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

赵德新

                           赵树理及其手稿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一生扎在农村写农民。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能写出各种形式的文章，通晓民间的吹拉弹唱。毛泽东誉他为“人民作家”，胡耀邦把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称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语言艺术的大师”。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摧残，蒙冤去世。而他离开人间时，竟然还背着一个“贫下中农的死敌”的罪名。

扎根农村获得创作不尽源泉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赵和清在农业上是把好手，还是村里“八音会”的拉弦能手。赵树理小时候放过牛、驴，挑过炭，拾过粪，跟着大人参与村里的婚丧大事，走亲戚拜年，参加“八音会”活动。这使他从小就了解农村各个阶层的经济生活，懂得农村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农民的各种语言，把根深深扎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是赵树理以后进行文艺创作的不尽源泉。
　　1925年，老赵考上了长治师范。在这里结识了王春、王中青、史纪言等进步青年，接触到了党的组织，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新文化的影响，思想有很大提高。他开始写新诗，新小说，成了新文艺的爱好者。但这时候写的东西，还是欧化句子、“学生腔”那一套。
　　1926年，山西的形势有了大变化。阎锡山大抓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老赵不得不跑来跑去，被捕、坐牢、受审，又四处流浪。生活无着落，就写点小文章糊口。他一面和文艺青年来往，一面和农村老百姓接触。从这两方面文化生活的对比上，他看出了新文艺还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人民群众和新文艺一点不发生关系，还被封建迷信、武侠、淫秽等读物笼罩着。许多文艺作者不屑去理他们，他们也攀不着文艺的门坎。这时候，赵树理认识到，要使文艺为广大群众接受，非通俗化不可。于是，他开始实践用农民的语言写东西，提倡大众化、通俗化。在这里，王春给了他很大帮助。王春是当地较早的党员，老赵的同学、挚友和入党介绍人。他同老赵一样对旧社会农民所受的痛苦怀有义愤，对农民如何得到新知识充满热情。这样，他便同老赵一起研究、实践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赵树理把王春称作自己“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头一个启蒙老师”，“自己创作上的精神支柱”。

几篇经典作品使他名扬四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工作。这时候他一改过去的风格，开始写通俗化的作品。《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整个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经常出自他一人之手。仅1941年，他在《中国人》报发表的文章就达150多篇。他用多种笔名写言论、小说、诗歌、快板、民谣、笑话，揭露敌人残暴、丑恶，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救国。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有声有色，很受群众欢迎。
　　1943年1月，赵树理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下乡调查研究和进行创作，又由于平时老赵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深刻观察和自身生活的积淀，他一年之内便写成并出版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两本小说，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是写新农村、新农民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之作。
　　以往作品中的农民，是悲惨、痛苦的农民，甚至是被污辱、丑化的农民。老赵笔下的农民，则是获得解放、当了主人、扬眉吐气的农民。他们在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减租减息同封建恶势力进行斗争。
　　以往写农民的作者，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农民看不懂，听不懂。老赵则是用精炼的群众语言，干净、利落、生动、幽默。他处处考虑农村读者的习惯和需要，不写长句子，不用生僻的字，使粗通文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作家创造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赵树理以实际行动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虽然由于解放区通讯不便，他这时候还没有看到这篇讲话）。1946年1月赵树理又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
　　他的小说一出版，立刻震动了解放区文坛，受到农村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人口不足500万的太行区，《小二黑结婚》就销售四五万册。彭德怀副总司令题词说，“像这种从群众中调查研究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他的小说在其他解放区也相继出版，甚至在当时的蒋管区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解放区农村剧团还把小说改编成各种戏曲演唱。一时间，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等成了人们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赵树理的名字也几乎家喻户晓。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新的作品，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风格，使赵树理像一棵参天大树，立于我国现代作家之林。他和他的作品还成了许多国家的研究对象。
　　这是赵树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被公认为写农民的伟大作家，文艺创作的方向，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不过，赵树理把“作家”看得很淡，他看重的是为群众服务。赵树理表示自己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他说：“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

