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的心靈孤本 | 蘇煒

Original 蘇煒 地球是透明的 2017-03-28

珍貴一圖：1987年秋鼕攝於劉再復北京傢中。左起：董秀玉、劉賓雁、劉再復、蘇煒。

III. MenuettoQuartetto Italiano - Schubert: The Last Four Quart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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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着一顆心

 ——讀劉再復“漂流手記”係列

作者： 煒
 

寫下這個題目，有很多感觸。劉再復客居海外以後寫的散文“漂流手記”係列已經出到第七捲[1]。每書、每文一出即讀，每讀即思即感即嘆；每思每嘆，即想形諸於文，卻每每舉筆，無以終篇。按“行規”說來，弄批評的，評述的文字需要與作者與文本都保持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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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再復“漂流手記”係列，迄今計有：〈漂流手記〉、〈遠遊歲月〉、〈西尋故鄉〉、〈獨語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間〉、〈閱讀美國〉等七本。前六本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閱讀美國〉為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其中〈獨語天涯〉與〈共悟人間〉有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的簡體字本。

——我常常無法保持這種“距離感”。一書在手，我有時不敢一口氣讀下去，怕讀得太投入，太沉重，太痛苦。不是“角色代入”，簡直是無以“角色抽離”。這裏面有命運相係、感同身受的原因，更為着其間那些不阻隔、不避諱的直白文字，不期然地觸着了種種樣樣的歷史傷痛、傢國傷痛，尤其是，拷問靈魂的傷痛。

出國後九年，我通過‘漂流手記’敘述自己的心靈故事。愈是敘述，愈是覺得以往的歲月在我的生命中投下的陰影太重，不管怎麽寫、寫什麽，都難以擺脫過去那些苦難記憶，那些惡夢，那些沒有尊嚴的白天與黑夜。這纔明白：歷史，歷史已深深進入了自己的生命，並化作靈魂和潛意識的一部分，想拽掉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决定，既然昨天的歷史已進入生命，今天不如主動讓生命返回歷史和投入歷史，重新觀照過去，記下一點親自目睹的歷史瘢痕與血痕。”（劉再復《從懺悔意識談起·漫步高原》）

魯迅先生曾有捧着故人遺稿，有如“捏着一團火”之言；捧讀劉再復的“漂流手記”文字，卻是真真切切地“捧着一顆心”。我知道，人們或許會對劉文的思維嚮度、行文風格等等存有各種看法（我自己也並不完全同意他的每一種看法、欣賞他的每一種表述），但這顆嚮你直然襢露的心靈對於任何閱讀者都是那樣可觸可感，卻是毋庸置疑的。

——想想看，果真捧着這樣一顆熱辣辣、滾燙燙甚至是血淋淋的心，能不悚然？這是一部真正的“心靈的孤本”（劉語）。作者是“捧心之寫”，讀者是“捧心之讀”，讀罷便每每總有“捧心之慨”，不時就忍不住想“捧心一哭”。

——這就是劉再復的散文。這就是劉再復近年的散文創作給漢語讀者留下的相當不易言述的閱讀經驗。這就是劉再復的“漂流”係列散文，提供給世紀之交的華文閱讀和書寫版圖的一道無法回避也無以忽略的獨特景觀。對於我，這也正是劉文的難能難得、而又難言難評之處。
 

難言、難評也者，首先是，劉再復近年的散文，把一個被時代風潮裹挾的知識人，驀地被拋到異邦異域以及異質文化之中的那種陌生感、絶望感、零餘感，連同由此引發的心靈激蕩與內省狂濤，其方方面面、邊邊角角，全都涉獵了，深掘了，抒寫了。

——從感性到理性，從抒情到議論，從書本知識到人生體驗，寫來有張有弛，筆勢飽滿，你要想在相應的話題上切入劉再復的思考，殊為不易了；要想鞭闢入裏的在那樣的議論平臺上再達到相應的高度和深度，更是難上加難了。這幾天，再復的幾本新書在我眼前開開合合，讀讀停停，我忽然想：也許對於我，很難強求的“距離感”。

——近距離的貼近切入，反而可能成為完成這篇文字的另一種視角，另一種動力？或許，正因為太熟悉作者，經歷上太多感同身受的東西，纔更容易貼近文本與心靈的真實，更方便從今天華文書市已然進入“暢銷排行”的“劉體”散文裏，談出一點屬於自己的真切感受？以往熟悉劉再復的人，無論尊卑長幼。

——從文學所的俞平伯、錢鐘書到社科院的老門房、小司機，都習慣稱呼他“再復”。為了區隔本文討論中的不同語境，下文在涉及個人經驗、情感的部分稱呼“再復”，在加以學理討論和價值評述的部分用“劉再復”。

