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問西東》裏，曾有這樣一個浪漫橋段：西南聯大的學生們正認真聽課，忽然一場暴雨下來，將鐵皮屋頂敲得啪啪作響。教授不斷提高音量，學生們還是聽不見，他衹好在黑板上寫下四個大字：靜坐聽雨。

當年寫下這四個字的，正是陳岱孫。

在清華、北大兩校，陳岱孫先生一直是位傳奇人物。清華園裏，陳岱孫先生的銅像基座上刻着這樣一句話：我這一輩子衹做了一件事，就是教書。

今天讓我們一起走近這位備受尊敬的清華男神。

青年時代的陳岱孫

01

27歲，陳岱孫成為清華教授。一進清華就成了公認的男神。不但學識淵博，顔值和衣品，更是一流。

他身材高大挺拔，講話是儒雅學者的風度，穿衣打扮又是英國紳士範兒。雖然嘴稍微有點地包天，但面龐堅毅冷靜，顯得棱廓分明。出門時，他總是西服筆挺，帶一根手杖，無論往哪兒一站，都是器宇軒昂。

後來在西南聯大，條件十分艱苦，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稀粥。儘管如此，陳岱孫依然一身齊整，襯衫袖口永遠洗得潔白，用法式袖扣規規矩矩地扣好。

不但顔值高、衣品好，他還頗有生活情調，籃球、高爾夫、排球、遊泳、打獵、跳舞、橋牌，無一不通。他收藏高爾夫球桿，在報上發表狩獵文章，還在學校裏組織戲麯和歌劇社團，親自扮裝演唱。每次經過操場，學生都能看見一米八身高的陳先生扣球擊殺。

因此，當時聯大女學生都說：“以後要是戀愛，就要按照陳岱孫先生的模子找對象。”

先生穿着如此講究，多少和他的出身有些關係。1900年，陳岱孫出生於福建閩侯縣一個書香世傢，自明到清，傢族之中先後有21名進士，祖父陳寶璐官至翰林院，伯祖父陳寶琛，更是皇帝溥儀的老師。

陳傢舊學根基深厚，陳岱孫自小遍讀典籍。經、史、子、集，幾乎無所不通。18歲那年，陳岱孫考入清華做插班生，苦讀兩年後，便得到了赴美國留學的機會。在威斯康星大學，他不但拿下了學士學位，還摘得全美大學生的最高榮譽，金鑰匙奬。

02

1927年，陳岱孫以哈佛博士身份回國，27歲做教授，28歲升任經濟係主任，29歲成為清華園裏最年輕的院長。能受到如此重用，靠的當然不是衣品、顔值，而是講課紮實。無論是在清華、聯大，還是北大，他的課總是最受歡迎，連外係學生也會跑去搶座位。

總的來說，陳先生的課，有三個特點：

第一，準。先生每次提前2分鐘站在黑板前，待上課鈴一響，便旁徵博引。聲音抑揚頓挫，很有韻律感。最令人稱奇的是，每每最後一句講完，下課鈴就響了，一分鐘不多，一分鐘不少。

第二：深。陳先生講課，不看講稿，出口成章。更厲害是，每講完一段，衹要學生手勤，相當於記下教科書上一個完整的章節。一年下來都能認真聽課，就等於記下一篇完美的專論。

第三：實。不但課講得到位，每年考核，陳岱孫先生講究學以務實。他講《財經學》，就給學生們出題“假如我是財經部長”。在聯大，為了生活，學生們常常出去兼職賺外快。他就讓學生們去街上分析擺攤人、修鞋匠的經濟成分。

為了讓學生學到真東西，陳岱孫一生都在死磕講義，講課一定要與時俱進。直到80歲，還在不斷完善。不知那些求官若渴、為職稱學術造假、整日忙於事務應酬的學者看了，會不會感到幾分汗顔。

先生不但對自己要求嚴苛，對於學生考核，也是一樣。當初，經濟學家平新喬師從先生，將論文初稿遞給他審閱。兩個星期後，論文批下來。平新喬翻開一看，整篇論文裏，寫了20多頁批註，加起來有7000字。平新喬趕緊認認真真改了一遍，再遞上去，第二遍退回，又批改了6頁。直到第三遍，論文才通過。

平新喬後來感慨道：“看了陳老師的東西，纔知道什麽是威嚴，什麽叫知識就是力量！”

