理上对自己的阻挠：他良心上感到不安，并对自己曾经、仍然，并将永远生活在毁灭了薇薇恩的阴影里而担忧。随着年月的推移，他不断咀嚼着自己做下的选择，也就在罪的奥秘里陷得更深。妻子的惨剧让艾略特不可能像普通男人一样寻求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解决：接受艾米莉·黑尔捧出的慰藉。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但丁《新生》里的女子不再主导着艾略特的新生；取而代之的是“罪的真实”。他在1933年4月表示，我们只有灵魂觉醒时才有能力践行真正的善；然而危险却在于，“我们先学会的是行恶”。
对恶的探究、诊断、以至根除推动并贯穿着他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源自艾略特在1934至1938年间严峻的道德危机。我们不可能在有罪或清白之间作出明确的定论，但作品的想象中蕴含着复杂的暗示，让艾略特遭遇的困境得以再度重现。无论从社会、法律还是宗教角度视之，艾略特离开自己的妻子都没有错。事实上，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选择更早离开她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然而，艾略特的作品发掘着自己在摆脱薇薇恩之前与过程之中的感受；这些感受不仅为社会所不容，而且也是一般散文体裁所无法描述的。艾略特婚姻的最初几年是未完成的剧本《斗士斯威尼》(1926)中阴森的背景，后来的分居又构成了《家庭团聚》(1939)背景中那场内省的噩梦。两部剧互相补充，都展现了一个男人在发现了自己有能力施暴时内心的恐怖。这种奇异的感受并非内疚，而是将斯威尼与哈里和他们的被害者——或在想象中被害的人——拴在一起的、奇特的玷污感。更奇异的则是一类自豪感：自己竟因为想象中的犯罪承受了这么剧烈的痛苦。艾略特在一篇文章里对这种心态作了确切的表述，称如果一个人有敢下地狱的男子气概，这就足能令他以此为荣。1936年4月，艾略特请保罗·埃尔默·摩尔[280]推荐一本关于原罪的专著。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的所有作品也都关注着潜藏的罪：他对这类罪的感知正是在摆脱薇薇恩的漫长挣扎里浮现的。
1933年4月末到5月中旬，身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艾略特下定了决心。“铁的决心来了/也将随我而去”，他在这等待的期间写道，心里很清楚回到英国后他将面对一个像一切弱者一样不惜代价抗拒分居的妻子。他决心不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把薇薇恩从自己的生命里抹去。
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两人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都并不好过。艾略特一直害怕离开薇薇恩会毁了她，但他的难处是如果一直和她在一起，也会损害自身。从这以后，他将拒绝和妻子以任何方式联系，哪怕她表现得极度痛苦。他让自己待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完全从她视野里消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以拒不原谅的意志与薇薇恩花样翻新的计谋做着斗争，但最终使薇薇恩难以相信的，是他拒绝负责的现实。他实际上让她在监狱里服着刑，虽然直到1938年，这服刑的实质才现出了真面目。
在艾略特看来，自己敏于审判的天性来自家族历史中那些“绞死女巫的人”。“我们不是烧死了她们，而是把她们绞死了”，他强调说。1933年12月，他把自己的祖先与霍桑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审判女巫的先人们并排比较。他们两人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审视恶的心理需求。艾略特告诉庞德他生来就嗅得出女巫的气味，而且是不由自主的。但正如霍桑意识到的，冒险作这样的审视则意味着误判的危险——或者更严重的后果。“洞察……深邃的罪的奥秘，这将成为你的责任”，在霍桑最犀利地呈现新英格兰心智的寓言里，魔鬼向那清白完美的清教徒这样保证。这个清教徒见证着自己和他人作恶的行径，对恶变得极其敏感，这就切断了他与人群的联系。对于艾略特也是一样。在弗吉尼亚州占据他身心的“红色”的情绪是一类奇特又孤立的心态，隐藏在他正直的操守之下。
而复仇女神已经开始对他的追索。[281]她们最初在1926年10月艾略特为《斗士斯威尼》选取的题记中就若隐若现（“你看不见他们，你看不见——但我看见他们：他们追赶着我……”）。直到1953年，艾略特还谈到诗人“为魔鬼追索着，他在这魔鬼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因为它最初现形时没有面目，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而字词和他创造的诗歌，则是祛邪的一类形式”。艾略特忧思重重的中年岁月似乎始终在与魔鬼的附身抗争——与那紧紧附身早期新英格兰一样附身于他的灵魂之病。正如在《七角楼》（艾略特心目中最好的英文小说）中，全家为“一位家人……的惨死和另一位的罪行”的阴影笼罩着，《家庭团聚》（最初题为《追随复仇女神》）则关于一个诅咒——一个催迫着人杀人的念头。在霍桑这里，这个诅咒来自巫师，又在井里滋生蔓延——一口象征着内心生活的井。艾略特的草稿中恰恰也出现了一口井，这口井是谋杀的可能现场，而这里的诅咒也同样来自一个女巫。正如哈里或许想藉静候的玛丽的自然之爱挣脱复仇女神，艾略特也想让与艾米莉情感的联结冲破自己在心理上仍与薇薇恩相联的梦魇。
霍普·米尔利斯是艾略特的朋友里为数不多还愿意理会薇薇恩的人。她是通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结识艾略特夫妇的。在伍尔夫的描述里，霍普性格冲动热烈，不时陷入狂喜，多少有些古怪。她热衷于自己的甲状腺和腊肠犬，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时也关心艾略特的麻烦。在霍普的回忆里，一句平常的话就能惹发薇薇恩连珠炮似的发问。她的眼睛紧盯着头脑里纠缠着她的妖怪：“她给人的感觉怕极了，脸上有一副见了恶鬼的神情……她苍白的脸扭成一团，眼神疯狂，惊恐，愤怒。就是没来由的紧张过度。假设你问她‘哦你要不要再来点蛋糕’，她就会问你‘那是什么？[282]你什么意思？你说这个做什么？’她太瘆人了。过了一个小时我就觉得被抽干了，精疲力尽。我跟自己说：可怜的汤姆，真是够惨了！但饶是这样，她还是他的缪斯。”