——仍舊為着力求保持批評的客觀視野所需要的“距離感”吧。

1989年秋攝於美國愛荷華聶華苓傢陽臺，左起: 李陀、劉再復、李歐梵、蘇煒、聶華苓。
 

“第二人生”

 “在良心和榮耀同時放在歷史桌面上的時候……”

“第二人生”，是貫穿劉再復以“漂流手記”命名的諸本散文集的一個母題。

——一個串連“一千零一夜不連貫的思索”之間各種理路邏輯、情感經緯的總的意象，一個出現頻率最高、撞擊讀者視網最密、反復再現、變奏的“主旋律”。

“人可以有數度童年，可以有多次誕生。每一次誕生都會給生命帶來新的晨曦與朝霞，新的生命廣度與厚度。每一次內心的裂變都給人帶來兩種方向，一種是走嚮衰老，一種是走嚮年輕。能夠把裂變變成童年的源泉，是幸福的人。他在裂變中揚棄過去，告別主體中的黑暗，及時地推出一個初生的宇宙。每一次誕生，都會剪斷一次臍帶，從而贏得更大的自由。”（《童心說·西尋故鄉》）

這一段中性言述，毋寧說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它提供給我們進入劉再復在“漂流”係列裏鋪展的那道黑暗而綿長的思考隧道的一個豁亮的入口，我們可以踱進去看看：劉再復從精神到實體的“第二人生”，是怎麽發生的？它究竟“揚棄”了什麽？又“誕生”了什麽？什麽東西在走嚮“衰老”？又是什麽東西變得“年輕”？他的第二生命裏新增加的“廣度”和“厚度”，又在哪裏？

按一般的理解，以1989年劃綫，外在的社會事件強力改變了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即是劉再復“第二人生”之謂也。這是把命題表面化也狹窄化了。衹要想想，經歷如此重大的歷史變故（在當代中國史上，“重大的歷史變故”不是所在多有麽？），許多人的具體生命軌跡或許同樣改變了，其精神足印，卻仍然徘徊躑躅在“第一人生”；甚至依舊迷戀着、極力揪扯着“第一人生”的種種世俗牽挂，就應該對劉再復提出的“第二人生論”，投以別樣的註視目光了。藉用老友周國平君一語，劉再復的“第二人生”，首先是“靈魂在場”之旅，而不是時時“靈魂缺席”的“第一人生”的時序性延續。並且這個“靈魂在場”，始終是伴隨着方死方生的靈魂拷問、精神蛻變與生命復旦的過程的。應該說，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雖然同樣歷經劫難，還很少有人像劉再復那樣（當然，絶大部分人也沒有劉再復在有所放棄以後所贏得的思考表述空間，包括時間），把自己的靈魂置放在歷史的天平上分分寸寸重新加以掂量，而達到那樣一種觸及外在社會癥結與內在精神內核的深度與廣度的。

從經歷上看，劉再復是真正屬於“新中國培養的一代人”。不像雖然號稱“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文革“老三屆”們，其實卻是“在長身體的時候沒飯吃，想讀書時沒書讀，想成傢時衹能生一個孩子，想建功立業時卻又下了崗。”

——他們是真正的“被耽誤的一代”；在世俗功利層面，劉再復，可說是“什麽也沒耽誤”。用他自己的話說：

“我譴責我生活過的時代，不是因為這個時代虧待了我，其實，我恰恰被時代所寵愛，並差點被養育成這個時代的號筒。”（《獨語天涯之283》）

福建山區農傢孩子出身，文革前夕在廈門大學畢業，直接進入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社科院前身）擔任《新建設》雜志編輯，由於才氣出衆，一直倍受培養重用；文革中沒有受到大的衝擊，粉碎四人幫後立即進入新時期最高層的文化重組重建工作。

——參與接管《紅旗》雜志，擔任全國青聯常委和全國政協委員，與周揚共同署名撰寫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捲總論，成為當時最高文化當局的“代言筆桿子”角色（讀再復的文字我纔知道，原來八十年代大傢熟悉的許多官式“大文章”。——如周揚的文代會報告（參與起草），周揚紀念魯迅一百周年講話，周揚紀念左聯五十周年講話等，都出自他的手筆。並且為了這些官樣文章中要強行加入的“反自由化”話題，還當面頂撞過當時的中央要人。見《周揚的傷感·西尋故鄉》。）並且以四十出頭的“稚齡”，劉再復高票當選、連任地位超拔、備受尊崇的社科院文學所所長一職（前任所長為何其芳、鄭振鐸等“國鼎”級人物），同時，更由於思想新銳，衆多著述影響廣泛，和李澤厚齊名，整個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化思想界，可說是“李（澤厚）— 劉（再復）時代”。魯迅研究新論、“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論”，全新的理論框架，全新的文學視界，使得劉再復成為當時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界衆望所歸的“祭酒”級人物，各種官式的桂冠、頭銜不說，在那樣的環境氛圍下，劉再復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可說是人潮簇擁而蜚聲遐邇的。無論從傳統中國士人的“立德、立言、立功”方面，或是從現存體製的既得利益方面，劉再復都是成功者，都達到了多少人窮一生之力也無以達到的高度。