如此嚴謹的老師，焉能不帶出嚴謹的學生？

03

除了傳道受業解惑，陳岱孫對學生影響最大的，還是品格。論及為人處事，先生也是世人的楷模。

文革來襲時，不少知識分子遭受衝擊。按理說，陳岱孫生於簪纓世傢，祖上都是“封建官僚”，自己也留過洋，正是最容易受到衝擊的對象。一個不小心，就可能喪命。但那些年裏，關於他的大字報竟然少之又少。連工宣隊的人，都尊稱他一句“先生”。

這一切，都得益於先生溫和的性情。

對於身邊人，先生嚮來是呵護備至，給人以無限溫暖。有時為了幫助對方，甚至不顧自身安危。文革中，物理大師葉企孫蒙冤，出獄之後，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人敢去照顧，生怕遭受牽連，陳先生卻不怕風險，每個月都帶着食物上門，直到葉先生去世。

更有一位學生，早年被打為右派，文革中遭受衝擊，精神差點失常。最後走投無路，衹好找到陳先生求助。陳先生其實已經不太記得他了，但每個月都拿出5塊錢給做救濟。那時5塊是一筆不小的錢，夠養活一傢人一個月。先生這一給，就給了整整8年。

“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對知識分子，很多人心中還存有輕慢。有一次，先生去排隊買煙，有人當場認出了陳岱孫，便對售貨員說：“這位是清華的陳岱孫先生，先賣給他吧！”售貨員衝陳先生翻了個白眼，陳先生衹是笑笑，繼續順從地排隊。

不久後，《參考消息》上居然登出了這件事。一個學生拿着報紙登門拜訪，先生看了哈哈大笑：“買煙的事還登出來，實在是不好！”學生聽了，羞愧地說：“先生可還記得，當年我也說過您的壞話？”沒想到，陳先生擺擺手說：“有這回事嗎？我不記得了。”

對於他人，陳岱孫始終抱着這種包容和體諒。“四人幫”被粉碎後，平新喬因為歷史問題被審查，以至於幾度報考研究生都未能如願。最後一次，遇到的是陳岱孫先生。剛通過筆試，又一次遭到審查。

這時，陳先生站出來說：“我年輕時也做過很多傻事、錯事，說過不少傻話、錯話，誰不犯錯？錯了，改就是了，無論是誰，都應該有再學習的機會。”

那年7月，平新喬順利拿到了北大通知書。

04

還有一點令人稱道的，是先生的辦事能力。

金嶽霖就曾說過：“人們都以為知識分子埋頭做學問，不做實事，這是誤解。世上有的是能辦非常之事的知識分子，我認識的陳岱孫，就是其中一位。”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西南聯大解散，內遷的清華、北大、南開紛紛返回原籍。抗戰期間，清華校園被日軍破壞慘重，加之當時交通匱乏，清華便决定暫緩一年，先派人北上恢復清華。選來選去，校長梅貽琦覺得，衹有陳岱孫一人能擔此重任。

日軍入侵後，對清華造成的破壞不可估量。他們把圖書館變成外科手術室，閱覽室改造成病房，地板拿來燒火，體育館當做馬廄。圖書館和實驗室的儀器、貴重圖書，都被拿到市場上賣了。更殘忍的是，日本華北派遣軍，居然在清華禮堂外展開軍犬比賽，撕咬俘虜。圖書館後面的煤廠，因此成了焚屍爐……

陳岱孫接手清華時，全校基礎屋館設施毀壞近四分之三，學生和老師的宿舍悉數被毀，而教育部下撥的款項，對於恢復清華，衹能是杯水車薪。為此，先生不得不一周工作七天，從尋找修復用的木料，到驗收每一項工程，事無巨細，盡善盡美。但凡能依照舊物還原的，他都堅持要按以前的樣式做。

西南聯大衹存在了八年時間，但包括陳岱孫在內，英才輩出，産生了無數傳奇，但許多竟如陳先生這樣，已被人漸忘。

為了找回圖書、儀器，先生每天一大早便帶人去舊貨市場，幾乎將集市上日本人變賣的清華資産一一購回。碉堡被清除，道路被復原，還派專人護養花木。8個月後，清華學子返校，一踏進學校，個個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8年過去，山河慘遭踐踏，這裏卻好像什麽事情也沒發生。水清木華，一切如故。

看到這樣一個清華，校長梅貽琦感嘆：“能像陳先生一樣辦事的，清華找不出第二人。”

