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付出畢生努力，建構一個杜拉斯傳奇

華夏出版社 經典與解釋 3/14

瑪格麗特·杜拉斯

吳雅凌 撰

我至少有十年沒讀杜拉斯的書。

那天，我在書架上翻找半天，我很快找到伽利瑪口袋叢書係列的《寫作》《抵擋太平洋的堤壩》《街心花園》《塔爾奎尼亞的小馬》，等等，多數是在巴黎拉丁區的舊書店裏幾歐元買回的舊書。扉頁用心地記下購書時間，2002年9月，2003年8月……但我怎麽也找不到《情人》。

過了很久，我纔想起，《情人》是沒有簡裝本的。依據杜拉斯本人的意願，衹出過子夜出版社的版本。那套叢書的封面有一種簡單而權威的美，素白的底，書名用藍字。我找到了同一叢書裏的好幾本，比如貝剋特的《等待戈多》，1952年版，素白的封面沉澱成耐看的暗黃色調。但我怎麽也找不到《情人》。

在翻遍書架的那幾個小時裏，各種消失在我記憶深處的細節，如積聚在長久沒有觸碰的那些書上的塵灰，在我眼前悄然飛揚起。

我首先想起那個孤零零站在甲板上的少女，戴着一頂古怪的男人的帽子，臂肘支在船舷上。在前一個畫面裏，她還在西貢的渡船上。湄公河上霧蒙蒙的陽光，泥濘的河水閃着耀人眼的光。河兩岸，周圍的喧嘩，少女的身影，全隱沒在那閃光裏。後一個畫面轉到回法國的郵船。她在甲板上的長椅裏睡了一覺，醒來衹見汪洋無邊的公海，陸地是望也望不到了。她哭了。

這兩個畫面重疊在一起，在我模糊的記憶裏，起初幾乎沒有差別。仿佛是同一個畫面，仿佛少女是同一個少女。她“纔十五歲半，胸部平得和小孩一樣，塗着口紅和脂粉”。但漸漸地，我記起了在這兩個畫面之間隔着無邊的距離，無法逾越，記起了發生在這兩個畫面之間的那些事。它們被反復地記錄。文字。電影。杜拉斯如有強迫癥似的，在無數個版本的自傳性作品裏，反復記錄那些生離死別，反復記錄一個少女在瞬息之間被摧毀容顔的事實。

與此同時，我還記起了閱讀杜拉斯的那些日子裏的我自己。一個在外鄉求學的孩子，在陌生的世界尋求實在的生存感，仿佛也乘坐一艘遠行的船，原鄉漸行漸遠，而對岸還看不到。那些日子，閱讀杜拉斯的簡單的法語句子，簡單到極緻，簡單到挑戰法語寫作傳統，我確實從中感到難以言說的震撼和力量。無論是那個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異邦長大的貧窮的白人少女，還是那個回到法國反復不斷談論從前和從前的自己的作傢，我確實從她們的錯位掙紮的生存感裏獲得共鳴。

然後，在接下來的十年間，輾轉遷徙，生存的感覺始終脆弱，杜拉斯卻徹底消失在我的生活中。2006年是作傢去世十周年，國內外學界掀起新一輪“杜拉斯熱”。我認識多年的好朋友們從世界各地趕赴日本，參加杜拉斯學會主辦的研討會。作傢出版社和譯文出版社紛紛推出新作品集。我買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舊譯本，新版裝幀很精緻。十年間，這大約是唯一的交集。

她付出畢生努力，用第三人稱談論自己，建構一個杜拉斯傳奇。特別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情人》的巨大成功以後，她不停地談論那個叫做杜拉斯的人。批評她的人，批評最多的莫過於此。那個不得不回去讀自己從前寫的作品的作傢。那些“洋洋自得的聖徒傳記式作品”（語出杜拉斯的傳記作者阿萊德爾）。那種從字裏行間撲面而來的吞噬自己的愛。那樣無法自拔的水仙花少年般的自戀。1992年，她不滿意讓-雅剋·阿諾導演的《情人》，趕在電影發行前出版新書《中國北方的情人》，分解鏡頭一般，把故事重新又說了一遍。她不能忍受第二個人書寫杜拉斯。

看見是揮之不去的主題，和談論自己一樣強迫着她。歸根到底，看見和談論自己是一回事。《情人》裏的少女想必也有古怪的眼神，沒有人能捕捉的目光，虹一般卻褪色的眼睛，和《勞兒之劫》中的勞兒一樣，和杜拉斯所有小說裏的人物一樣。這樣的眼睛卻經常是沒有能力看的，經常不得不閉上。在與情人最後離別的那天，她在人海中不朝他看一眼，她閉了眼睛，睜開眼時，他已不在那兒，他也不在別處，他走了。

