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怎麽成了“貧下中農的死敵”

趙德新

                           趙樹理及其手稿

　　趙樹理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作傢。他熟悉農民，熱愛農民，一生紮在農村寫農民。他的作品有着濃厚的鄉土味，吸引着各個層次的讀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他能寫出各種形式的文章，通曉民間的吹拉彈唱。毛澤東譽他為“人民作傢”，鬍耀邦把他同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捨並列，稱為“中國近代的大文豪”，“語言藝術的大師”。可悲的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傢，卻在“十年浩劫”中歷經摧殘，蒙冤去世。而他離開人間時，竟然還背着一個“貧下中農的死敵”的罪名。

紮根農村獲得創作不盡源泉

　　趙樹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於山西沁水縣尉遲村一個農民家庭。父親趙和清在農業上是把好手，還是村裏“八音會”的拉弦能手。趙樹理小時候放過牛、驢，挑過炭，拾過糞，跟着大人參與村裏的婚喪大事，走親戚拜年，參加“八音會”活動。這使他從小就瞭解農村各個階層的經濟生活，懂得農村各方面的知識，熟悉農民的各種語言，把根深深紮在農村這塊土地上，是趙樹理以後進行文藝創作的不盡源泉。
　　1925年，老趙考上了長治師範。在這裏結識了王春、王中青、史紀言等進步青年，接觸到了黨的組織，看了不少進步書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啓迪和新文化的影響，思想有很大提高。他開始寫新詩，新小說，成了新文藝的愛好者。但這時候寫的東西，還是歐化句子、“學生腔”那一套。
　　1926年，山西的形勢有了大變化。閻錫山大抓共産黨人和進步青年，老趙不得不跑來跑去，被捕、坐牢、受審，又四處流浪。生活無着落，就寫點小文章糊口。他一面和文藝青年來往，一面和農村老百姓接觸。從這兩方面文化生活的對比上，他看出了新文藝還是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而廣大人民群衆和新文藝一點不發生關係，還被封建迷信、武俠、淫穢等讀物籠罩着。許多文藝作者不屑去理他們，他們也攀不着文藝的門坎。這時候，趙樹理認識到，要使文藝為廣大群衆接受，非通俗化不可。於是，他開始實踐用農民的語言寫東西，提倡大衆化、通俗化。在這裏，王春給了他很大幫助。王春是當地較早的黨員，老趙的同學、摯友和入黨介紹人。他同老趙一樣對舊社會農民所受的痛苦懷有義憤，對農民如何得到新知識充滿熱情。這樣，他便同老趙一起研究、實踐通俗化、大衆化的道路。趙樹理把王春稱作自己“從事革命文藝事業的頭一個啓蒙老師”，“自己創作上的精神支柱”。

幾篇經典作品使他名揚四海

　　抗日戰爭爆發後，趙樹理先後在《新華日報》華北版、《黃河日報》路東版和《中國人》報工作。這時候他一改過去的風格，開始寫通俗化的作品。《黃河日報》路東版和《中國人》報副刊，整個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經常出自他一人之手。僅1941年，他在《中國人》報發表的文章就達150多篇。他用多種筆名寫言論、小說、詩歌、快板、民謠、笑話，揭露敵人殘暴、醜惡，號召人民起來抗日救國。報紙辦得通俗易懂，有聲有色，很受群衆歡迎。
　　1943年1月，趙樹理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為有了比較充分的時間下鄉調查研究和進行創作，又由於平時老趙對各個階層人物的深刻觀察和自身生活的積澱，他一年之內便寫成並出版了《小二黑結婚》和《李有纔板話》。這兩本小說，是趙樹理的成名之作，是寫新農村、新農民的經典之作，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劃時代之作。
　　以往作品中的農民，是悲慘、痛苦的農民，甚至是被污辱、醜化的農民。老趙筆下的農民，則是獲得解放、當了主人、揚眉吐氣的農民。他們在為爭取婚姻自由和減租減息同封建惡勢力進行鬥爭。
　　以往寫農民的作者，用的是知識分子的語言，農民看不懂，聽不懂。老趙則是用精煉的群衆語言，幹淨、利落、生動、幽默。他處處考慮農村讀者的習慣和需要，不寫長句子，不用生僻的字，使粗通文字的人能看懂，不識字的能聽懂。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號召作傢創造出“為人民大衆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趙樹理以實際行動貫徹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雖然由於解放區通訊不便，他這時候還沒有看到這篇講話）。1946年1月趙樹理又出版了《李傢莊的變遷》。
　　他的小說一出版，立刻震動瞭解放區文壇，受到農村讀者的熱烈歡迎。在人口不足500萬的太行區，《小二黑結婚》就銷售四五萬册。彭德懷副總司令題詞說，“像這種從群衆中調查研究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他的小說在其他解放區也相繼出版，甚至在當時的蔣管區也引起了很大反響。解放區農村劇團還把小說改編成各種戲麯演唱。一時間，小二黑、小芹、二諸葛、三仙姑、李有纔等成了人們田間地頭、街頭巷尾議論的熱門話題，趙樹理的名字也幾乎傢喻戶曉。美國作傢傑剋·貝爾登在《中國震撼世界》一書中說，趙樹理“可能是共産黨地區中除了毛澤東、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新的作品，新的人物，新的語言，新的風格，使趙樹理像一棵參天大樹，立於我國現代作傢之林。他和他的作品還成了許多國傢的研究對象。
　　這是趙樹理人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他被公認為寫農民的偉大作傢，文藝創作的方向，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典範。不過，趙樹理把“作傢”看得很淡，他看重的是為群衆服務。趙樹理表示自己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他說：“我衹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小唱本裏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這是我的志願。”