薇薇恩神采奕奕地发着狂，艾略特则一直无精打采（他把这种状态叫作“丧志”），两人近乎占据躁狂与抑郁的两极，却在共同生活里相互建立了一个病态的联结——这个联结是艾略特必须逃脱的，但也不断激发着他的创造力。特丽萨·艾略特曾简洁地表示，“薇薇恩毁了汤姆这个人的生活，却促生了一个诗人”。这对怨侣奇妙地相合着爱伦·坡笔下的厄舍一家——一个关于精神崩溃的故事。爱好艺术的厄舍竭力要在潜意识的地窖里埋葬自己的疯双胞胎妹妹玛德琳夫人，但她一再回来，不停追索着他，而她之所以回归，也正因为他自己的心智没有她就是不完整的。同样，在《家庭团聚》(1939)和《鸡尾酒会》(1949)中，一个女人从坟墓另一边抗衡着丈夫摆脱她的愿望——她仍然在他身边挥之不去，他们间阴暗的纽带也一如既往地绵长而鲜活。
通过斯威尼这个人物，艾略特以戏剧的方式重现了灵魂的恐惧。德斯蒙德·麦卡锡在伦敦首演时看到“一个男人坐在灯下的桌旁……倾吐心底的声音和恐惧。他对着面前的女孩说话，但同时也对着我们：这半是一段阴暗的独白，半是一场告解——或者，半是对她的威胁”。
但没有得到解释的是谋杀的动机。艾略特曾在致庞德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诋毁女性，我们或能藉此明白这部剧如何根植于他此时生活的具体情境。然而，这类联系很容易流于粗糙，因为艾略特毕生创作的最关键处就在于如何将令人发狂的心境化为普遍的戏剧冲突。他自己的文章就是对这些剧作最好的注解：在文章中，他记录着“从诗人梦魇的内心世界投射出来”的恐怖。正是从这梦魇里，艾略特作出了他炫目的一跃：那朝向对他生涯的宗教性理解的一跃。这梦魇“意味着一场胜利；因为憎恶生活本来就是生活里一个重要的阶段——甚至，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把它看作一场神秘体验”。这些文章也分析了一个边下地狱边体会道德的心灵。[283]艾略特为十七世纪剧作家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变节者》深深着迷。这部剧讲述了一段奇特的性关系，其中不情愿的一方对那可憎的一方渐渐“习以为常”：
在星辰底下，在那颗流星上
悬着我的命运，在必朽的事物当中。
艾略特在文章里两度引用了这些从地狱中传来的话。
艾略特的朋友们——伍尔夫夫妇，奥托琳·莫瑞尔，以及霍普·米尔利斯——在1934年11月来到大纽堡街9号上层的影棚，参加了实验性的团体剧院排演的一场《斗士斯威尼》的假面演出。“我挨着汤姆坐”，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里回忆。“他很明显传达着一类情感，氛围：……一些他独有的东西；这里面的情绪肮脏、激动、强烈——就好像戴着面具的克里平。”这犀利的洞见几乎像是预言：薇薇恩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后的六个月，1939年，艾略特在亚德里安·斯蒂芬的化装舞会上装扮成杀妻犯克里平。薇薇恩在1935年10月2号观看了团体剧院重新上演的《斯威尼》。她不知自己看见“这东西纯粹的恐怖”之后如何还能没有晕倒。
艾略特曾说过，一位作者可能在戏剧人物里注入“他自己的一些品质”，这些品质可能是“他在自己身上发觉的暴力或多疑的倾向，甚或是某类怪癖，一些或许从未让他在生活里注意、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大概也一无所知的东西”。
留有许多谜题的《斗士斯威尼》一直没有完成，也几乎从未上演。艾略特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搭建着这部作品。斯威尼灵魂的恐惧是他为预想中一小部分接受能力强的精英观众准备的，而从理论上说，另一部分“思想平庸、缺乏想象”的观众将和舞台上与他们相仿的形象发生共鸣：对他们来说，不论是妓女们算命的游戏，爵士时代的宴会舞曲，[284]还是谋杀，一概让他们感到惊险刺激。表面上的剧情只是一个幌子，事实是这部剧拥有一个反戏剧——或者前戏剧、后戏剧——的内核：不祥的预感与绵长的悔恨。
缺乏可视的剧情，这常常被视为艾略特戏剧的缺陷，但内心的剧情却能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它的冲突。1935年，鲁珀特·杜恩再度上演这部剧时，曾将所有角色视作斯威尼内心活动的外化——阴暗的舞台上斯威尼心中的厉鬼。哪怕当他们最终卸下面具，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人类。没有戴面具的只有斯威尼本人：一个神色阴沉的职员，身穿细条纹裤，戴着副金属框眼镜。
这部剧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作为幌子的情节：妓女们没完没了的牌局，还有克勒姆泼克和犹太人克列泼斯坦的高声喧闹。在诗中，艾略特一个毒辣的眼神已经驱逐了伯班克和布莱斯坦。而在这里，艾略特则费力地把注意力分散到那些没有灵魂的人身上——在后来的剧作中他们成了谈吐庸俗的婶子们，或是鸡尾酒会上的嚼舌。艾略特决定扩写这些场景，好引诱他眼中台下的大部分观众。
“如果观众喜欢看里面的脱衣舞表演，也就会把其中的诗捎带咽下”，他告诉庞德。“如果你能抓住这群要命的观众，你就能在他们走神的时候耍点你喜欢的花招。可以说，能让这部剧拥有短暂的不朽的，就是这些背着观众做的手脚。”
这样的思路只会弄巧成拙。艾略特希望触及一个大众的观众群体，但又同时看低了他们。最蠢的话剧观众也不会被克勒姆泼克和克列泼斯坦迷住。他们廉价的丑态只从背景里凸显了斯威尼。
然而，同时具有两个层面对一部剧来说也不无优势。在这里，以及后来的《家庭团聚》中，艾略特将观众在不同层面的现实间来回鼓荡，心理的、或是超现实的恐惧也因此更加显著起来。在实际表演中，这样的冲击应当适度夸张地加以表现，以压过自然主义式写实情节的庸俗。马丁·布朗，这位执导艾略特此后所有话剧的导演，常常忽视这一点，而表现出对更多正常戏剧情节的需求。[285]他的前任鲁珀特·杜恩在执导《斗士斯威尼》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终场中上演了文本中并未描写的谋杀：手持剃刀的斯威尼胳臂一扬，多丽丝便惊叫着跑下台去。五十年代伦敦莫利学院的表演中，这一手持剃刀的追杀场景也得到了保留，只是变成了慢动作。这些粗糙的情节进一步掩盖了剧中本应突出的隐匿的生活，和其中为悔恨折磨的痛苦。