沒有能力在當下看見的人物。沒有能力在當下直面的存在感。在杜拉斯那些才華橫溢的電影裏，這被處理成搖曳不休的黑暗鏡頭，黑夜的黑，閉上眼睛的黑，蠻橫無遮攔的黑。仿佛要走過這如死的黑暗地帶，纔有重生，才能真正的看見。好比汪洋大海中，直等到看不見陸地，人們纔會長久站在甲板上，癡癡望着再也望不見的風景。

少女孤零零站在甲板上。在前一個畫面裏，她還在西貢的渡船上，還沒有遇見她的中國情人，後一個畫面轉到回法國的郵輪，她已然結束十五歲半的初戀。發生在這兩個畫面之間的沒有別的，就是一個黑暗鏡頭，她閉了眼睛，不去看那最後一眼，睜開眼時，他不在了，而她不復原來的少女。她成了作傢，成了老去的杜拉斯。

十年後，我帶着僅存的一點《情人》的模糊記憶，第一次讀《中國北方的情人》，並重新被震撼。這一回，我看到的是一個生者對逝去的時光，坦坦然的難以釋懷，一邊無法抑製地為難以治愈的有所欠缺的過往哭泣，一邊又拼命超越去看見從前錯過的風景。因為這樣，那些強迫癥般的重複自我敘事被賦予某種意義。“必須講述一切，為了以後有人反復講述這一切，不管是誰，為了全部故事不被遺忘……必須痛苦地理解這些故事。沒有痛苦，一切就被遺忘。”必須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國北方的情人》裏的這些話。

神話裏，少年納喀索斯不肯停地看水中的自己。直至某個無法預期的瞬間，他閉了眼，經歷瞬息的黑暗。水中的影像發生質的變化。從前看見的是少年自戀的美顔。從此以後，水中衹有水仙的蹤影，衹有意義的純粹，衹有美本身。

杜拉斯的秘密也許就在於此。在那個黑暗瞬間，所謂的杜拉斯傳奇在世人的欣賞或非議中灰飛煙滅。她憑靠在字裏行間赴死一般的堅持和掙紮，終究化身成了一則古典語境的肅劇：有死者面對存在的苦難和悲哀，坦坦然的難以釋懷。不是傳奇，而是肅劇。即便在這裏，tragedy也回歸古典的用意，不是悲愴、哀傷的，而是肅穆、沉重的。猶如索福剋勒斯的人物，她的黑暗鏡頭戳瞎了她自己的眼，以便更分明地看見存在的真相。

二十世紀文學用解構苦難的方式去述說和應對有死人生的必然。在這一點上，二十世紀終究還是古典的孩子，哪怕是一個逆子。杜拉斯的例子既是獨特的，也是典型的，不自知地留下痕跡。

直到寫完這篇短文，我始終沒有找到那本子夜版的《情人》。我想象它潛伏在書架的某個角落，窺伺着重新出場的最佳時機。

（節選自《黑暗中的女人》）

▼

延伸閱讀

黑暗中的女人

吳雅凌 著

華夏出版社

本書以古典肅劇世界作為思考的參照點，實際關註的是這樣一種女性類型在西方文明史中不同時代所呈現出的形形色色的樣貌。她們名叫潘多拉，安提戈涅或阿佛洛狄特。她們從古希臘神話詩和肅劇世界中走出來，搖身變成二戰期間在巴黎舞臺上演出的女主角，或二十一世紀女性當代藝術展的女創作者。她們是中世紀晚期的神話詩書寫者，是歐洲文明史上最早以寫作謀生的職業女作者。她們是十九世紀末成就現代雕塑的轉變因而也導致自身毀滅的女雕塑傢。她們是二十世紀的女思想者、女智識人和女小說傢。剋裏斯蒂娜·德·匹桑、卡米耶·剋洛代爾、西蒙娜·薇依、瑪格麗特·杜拉斯。她們的目光觸及哲學、詩歌、戲劇、小說、藝術、電影等等不同創作領域。她們的生命軌跡離不開創作這一據說是讓人類最有可能與神接近的動作。創作是她們實現自我完成的過程。與此同時，女人身份與創作者身份在她們身上的撕裂似乎也比其他人明顯。

吳雅凌，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目前從事比較古典學研究，著譯有《神譜箋釋》《勞作與時日箋釋》《柏拉圖對話中的神》《黑暗中的女人：作為古典肅劇英雄的女人類型》（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