——之所以花費筆墨重述劉再復這一切“昔日光環”，是因為筆者聽見過這樣輕衊的嘲諷：劉再復說他“不在乎”，是因為他“太在乎”。

——真的可以“不在乎”嗎？這樣隆厚的世俗功利壓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難道不都是“生命意義”本身、“存在本體”本身嗎？環望二十世紀一部中國知識人史，“在良心和榮耀同時放在歷史桌面上的時候”（《秋天安魂麯·西尋故鄉》），究竟有多少人，敢於、捨得和甘願，選擇前者而不是後者呢？又有多少人，敢於把自己人生的全部重量，置於這樣一個歷史“瞬間”（見〈瞬間·漂流手記〉）的良知抉擇之上呢？寥寥可數，真的是寥寥可數啊。所以，劉再復當然可以“在乎”。他把這一抉擇稱之為“接近死亡的體驗”，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驗自喻，“此次死亡體驗使他實現了一次偉大的超越”。（《接近死亡的體驗·漂流手記》）“人的生命也如大自然的生命一樣，常在瞬間完成了精彩的超越。”（《瞬間·漂流手記》）然而這一“精彩”，是要付出巨大無比的世俗代價的。這一腳邁出去，昔日的一切，隆隆倒塌了，淪為虛空寂默了；往日備受鐘鳴鼎食之寵的那個凄凄惶惶的身軀，忽然被扔到晦暗無明的人生𠔌底了。“你既然選擇了良知，你就要接受孤獨。自從你接受的那一刻起，包圍你的就不再是歌舞的歡騰，而是沒有盡頭的寂寞。寂寞為你鋪開通嚮歷史深處和內心深處的小路，讓你在那裏尋找無聲的快樂。”（《秋天安魂麯·西尋故鄉》）可以說，不管劉再復的“不在乎”或“太在乎”，都是在他以他突出的“行為語言”（見〈第二生命三部麯·閱讀美國〉）對歷史作出决絶表態之後，邁出的人生最吃重的一步。此處一小步，可是中國知識人整體心路歷程上的一大步。放下。為了良知的召喚，把一切放下。再復對我說過，出來後他時時記住他的忘年之交、弘一法師李叔同最後的入室弟子愚虞曾經告訴他的一句話：佛學一如人生，有三個要點應該記取。

——第一是放下，第二是放下，第三還是放下。“道不行則乘桴於海”。劉再復這“放下”的一步，真可謂“震動三世十方”了。

1989年秋攝於芝加哥大學：左起:蘇煒、某訪問學者、甘陽、劉再復、陳菲亞（劉夫人）

劉再復肖像。李佩樺攝。

很少有人關註和正視：外在的偶像與價值係統的死亡，並不等於，由外在係統所衍生出來的內在精神個體，業已死亡。

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忌諱談論死亡的。在這裏，我倒想着重討論一下劉再復“第二人生”中強調的“死亡體驗”。孔夫子有雲：“未知生，焉知死？”傳統儒傢思想裏所重視強調的現世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也衹是為“生”而知，為“生”而重的。但是，人，衹有面對“死亡”，面對人生存在的一切價值行將毀滅的威脅，其對世界的思考，才能從“生”的世俗事務中超脫出來，引嚮超越性的視界所拓寬的無垠疆域，為新的生命重新尋找高於“死亡”以前的生命狀態的根據和意義。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人並不是沒有談論過“死亡”的。“上帝死了。”一般中國知識分子喜歡引用尼采的這一名言，來劃分時代與自我的今昔區別。“上帝死了”，意味着以往的偶像死了，意味着維係“第一人生”的外在價值框架與係統死了。但知識者的思考，往往走到這一步就停住了。很少有人關註和正視：外在的偶像與價值係統的死亡，並不等於由外在係統所衍生出來的內在精神個體業已死亡。如果每一個精神個體在內裏沒有發生真正的質變，沒有經驗涅槃式的“死亡體驗”，外在“偶像”的死亡，就有可能以“基因轉移”與“遺傳突變”的方式，轉而成為延續在個體精神生命中似新若舊、“新”得亮眼而實際“舊”入骨髓的東西。你從今天似曾相識的許多知識話語裏，是可以看到這個“已死”的外在“上帝”的“基因轉移”現象的；你從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之類“廣受歡迎”的大堆頭製作裏，也不難看到整個社會的“第一人生”，怎樣從沒有經歷真正“死亡體驗”的個體（群體）的精神生命上復蘇。