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倾思潮

　　1949年初赵树理进了北京。进城后，他常到天桥一带去，看到许多小戏园里人总是满满的，而上演的内容基本是“神仙托梦”、公子中举那一套，感到很惭愧，便东奔西跑找有关方面，想组织更多的人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改变这种局面，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也很不顺手，而且还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例如：
　　《说说唱唱》第三、四期发表了一篇名叫《金锁》的小说。内容讲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恶霸地主家，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骗来一个女难民，说要给长工娶妻。后地主强奸女难民未遂，要将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长工未死，投奔了解放军。小说发表后读者提出批评，有人甚至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于是，赵树理在《文艺报》上两次做了检讨。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也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进城不久，胡乔木就批评赵树理，说他“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老赵也感到自己对城市的人物不太熟悉，写农村更有优势，便毅然离开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北京，再回到比较贫穷的太行山老区，继续写农村，写农民。1955年，出版了小说《三里湾》，发行近百万册。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农村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赵树理看不惯，接受不了，因此他后半生没有写出更多好作品来。他说：“自己没有看透，就想慢一点写。”他还检讨说：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这不是“检讨”，而是赵树理自觉地抵制“左”的一套东西。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以后的“反右倾”、“拔白旗”，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头脑发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超英赶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工农业“卫星”一个接一个。
　　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没有跟“风”，而是自觉地顶住了这种歪风。在“大跃进”的年代，他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典型”，让赵树理写。他一了解是个假典型，便说：“吹牛英雄我不写”。1959年，“大跃进”推向高潮，赵树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条“土铁路”，但火车跑不动。县里的小报拍了照片，让赵树理“支持新生事物”。赵树理没写文章，却写了几句讽刺诗：“东村有人放卫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岭上推火车。”这个时期赵树理不写吹牛的东西，却写了歌颂先进人物和实干精神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
　　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赵树理下乡写不出太多东西来，回城市，作家协会也不断在内部“批判”他：批他“跟不上时代”，批他只会写“中间人物”。这种批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老赵并非“只会写中间人物”，他写了不少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第二，写“中间人物”的确是老赵的“强项”，也是他作品中的突出特点。但“中间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仅多种多样，而且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对当时文学创作指导思想上强调写阶级斗争、强调写先进人物“高大全”等倾向，赵树理多次提出过不同意见。1956年6月，赵树理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
　　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
　　过去我们写东西，要求各种人物都要有——党员、团员、群众等——结果一个也没有写好。我认为不必照顾那么多，只写一个人物也可以，能写好就行。
　　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还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思想写法的意见。他说：
　　《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因为许多东西不能写，赵树理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拿去研究戏曲了。
　　“文革”期间，赵树理自然更不好写东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文革”惨遭迫害，品德永留人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赵树理和他的作品受到了致命的摧残。
　　当1966年“文革”开始时，老赵在晋城挂职当县委书记。他到河南兰考搜集素材，正在写剧本《焦裕禄》。
　　6月以后，晋城开始给他写大字报。7月中，地委召开会议学习《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在会上赵树理开始受到批判。
　　7月20日、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很长的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的“揭发”，批判。文中说：赵树理是一个披着“人民作家”的外衣、“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的资产阶级文艺家。”
　　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赵树理自然没有思想准备。他在一份揭批他的大字报上写道：“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时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他在一份书面检讨中，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解剖，对各种诬陷不实之词进行了驳斥。他的检讨材料还幽默地说：“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纠正了。我愿意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
　　但是，赵树理太天真了。
　　7月下旬到8月初，赵树理接连被造反派拉出去揪斗。8月8日，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批判，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斗。赵树理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帮”牌子，轮番被游街、批斗。8月，“揪”到长治，顶着烈日批。11月，“揪”回晋城，冒着大风在广场上斗。
　　1967年，全国性的报刊开始批判赵树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诬蔑赵树理是“资产阶级权威”，《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的文章，《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与此同时，造反派对老赵的批斗也升级了。在太原批斗他时，一个造反派竟把他从主席台拉下来向他胸部猛击一拳，老赵倒下后，再向他胸部猛踏一脚，赵树理三根肋骨被打断。1969年再揪回晋城时，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摞起三张方桌，让赵树理站在最顶上接受批斗。批斗中，有人故意将下层的桌子推倒，老赵摔下来跌断了髋骨。肋骨断了，刺入肺部发炎。髋骨断了，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成了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他经受着人间最残忍的折磨，但造反派依然不放过他。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老赵被押进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7月中，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以晋革发[1970]第185号文件，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接着，“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写了《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的文章，《山西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等五篇文章（从7月到年底，《山西日报》发表批判赵树理的新闻、文章达70多篇）。
　　在“文革”中，赵树理坚持实事求是，不讲假话，不怕淫威，顶住了造反派的诬蔑，并且针锋相对地同造反派进行斗争。造反派让他低头认罪，他说：“我没有罪。”造反派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是有益于人民的人。”造反派让他交代怎样反党的，他说：“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反自己的党呢？”又说：“我就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说我反党，反掉了党，我往哪里摆？”造反派让他交代写了多少“毒草”？他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样种呢？”
　　赵树理早就患有心脏病和肺气肿，到1970年他的病更严重了。他由儿子搀扶着到医院看病，医生说“没有床位”，将他推出门外。他的病情继续恶化。
　　1970年9月18日，造反派在太原“工农兵会堂”（湖滨会堂）对赵树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批斗。他儿子赵三湖这样写道：
　　70年9月18日，父亲被转押到省高级法院已几个月。这时候，病很重了，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连走路也得扶着桌子、墙壁。走一步，喘一口气。这天早晨，突然又接到参加批斗的通知。我见父亲成了这样，忙找到军代表说：“我父亲病的厉害，不能参加批斗……”军代表不屑听我的话，冷冷地说：“不能站着批，坐着批也得去！”
　　8点半钟，父亲被押到湖滨会堂。偌大的大厅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见父亲进门，马上呼起雷一般的口号：“打倒……”我搀住父亲一步步走上台，扶他坐到椅子上，口号不响了，批判开始了。每一个批判者，雄赳赳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抬头示众”，“低头弯腰”。听到一声声呐喊，父亲条件反射般地立起来，困难地弯下了腰……一次又一次“示众”，一次又一次“认罪”，父亲支持不住了，突然倒在台子上……
　　20日左右，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对于任何人的劝说，都报之以无声的闭目和摇头。22日，老赵在狱中一脸苍白，浑身颤抖，口吐白沫，嗓子呼噜呼噜说不出话来。但军管组仍不给他请医生治疗。1970年9月23日，这位伟大的作家、我们敬爱的老赵终于在“四人帮”及其在山西的爪牙残酷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终年64岁。
　　老赵去世前不久，向自己女儿说：“孩子，我们党，现在可就坏在一文（指江青）一武（指林彪）手里啊。”他还忍着打断肋骨的疼痛，抄下了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对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帮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后来，他女儿把父亲写的字交给了周扬。
　　他留给老伴和儿女们的遗言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
　　“文革”夺去了赵树理的生命，但他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那200多万字的作品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自然，人们更不会忘记摧残赵树理致死的那场悲剧。
　　1978年10月17日，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为赵树理彻底平反昭雪。以后，他的生前好友还在沁水县尉迟村他的故乡为他建了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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