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史册上，如我们所知，冯至之于里尔克，穆旦之于奥登，都已构成了某种“光辉的对称”，他们不仅以其优异的翻译，也以一生的创作，和这些伟大诗人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对话和映照的深刻关系。

     现在，在我看来，杨牧之于叶芝，也具有了这种“对称”的性质和意味。纵然许多诗人如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等都曾翻译过叶芝，他们所译的《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袁译）、《一九一六年复活节》《驶向拜占庭》（穆译）、《在学童中间》（卞译）等等，都已成为译诗经典并对大陆的诗人和读者产生了影响，但若论及叶芝在汉语世界的存在，我仍要更多地把他与杨牧先生联系在一起。

     杨牧，一九四〇年生于台湾花莲，中学时代即开始写诗，一九五九年入东海大学，大学期间，他主要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并接触到叶芝等现代诗人的作品。一九六四年杨牧赴美参加爱荷华写作项目，后来入伯克利，在陈世骧指导下治《诗经》，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留学及任教期间，他更广泛、深入地研习中西古典及现代诗人的作品，并开始翻译叶芝。叶芝的髙贵神采、精英气质、神秘主义，叶芝对一个永恒世界的语言塑造及其对自己一生进行“锤炼统一”的不懈努力，都深刻影响了杨牧。可以说，在杨牧的一生中，叶芝一直是某种非同寻常的“在场”。

      “翻译虽难，却又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杨牧《诗关涉与翻译问题》，1992）。一九九七年，杨牧先生编译的、倾注其半生心血的《叶慈诗选》由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为双语对照版，收入叶芝诗作近八十首。到二〇一四年，杨牧版《叶慈诗选》已重印二十次，可见其在台湾和华语世界的受欢迎程度。

    《叶慈诗选》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和后来出版的《英诗汉译集》（洪范，2007），代表了杨牧在翻译领域的主要成就，也牢牢确立了他在台湾诗坛乃至整个新诗史上译诗大家的地位。单就对叶芝的翻译来看，中国数代诗人、译者都曾投入其中，在大陆也有多个有影响的译本，但杨牧版《叶慈诗选》与其他译本都迥然有别，它独树一帜，带着鲜明的个人风貌和非一般译者可具备的译文风格。当然，同任何译文一样，杨牧版《叶慈诗选》也并非“完美”，其可“商榷”处也有不少，但我们得承认，它比其他有些译本更丰饶，更耐读，也具有更独到的美学造诣。无论是对原作慧眼独到的解读，还是其雄浑、典丽、奇诡的译文风格和富有创造性的翻译艺术本身，还有翻译与其创作的内在关联，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就我本人来说，纵然对叶芝及其汉译并不陌生，但展读杨牧版《叶慈诗选》，仍时时把我引向一种新的、令人欣悦的发现，许多诗作和诗句就好像“第一次”读到，如开卷那首《牧神的祭师》，如学童们“将脸和鼻子紧贴在／糖果店窗玻璃上”这种令人难忘的句子，等等；有些熟悉的名篇，也颇能见出译者的匠心独运，如《长久沉默以后》的“Bodily decrepitude is wisdom”，我们都已熟悉卞之琳先生的译文“身体的衰老是智慧”；而杨牧译为“肉身衰朽乃见智慧”。一个“乃见”，真要令人叫绝！

      而杨牧能这样译，是因为他显然比一般译者更能进入叶芝的“文心”所在，他直抵创作的内在起源，同时又具备高度练达的语言功力和艺术手腕。郑树森在一篇访谈中说过杨牧的翻译就是他的创作。的确，在忠实的前提下，很多时候他都是在汉语中替叶芝写诗，如《十九世纪以降》这首短诗：“纵使伟大的诗歌永远不回头／对现在拥有的我们欢喜之极：／沙滩上小石子碰撞的声音窸窣／作响在汐退的潮水里。”如果对照原诗的后两句“the rattle of pebbles on the shore/under the receding wave，我们就可以感到杨牧的“创造性改写”，他有意把“rattle”化为碰撞、窸窣、作响这样一个辨听的过程，或者干脆说，他创造了一种“语言的悉索”，以把我们引向一种对存在的倾听。