——有時是相當可怕的復蘇，從而形成何等頑固無趣的、從視覺到觀感上的“死相”。

可以說，外在社會在“硬件”上換了一張皮，作為社會“軟件”的人的精神內核、靈魂內涵以及心理積澱、集體無意識等等，卻仍舊無以擺脫舊體製、舊價值的“第一人生”的陰影留存，二者之羝牾扭麯，恐怕已成為當今妨礙中國社會獲得更大發展一個癥結性的大問題。從這一角度看，劉再復在“第二人生”中的“死亡體驗”，就具有一種“未知死，焉知生”獨特意義了；就對所謂“中華精神文明”的現實重建、重現我們民族精神真正的“第二個春天”，提供了一個珍貴的“心靈的善本”了。客觀地說，劉再復所言的“死亡體驗”，是在人生處於生命臨界點上的某種“極限體驗”。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也有合適的空間去經歷這樣的“極限體驗”，從而生發出同樣或相近的思考的。它的可寶重之處，正是

——用劉再復的話說，這種瀕臨死亡的“極限體驗”，幫助他生長出了“第二種視力”。

——超越自我和勢利、世俗的第二種視力。他有時也把它稱之為“極境眼光”。

“極境眼光（遠方眼光）可以使人的眼睛增加許多維度。……如果用極境的眼光看待生命，把生命看成一個連續的生命鏈，看成一個生生滅滅的無限過程，那麽，對於現實（今天所發生的故事），就會有一種全新的領悟。”（《論審美眼睛·共悟人生》）

這些日子，把“漂流手記”數捲置於案頭床前，對於我是一種“驚心動魄”的閱讀經驗。讀着讀着，我時有一種臨影自驚之感，像是觸動了自己心靈深處的某一處“死相”，聽得見自己身上凝結的某些硬殼、皮屑在瑟瑟剝落的聲音。翻看“漂流手記”諸集，每一篇每一頁，你會像看靈魂解剖圖一樣，看劉再復一縷縷，一絲絲，一片片地，由點到面，由淺入深，在自設的手術臺上“剖心自抉”，清理歷史積聚在自己經歷、靈魂深處的塵埃所膠結出來的那些硬殼，一點點的打碎，鞣煉，淬火，拼接，重塑……。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自我叩問、自我拯救的過程。它幾乎觸及了個體生命的方方面面：對生命，對自然，對信仰，對家庭；對“偶像”的質疑，告別諸神，對“故鄉”的質疑，再造“故鄉”；在回憶中質疑“我是誰”的主體性疑惑，在痛悼中拷問“誰之罪”的自嘲式懺悔；以重讀經典去重新攀越先哲的肩頭以開拓新遠的視界，又在獨行獨語中梳理四海為傢的浩渺思緒，放言坦論各種人性陰暗與社會禁忌……。這一切，其核心命題，就是對個體生命的重塑與再造。

——從打碎外在的偶像（“上帝死了”），一直到粉碎自我的偶像（“‘我’也死了”）；從批評專製，到發現自己也是被專製污染的“帶菌者”（〈帶菌者·西尋故鄉〉）：

“現在我發現又有一個陰影和地獄，這就是我自己。而且最難逃出的地獄就是自我的地獄。很奇怪，人從小就喜歡照鏡子欣賞自己。鏡子裏的自我，便慢慢地成了自己的偶像。這個自我的偶像正是最後的偶像。這個偶像現在有了著作，有了桂冠和名聲，還有被論敵稱為‘體係’的理論建築。然而，這種建築恰恰是自己的高墻。”（《最後的偶像·漂流手記》）

《漂遊手記》

作者：劉再復

劉再復從精神到肉身的“第二人生”，確實越走越遠了。“漂流手記”裏的許多話，放在以往，絶不可能由劉再復口中如此道出；如今讀來，倒是“非如此說，纔是劉再復”了。我知道，很多以往熟悉再復的人，都能真切感受到他身上發生的巨大變化：樂觀，放達，幽默，自嘲，好玩，愛吃，興衝衝跟着年輕人上山滑雪，風風火火開着車子到機場接人……那種以往少見的隨意和率性，那種“深海沉思型”上面覆蓋的“草地陽光型”，簡直是判若兩人了。面對那些善意的或者嘲諷的“走得太遠”的質疑，劉再復坦然答道：

“……此時此刻，我別無所求，衹求心的安寧，能夠從容地想想過去。想想自己走過的路。……我衹想把幸存的生命放在實在處，以生命的全部真誠去感受人間那些被濃霧遮住的陽光，時時親吻大自然和大宇宙的無盡之美與無窮的精英，把身外之物拋得遠遠的。……有人說：你走得太遠了。不錯，過去的自己真的離我很遠。我已經拒絶了一切自我標榜的偽愛和一切外在的誘惑，而重新領悟真正的愛意。”（《初見溫哥華·遠遊歲月》）

