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正義而戰嗎？（全文）

Original 華夏出版社 經典與解釋 Yesterday

本文選自《倫敦文稿》（華夏出版社，吳雅凌譯）。原文標題Luttons-nous pour la justice？，最早刊於1953年6月《見證雜志》（Preuves）第28期，後收入《倫敦文稿及書信》。

“唯有雙方面對同等的必然性（la nécessité），審視何為公正纔是可行的事。衹要存在強者與弱者之別，那麽，可能性（le possible）由前者施行而由後者承受。”

在修昔底德筆下，雅典人對不幸的小城邦米洛斯發出最後通牒時這麽說。

雅典人還補充說：“我們對諸神持有信仰，對人類持有確信，也就是基於自然的必然法則，神和人在各自能力所及之處做主。”

雅典人就這麽用兩句話解釋清楚現實主義政治的全貌。唯有那個時代的希臘人懂得以不可思議的清醒去思考惡的問題。他們不再熱愛善，但他們的父輩一度熱愛善，把善的光照啓示傳承給他們。他們利用這一點去認識惡的真相。彼時的人類尚未步入謊言中。正因為此，締造帝國的不是雅典人而是羅馬人。

這兩句話讓善好的靈魂不適。然而，一個人倘若尚未全副身心並整個靈魂地體驗到這兩句話裏的真相，那麽他也尚未通達對正義的真正的愛。

▲柏拉圖

希臘人讓人贊嘆地以相互認同（consentement）來定義正義。

柏拉圖說：“愛神既不會施行不義，也不會蒙受不義，對諸神如此，對人亦如此。愛神不會迫於力量去經受什麽，當愛神經受什麽的時候。因為力量不能控製愛神。愛神也不憑靠力量去采取行動，當愛神采取行動的時候。因為人人樂意在一切事上順服愛神。正如王製城邦的禮法所言，衹要有相互認同達成的協定，就有正義。”

憑此看來，在修昔底德記載的話語中，正義與可能性的悖論極其清楚。當雙方具有相等的實力時，人們謀求實現某種相互認同。當有人不具備拒絶的能力時，人們不會想方設法尋求此人的認同。實現正義的條件唯有在滿足客觀必要性時纔會被檢驗。人們謀求的衹是物的認同。

換言之，人類行為除了阻礙，別無規則或限製。除了和阻礙發生關係，人類行為未與其他現實發生關係。物強加阻礙，阻礙由物的機械運作所决定。一個人憑靠某種拒絶的能力有可能強加阻礙。他有時擁有這能力，有時未必。當他不擁有這能力時，就無法構成阻礙，進而無法構成限製。在這樣的情況下，相對於行動和行動的人而言，他不存在。

每當發起行動時，思想總會直指目的。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下，目的很快實現，和思想一樣快。有時確乎如此。孩子遠遠看見有一陣子未見的母親，他在明白看見母親以前就已經投入母親懷裏。但是，在不可能當即實現的情況下，思想雖然首先指嚮目的，卻不可避免受阻礙吸引。

思想衹會受阻礙吸引。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下，思想不會停止前行。但凡在行動方面不構成阻礙的，比如喪失拒絶能力的人，對思想來說就是透明的，好比目光穿透玻璃那樣。思想停止前行不是取决於自身，正如目光穿透玻璃也不是取决於自身。

沒看見玻璃窗的人不知道自己看不見玻璃窗。看見玻璃窗的人，也就是置身別處的人，他不知道前一種人看不見玻璃窗。

一旦我們的意願在我們之外通由他人的行動得到表達，我們便不會花費時間和關註的精力去檢驗他人是否贊成這些意願。在這一點上人人如此。我們的關註在於整個過程是否順利。衹要他人是順從的，我們就不會被吸引去關註對方。

