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漢語詩歌的史册上，如我們所知，馮至之於裏爾剋，穆旦之於奧登，都已構成了某種“光輝的對稱”，他們不僅以其優異的翻譯，也以一生的創作，和這些偉大詩人構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對話和映照的深刻關係。

     現在，在我看來，楊牧之於葉芝，也具有了這種“對稱”的性質和意味。縱然許多詩人如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等都曾翻譯過葉芝，他們所譯的《當你老了》《柯爾莊園的野天鵝》（袁譯）、《一九一六年復活節》《駛嚮拜占庭》（穆譯）、《在學童中間》（卞譯）等等，都已成為譯詩經典並對大陸的詩人和讀者産生了影響，但若論及葉芝在漢語世界的存在，我仍要更多地把他與楊牧先生聯繫在一起。

     楊牧，一九四〇年生於臺灣花蓮，中學時代即開始寫詩，一九五九年入東海大學，大學期間，他主要受到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並接觸到葉芝等現代詩人的作品。一九六四年楊牧赴美參加愛荷華寫作項目，後來入伯剋利，在陳世驤指導下治《詩經》，獲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在美國留學及任教期間，他更廣泛、深入地研習中西古典及現代詩人的作品，並開始翻譯葉芝。葉芝的髙貴神采、精英氣質、神秘主義，葉芝對一個永恆世界的語言塑造及其對自己一生進行“錘煉統一”的不懈努力，都深刻影響了楊牧。可以說，在楊牧的一生中，葉芝一直是某種非同尋常的“在場”。

      “翻譯雖難，卻又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楊牧《詩關涉與翻譯問題》，1992）。一九九七年，楊牧先生編譯的、傾註其半生心血的《葉慈詩選》由臺灣洪範書店出版為雙語對照版，收入葉芝詩作近八十首。到二〇一四年，楊牧版《葉慈詩選》已重印二十次，可見其在臺灣和華語世界的受歡迎程度。

    《葉慈詩選》是一個重要標志，它和後來出版的《英詩漢譯集》（洪範，2007），代表了楊牧在翻譯領域的主要成就，也牢牢確立了他在臺灣詩壇乃至整個新詩史上譯詩大傢的地位。單就對葉芝的翻譯來看，中國數代詩人、譯者都曾投入其中，在大陸也有多個有影響的譯本，但楊牧版《葉慈詩選》與其他譯本都迥然有別，它獨樹一幟，帶着鮮明的個人風貌和非一般譯者可具備的譯文風格。當然，同任何譯文一樣，楊牧版《葉慈詩選》也並非“完美”，其可“商榷”處也有不少，但我們得承認，它比其他有些譯本更豐饒，更耐讀，也具有更獨到的美學造詣。無論是對原作慧眼獨到的解讀，還是其雄渾、典麗、奇詭的譯文風格和富有創造性的翻譯藝術本身，還有翻譯與其創作的內在關聯，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就我本人來說，縱然對葉芝及其漢譯並不陌生，但展讀楊牧版《葉慈詩選》，仍時時把我引嚮一種新的、令人欣悅的發現，許多詩作和詩句就好像“第一次”讀到，如開捲那首《牧神的祭師》，如學童們“將臉和鼻子緊貼在／糖果店窗玻璃上”這種令人難忘的句子，等等；有些熟悉的名篇，也頗能見出譯者的匠心獨運，如《長久沉默以後》的“Bodily decrepitude is wisdom”，我們都已熟悉卞之琳先生的譯文“身體的衰老是智慧”；而楊牧譯為“肉身衰朽乃見智慧”。一個“乃見”，真要令人叫絶！

      而楊牧能這樣譯，是因為他顯然比一般譯者更能進入葉芝的“文心”所在，他直抵創作的內在起源，同時又具備高度練達的語言功力和藝術手腕。鄭樹森在一篇訪談中說過楊牧的翻譯就是他的創作。的確，在忠實的前提下，很多時候他都是在漢語中替葉芝寫詩，如《十九世紀以降》這首短詩：“縱使偉大的詩歌永遠不回頭／對現在擁有的我們歡喜之極：／沙灘上小石子碰撞的聲音窸窣／作響在汐退的潮水裏。”如果對照原詩的後兩句“the rattle of pebbles on the shore/under the receding wave，我們就可以感到楊牧的“創造性改寫”，他有意把“rattle”化為碰撞、窸窣、作響這樣一個辨聽的過程，或者幹脆說，他創造了一種“語言的悉索”，以把我們引嚮一種對存在的傾聽。