“童心童言”

從“救救孩子”到“讓孩子救救自己”……

“童心說”，是“漂流手記”中由“第二人生”的母題生發出來的“主題復調”（“人可以有數度童年，可以有多次誕生”），也是被劉再復反復吟唱得草木清華水天澄明的一個極為動人的主題。打開《漂流手記》諸書，書頁間你到處都可以看見孩童清亮亮的身影，聽到孩童金子樣的脆亮亮的聲音。可以說，自冰心及其翻譯的泰戈爾之後，在現、當代漢語文學中的“童心”主題，要麽孱弱無力湮滅在各種高調喧囂之中，要麽衹成為虛假世故中的曼妙點綴，還沒有哪一位作傢的哪一部作品，能夠達到劉再復的“漂流手記”係列所表現的力度和深度的。

根據作者的說法，“童心說”的直接來源，是他受到他的福建同鄉、明末異端思想傢李卓吾的《童心說》的啓迪。

“從年輕時節到今天，我在冥冥之中一再聽到他從萬物萬有之母的懷裏發出的呼喚：同鄉兄弟，我的童心說獻給我的同時代人也獻給你的同一代人，特別要獻給你。你的生命快要被堆積如山的教條吸幹了，你的天真快要被濃妝豔抹的語言埋葬了。你正在被時代所裹脅，一步一步邁嚮死魂靈的國度。救救你的天真，救救你的天趣！往回走，返回你的童心，返回清溪和嫩柳滋潤過你的搖籃。你是無神論者，天國不是你的歸宿，但地上的天國屬於你。地上的天國就是你的天籟世界，童心就是這天國的圖騰。”（《獨語天涯之312》）

請註意“歸宿”、“天國”、“圖騰”數語。在這裏，劉再復是把“童心”置放在一種形而上的“終極關懷”的層面去作觀照的，“童心”，在劉再復言說中有着一種至高無上的本體性、超越性的位置。

——童心即為真，即為道，即為大，即為自然。所以，作者從“第一人生”中呼籲“救救孩子”的立場，轉進到“第二人生”中呼籲尋找童心童言，“讓孩子救救自己”的立場。從“拯救者”一變而為“被拯救者”和“自救者”，這“童心童言”的視角，一下子就拓出了另一個觀照世界和觀照自我的全新視界，鋪陳出另一個元氣混沌充沛、人性自然本真的世界。

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童心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命題。如果說，儒傢所重的“君子養浩然正氣”（孟子），強調的是人在社會中的胸襟操守、責任擔當；道傢所重的“赤子之心”（莊子），則註重的是，人在自然中的本真本性和自我的真實存在，比外在的各種社會倫理、道德規範更重要。所以老子說：“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自然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大道”，自然就是世界本身，存在本身，意義和價值本身。循順自然，以人的本真本性在社會立身行事，道德和事功自然而然就會生長完成。所以莊子在《天地篇》中又言：“無為為之為天，無為言之為德。”童心，童真，童言，正是這樣一種“無為”的、“直見性命”的、未被任何外在人為規範所遮蔽、所束縛、所扭麯的自然。“專氣緻柔，能嬰兒乎？”（《道德經》）它所指涉的，就是世界的本來面目，事物的真實面相。劉再復在“漂流手記”裏所反復強調的“童心童言”，不單是一種脫去意識形態外衣，不帶主義、概念框架偏見的人性目光，同時更是一種人在社會中的不矯飾、無包裝的生活態度與行為方式，它提示了作者的“第二人生”中作為“新我”的特質，也為當今中國人在政治專製與商業專製的雙重夾縫中，如何創造和重建自己的行為方式與生活方式及其社會規範，提供了一面清明的鏡鑒。

——道德化的“正義矯情”，容易使虛假本身看起來愈加“情真意切”。

做一個真實的人，用真實的目光去看世界，是“童心說”的核心。把“嬰兒階段”視為人生必經的第三階段的尼采（見《獨語天涯之365》）就說過：“哲學家不僅是一個大思想傢，而且也是一個真實的人。”隨着文明的進化，披挂在本真人性身上的許多外衣。

——知識、技術；政治、人事；概念，術語；形式，包裝等等等等，常常掩蓋了人性本身，或者變成了人性本身。幾千年文明的積澱和數十年僵化體製的遺傳，更容易把“偏見”與“積習”幻化為一種“真理的目光”，於是，“文明”會藉着“真理”的名義演化為“蒙昧”，人性和社會的真實，就蛻變為各個時期、不同樣式的假象當道、面具陳列。其實，文明的這種失真、異化的睏境，無論中西，概莫能外。記得王元化先生曾引用過季羨林在《旅德日記》中講述的故事：德國一位醫學泰鬥在一場考試中把一個豬肝放在學生面前要求辨析，結果竟有醫學院學生為此瞠目結舌而令考試落第；他又要求學生去辨析他衣服的本來顔色，一位學生直言說出衣服呈現的簡單色澤而得到考試高分。這位權威說：認識世界本來的真實面目既是最簡單的、也是最高深的學問。“眼前看見什麽，就說是什麽，連這一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麽能當醫生呢？”（見王元化《近思札記·九十年代反思錄》）