       策兰诗歌的英译者波波夫和麦克休视翻译为“自我与他者相遇的一种神秘样式”，称他们“寻求更高的忠实”，寻求那种“允许我们在英语里再创造”的可能性，最终“使一首诗只是存在于译文中，一种以惊奇、歧义、钟爱和暴力所标记的相遇”。在很大程度上，杨牧也正是这样的译者。他选择叶芝，不仅出于生命的认同，我想也在于叶芝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使他多少年来既从中受益，而又能以充满创造性的翻译，使其本质得到新的绽放。

      而对我和其他大陆读者来说，杨牧版《叶慈诗选》还有着另—种特殊意义，即，这是用“另一种汉语”译出的叶芝。台湾汉语与大陆汉语本来就有差异，它依然保有传统的文化意蕴和语言质地，而杨牧在译叶芝时，有意以更为“古典”的语言来译，这就形成了杨牧版《叶慈诗选》典雅、玄奥、沉雄、绵密的语言风貌。我说的“有意”，是因为相形之下，他自己同时期的诗作及散文都更口语化一些。而为什么在翻译时会采用这样的语言策略，我猜这首先与他心目中的叶芝及其文体风格有关系。叶芝的诗当然富有个性和活力，但他却大量运用神话和历史典故，有一种把大地“提升为神话”的创作意图，在语言上也是一种精英的语言，还不时地运用一些古英语。因而杨牧的翻译，我想就是有意要用更为经典的语言文体塑造出这样一位“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的诗人形象。说到文体风格，作为一个诗人译者，杨牧深知它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在《诗关涉与翻译问题》中，他曾引用鸠摩罗什关于汉译佛经的看法：“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而他的翻译，绝不满足于仅得其“大意”，而要将其“文体”亦即“原文所依恃的体格姿势”传译出来。

      当然，人们对叶芝的文体风格理解有别，但这就是杨牧心目中的“叶芝”。他在一开始就是这样译的（如他在留美期间所译的《丽妲与天鹅》），他持续多年对叶芝的翻译，也有着高度统一的文体风格和语感。也许，有人会认为杨牧的译文过“雅”，或是过于文言化，但是他却能以此赋予叶芝原作以生命。在他那些看似古奥、繁复的译文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诗的脉搏的跳动（有时甚至还有一种细节上的“切肤之亲”），例如他对《二度重临》开头部分的翻译：

盘盘飞翔于愈来愈广大的锥镟，

猎鹰听不见控鹰人的呼声了；

举凡有是者皆崩溃：中央失势：

全然混乱横流于人世之间。

以下为袁可嘉先生的译文（该诗袁译为《基督重临》）：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袁译在大陆曾产生广泛影响，其文体是经过提炼的口语，“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这一句也不时被人引用。而杨牧的译文也深得原诗“气场”，笔力遒劲，甚至更为沉雄有力，虽然文白交杂，但读起来一点也不枯涩，尤其是到后来把“but now I know that twenty centuries of stony sleep”富有创意地译为“这一次我领悟／二十轮百年积岁沉沉巨石之大梦”（对照袁译本“如今我明白／二十个世纪的沉沉昏睡”），其气势，其质感，都令人叹服。

      而杨牧这样译，不仅是为了传递“原文所依恃的体格姿势”，我想还是为了在双语映照的翻译中对语言进行发掘，为了在中西之间、古典与现代之间进行一种新的语言实验和整合。这种试图贯穿在杨牧全部的翻译中。如叶芝的lines Written in Dejection—诗，大陆译者一般译为《沮丧时写下的诗行》，而杨牧译为《忧郁作》，不仅更简练，也顿时映照出中国古典诗的传统，再比如《赠与我倾谈向火的人》的最后几句：