在婚姻的最初十年里，艾略特夫妇受的苦还多少是个秘密。直到兄长亨利1926年探亲之前，艾略特还对家人隐瞒着薇薇恩的服药成瘾。他后来曾表示，整个过程中最痛苦的莫过于“没有人能握住我的手，没有人可以诉苦”。他不时对伯特兰·罗素和伍尔夫夫妇吐露一些实情，但对他们也只字不提药物的事。薇薇恩自己起初也十分小心。在一次向西德尼·席夫遮遮掩掩的坦白里，她暗示丈夫的憎恶对她来说是一类暴力，这让她烦恼不堪。在她看来，这厌恶其实源自艾略特自身缺乏活力，但他自己从不承认这一点。
1925到1938年间，薇薇恩逐渐公开着自己的恐惧。《家庭团聚》里的那位妻子几乎与此时他人眼中的薇薇恩分毫不差：一个情绪激动、对丈夫寸步不离的女人。一位名叫维纳德·布朗的学生在1930年上门拜访艾略特，却眼看着房门在他面前重重地摔上。
“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都想见我的丈夫啊”，薇薇恩嚎啕大哭。
在剧中，妻子想霸占丈夫，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她不希望迎合他的亲戚朋友，只想把他“拽到她自己的水平上”。后来，得寸进尺的她会随意挑中不同的靶子，迫使艾略特为了她报复像西特韦尔姐弟或玛丽安·摩尔之类的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四处抱怨自己的丈夫。
“她那时四处散播对我的谣言”，艾略特1954年回忆道。“我很怕她的信口胡诌，怕我的朋友们信了她。我什么也不能说——既出于忠诚，又出于害怕看见他们信她而不信我…… 快乐吗？不。我从没有快乐过……。”
公平地来看，至多只能说薇薇恩的焦虑并非毫无理由。她的丈夫从未爱过她；医生们从未确诊她的病，但却在灌下大量危险药物时毫不手软，在她还是个少女的时候给她注射鸦片，后来为她的头痛开酒精合剂，以及各种形式的吗啡。1932年，伊迪斯·西特韦尔，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后来费伯的斯万小姐，都不约而同注意到薇薇恩进屋时扑面而来的乙醚味。薇薇恩确实曾浑身涂抹乙醚，这让她露面时总是恍恍惚惚，挣扎着不因为视线模糊而绊倒。她没法控制那些大致都是由药物引发的行为，也因此连累了她的丈夫。虽然他常常自责，但他也确实在许多年里都尽了本分。他情感上的疏远加重了薇薇恩的痛苦，但他也必须保护自己。没有人能长时间地忍受她。其中最痛苦的部分，我猜想，莫过于无穷无尽的不确定：一场接一场漫长的病痛，以及对康复的渺茫希望。
1927年发生了两件事，让她1925年的崩溃导致的精神损伤加重了。3月，薇薇恩的父亲在苏塞克斯圣伦纳兹的勇士之家酒店去世了。在日记里，她回忆起“他在9号房的床上坐着，临终的双眼望向大海和落日。我可怜的，可怜的父亲啊。我还记得他总央求我抚摩他的头……我多希望现在还有谁需要我的手，我身上最好的部分”。1934年，艾略特离开她后，十分依恋父亲的她又回到了这里，走在满载回忆的沙滩上：
……一个美丽的、晴朗的夜晚，东边一叶低低的白帆，灯火通明的火车正在岸边来去穿梭。外面清冷，干净，让人不忍离开。全是回忆，爸爸和汤姆，汤姆和爸爸——这两个我心爱的人。海在这一切的回忆里。
父亲去世后，薇薇恩的精神又崩溃了。此后的九个月里，她辗转于法国的各处疗养院，最后停留在了巴黎外围的马尔梅松。薇薇恩刚离开一个月，[287]影响更为深远的第二件大事就发生了：1927年6月，恰好在5月艾米莉来信伸出橄榄枝后的一个月，艾略特皈依了英国国教。1928年2月，艾略特来马尔梅松接薇薇恩返回伦敦。敏感的薇薇恩立刻战栗着察觉出艾略特的厌弃：
我亲爱的汤姆来带我回去了，但却一脸的不情愿。我失控了，情绪激动，对他很不好。他的话则在我听来夹枪带棒，句句刺心……我在回英国后的第一晚感觉非常不幸，孤独，想吐，害怕。
接下来一个月，艾略特作出了禁欲独身的誓言。我不知道此时他是否已经决意离开薇薇恩，或许对他来说，只需一条修会教规就能让他如愿以偿。艾略特疏远着她，而薇薇恩则全然不知谁在教唆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她为什么小题大作地猜忌康拉德·艾肯，并对其他访客充满抵触。她有时也放弃努力，像《荒原》里那个痛苦的妻子一样深夜走在街上。有时她索性不回家，找一家旅馆过夜。1928年到1932年间，她的大多数行为都是些绝望而不明智的、力图赢回丈夫的举动，比如在他正说话时拽他的胳臂。她羸弱的体质配合着她，疾病也总是专挑危机的时分发作，就像1923年艾略特从银行辞职的关头薇薇恩的发病。1929年6月，艾略特的母亲垂危之际，薇薇恩突发的胸膜炎让艾略特心力交瘁。“那段时间对我可怜的小天使真是糟糕透了”，她回忆说。
薇薇恩一直担心丈夫抛弃她，于是发了狂地对包括奥托琳夫人和伍尔夫在内的其他女性横加指责。她紧紧黏着丈夫，听他的电话，执意在他拜访伍尔夫夫妇的时候跟在一旁——伍尔夫夫妇觉得她来者不善。她的谈话则十分突兀，很难回应。1930年11月，在蒙克小屋，很为自己的蜂蜜感到自豪的伍尔夫就问薇薇恩“你有蜜蜂吗？”
“我没有蜜蜂”，薇薇恩说：
“我有大黄蜂”。
“哪儿？”
“床底。”
薇薇恩轰炸式的口吐真言并没能为她赢来同盟；朋友们反而纷纷对艾略特示以同情。“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该死的势利眼”，她在一次聚会上大骂艾略特。屋子瞬间安静下来。艾略特那天酩酊大醉。他从来都不知道她的底线在哪里。
一次，艾略特邀请费伯夫妇，乔伊斯夫妇，奥斯伯特和伊迪斯·西特韦尔姐弟一同进餐。薇薇恩姗姗来迟，面带扭曲的笑容，席间挑起了事端，和艾略特隔着餐桌争执了起来。
“今天的聚会真不错，薇薇恩”，伊妮德·费伯散席后向薇薇恩表示感谢。
“你们倒觉得不错，照我看简直可怕。”
“别瞎说，薇薇恩，你看今天的聚会多成功啊”，可怜的费伯夫人只好说。
“成功！……你看看汤姆的脸色去！”
艾略特始终十分冷静，只有了解他的人才能从他叫薇薇恩名字的方式中察觉出一丝恼怒：这种时候，他会着重发出她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薇薇‘恩’”。在维拉德·索普的回忆里，艾略特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边上充满耐心的父亲。艾略特的耐心也让费伯的秘书伊薇·汤森印象深刻。薇薇恩常在艾略特来到办公室不久就打来电话，要求他回家。这时他就会为自己布置工作遭到打断而道歉，然后回家。