堅持實事求是，抵製“左”傾思潮

　　1949年初趙樹理進了北京。進城後，他常到天橋一帶去，看到許多小戲園裏人總是滿滿的，而上演的內容基本是“神仙托夢”、公子中舉那一套，感到很慚愧，便東奔西跑找有關方面，想組織更多的人創作大衆需要的新作品，改變這種局面，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捨等人開始辦《說說唱唱》雜志，也很不順手，而且還屢屢受“批評”，多次作“檢討”，頗有動輒得咎的味道。例如：
　　《說說唱唱》第三、四期發表了一篇名叫《金鎖》的小說。內容講一個流浪的難民，流落在惡霸地主傢，地主欠下他的工資不給，又騙來一個女難民，說要給長工娶妻。後地主強姦女難民未遂，要將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長工未死，投奔瞭解放軍。小說發表後讀者提出批評，有人甚至說“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於是，趙樹理在《文藝報》上兩次做了檢討。1951年6月，趙樹理在《說說唱唱》寫了一篇《武訓問題介紹》，7月，鑒於當時反對電影《武訓傳》的大氣候，他也做了檢討，說文章“沒有劃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確的立場”。1952年1月，《說說唱唱》登了一篇介紹種棉花發傢的文章，也受到讀者批評，趙樹理又檢討說，文章是“用單純經濟觀點宣傳種棉”，沒有“給農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沒有“宣傳無産階級在國傢中的領導作用”。
　　進城不久，鬍喬木就批評趙樹理，說他“自入京以後，事也沒有做好，把體驗生活也誤了，如不下去體會群衆新的生活脈搏，憑以前對農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寫出好東西來的”。老趙也感到自己對城市的人物不太熟悉，寫農村更有優勢，便毅然離開生活條件比較優越的北京，再回到比較貧窮的太行山老區，繼續寫農村，寫農民。1955年，出版了小說《三裏灣》，發行近百萬册。但是由於全國範圍內“左”傾思潮越來越嚴重，農村不顧生産力發展水平不斷變革生産關係，趙樹理看不慣，接受不了，因此他後半生沒有寫出更多好作品來。他說：“自己沒有看透，就想慢一點寫。”他還檢討說：公社化前後“我的思想和農村工作的步調不相適應”，“我的最大錯誤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這不是“檢討”，而是趙樹理自覺地抵製“左”的一套東西。
　　1957年開始的“整風反右”，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以及以後的“反右傾”、“拔白旗”，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越來越嚴重。這時候，從中央到地方不少領導頭腦發熱，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嚴重泛濫，“超英趕美”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工農業“衛星”一個接一個。
　　難能可貴的是，趙樹理沒有跟“風”，而是自覺地頂住了這種歪風。在“大躍進”的年代，他的家乡發現了一個“典型”，讓趙樹理寫。他一瞭解是個假典型，便說：“吹牛英雄我不寫”。1959年，“大躍進”推嚮高潮，趙樹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條“土鐵路”，但火車跑不動。縣裏的小報拍了照片，讓趙樹理“支持新生事物”。趙樹理沒寫文章，卻寫了幾句諷刺詩：“東村有人放衛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纔無用處，水佛嶺上推火車。”這個時期趙樹理不寫吹牛的東西，卻寫了歌頌先進人物和實幹精神的小說《實幹傢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
　　在大抓階級鬥爭的年代，趙樹理下鄉寫不出太多東西來，回城市，作傢協會也不斷在內部“批判”他：批他“跟不上時代”，批他衹會寫“中間人物”。這種批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第一，老趙並非“衹會寫中間人物”，他寫了不少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第二，寫“中間人物”的確是老趙的“強項”，也是他作品中的突出特點。但“中間人物”都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不僅多種多樣，而且是群衆中的大多數，為什麽不可以寫呢？
　　對當時文學創作指導思想上強調寫階級鬥爭、強調寫先進人物“高大全”等傾嚮，趙樹理多次提出過不同意見。1956年6月，趙樹理在作傢協會創作委員會座談“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時說：
　　我感到創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縛着作傢，如有人對我的《傳傢寶》提意見，說我沒給李成娘指出一條出路。也有人批評我在《三裏灣》裏沒寫地主的搗亂，好像凡是寫農村的作品，都非寫地主搗亂不可。
　　過去我們寫東西，要求各種人物都要有——黨員、團員、群衆等——結果一個也沒有寫好。我認為不必照顧那麽多，衹寫一個人物也可以，能寫好就行。
　　1962年8月，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趙樹理還談了自己對共産主義思想寫法的意見。他說：
　　《小二黑結婚》沒有提到一個黨員，蘇聯寫作品總是外面來一個人，然後有共産主義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農村自己不産生共産主義思想，這是肯定的。農村的人物如果落實點，給他加上共産主義思想，總覺得不合適。什麽“光榮是黨給我的”這種話，我是不寫的。這明明是假話，就衝淡了。
　　因為許多東西不能寫，趙樹理以後就把主要精力拿去研究戲麯了。
　　“文革”期間，趙樹理自然更不好寫東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勝感嘆地說：“這些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麽，因為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說，衹好不寫。”