劉再復在“漂流手記”中也一再這樣自我提醒：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這樣才能保持天真天籟。《漂流手記》裏一再提到的這樣的故事，對於中國大陸經歷過文革的幾代人都是熟悉的：因為毛澤東在“延安講話”裏有過“工農腳上有牛屎，但他們比知識分子香”一語，十數年間，一代、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紛紛身體力行地投身這種“無産階級香臭觀”的改造，全中國到處都在大作大寫“階級感情天天講，腳上牛屎噴噴香”之類的詩句，久而久之，在許多人半真半假的生理反應中，“牛屎”真的就成為“香物”（筆者確有此真切體驗）；久處鮑肆而不聞其臭，因為“腐臭”已經成為“存在”本身，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真實面相，完全被遮掩了。（參見《大糞與大同理想·漂流手記》）

“假作真時真亦假”。可以說，“以假作真”與“弄假成真”以至“真假莫辨”，多少年來早就成為我們中國讀書人自身知識人格中最真實的一部分。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主流意識形態中所特有的崇高感、道德感，那種“解放全人類”的至高無上的理想光環，最容易讓人生發出一種道德化的“正義矯情”，一種涕淚橫流式的“真理假惺惺”，而令得虛假本身，看起來愈加“情真意切”。衹要想一想，幾十年來為什麽“左”的東西，浮誇、激進的東西，在中國讀書人中特別容易有市場；真實的生存命題、顯明的常識事理，特別容易被各種漂亮的煽情術語所遮蓋，就不難明白其中的奧秘了。如果說，一切專製政治，都是被謊言和恐懼宰製的政治。真實，就是消解專製和恐懼的最大利器。所以捷剋的哲人總統哈維爾早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呼籲：“回到真實”。對此，劉再復描述得異常痛切：

“應當救救自己。全部感覺都被改造過了，連眼睛也麻木。全部性情都被歪麯過了，連哭泣都有點走樣。全部理念都被污染過了，連反教條的文字也帶有教條的尾巴。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最後的地獄，黑暗聚集在這地獄裏。帶着這沉重的地獄，我怎麽去救救孩子，難道要擁抱孩子一起滾入地獄，難道要裹挾孩子走進那無所不在的黑暗。我已經被摧殘孩子的時代剝奪了救救孩子的資格。我不可能是拯救者。我衹想救救自己，衹想孩子幫助我救救我。”（《獨語天涯之366》）

這樣，所謂人生的大自由、思考的大自在纔算真正出現了。

應該如何自救呢？劉再復在“漂流手記”中所弘揚的“童心說”，是由這樣三個不同的層次的臺階構建的：回到童年，珍視童年，再造童年。回到童年，是劉再復在遭逢“瀕臨死亡的體驗”之後的第一種自救方式。作者把一己目光從當下的血火亂離、世俗塵煙中抽離出來，像鮭魚一樣，為再造新生而洄遊千裏萬裏回到出生地；劉再復用了無數篇幅回溯童年，回訪故鄉的草地森林、老井榕樹，在鄉間的山嵐水氣中憶記曠野的虎嘯、師長的足印、祖母的懷抱，重新找回自己剛剛離開襁褓、降生大地時那種環望世界的真澈目光。“當往昔的田疇碧野重新進入我的心胸，當母親給我的簡單的瞳仁重新進入我的眼眶，當人間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繼續顛倒，我便意識到人性的勝利。”（《獨語天涯》）同時，他又從自己漂流生涯中的親人朋友、歐美街頭、院校教壇以及經典文庫中，去找尋、去迎捧、去發現、去謳歌這種真澈的目光。這就是他的珍視每一種童年、童真、童言的努力。從山那邊的小鹿眼中，從終生保持金子一樣的胸懷天趣的美國大詩人保羅·安格爾的眼中，從備受幾十年冤獄摧殘、晚年衹能躺坐着寫作卻依舊風骨嶙峋、風采勃發的聶紺弩的眼中，當然，更從《山海經》的天啓天籟、《紅樓夢》的寶玉黛玉、《戰爭與和平》的娜塔莎等等這些經典形象中，也包括，從自己一對冰雪聰明、未脫稚氣的女兒小梅小蓮的眼中……，劉再復可以說是竭盡全力的，在四方搜尋這種真澈的目光，把這種飽藴人類天性良知的目光，當作漂流獨行中最好的支柱和倚傍。可以想見，設若沒有這樣澄澈的童真目光的支撐，沒有輝映着這樣溫潤空靈的童趣的文字華彩，作者的“遠遊歲月”連同他的“漂流手記”，將會顯得多麽蒼白、無趣！