康拉德·艾肯在1930年秋来到他们的住处吃午饭。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活像两根竹竿撑起的稻草人一样骨瘦如柴的女人：她在宾客面前羞辱着自己的丈夫。一个名叫戈登·乔治的高教派教士提到了“纯粹智性”。
“没有什么纯粹智性”，艾略特说。
“什么，你什么意思啊？”薇薇恩大笑。“你心里清楚得很，每天晚上你都告诉我有这么一回事；而且这个东西只有你有，别人谁也没有。”
“你根本是在胡说”，艾略特虚弱地反驳。
1930年，在艾略特筹备的一次晚间诗会上，他低沉的嗓音时而被薇薇恩在屋外街上的咆哮淹没。约翰·海沃德和奥托琳夫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奥托琳夫人在同年11月出于责任感又拜访了艾略特夫妇。[289]她发现自己身处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里：薇薇恩说起艾略特好像说起一条狗；艾略特则“阴郁”“可怖”。
昂德希尔神父主动请缨，建议艾略特夫妇分居。他是否意识到这其实意味着对薇薇恩的处决？两人的针锋相对之下其实是他们的殊死搏斗，而艾肯察觉到了这情感的剧烈程度。这就是恨，他想。薇薇恩就像《家庭团聚》里的妻子一样“颤抖着，战栗着”：“一个不安而颤抖的、敷着粉的幽灵”。
1928至1932年间，薇薇恩的诉求也曾一度奏效。艾略特承认薇薇恩有一类不容人反驳的雄辩的天赋。他给艾达·莱韦森的信里呈现的是一对被家庭生活驯服了的夫妻，无可奈何地面对着中年，没有盼头。1930年，他将《圣灰星期三》题献给了薇薇恩。这应该只是安抚之举，因为这首诗从她这里掉转身去，望向他的应许之地。在对新格兰的回忆与渴望里，这首诗转向了艾米莉·黑尔，他理想中的缪斯。
只在与艾略特共同营造了一个地狱、并与他同居其中这个意义上，薇薇恩才是他的缪斯。在《圣灰星期三》的炼狱里，《大教堂谋杀案》的圣徒情结中，以及《家庭团聚》内省的磨砺里，都没有给她留下任何位置。艾略特的作品渐渐用孤独的省思取代了世俗的喧嚣，同样，真实的女人也被抽象的形象、理想的善或是地狱般的折磨取代。一个宗教诗歌的新阶段与摆脱薇薇恩息息相关。简单说来，皈依也判决了薇薇恩的死刑。
对薇薇恩来说，这个事实并非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这也让她更加恐惧。她对艾略特的恶语相向针对的都是艾略特的面具与推诿，就好像她在逼迫他坦白——说出真相。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0年注意到艾略特看起来“呆滞”而“阴沉”，她将其归咎于“折磨人的”薇薇恩。但如果薇薇恩的确感到艾略特的未来中将没有她，那么她的种种狂躁就不算无事生非。[290]她的大闹渐渐显得不再像是抗议，而是对一个注定毁灭的角色的预演。这场不顾后果的任性的表演将她一步步带向深渊，就好像她以这种奇异而不屑的方式纵情地演出了那强加于她的剧情。
1932年夏，伊迪斯·西特韦尔在牛津街上偶遇了薇薇恩。她喊她：“薇薇恩，你好啊！”
“哦不不，你不认识我”，薇薇恩回应她。“你又把我和那个像我的可怕的女人给弄混了……她总给我惹事”。
艾略特在诗里不断沉思着女人的下场。他最早作出这类尝试时，薇薇恩还尚未出现在他生活中。早期诗歌里的男性蔑视女性，认为她们“永远与终极为敌”。他们对付压抑的办法则是梦想权力——一类对女性生杀予夺的、上帝的权力。在这些诗作里，尤其让人不安的是女性被害者的不真实。似乎她受罚只是因为自己有一副肉体。在《一位夫人的画像》里，讽刺的掩护之下是一场乐在其中的暴行，却不小心露了马脚（“噢，万一某一天她死了怎么办……？”）；在《圣塞巴斯蒂安的情歌》里，暴行进而变得毫不遮掩，一个男人掐着女人的脖子，以此实现对她的占有。
1932年3月4号，艾略特向薇薇恩写去一封正式的信函，承诺在1932-1933学年在哈佛诺顿讲席的授课结束后就回到英国。很明显，薇薇恩害怕他会一直留在美国，于是迫使他陈明在哈佛的任期不可续，并保证在1933年5月回来。
1932年9月，就在离开英国前不久，艾略特和薇薇恩最后一次以夫妇的身份去罗德麦尔拜访了伍尔夫夫妇。这次聚会留下的一张相片里，艾略特站在弗吉尼亚·伍尔夫身边，薇薇恩孤零零地站在一旁，耷拉着肩膀，白帽子的帽檐遮住了双眼。天气下着雨，她身穿白色缎面的衣服，手帕散发着乙醚的气味，举止怪异。弗吉尼亚觉得她是个悲惨的奥菲利亚：“唉，看她脸上施了粉也遮不住的疹子，也不会有什么哈姆雷特爱上她”。伍尔夫夫妇竭力表现得和善：弗吉尼亚给了她一罐自制的树莓酱，莱纳德送了她一束花。“我们喝了茶”，薇薇恩回忆道，“我因为即将失去汤姆而承受着剧痛，已经快要疯了……所以几乎丝毫没留意说了些什么……[291]我们回到兰斯当[伊斯特本的酒店]后，我觉得虚弱极了，还发起了烧。汤姆也显得特别古怪。”在写下这些的时候，她还漫不经心地用她可怜的假象哄骗自己：如果她之前抓得再紧一些，汤姆说不定就不会离开她了。她痛悔没有鼓起勇气陪丈夫一起去美国：“一切就这样永远地完了——”
两年后，薇薇恩·艾略特坐在费伯出版社的等候室里，一边哭一边攥紧手里的手帕。她问他们要她的丈夫——自从他启程去美国，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这是她的常规来访，出版社也自有一套对付她的规矩。艾略特的秘书布丽吉特·奥多诺文（这个刚从牛津毕业的女孩正爱着这个诗人）会给艾略特打个电话，艾略特旋即就会溜出楼。布丽吉特这时就告诉薇薇恩她的丈夫今天不在，薇薇恩也就转身离开。接下来的一整天，艾略特都会看起来焦虑而心不在焉，说话时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迟缓。
薇薇恩这时独自住着一间公寓，屋里四处挂着丈夫的照片。她1934至1936年间的日记充斥着对遭到抛弃的震惊，也从来不曾全信这一切都是艾略特有意为之。她疯狂地想要吸引他的注意。与此同时，她也加入了许多俱乐部，开始了一段音乐生涯，但她越来越难保持镇定，渐渐地连琐碎的小事也做不了。一个朋友为她作了一副画像，画像上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回视着她，她看着自己，想着“好一张学会了给别人让路的、茫然的脸”。“我的脸黄得像羊皮纸”，她在1934年7月写道。“失神无光的两眼——瘦得像只耗子。惶惶不可终日。疲倦得没法积极思考。环顾四周，全看不见希望。”她生来有着最敏锐的感受力，一直坚持与无可名状的障碍赤手相搏，又一次次为费伯这样的老朋友闪烁其辞的客套所伤害：这些对艾略特忠心耿耿的朋友愿付出一切代价让他与薇薇恩隔绝开来。她感到的噩梦般的阴谋听上去像是疯话，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每个她认识的人都合力把艾略特遮挡在她的视线之外。