并且以剑锋交击，大作

狂欢至喜的音乐，直到黎明破晓，

始见洁白的安宁将四方绥靖，但闻

长翼大声展舞，而足踝洁白发光。

And with the clashing of their sword-blades make

A rapturous music，till morning break

And the white hush end all but the loud beat

Of their long wings，the flash of their white feet。

      对照原文，便可感到杨牧完全以中国诗的句法重写了叶芝，尤其是“始见”“但闻”这种汉语言独具的句式，不仅高度简练，极具张力，也恰好传达了一种诗的见听过程，直到最后舞蹈的足踝发出语言的闪亮。

      杨牧这样的翻译，纵然会有争议，甚或有可能为一些大陆读者一时难以适应，但我想它不仅对翻译，对汉语诗歌的语言建设都有着启示和参照意义：如何利用中国诗的句法和词语淬炼译诗，如何通过翻译发掘汉语言深厚的潜能，如何在中西之间、文白之间达成一种新的语言张力，等等，这些都是杨牧的翻译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和诗学课题。最起码，他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语言的可能性，如《牧神的祭师》中的“他走飞高山上／且傍清泉危坐”（“He flies unto the mountain/and sitting by some fountain”），一个“危坐”用在这里，顿时具有了化腐朽为神奇之功。

     “文辞典赡雅丽，意象繁复纷奇，诗意深湛隽永”，有人这样称赞杨牧的诗。他的译作显然具有同样的美学价值。他的翻译，不仅在语言文体上自成一家，也充满了翻译的难度和创造性。这是一种包含了独特的翻译诗学的翻译，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和汉语诗歌创作相互“迸生”的翻译。接下来，我们就几篇译作来看叶芝对杨牧作为一个诗人的影响，同时也具体考察他是怎样来翻译，怎样把他与一位伟大诗人的对话从早年一直带到现在。

      首先我们来看杨牧译《丽妲与天鹅》（即《丽达与天鹅》）。叶芝这首名诗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宙斯化身为天鹅袭击丽达，使其受孕生下两个女儿，一是海伦，一是克吕泰浬斯特拉，前者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后者嫁与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但在丈夫凯旋之日，与情人联手杀其于浴池中，成为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叶芝曾谈到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为爱尔兰寻找一强力，而一旦进入创作，这样的初衷就消失了，或被改变了。杨牧在介绍叶芝的创作时，也认为叶芝“立足于他的喀尔特（凯尔特）定位”，经由“族群共同的记忆，经验，向往，扩大为人类全体的文明怀抱”。（《英诗汉译及叶慈》）

       而杨牧自己为什么倾心于这首诗，他在描述他在西雅图任教期间（1971-1974）的《北西北》中有所记录：那时他生活在“苍翠而磅礴”的湖畔，就在那里，尚年轻的诗人幻想着“天鹅之降临”：“如天鹤之降临。在你未及闭眼之沉黑前，仿佛有一种反叛的预感，或许能在他无边的神力中获取滋润，因此而纳入新生的风云也未可知。于是我决意松弛……我决意让不洁涤洗我的不洁，算是一种反叛，让神祇担当一切毁坏的后果，让海伦私奔，让战舰艨艟渡海，让特洛覆灭，让克莱甸丝特拉谋杀池中的征人；让双子座从此升起，在微明的五更。在北西北。”

       就在这篇“心影录”中，还收有对该诗的初译，它大体上与《叶慈诗选》中的定译相同，但也有几处重要的差异。下面我们来看《丽妲与天鹅》的定译：

遽然的垂击：巨翼犹拍打于

晕眩无力的女子之上，她的双股

被黑色的脚蹼抚弄，颈为喙所擒，

他把她无依的胸脯紧纳入怀。

那些惊恐犹疑的手指怎么可能

将插翼的光辉自渐渐松弛的股间推开？

而身体，在那白色的疾撞之下，

如何不察觉一奇异的心在那里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