確實，陳岱孫先生對清華，始終有一種深切的愛。遙想當年，日本人打進北平，開完校務會後，梅貽琦安排他去長沙，準備清華南遷。先生聽了，先是猶疑，這意味着他要立馬拋棄在北京的傢。

而傢中，還有他《比較預算制度》一書的全部草稿和耗費數年搜集來的原始資料。

可轉念一想，清華存亡之際，個人得失算得了什麽？先生當即南下，到達長沙時，除去一襲長衫，身上別無他物。

05

論品格、治學，陳岱孫都是世人高標，可他一生卻沒有婚娶。曾有傳言，先生早年和摯友周培源一起喜歡上王蒂澂。後來，周、王二人結為伉儷，先生就主動退出，再沒有對第二個女子動心。這聽起來很浪漫，然而卻是誤傳，乃文革中學生貼大字報造謠所致。

晚年接受采訪，被問及為何一生未婚，先生說：“一是沒有時間，二是沒有遇到真正動心的人。”

或許在先生看來，婚姻並非人生的必須，沒有愛情，不結婚也可以，亦或者是他將太多心思放在講臺上，實在無暇顧及個人。多年以來，雖孤身一人，先生卻一直將自己照顧得妥當，常年衣衫整潔，傢中一塵不染。

他出生瓔珞之傢，在生活上，卻是個極為樸素的人。出門坐的是公交車，一個手提箱用了50年。80歲時，學生上門拜訪，看到他用的行軍床和舊傢具，居然還是西南聯大時期從地攤上買來的。

想當年，他一個月工資400大洋，到了1995年，卻衹有860元人民幣。有幾年，先生手頭拮据，年終扣完全年水電費後，工資條上是個負數，需要外甥們幫着墊錢。他卻從未對此抱怨過一句。

對學生，他常說：“人不能沒錢，錢是需要的，但做事完全為了錢，拋棄理想和事業，那是很危險的。”

06

1995年，陳岱孫先生95歲壽辰，北大為他舉辦了隆重生日典禮。那天，禮堂裏坐滿了學生，有的正值盛年，有的已白發如雪。其中不少人，都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扛鼎人物。前總理朱鎔基在賀電中說：“先生一代宗師，堪稱桃李滿天下。我於1947年入清華，雖非入門弟子，而先生之風範文章，素所景仰。”

70年間，歷經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三所高校，27歲做教授，90歲還在帶博士，陳岱孫先生將一生的光熱，都留在了三尺講臺上。他不止是在學術上為後人指明道路，更在無數學子的心中，照出了一束明亮的光。所謂學為師表，行為世範，莫過於此。

因一生專於講義，先生著作不多，直到81歲，纔出版一本專著。誰能想到，96歲時，他又主編了經濟學巨著《市場經濟百科全書》，給世人留下了最後一筆寶貴財富。 治學之功，堪稱典範。

先生一生，就像學生王曙光說的：“他淡泊、孤獨，將全部的精力貫註到教書育人中，對他而言，教書不僅是安身立命的職業，更是他全部生命的詮解方式。對於這件事，他始終抱有宗教式的虔誠和投入。”

北大燕南園55號門前，至今立有先生銅像。他手拄拐杖，端坐凝神。銅像下方刻着先生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我這輩子衹做了一件事，教書。”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反觀今日大學，今日某些教授、學者，實利成癖，在先生遠去的背影下，身軀是何等渺小、卑瑣，他們所言所行，又如何對得起那一所歷經百年風雨而獨立精神曾不墜的高等學府。當年，是陳岱孫這樣的先生，立德立言，讓清華、北大這樣院校成為世界頂尖學府，而今日藏污，難怪當年岱老辭世時，報章鹹稱，“中國最後一代知識分子走了”。

1997年7月9日，先生感到身體不適，在傢門口從容登車，入住北京醫院。出門時，親人們勸他換件衣服，他擺手說：“不必了，到醫院住幾天就回來。”

7月26日清晨，在病床上躺了多日的先生從昏迷中醒來，一米八的身板依舊很直。他慢慢走進衛生間，關上門，為自己做了清潔，再把衣扣扣整齊，然後回到病床。16個小時後，先生永遠地合上了雙眼。

彌留之際，先生還有兩件事一直放不下。

第一是那把小金鑰匙，文革時被人趁亂抄走，他想知道如今在誰的手裏。

第二便是對清華的挂念，直到生命結束，他對護士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這裏是清華……”

編輯：郝夢夷
責任編輯：薑澎

來源：轉載自公衆號“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