薇薇恩被丈夫的同党——[292]也就是几乎所有认识他们夫妇的人——驱逐了。他的朋友们觉得她精神错乱。艾略特自己则觉得她其实很清醒，却有意让自己疯癫。尽管她的日记看不出对政治的一丝兴趣，但她还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加入了法西斯，只是因为她朦胧地想在某类社会现象中找到归属。她抓住名存实亡的姻亲关系不放，给艾略特的姊姊玛丽安寄去手帕，玛丽安只得冷冷地回应。薇薇恩求助的每个人都向着艾略特，都尽力避免他们的重归于好。薇薇恩十分不解为什么人们表现得就好像她的丈夫人间蒸发了；他们众口一词，说自己绝少看见他。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3年9月看到她坐在“一尊戴着花冠的人像”底下——这是埃利奥特·弗莱[即罗杰·弗莱]为头顶雏菊花环的艾略特拍摄的肖像。薇薇恩向她透露自己的丈夫莫名消失了，让她终日猜疑，摸不着头脑。同年9月，艾略特向奥托琳夫人（他去美国前曾委托她照看薇薇恩——随着薇薇恩的忧思日渐一日地沉重，这并不是什么轻省的任务）辩称，自己已经向薇薇恩说明永久分居的意愿。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对她讲理、向她解释自己的决定都是做无用功。他通过律师拒绝了她要求丈夫来公寓面谈的请求。取代面谈的，是在1933年11月27号给她写去的一封信。到了12月，薇薇恩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坦白自己的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
“为了见他一面，我什么都愿意放弃”，她在1934年1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她拒绝“为了任何人签署任何要挟我放弃对他一切权力的文件”，虽然她也愿意“把一切都交给汤姆，只要他诚心愿意回到我身边来”。她自觉无力独自生活、照顾自己：“我看起来像个流浪儿的小鬼影”。也是在这一年，她缓慢地把家中的物品打包出售，有时对当天的活动全无记录。“这天后来”，她在8月11号写道，“一定痛苦得难以言表，因为我完全记不得发生了什么”。这些因痛苦而失忆的日子缓慢地累积着，她的毁灭因此也来得并不突然：[293]
1935年9月17日
……我缓慢地在灵泊(Limbo)里向前摸索，有时候一类矫揉的愤怒能让我走得快些（在这愤怒来势汹汹的一阵子里，我能做成些大事，愤怒褪去后我就精疲力竭，像被榨干了，身体也跟着不痛快起来）。我觉得自己正益发体会到汤姆过去——可能现在仍然如此——的感受。我现在更能理解他了。
要了解1933年至1938年事情的完整经过，关键就是让薇薇恩的日记自由发声，以记录这道德上至为致密和沉重的一段处境。上帝的磨盘把她磨成了粉，她写道。还是有人对她犯了罪？她接着补充说，这个罪不是她丈夫犯下的。她无法相信他自发选择离开了自己“真正的拥戴者”。然而在1934年12月11号，五六个人闯进了薇薇恩的公寓，拿走了艾略特的书和《标准》。他们把书架从墙上扯下来，砸碎了一台钟，也带走了一些薇薇恩自己的书。他们的抢劫让她陷入了“神经崩溃”。第二次抢劫则发生在1935年7月15号，艾略特的文件和照片被带走了。她给米勒医生写信：“他们把艾略特家人的照片全部收走了，这让我伤心欲绝。过去二十年里，这些照片一直陪着我，有些还是亲自寄给我的”。
虽然时有崩溃，但薇薇恩也有振作的时候。她令人生畏的想象力让艾略特害怕见到她，甚至在作品里也表露出无法摆脱她的恐惧。这个一贯以悲苦形象示人的女人突然摇身变成一个执意夺回丈夫的、闯劲十足的女性形象。她身披蓝哔叽斗篷，穿件西装背心冲出家门，手里挥着一个烟嘴儿，或是穿件黑丝绒外套、包着黑色安哥拉羊毛头巾，铁了心要勘破丈夫失踪的秘密。“胆量究竟还是来了……”，她在日记里写道。1934年9月13号，这场勇猛的追捕最让艾略特难堪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在9月17号《泰晤士报》的个人栏目里，薇薇恩发布了一条寻人启事（尽管最终没有付印）：[294]
T·S·艾略特请回到他于1932年9月17号遗弃的克拉伦斯门花园68号的家。
她解释说，这样做是想得知丈夫是否还活着，但真实的目的则是试探（或者至少是揭露）他们之间交流的屏障。她的另一个诡计则是提出把一些银器和艾略特的文书保险箱交还给他，并且请求银行在艾略特前来提货时把她藏匿在屋内。她到了费伯出版社，斯万小姐和奥多诺文小姐热情地招待她，但告诉她艾略特行踪不定。
“汤姆从前从不会行踪不定”，她陷入沉思。“他是最讲规律的人”。
1935年3月，她鼓足勇气在办公室大声抗议：“岂有此理，这么长时间里你们一直都在把我吓走。我是他的妻子。”
她有时也半是认真地把艾略特想成一个囚徒。这听上去荒诞不经，但他的确被忠于他的朋友们保护得密不透风。他的失踪对他的妻子来说是个不解之谜。于是1935年11月18号就成了她的胜利日：历时三年多后，她终于在多兰讲堂《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图书展销会上和他打了照面。
一位朋友给薇薇恩寄来一份报纸，上面有艾略特将在3点半举行讲座的通知。她穿得像个黑衫党——一顶黑贝雷帽，一件黑色大风衣斗篷，一只艾略特在1927年赠给她的企鹅发卡，手牵他们的狗波莉——她在日记里把这身装扮叫作自己的“法西斯”制服。艾略特一到场，她就迎面走去：
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台下座无虚席的听众们全能作证。我只说了句噢，汤姆，他抓住我的手，大声跟我说您好，然后就径直走到讲台上，作了一次妙语连珠的深刻讲演……我全程站着，高举着波莉。波莉兴奋极了，手舞足蹈。我自始至终都盯着汤姆的脸，不停点头致意，做出鼓励他的动作。他看起来老了些，更成熟了，[295]也更好看，瘦多了，一点也不健康、不强壮、不精神。看不出有什么女人在照顾他。他的夜晚应该也不是在狗与留声机舒适的陪伴下度过的。
鼓掌的工夫，薇薇恩挤到讲台前，放开了波莉。波莉围着艾略特欢跳，轻轻扯着他的脚。艾略特无动于衷，但无畏的薇薇恩跳上了讲台，来到他身旁。
“你要不要跟我回来？”她轻声问，两手撑着桌子俯过身去。
“我现在不能和你说话”，艾略特说。他在三本书上为她签了名，然后和理查·丘奇一路匆匆地走了。