       策蘭詩歌的英譯者波波夫和麥剋休視翻譯為“自我與他者相遇的一種神秘樣式”，稱他們“尋求更高的忠實”，尋求那種“允許我們在英語裏再創造”的可能性，最終“使一首詩衹是存在於譯文中，一種以驚奇、歧義、鐘愛和暴力所標記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楊牧也正是這樣的譯者。他選擇葉芝，不僅出於生命的認同，我想也在於葉芝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使他多少年來既從中受益，而又能以充滿創造性的翻譯，使其本質得到新的綻放。

      而對我和其他大陸讀者來說，楊牧版《葉慈詩選》還有着另—種特殊意義，即，這是用“另一種漢語”譯出的葉芝。臺灣漢語與大陸漢語本來就有差異，它依然保有傳統的文化意藴和語言質地，而楊牧在譯葉芝時，有意以更為“古典”的語言來譯，這就形成了楊牧版《葉慈詩選》典雅、玄奧、沉雄、綿密的語言風貌。我說的“有意”，是因為相形之下，他自己同時期的詩作及散文都更口語化一些。而為什麽在翻譯時會采用這樣的語言策略，我猜這首先與他心目中的葉芝及其文體風格有關係。葉芝的詩當然富有個性和活力，但他卻大量運用神話和歷史典故，有一種把大地“提升為神話”的創作意圖，在語言上也是一種精英的語言，還不時地運用一些古英語。因而楊牧的翻譯，我想就是有意要用更為經典的語言文體塑造出這樣一位“要表現整個文明的心靈”的詩人形象。說到文體風格，作為一個詩人譯者，楊牧深知它在翻譯中的重要性，在《詩關涉與翻譯問題》中，他曾引用鳩摩羅什關於漢譯佛經的看法：“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而他的翻譯，絶不滿足於僅得其“大意”，而要將其“文體”亦即“原文所依恃的體格姿勢”傳譯出來。

      當然，人們對葉芝的文體風格理解有別，但這就是楊牧心目中的“葉芝”。他在一開始就是這樣譯的（如他在留美期間所譯的《麗妲與天鵝》），他持續多年對葉芝的翻譯，也有着高度統一的文體風格和語感。也許，有人會認為楊牧的譯文過“雅”，或是過於文言化，但是他卻能以此賦予葉芝原作以生命。在他那些看似古奧、繁復的譯文中，我們能真切感受到詩的脈搏的跳動（有時甚至還有一種細節上的“切膚之親”），例如他對《二度重臨》開頭部分的翻譯：

盤盤飛翔於愈來愈廣大的錐鏇，

獵鷹聽不見控鷹人的呼聲了；

舉凡有是者皆崩潰：中央失勢：

全然混亂橫流於人世之間。

以下為袁可嘉先生的譯文（該詩袁譯為《基督重臨》）：

在嚮外擴張的旋體上旋轉呀旋轉

獵鷹再也聽不見主人的呼喚，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處彌漫着一片混亂。

      袁譯在大陸曾産生廣泛影響，其文體是經過提煉的口語，“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這一句也不時被人引用。而楊牧的譯文也深得原詩“氣場”，筆力遒勁，甚至更為沉雄有力，雖然文白交雜，但讀起來一點也不枯澀，尤其是到後來把“but now I know that twenty centuries of stony sleep”富有創意地譯為“這一次我領悟／二十輪百年積歲沉沉巨石之大夢”（對照袁譯本“如今我明白／二十個世紀的沉沉昏睡”），其氣勢，其質感，都令人嘆服。

      而楊牧這樣譯，不僅是為了傳遞“原文所依恃的體格姿勢”，我想還是為了在雙語映照的翻譯中對語言進行發掘，為了在中西之間、古典與現代之間進行一種新的語言實驗和整合。這種試圖貫穿在楊牧全部的翻譯中。如葉芝的lines Written in Dejection—詩，大陸譯者一般譯為《沮喪時寫下的詩行》，而楊牧譯為《憂鬱作》，不僅更簡練，也頓時映照出中國古典詩的傳統，再比如《贈與我傾談嚮火的人》的最後幾句：