“文革”慘遭迫害，品德永留人間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趙樹理和他的作品受到了致命的摧殘。
　　當1966年“文革”開始時，老趙在晉城挂職當縣委書記。他到河南蘭考搜集素材，正在寫劇本《焦裕祿》。
　　6月以後，晉城開始給他寫大字報。7月中，地委召開會議學習《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在會上趙樹理開始受到批判。
　　7月20日、21日，由晉東南地委書記等署名，接連貼出了兩張很長的大字報，對趙樹理進行了全面的“揭發”，批判。文中說：趙樹理是一個披着“人民作傢”的外衣、“幹着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的資産階級文藝傢。”
　　對於突如其來的“批判”，趙樹理自然沒有思想準備。他在一份揭批他的大字報上寫道：“塵埃由來久，未能及時除。歡迎諸同志，策我去陳污。”他在一份書面檢討中，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進行了嚴格的解剖，對各種誣陷不實之詞進行了駁斥。他的檢討材料還幽默地說：“我以為這過程可能與打撲剋有點相像，在起牌的時候，搭子上插錯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過幾圈來，就都糾正了。我願意到最後洗牌的時候，再被檢點”。
　　但是，趙樹理太天真了。
　　7月下旬到8月初，趙樹理接連被造反派拉出去揪鬥。8月8日，由山西省委宣傳部召開座談會進行批判，說趙樹理是“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從此，開始了對趙樹理的公開批鬥。趙樹理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幫”牌子，輪番被遊街、批鬥。8月，“揪”到長治，頂着烈日批。11月，“揪”回晉城，冒着大風在廣場上鬥。
　　1967年，全國性的報刊開始批判趙樹理。姚文元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誣衊趙樹理是“資産階級權威”，《光明日報》發表了《趙樹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綫的“標兵”》的文章，《解放軍報》發表文章說“趙樹理是反革命復闢的吹鼓手”。與此同時，造反派對老趙的批鬥也升級了。在太原批鬥他時，一個造反派竟把他從主席臺拉下來嚮他胸部猛擊一拳，老趙倒下後，再嚮他胸部猛踏一腳，趙樹理三根肋骨被打斷。1969年再揪回晉城時，造反派別出心裁地摞起三張方桌，讓趙樹理站在最頂上接受批鬥。批鬥中，有人故意將下層的桌子推倒，老趙摔下來跌斷了髖骨。肋骨斷了，刺入肺部發炎。髖骨斷了，直不起身子。從此趙樹理成了殘疾人，生活不能自理。他經受着人間最殘忍的折磨，但造反派依然不放過他。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趙樹理專案組”，老趙被押進省高級人民法院軍管組，進行隔離審查。7月中，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以晉革發[1970]第185號文件，發出《關於批判反動作傢趙樹理的通知》。接着，“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大批判寫作小組”寫了《把一貫鼓吹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作傢趙樹理徹底批倒批臭》的文章，《山西日報》發表了《趙樹理是貧下中農的死敵》等五篇文章（從7月到年底，《山西日報》發表批判趙樹理的新聞、文章達70多篇）。