“回来吧”是薇薇恩乞求的核心。在这个阶段，她还梦想着为艾略特提供保护。她想象着给他两间带锁的屋子，这样他就能不受干扰地在家里工作。她计划着像对待成年的儿子一样对待他。她的另一个想法则是让他知道自己会在每天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打开房门。“这是你的家”，她写道，“这儿保护着你，是你的避风港。你需要这一切。”
在薇薇恩看来，艾略特在多兰讲堂与她的寥寥数语预示着此后更多的接触。“我们两个人之间一切正常极了”，她写信告诉自己的律师公司，詹姆斯与詹姆斯先生。台下的“许多”观众都“见证”了这个好兆头，这对她似乎十分重要。
薇薇恩也向她的银行经理和艾略特分别去信。从这时起，她也扮起了最后一个带她走向死亡的角色：她恐惧着，害怕一场事故随时降临。她自发扮演了一个注定结局悲惨的妻子——这个角色确实十分恰切，同时也是艾略特下一部剧作里的妻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大幕拉开时，她已经在一次航行里掉下了船，而她的丈夫哈里不知自己是否推了她一把。但无论如何，他想要这样做的愿望就让他手上沾了血。
赫伯特·里德爵士在这场婚姻的初期就与艾略特结下了友谊，也因此还记得薇薇恩活泼甜美的样子。在他看来，后人将无情地审判她，[296]但从今天回视，这无情其实始于她的同代人：他们早就开始与艾略特同仇敌忾，众口一词地谴责一个拒绝逆来顺受的女人。她的小品文展现了她的洞察力。她状态好的时候充满趣味，能作出聪明又犀利的批评，反应敏捷，十分迷人。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批评艾略特、为薇薇恩声辩又成为主流，但只看故事的一面、无视整个事实中的模糊地带，都未免失于偏颇。像一些其他的可怜人一样，薇薇恩对他人的感受并不敏感。她并不把抛却教养、当众羞辱丈夫当回事，更让她在意的是自己心头的强烈感情，这也让她愈加无视他人的想法与感受。
薇薇恩自己也很“势利”。她十分热衷于结识皇室，曾把艾略特关于灵魂远航的《玛丽娜》送给肯特公爵夫人玛丽娜。她幻想成为卡纳文家族和圣日耳曼家族的后裔，渴望到了使用他们饰章的程度。但这些傻事，加上另一些更疯狂的举动，都不会对人造成威胁。而这些举动也往往是些小插曲。很有可能的是，艾略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精神是否正常，但他确实始终明白一点：既然没有谁能够照顾她，那么能救她的只有他自己。然而奇特的是，在剧本里，妻子的下场变成了次要的问题。他感兴趣的，则是丈夫能否在悔罪和漫长的受罚中拯救自己。
虽然哈里的角色并不意在讨人喜欢——艾略特后来称他是个道学先生——但这部剧的确以道德审判的名义允准了对自我的专注。对骄傲的忧虑一再侵扰着成熟期的艾略特：他在贝克特的最后一个引诱者、《四个四重奏》对谦卑的渴求、在老政治家的谦逊里都应对着这一问题。然而在《家庭团聚》中，骄傲没能得到应有的批判。或许在筹划与写作这部剧时，深陷婚姻危机的艾略特在哈里身上过分投注了自我，因此没能以惯有的疏离对他作出批判。
爱德华·福克斯曾扮演的哈里酷似艾略特：一丝不苟，谨言慎行，但内心的渴望又迫使他断续地倾诉。艾略特自己的人生则让这部剧多了几分紧迫感：[297]这篇他面向公众的忏悔是他内心渴望救赎的一部分。英国国教会例行告解的仪式对于艾略特过于温和了。他严格要求自己进行更彻底的自我反省，就像哈里在没有其他人谴责的情况下，为妻子的死谴责自己。
那么，薇薇恩在这如戏人生里的角色又是什么？她是否像剧里的妻子一样自取灭亡？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场旷日持久的分居对她来说是一场抓捕游戏，其间追捕与窜逃的人可以瞬间悚然地交换角色。1935年6月19日，她认为自己可能在这天遭到“逮捕”。虽然这天最终平安无事，但性命堪虞的忧虑最终还是让她动身去了法国。这难道完全是她的被害妄想？7月她给艾略特寄去一封疯狂的信，请求他回来。她又前去费伯出版社，斯万小姐告诉她艾略特很少来这儿，薇薇恩暂时绝望地相信了这个谎言。在她的心里，怨恨与恐惧两相交织，而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她的这两种感受都并非不合情理。她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地接近丈夫——通过护照局，通过他们的牙医——但一次次被挡在门外。艾略特害怕见到一个不可能对他造成人身伤害的妻子，于是被重重保护起来，而我不相信有哪个身心交瘁的妻子受到过同样程度的保护。她在1935年夏天时感到一类身体上的恐惧，或许是预感到了在未来等着她的精神病院：“我是个逃犯。从哪儿逃出来的，我不知道（确切地说，还不知道）”，她在8月4日写道。从这时直到1938年中，薇薇恩这个追捕者已经变成了被抓捕的人。
1936年6月，她佯称去了美国，把自己信件的转递地址变成了麻省剑桥布拉特尔街83号——这栋住宅楼里住着艾略特最亲近的姊姊玛丽安·库辛·艾略特，也住着他的一位远亲伊丽莎白·温特沃思。温特沃斯也是艾略特离开薇薇恩后唯一在伦敦见过薇薇恩的亲属，后来也给薇薇恩写来几封友好的信。薇薇恩公开宣称自己去找丈夫的家人了——这是她自己臆想出的、无法实现的家庭团聚——但这样做还有另一层目的：她在模仿艾略特赴美后的失踪。她说自己在1932年12月就失去了艾略特的行踪，[298]此时当然正是艾略特横跨北美大陆去会艾米莉·黑尔的时候。薇薇恩在每日记事里写明了这样做的动机：
让我紧绷的头脑休息一下，也想看看我能否成功地失踪这么久，像我丈夫一样消失得毫无痕迹。同时，对那些以任何形式阻挠过我的人，我将永远怨恨他们；我想让他们尝尝同样的滋味。泰瑞西士这时候我变成了黛西·米勒。
她声称将自己的公寓租给了名叫黛西·米勒的一名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黛西将在她佯装离开的时候替她回信。黛西·米勒。这就是她此时为自己选择的人格。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未加明言的暗示。正是在这里，在许多消沉而凌乱的自言自语中间，薇薇恩为自己的处境作出了精彩的解读。
《黛西·米勒》是亨利·詹姆斯的一则故事，故事里率性行事的女主人公在他人的误解中死去。她身处的罗马上流社会要求人行事得体正确、自身却腐化不堪，这与她充沛的活力格格不入。她身边只有一个浅薄而大意的母亲，一个倨傲的弟弟。她的野性给了她缺乏教养的名声，而在冷漠而谨慎的温德朋眼中，她的野性则像火一样绚丽。他短暂地追求了她。这位温德朋是一位欧化的美国人，行为举止比欧洲人自己都更加谨严、得体。他也加入了对黛西的声讨。黛西死后，我们听到了温德朋叙述下黛西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经过温德朋自己意识的歪曲，而我们的困难就在于重构这个故事，以体恤黛西的野性里无以言传的感情，以及更困难的，从温德朋对自己讳莫如深的特殊性情中发掘她悲剧的根源。在霍桑看来——詹姆斯曾盛赞他洞悉“更深的心理”——这样的讳莫如深无异于“不可饶恕的罪”：[299]一类根植于骄傲的、对万事万物隔岸观火的习惯，这类习惯也将他笔下的新英格兰人与“人的心灵”隔绝开来。