這一點是必要的。不如此成不了事情。事情成不了，我們就會消亡。

但是，基於這個事實，行動也因褻瀆神聖而被玷污。這是因為，屬人的認同乃是神聖之物，乃是人對神做出允諾之處，乃是神降到人的身旁好似乞丐一樣尋索的東西。
 

神持續不斷懇求每個人做出允諾之處，甚至就是其他人所輕視之處。

強暴是有關愛的某種恐怖的諷刺畫，其中不存在認同。繼強暴之後，壓迫是人類生存的第二大恐怖之事。這是有關順服的某種恐怖的諷刺畫。對於順服而言，正如對於愛而言，認同必不可少。

毀滅米洛斯城邦的那群雅典人是異教徒，儘管他們的父輩並非如此。此處當取“異教徒”這個詞的可恨含義。他們衹用一句話就完整而徹底地定義出異教觀。“我們對諸神持有信仰，也就是基於自然的必然法則，神和人在各自能力所及之處做主。”

基督宗教信仰不是別的，就是明確相反觀點的吶喊。中國、印度、埃及和希臘的古人學說同樣如此。

創世行為不是一種權力的行為，而是一種讓位。藉由創世行為，一個有別於天國的國度就此建成。此世的現實由物質的機械論和理性存在者的自主性所構成。神從這個國度隱退。神放棄在這個國度做王，衹以乞丐的身份前來。

關乎這次讓位的原因，柏拉圖是這麽表述的：“他是善的。”

基督宗教教義包含某種二度讓位概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他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睏難學了順服。”

這些話語很可以用來回答殘害米洛斯的雅典人。他們聽了想必會大笑不已。他們有道理。這些話荒誕不經。這些話瘋狂無度。

然而，任何人強製要求在沒有拒絶能力的地方得到認同，這將和這些話的內容一樣荒誕瘋狂。這是同一種瘋狂。

但埃斯庫羅斯在提到普羅米修斯時這麽說：“愛得像個瘋子，這是好的。”

愛的瘋狂降臨一個人，會徹底改變此人行動和思想的方式。愛的瘋狂與屬神的瘋狂有關。屬神的瘋狂在於神希求人的自由認同。那些瘋狂地愛上同類人的人們難以想象，這個世界上處處有人為他人的意願充當中間人卻不認同這些意願。他們忍受不了面對事實，也就是他們的意願和他們所屬群體的意願經常就是如此。在與人相關的一切行動和思想裏，無論個中關係是何種性質，在他們看來，每個人的存在構成毫無例外源自某種由於愛而自由認同善的能力，某種被束縛在靈魂和身體中的能力。改造一種人類思想的運作機製，不能憑靠理論、觀點、偏好、意圖和願望。須得憑靠瘋狂。
 

一個身無分文的人饑餓難耐，他看見任何能夠聯想到食物的東西時難免痛苦不堪。對他來說，城市、村莊和街道不是別的，就是飯館和食品店，環繞四周的是其他面目模糊的房子。他沿着一條街走，經過每傢飯館幾乎不可能不駐足。儘管表面看來沒有什麽阻礙他前行，但他有一個阻礙，那是饑餓所致。其他路人漫不經心地散步或者匆忙趕路辦事，他們在這些街上移動，仿佛經過某個舞臺背景。但對這個人來說，由於不可見的機械運作效果造成某種阻礙，每傢飯館無不具有完整的現實意味。

但前提條件是他餓了。倘若他當時沒有折磨肉體不得滿足的需求，那麽這一切根本不會發生。

為愛瘋狂的人有個需求，那就是看見自由認同的能力處處得到發展，在這個世界上，在各種人類生活方式中，在每個人類身上。

這對他們又有何好處呢？理性者這麽想。可是，這不是他們的過錯，可憐的人。他們是瘋子。他們髒腑失調。他們對正義如饑似渴。

正如所有飯館對饑餓的人來說是真實的，所有人類對瘋子來說也是真實的。並且衹對他們來說如此。唯有出於環境的特殊作用或個人的特殊天賦，正常人方能心生觸動，感覺某個人真實存在。瘋子卻能把關註集中在任何環境的任何人身上，並從對方收穫真實性的震顫。