　　在“文革”中，趙樹理堅持實事求是，不講假話，不怕淫威，頂住了造反派的誣衊，並且針鋒相對地同造反派進行鬥爭。造反派讓他低頭認罪，他說：“我沒有罪。”造反派問他：“你是什麽人？”他說：“是有益於人民的人。”造反派讓他交代怎樣反黨的，他說：“我自己是共産黨員，怎麽能自己反自己的黨呢？”又說：“我就是黨一手培養出來的，說我反黨，反掉了黨，我往哪裏擺？”造反派讓他交代寫了多少“毒草”？他說：“我一生寫的那些東西都是豆芽菜，連西紅柿也夠不上。要說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樣種呢？”
　　趙樹理早就患有心髒病和肺氣腫，到1970年他的病更嚴重了。他由兒子攙扶着到醫院看病，醫生說“沒有床位”，將他推出門外。他的病情繼續惡化。
　　1970年9月18日，造反派在太原“工農兵會堂”（湖濱會堂）對趙樹理進行了最後一次批鬥。他兒子趙三湖這樣寫道：
　　70年9月18日，父親被轉押到省高級法院已幾個月。這時候，病很重了，生活幾乎不能自理，連走路也得扶着桌子、墻壁。走一步，喘一口氣。這天早晨，突然又接到參加批鬥的通知。我見父親成了這樣，忙找到軍代表說：“我父親病的厲害，不能參加批鬥……”軍代表不屑聽我的話，冷冷地說：“不能站着批，坐着批也得去！”
　　8點半鐘，父親被押到湖濱會堂。偌大的大廳裏，擠滿了黑壓壓的人。見父親進門，馬上呼起雷一般的口號：“打倒……”我攙住父親一步步走上臺，扶他坐到椅子上，口號不響了，批判開始了。每一個批判者，雄赳赳踏上講臺的第一句話就是：“趙樹理，站起來！”接着“擡頭示衆”，“低頭彎腰”。聽到一聲聲吶喊，父親條件反射般地立起來，睏難地彎下了腰……一次又一次“示衆”，一次又一次“認罪”，父親支持不住了，突然倒在臺子上……
　　20日左右，趙樹理開始拒絶進食。對於任何人的勸說，都報之以無聲的閉目和搖頭。22日，老趙在獄中一臉蒼白，渾身顫抖，口吐白沫，嗓子呼嚕呼嚕說不出話來。但軍管組仍不給他請醫生治療。1970年9月23日，這位偉大的作傢、我們敬愛的老趙終於在“四人幫”及其在山西的爪牙殘酷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終年64歲。
　　老趙去世前不久，嚮自己女兒說：“孩子，我們黨，現在可就壞在一文（指江青）一武（指林彪）手裏啊。”他還忍着打斷肋骨的疼痛，抄下了毛主席詩詞《卜算子·詠梅》，對女兒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能看到黨的領導，就幫我把它交給黨，黨會明白我的……”後來，他女兒把父親寫的字交給了周揚。
　　他留給老伴和兒女們的遺言是：“回鄉當個好老百姓，自食其力為人吧。”
　　“文革”奪去了趙樹理的生命，但他的高尚品德永遠留在人們心中，他那200多萬字的作品是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自然，人們更不會忘記摧殘趙樹理致死的那場悲劇。
　　1978年10月17日，粉碎“四人幫”兩年以後，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趙樹理骨灰安放儀式。周揚主持，劉白羽緻悼詞，為趙樹理徹底平反昭雪。以後，他的生前好友還在沁水縣尉遲村他的故鄉為他建了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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