1936年是薇薇恩为后世的评判留下文字记录的最后一年。让我感佩不已的是，她从不因丈夫抛弃而责怪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丈夫热切的支持成了她唯一的尊严，也是她希望能通过这份日记公之于众的理想。她想把这些日记不加改动地出版：她感到一个“绝妙”的阴谋迫害着她，把她的丈夫藏到了她无法触及的地方。她没有看到的是，这些文稿固然展现了她惹人怜悯的痛苦，但还使人看到了漫长的折磨对她的扭曲：她对佣人颐指气使，要求苛刻，动辄指责他人，她的法西斯主义也与政治几乎无关，她只享受集会带来的兴奋，集会上当众的谴责变成了发泄私愤的出口。在对薇薇恩作出评判的过程中，很容易注意到在她身上有着三十年代的种种阴暗面——她的政治观，她的势利，她对仆人冷酷的发号施令。读着她用语恶毒的信，耳边就好像听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惊呼，并觉得她不无道理：“薇薇恩哪！让这个满面敷粉、又病又疯的女人（但她又清醒到了接近疯狂的程度）趴在你肩头又咬又扭又念又抓——自古以来，谁受过这样的折磨！”只有她自己的母亲对“我的小薇薇”还始终抱着疼爱之情，但1936年末，早就病痛缠身的海伍德夫人中风发作，生活不能自理。薇薇恩连最后一丝支撑也失去了。
在这之前不久，她向着音乐领域英勇地进发。1935年9月26日，她通过了钢琴科目的入学考试，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她跟随盖尔小姐学习声乐，为她“恢弘”的嗓音震撼。她想要努力练习，但让她分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她应该租架什么样的钢琴呢？她为此陷入了无尽的、无谓的烦恼。她不停地去看《大教堂谋杀案》的演出；仅在一月和二月就看了七次。那年冬天她没有通过乐理考试，春天又有一只脚“中了毒”。夏天她又要面临三场考试，但她场场不落地参加盛大的招待会，又马不停蹄地填充她华丽的衣柜。[300]如果她整天想着这件豹纹大衣，那件晚礼服，又怎么会有时间练琴呢？
这些公共活动自然弥补了她社交方面的空白。化名“黛西·米勒”的她又出场了：她声明艾略特夫人“有过很好的朋友，她宁可惋惜他们的离开，也不愿意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她想起伯特兰·罗素和奥斯伯特·西特韦尔：这些他们婚姻前几年里结交的有名望的朋友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呢？她想起杰弗里·费伯从前常来做客，现在却一副日理万机的绅士派头，用安抚的字条拒她千里之外。薇薇恩也给西奥多拉·艾略特和亨利·韦尔·艾略特写信，请求他们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和她保持联系，但表达这些哀怨的乞求的却是充满怨气的文字。
8月25号，“黛西·米勒”称艾略特夫人“快疯了，快要崩溃了”。8月10号写给律师的信称她就快要死了。她仍然对艾略特的失踪念念不忘，9月又翻出了她1933年7月收到的艾略特关于返程的电报。10月她给费伯出版社的“文学经理”写信，投稿自己为《玛丽娜》作的插画。艾略特的秘书客气地拒绝了她的来稿。
她仍然愈挫愈勇地去办公室找他。她开始坚信自己受到了跟踪，12月10号给杰弗里·费伯写信表示抗议，但费伯称对此一无所知。薇薇恩的声音最后一次传来，是她表示想要给艾略特和她在美国的嫂子玛丽安、西奥多拉和玛格丽特寄圣诞卡片。她直到最后都牢牢攥着这层名存实亡的姻亲关系，只允许别人以“T·S·艾略特夫人”称呼她。
从1937年起，她就陷入了寂静，她的故事在这里也中断了。接着，在1938年7月14号，她的弟弟给艾略特寄来一封信，宣布她的医生建议为她开具精神病证明：
亲爱的汤姆，
很抱歉在您的假期时间打扰您，但我恐怕必须如此。
[301]今天早上5点多，有人发现V在街上走，于是把她带到马里波恩警察局……在警察局里，警官告诉我她说话含糊不清、语无伦次，似乎有各种各样的幻觉，如果不是能联系上了我或者其他能够照看她的人，他会觉得非让她接受精神观察不可。
我回到城里立刻给米勒医生打了电话……今天早上他刚接到[阿伦和翰伯里药房的]回音，他们说V每天都问他们开药，说她看上去悲惨极了，他们也不知她住在哪里。米勒医生于是决定马上写信给我，因为他感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他]觉得V一定得或者去马尔梅松[巴黎附近的一家疗养院]，或者去精神病院。我也倾向于这样想，因为我们都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
显然已经在外面晃荡了两夜，哪儿也不敢去。她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荒诞的猜忌和念头。她问我她是不是已经被砍了头。她说她一直在躲着各种神秘的来客。种种。
我暂与米勒医生约定明天下午2点15面谈（我与他约定时还不知道您现在不在伦敦）。
我实在不知是否该建议您明天进城、晚上再回到格洛斯特郡。您可以自行决定，但如果您早上能发来电报告知您的决定，我将不胜感激。
您永远的，
莫里斯
很明显，莫里斯与姊姊素无联系，也根本不曾为她真切的恐惧费心。让他烦心的是他和警察眼里姊姊的那些胡话，尽管事实将证明薇薇恩此时的恐惧有着直觉的准确：她正面临着无异于终身监禁的危险，[302]但她的敌人全无面目——这让她更感到恐怖。事实证明，她的敌人是那些陌生的医生，在与她极短暂地接触过后就草草给她判了刑。要监禁薇薇恩，必须有两位亲属或密友的签字。莫里斯·海伍德是签字人之一；对艾略特是否是另一个签字人曾有过一些猜测，但艾略特其实置身事外。他此时正在格洛斯特郡，或许正和艾米莉·黑尔在一起。尽管如此，1927年8月30日艾略特寄给兄长的一封信已经表明，“把她关进”精神病院的想法早在十一年前就出现了。他继而解释说，在英国，违抗一个人的意志监禁她十分困难。艾略特在接到莫里斯来信后一个月的思想与活动——这对他妻子的命运至为关键的一个月——现在还不为人知，但他并未直接参与她的入院手续。然而，他确实感到入院对薇薇恩是件好事。这也是所有这时掌握薇薇恩命运的男人们的共识——艾略特也的确掌握着她命运里一个关键部分。但成问题的是，尽管艾略特故意对薇薇恩的事甩手不管，但他确实和莫里斯一起处置了海伍德的房产，这就意味着他批准用薇薇恩自己的钱支付她终身监禁的费用。这对他显然是便利的。