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他須得是瘋子，須得對靈魂的自然平衡具有某種破壞性的需求，形同饑餓對人體器官運作的破壞性。

許多人缺乏給予或拒絶認同的能力，一般說來，這些人沒有機會自我提高以具備上述需求，除非說他們中的領導群體形成默契。但類似的默契僅僅存在於瘋子之間。瘋狂越是在低微處，越有機會通過感染而出現高貴處的瘋狂。

伴隨人類之間在某個時刻發生愛的瘋狂，也就有正義的含義相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僅此而已。

米沃什：“在薇依的讀者裏，不僅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還有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她給信者和不信者的生活帶來新的酵素，讓他們知道，他們彼此的觀點分歧是多麽虛假；因為，很多基督教徒其實是無神論者，而很多無神論者的內心卻是基督教徒。”

衹有盲目的人才會把正義和仁慈對立起來，相信兩者的範圍不同，相信其中一個概念比另一個概念更寬泛，相信存在某種凌駕正義的仁慈，或者某種超乎仁慈的正義。

一旦把正義和仁慈對立起來，那麽，仁慈衹不過是通常出身卑劣的任性，正義衹不過是社會約束。一個人對此一無所知，要麽他從來不曾處在一切不義均被允許的環境，要麽他置身於謊言中，以致相信自己能輕鬆施行正義。

不偷竊貨架上的商品是正義的。布施是仁慈的。但是，商店店員可以把我送進監獄。而乞丐依靠布施維生，我若拒絶幫助他，他不會為此報警。

左派右派之間的諸多分歧歸根結底在於個體的任性趣味與社會的約束趣味之間的對立。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社會約束的恐怖與個體任性的恐怖之間的對立。無論仁慈還是正義均與此無關。

正義的目標是在世間施行認同能力。在有認同的情況下處處宗教性地保護認同，在沒有認同的情況下努力創造使其生成的條件，這就是愛正義。
 

正義這個獨一無二的詞如此美好！這個詞包含法蘭西共和國座右銘中三個關鍵詞的全部含義。自由就是達成某種認同的真正可能性。人類衹有與自由相連纔需要平等。博愛精神就是人人自由的願景。

▲“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紀念郵票

認同的可能性來自某種包含認同動機的生活。靈魂和身體的貧睏匱乏阻礙認同發生在心靈的幽微處。

認同的表達衹在次要層面上不可或缺。一種未經表達的思想是不完善的，但是，衹要思想是真實的，思想有可能自行開闢通往表達的間接道路。不與任何思想相呼應的表達就是謊言。謊言的可能性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順服實乃人類生活中不失效的法則，衹需區分被認同的順服和未被認同的順服。但凡有被認同的順服，也就有自由。除此之外別無自由。

自由不存在於某個國會、某張報紙或某個機構組織。自由存在於順服中。自由存在之處，則順服處處帶有日常恆久的自由滋味，否則自由不存在。自由是真正順服的滋味。

在不同傳統和不同環境裏，認同的形式和表達極其多樣。因此，一個社會的組成者也許比我們自由得多，但如果這個社會與我們的社會迥異，那麽，這個社會有可能由於我們的無知而顯得專製。我們一無所知，在詞的領域之外，還有語言的差異和誤解的可能性。我們小心維係這樣的無知，這是因為這無知總在迎合我們每個人身上不言明的可恥趣味，對名為解放實乃控製的徵服的趣味。

此外有一類與奴役相關的忠誠，遠遠不是認同的信號，而是某種粗暴約束體係的直接結果。這是因為，人的天性在不幸中總會絶望地到處尋求補償。仇恨、沮喪的冷漠、盲目的迷戀，衹要能夠逃避不幸的想法，一切都是同樣好的。