並且以劍鋒交擊，大作

狂歡至喜的音樂，直到黎明破曉，

始見潔白的安寧將四方綏靖，但聞

長翼大聲展舞，而足踝潔白發光。

And with the clashing of their sword-blades make

A rapturous music，till morning break

And the white hush end all but the loud beat

Of their long wings，the flash of their white feet。

      對照原文，便可感到楊牧完全以中國詩的句法重寫了葉芝，尤其是“始見”“但聞”這種漢語言獨具的句式，不僅高度簡練，極具張力，也恰好傳達了一種詩的見聽過程，直到最後舞蹈的足踝發出語言的閃亮。

      楊牧這樣的翻譯，縱然會有爭議，甚或有可能為一些大陸讀者一時難以適應，但我想它不僅對翻譯，對漢語詩歌的語言建設都有着啓示和參照意義：如何利用中國詩的句法和詞語淬煉譯詩，如何通過翻譯發掘漢語言深厚的潛能，如何在中西之間、文白之間達成一種新的語言張力，等等，這些都是楊牧的翻譯對我們提出的挑戰和詩學課題。最起碼，他讓我們看到了一種語言的可能性，如《牧神的祭師》中的“他走飛高山上／且傍清泉危坐”（“He flies unto the mountain/and sitting by some fountain”），一個“危坐”用在這裏，頓時具有了化腐朽為神奇之功。

     “文辭典贍雅麗，意象繁復紛奇，詩意深湛雋永”，有人這樣稱贊楊牧的詩。他的譯作顯然具有同樣的美學價值。他的翻譯，不僅在語言文體上自成一傢，也充滿了翻譯的難度和創造性。這是一種包含了獨特的翻譯詩學的翻譯，同時，也是一種能夠和漢語詩歌創作相互“迸生”的翻譯。接下來，我們就幾篇譯作來看葉芝對楊牧作為一個詩人的影響，同時也具體考察他是怎樣來翻譯，怎樣把他與一位偉大詩人的對話從早年一直帶到現在。

      首先我們來看楊牧譯《麗妲與天鵝》（即《麗達與天鵝》）。葉芝這首名詩取材於古希臘神話：宙斯化身為天鵝襲擊麗達，使其受孕生下兩個女兒，一是海倫，一是剋呂泰浬斯特拉，前者引發了特洛伊戰爭，後者嫁與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但在丈夫凱旋之日，與情人聯手殺其於浴池中，成為古希臘悲劇的題材。葉芝曾談到他寫這首詩的初衷是為愛爾蘭尋找一強力，而一旦進入創作，這樣的初衷就消失了，或被改變了。楊牧在介紹葉芝的創作時，也認為葉芝“立足於他的喀爾特（凱爾特）定位”，經由“族群共同的記憶，經驗，嚮往，擴大為人類全體的文明懷抱”。（《英詩漢譯及葉慈》）

       而楊牧自己為什麽傾心於這首詩，他在描述他在西雅圖任教期間（1971-1974）的《北西北》中有所記錄：那時他生活在“蒼翠而磅礴”的湖畔，就在那裏，尚年輕的詩人幻想着“天鵝之降臨”：“如天鶴之降臨。在你未及閉眼之沉黑前，仿佛有一種反叛的預感，或許能在他無邊的神力中獲取滋潤，因此而納入新生的風雲也未可知。於是我决意鬆弛……我决意讓不潔滌洗我的不潔，算是一種反叛，讓神祇擔當一切毀壞的後果，讓海倫私奔，讓戰艦艨艟渡海，讓特洛覆滅，讓剋萊甸絲特拉謀殺池中的徵人；讓雙子座從此升起，在微明的五更。在北西北。”

       就在這篇“心影錄”中，還收有對該詩的初譯，它大體上與《葉慈詩選》中的定譯相同，但也有幾處重要的差異。下面我們來看《麗妲與天鵝》的定譯：

遽然的垂擊：巨翼猶拍打於

暈眩無力的女子之上，她的雙股

被黑色的腳蹼撫弄，頸為喙所擒，

他把她無依的胸脯緊納入懷。

那些驚恐猶疑的手指怎麽可能

將插翼的光輝自漸漸鬆弛的股間推開？

而身體，在那白色的疾撞之下，

如何不察覺一奇異的心在那裏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