1938年8月17日，莫里斯写来另一封信，信中称哈特医生和马波瑟医生已经看过薇薇恩，并决定了她的命运：
两位医生都强烈建议将她送进精神病院。他们向我递交了认证。我接着去找地方法官领取法院指令，后来在汉普斯特德拿到了一份指令。
我接下来去了诺桑伯兰之家[伦敦一家私立精神病院，有权接受经过认证的精神病人]，见了那里的医生，安排一辆车带着两名护士当晚去了坎培恩花园。车是在大约晚上十点出发的，薇薇恩和他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安静地跟着他们走了。
我昨晚与医生通了话，[303]他表示薇薇恩心情还算愉快，睡眠和饮食都好，也读了些书……
我听说……薇薇恩习惯积攒药物，然后一次性大量吞下，我想这可能也是她定期发作的原因。
我很希望您一回来就见到您……
您永远的，
莫里斯
薇薇恩心情愉快，还读了书，这听上去不太可信，就好像莫里斯感到只应告诉艾略特他想听的话。除非薇薇恩被下了药，否则她绝不可能顺从地接受这样的命运——不然她也不会试图逃跑。一位伦敦人的意外来信向我披露了薇薇恩一次逃跑未遂的细节。策划这场逃亡的，是他过世已久的母亲和她的亲戚：
达特茅斯公园大道18号
伦敦 NW5 1JN
1993年8月18日
亲爱的戈登博士：
我写下这封信，抱着渺茫的希望，祈盼它或可有助于您对薇薇恩·海伍德的进一步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存在一个“改革精神疾病相关法律协会”。这个协会由志愿者组成，旨在与那些得到认证、遭到关押的“精神病人”交朋友，并帮助他们。或许还有什么地方保存着相关的档案资料……
许多人为自己的亲属开具证明，有时是因为家人不堪其扰，许多时候为了夺取他们的钱财。但这些“病人”充其量只是行事古怪了些而已。
露易·珀顿是协会里一位活跃的成员，是我母亲的一位同辈亲戚，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我很熟悉露易，还能清楚地记起她……我的母亲[玛乔丽·桑德斯]大约十年前就去世了，[304]露易去世比她还早五年左右……[露易曾在薇薇恩每日取药的阿伦和翰伯里药房工作。]她确实和其他人一起值过夜班，但她实际上是个药剂师……露易给我讲的故事里，有一次她和“艾略特夫人”一起去看《斗士斯威尼》的演出。薇身穿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会的制服去了。她们沿着过道走向前排座位时，遭到了观众的嘘声。场面一定尴尬极了，但露易把它当成一桩趣事讲给我听。
露易算是个热心肠的老处女，也很有幽默感。和这些精神病患者打交道也的确需要这样的幽默感。她说“我没看懂这部剧。这剧整个儿就讲了个出生，交媾，死亡。唯一让我感到好受的是我那时还不认识‘媾’这个字儿。”
据我的理解，法律规定如果精神病人能够“逃跑”并在（大概）六周内免遭再次“抓捕”，他们精神病的认证也就自动解除了，并且有机会拒绝第二次认证。
力主改革精神疾病相关法律的志愿者们大致是这样工作的：他们负责把这些人藏匿六周。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个美得耀眼的女钢琴家住在我们家，我们远在郊区的、碎石墙面的半独立式房子因此整个回荡着瓦格纳的音乐。露易本人“与精神病人为友”的作风众所周知，但他们并没有来我们家里搜寻这位女士。
一天晚上，我母亲去了牛津街外面、阿伦和翰伯里药房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准备接薇薇恩回家。然而她得知“艾略特夫人”不回来了，计划取消。我想薇薇恩一定在与露易接头之前就被逮起来了。
从那以后露易就无法与薇薇恩接触。她们的精神病人“之家”也不再转达电话留言。露易的信也被退回了……
您真诚的
巴兹尔·桑德斯
[305]对薇薇恩的监禁里最残忍的，莫过于把薇薇恩与她唯一的朋友珀顿小姐分开，而珀顿小姐是最后一个替薇薇恩仗义执言的人——此时也是唯一明白她受了不公对待的人。离开英国数年后，莫里斯在1946年又见到了姊姊，并承认她的神智和自己一样正常。几年后，八十一岁的伯特兰·罗素以薇薇恩为原型创作了一则题为《艾勒克夫人》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人无畏的清醒让她无法在伪装下压抑自己的情感。她背叛了自己无趣的丈夫，与在罗素笔下“才华横溢、谈吐机智、教养良好、视野开阔”的量克斯(Quantox)先生开始了一段婚外情。在利用了她之后，量克斯先生把艾勒克夫人抛弃了，留下她在自己秘密的罪疚里受苦。她试图向别人坦白，但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量克斯先生不容质疑，她因污蔑被送进精神病院。叙述者——也是艾勒克夫人在精神病院的病友——悔恨自己“没能解救”艾勒克夫人。艾略特的内疚感则更加微妙。
如我们前文所述，薇薇恩的表现像是见了“鬼”。艾略特的剧中，哈里也一样为鬼怪追索，而剧中的家庭医生明显无力作出诊断。如果艾略特真以为薇薇恩的入院对她有益，那么他一定对医生的判断持了矛盾的态度。薇薇恩的不安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而艾略特笔下主人公的不安则预示着崇高的命运。
艾略特仿佛在现实中上演了爱伦·坡或詹姆斯笔下的故事：可怕的罪行又受到了表面秩序的压抑，于是就在表面之下潜藏着，变成了心中的鬼魂。薇薇恩隐入了艾略特意识的背景，化身为痛苦与谴责的鬼魂。他则躲到薇薇恩无法触及的地方，就好像他凭空消失了，或是她死了。
1936年，艾略特在《艾略特诗集：1909-1935》中去掉了《圣灰星期三》“致我的妻子”的题献。薇薇恩获批入院后受着法律的管辖，艾略特则从未去精神病院探望她——她终其一生都受着单独监禁。1935年11月他们在多兰讲堂的讲台上共度的一刻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306]那次会面后不久，她愉快地回忆着丈夫清晰的唇部轮廓，优美的头部，热切的、深邃的双眼。她仍然爱着他：这绝望的爱也助长了她对丈夫过分的信任。
“我信任这个男人”，她告诉露易·珀顿。“他的一些理由是不容辩驳的。你没法和上帝争论，也不能质疑他行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