這裏，我想特別提請讀者註意“漂流手記”係列中“人物篇”。劉再復在作品中表現的“童心說”是充滿浪漫情趣的。然而作者對“童心、童真、童言”的思考，卻並沒有流於理想化和浪漫化，更不是故作“小兒態”（見《“小兒態”種種·漂流手記》）；毋寧說，那是建基在悲沉痛切的歷史記憶和現實批判之上生發出來的獨特思考

——回溯童年，是為了追溯：人性的童真、知識的童真，究竟是從哪裏丟失的？自什麽時候開始、又在哪些方面丟失的？“漂流手記”裏寫了很多不同類型人物素描：

音樂傢馬思聰、施光南、日本友人丸山和伊藤、作傢冰心、趙樹理、老捨、聶紺弩、傅雷、巴金，學者孫冶方、錢鐘書、吳世昌，華僑陳嘉庚，以至中共高層文化人物周揚、鬍喬木等等。

這些不同類型的人物，是浮雕在作者筆下鋪陳的獨特歷史氛圍之中的：那裏有“革命神話”中泄露的荒誕不經，有“革命世故”下打造的大小面具，有“靈魂革命”裏留下的真假涕淚，還有“革命專政”的鐵板縫中溢出的人性掙紮……總之，直面種種相關“革命”的真面真相，從中追溯出荒謬之成為荒謬、風範之成為風範的具體脈絡。讀聶紺弩的“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讀周揚臨終前的傷感眼神，讀鬍喬木的陰陽兩難委麯，真真讀得人錯愕，讀得人汗顔，讀得人心痛。作者親歷親灸着中國當代文化史中許多重要人物的許多重要關節和重大時刻，讀人一如讀史，也讓人看到歷史的慘酷面相下的絲絲溫情暖意，與人性的復雜多面後面崛然挺立的爽亮骨節；同時更加珍惜，在社會的污濁和世道人心的扭麯中，任何閃現童心童言的人性之光的彌足寶重。

“……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是本心，更無假藉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

“人類童心不知權力的邏輯，它在權力森嚴的圍墻外笑着，跳着，歌吟着。所謂天使，就是在權力的大門外自由飛翔的童心。天使就是未被權力污染和俘虜的孩子，所有畫傢想象中的天使都是孩子。”（《獨語天涯之355》）

所以，“再造童年”，就成了劉再復在他的“第二人生”中非常真實具體的自我救贖之路。扔掉名利得失的外在包裝、扔掉意識形態的積習包袱，也包括扔掉各種有形無形的忌諱和牽挂，劉再復首先恢復了一個真實的自我，然後再在這個自我上重新開拓、挖掘出以往沒有的或業已丟失的真率的本真本性。這樣，所謂人生的大自由，思考的大自在纔算真正出現了，所謂“第二人生”，纔算具備了形式的質感和血肉的形態而真正落到了實處。值得註意的是，如果不小心，這個“第二人生”，很容易混淆於另一個極權主義話語的熟悉字眼。

——“新生”。在那樣的語境中，所謂“新生”、“新人”等等，是以“脫胎換骨”改造人性，把“自我”矮化為負值，最終以扭麯人性成為權力機器的構件（所謂“革命蠃絲釘”）為依歸的。劉再復的“第二人生”不是“改造”，不是以“崇高”扭麯“正常”；而是“回歸”，從人性長期扭麯為負值的“常態”，回覆到無包裝、無虛飾的正常本真之態；重拾“皇帝的新衣”後面丟失的那個孩童的目光，去重新審視人生、重塑“新我”的樣貌。“在八十年代末的歷史風浪中我意外地贏得一種收穫：這就是丟掉一個包裝自己的外殼，一個被許多人羨慕的外殼：桂冠、名號和地位。於是，像脫殼的蝴蝶，我飛嚮自由的天空。這個時候，我意識到：沒有包裝的生活開始了。沒有包裝的生活纔是生活。”（《獨語天涯之288》）