但凡有自由之處，也就有幸福、美和詩的充分發展。這也許是唯一肯定的標志。

民主思想包含一個嚴重的錯誤，那就是混淆了認同本身與某種認同形式，後者不是獨一無二的，和一切形式一樣，極易淪為某種空幻的形式。

戰前的法國議會民主徒然無益，因為，我們在選舉出一些人做領袖時輕視這些人，我們希望由我們未選舉出的另一些人來做領袖，我們違心地順服所有人。

認同不可買賣。無論一個社會采取何種政治體製，衹要金錢交易支配大多數社會活動，衹要順服幾乎全係買賣所生成，那麽這個社會不可能有自由。

正如壓迫與強姦相類似，金錢對勞動的支配到了金錢成為勞動的動機這種程度，性質與賣淫相類似。

激情不是認同，而是靈魂的表面衝動。激情之於認同的差別，正如浪蕩子對風騷女的病態戀情之於夫妻姻緣的差別。

一個社會除了約束、金錢和細加維係刺激的激情之外別無動機，這個社會就沒有自由的可能。

然而，在所有白種人的國傢，在白種人深入影響的其他國傢，這幾乎就是當前現狀，衹不過程度各異。

如果說英國在相當程度上是個例外，那是因為英國還保有一點生動無損的過去。這過去在某個時刻儼然是獨一無二的對世界的救贖光照，這過去聯繫英國的當下。在別處不存在相似的珍寶。

不幸的是，自由不是近在身旁的東西讓我們可以輕易找回，不是熟悉的物件讓我們可以用詭計獲得。自由是有待創造的東西。

我們法國人從前嚮世界散播1789年大革命原則。但我們錯誤地為此得意洋洋。這是因為，無論當時還是事後，我們始終不知如何思考這些原則又如何付諸實施。追溯大革命本該是奉勸我們謙卑。

▲法國大革命主題畫作《自由引導人民》

一旦涉及祖國，謙卑確乎像是在褻瀆神聖。不過，謙卑的禁令在現代愛國主義與正義精神、愛的精神之間設下屏障。從一開始就敗壞的法利賽人的精神擁有諸種情感，衹除謙卑以外。
 

現代愛國主義乃是傳承自異教羅馬的一種情感。它穿越如是多基督宗教世紀，未經受洗直接來到我們面前。基於這個原因，現代愛國主義與1789年大革命精神無法協調。沒有可能在現實中整合這兩者，儘管這是法國人必須做的事。

就本質而言，現代愛國主義有可能給某些人壓力，甚至促使這些人作出極端的犧牲，但現代愛國主義不可能滋養當前絶望的人群。人群需要某些非高乃依式的東西，親切、人性、熱情、簡單而不帶傲慢。

要使順服有可能被認同，首先須得有某種值得愛的東西，人們出於愛纔會認同順服。

一種東西值得愛，不是由於對與之相反的東西的仇恨，而是因為這種東西本身。被認同的順服精神來自愛，而不是來自仇恨。

仇恨有時確乎能夠提供某種極其出色的模仿效果，但由此生成的順服精神沒有價值，品質低劣，無法持久，很快就會耗盡。

一種東西值得愛，不是由於它的榮耀、聲譽、光彩、勝利、影響或將來的發展，而是因為它本身，它的原樣和現實，正如母親愛兒子身上的其他東西，而不是愛他以第一名考取巴黎綜合工科大學。否則愛的情感不夠深沉，不足以成為順服的恆久源頭。

一國之民須得有某種東西才能自然而然去愛，發自內心深處去愛，透過自身歷史和傳統啓示去愛。光靠提議、宣傳或海外投資做不到這一點。

少年人須得有一種如吮吸奶汁般自然暢飲的愛，方能在內心深處一勞永逸地締結某種忠誠契約，並以一生的順服作為契約的延續。

須得重估諸種社會生活方式，以便用一種國民最能理解、最符合國民風俗傳統喜好的象徵語言，提醒國民註意此種忠誠契約的神聖性質，以及此種忠誠契約所承接的自由認同和所帶來的嚴格義務。

▲二戰期間法國抵抗組織

就這點看來，在法國，共和製、全民選舉和獨立工會運動確乎不可或缺。衹是遠遠不夠，因為這些制度已然變得無足輕重。衹有遭到破壞再經過漫長間歇，這些制度方有可能重新激發人們的興趣。

至於法蘭西殖民帝國，如果此前的跡象包含若幹真實，那將嚴格要求人們以前所未有的形式提出有關殖民地的諸種問題，違者以謊言處治。

沒有生活方式的更新，沒有社會創造，沒有諸種發明的涌現，我們不會有自由、平等和博愛。

可是，我們似乎過於疲憊不堪，無法實現這樣的涌現。

人類整體在道德上沾染重疾，除非神跡出現，似乎別無療治可能。神跡，不是說不可能，而是說僅僅在某些條件下可能。

靈魂有可能嚮恩典開放的條件有別於機械運動的條件。衹不過，前一類條件更嚴格地得到確定。利用詭計或騙局試圖規避這一類條件是更不可能的事。

為正義而戰不容易。辨別哪個陣營較少不義，加入其中，拿起武器與敵人作戰，這麽做不夠。當然，這麽做很美，比話語所能說出的更美。但敵對的一方同樣也是這麽做的。

除此之外須得有正義精神常駐心中。正義精神不是別的，就是愛的瘋狂所開出的極緻完美的花。

▲西蒙娜·薇依

由於愛的瘋狂，同情成為一種適用於各類行動（包括戰鬥）的動機，比崇高、榮譽乃至尊嚴更強大。

愛的瘋狂強製世人為同情拋棄一切，並且，如耶穌的門徒保羅所言虛空自己。

甚至在不公平地蒙受苦難時，人類出於愛的瘋狂而認同承受那使一切世間造物遭遇不義的普遍法則。認同使靈魂免除惡。它具有神奇的功效，能在靈魂中變惡為善，變不義為正義。它使人心懷尊敬地迎接苦難，既不低賤也不反抗。憑靠認同，苦難變成神聖的東西。

愛的瘋狂傾嚮於在諸種人類環境和世界各處分辨出關乎此生的美、幸福和完滿的諸種微弱可能性，並平等地予以珍惜，傾嚮於帶着同等宗教性的關懷保護這些可能性，在沒有可能性的情況下，傾嚮於輕輕地喚醒那些存在過的可能性的點滴痕跡，振作那些有可能萌芽的微末種子。

愛的瘋狂在心靈深處激發對敵人的溫存同情，這比憤怒和勇氣在心靈深處汲取力量更為深沉。

▲薇依的法國抵抗組織（實名“戰鬥法國”）工作通行證

愛的瘋狂不尋求自我表達。但它憑靠語氣聲調和方式不可阻擋地光照所有思想、所有語言和所有行為，這發生在任何場合，並且沒有例外。愛的瘋狂無法光照到的思想、語言和行為也就變為不可能。

這真的是一種瘋狂。瘋狂敦促人冒險。一個人的內心若與世間任何一樣東西達成一致，諸如事業、教堂或祖國，那麽他不可能像這樣去冒險。

耶穌基督在愛的瘋狂的指引下的結局畢竟不能提供為一種參考。

但我們不必擔心個中危害。愛的瘋狂沒有進駐我們心中。如果有的話，我們感覺得到。我們是理性的人，正如理性的人負責世間重大事務看來確乎是恰當的事。

然而，倘若世界秩序是一種智慧的秩序，那麽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刻，就大地上的理性而言，唯有愛的瘋狂纔是合乎情理的。這樣的時刻衹能發生在人類由於欠缺愛而變瘋狂的情況中，比如當下。

在我們今天，對於身體和靈魂同樣饑餓的不幸群衆，愛的瘋狂真的沒有能力提供比諸種來源不那麽高貴的啓示更容易消化的食物嗎？

況且，憑我們之所是，我們真的站在正義的陣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