坦白地說，我們這些熟悉瞭解再復的人，從“漂流”生涯一開始，就把他當作一個“需要特殊保護的動物”看待。因為像他這樣一個敏感善感、又被體製嬌寵了多少年的“乖孩子”，陡然失去一切外在保護又被扔到異國異域的生存大漩渦裏，作為個人，從精神到體魄，應該都是相當孱弱無助的。萬萬沒想到，幾年下來，再復竟然讓所有關心他的老朋友們“摔碎了一地眼鏡”：他不但依然用溫厚從容的為人行事、敏銳的談吐、豐厚的著述，證明自己是一個精神上的強者；而且，從眉眼氣色到動作身手，“剎那之間”煥然一新，從一個“笨手笨腳”的文弱書生，變成盎然昂然的一個“孩子樣的壯漢”或“壯漢樣的孩子！翻開“漂流手記”諸集，看看再復喜歡“走出去”的好玩貪玩（《走出去·西尋故鄉》）、學開車的闖禍驚險（《學開車·西尋故鄉》）、沉迷粉刷裝修新居、修整草地上癮的故事（《玩屋喪志·西尋故鄉》），真不禁讓人莞爾。特別是讀到其中充盈的反諷、自嘲和幽默（此乃中國士人的“稀有之物”），讀到他剖白自己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徒心態”（《欲望之城·閱讀美國》），把美國的“減肥去脂”風潮比喻為中國文革時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與“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富人喜劇·閱讀美國》），禁不住要捧腹大笑。這真是一個回覆了赤子童心、心理生理充實健康的人，纔可能寫得出來的瀟灑文字！前人論王陽明晚年思想的化境，有“知是知非，無是無非”一語：“居越以後，所操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是本心，更無假藉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明人王幾語，引自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再復在“第二人生”的蛻變，也讓熟悉他的人有“開口即是本心，更無假藉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之感，真的為“士別三日，當颳目相看”這一古訓，註入了全新的意藴。難怪，再復要說：“回覆童心，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凱旋。……我的凱旋是對生命之真和世界的重新擁有。”（《獨語天涯》）

劉再復的手稿

“再造故鄉”

種族、地緣和血緣的認同，果真就具備不言自明、高於一切的價值嗎？

文字逶迤到這一節，我不由得打了個盹。

——這纔進入“漂流手記”係列最吃重的一個主題，一座最難逾越卻無路可遁的雄山大嶽了。套用作傢韓少功的一個語式。

——他曾說過：如果1990年沒有任何優秀小說，衹要有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也可以算是一個豐收年了。在這裏則不妨這麽說：哪怕劉再復的“漂流手記”係列的大部分篇什都不足為訓，僅僅衹是因為它提供了“再造故鄉”的全新思考，亦適足以為世紀之鳴，驚世警世、屹立滄海了。

確實，這個話題太舉足輕重了。

在中國現代語境的話語框架裏，怎樣把“國傢”（“祖國”、“故鄉”、“故土”，以至“中國”、“民族”、“愛國”等等都是它的同義、近義詞），變成真正的精神傢園和心靈情感的源頭活水，而不是一套枷鎖、一個陷阱、一個包袱、一種束縛，這始終是二十世紀迄今，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最大睏境之一。可以這麽說，從二十世紀初年一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伊始的今天，中國知識者所面對的整個精神氛圍和文化語境，都是籠罩在“強國夢”的國傢意識與民族意識之中的。這當然無須厚非。從上一個世紀初由外族入侵、列強瓜分所激起而席捲神州幾十年的“救亡”熱潮，一直到世紀末期植根於“落後挨打”、“被開除球籍”的憂患意識而大步推進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市場化熱潮，以民族意識、國傢意識為內核的“強國夢”，都是其中最大、最根本的驅動力。這一驅動力不但造就了今天一個逐步邁入“小康”、進入世界強國之林的現實中國，也造就了一代、幾代人業已固定成型、成為文化積澱和集體無意識的一種涵蓋廣大的意識形態：“祖國高於一切” 。

“祖國高於一切”的口號，以土地、血緣的倫理情感為本，本來是有着天然的、人性的合理性的。它的確切內涵即是：“國傢利益高於一切”，“民族認同高於一切”。這在以祖先崇拜為圖騰的中國文化語境中，似乎也是天經地義，毋庸置疑的。但是，果真，“祖國”就是“一切”嗎？種族、地緣和血緣的認同，果真就具備不言自明的、高於一切的價值嗎？想想二十世紀人類生活中經歷的慘行、悲劇，有哪一出，“國傢利益”和“民族認同”不是陪斬其中，甚至成為血刃無辜的槍口屠刀？希特勒的“雅利安種族的驕傲”，斯大林的“蘇维埃俄羅斯的榮耀”，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多少的暴虐惡行，假“祖國”之名！“國傢”、“民族”一葉障目，不見公理、人性、正義、良知之“泰山”，這，正是衆多現、當代歷史的荒誕劇中，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在特定歷史誘因下會發生整體性瘋狂、集體性走火入魔的基本原因。衹要想想，以好學深思著稱的德意志民族所發生的屠殺猶太人的種族滅絶迷狂，以禮儀之邦立史的中華大地所見證的殃及億萬無辜的文革大浩劫，人們就應該對諸多“ＸＸ高於一切”，“ＸＸ壓倒一切”之類的口號心懷警覺了。

從人類學的角度，所謂“中華民族”，至少是包含了蒙哥利亞種、馬來種、雅利安種等多人種、多血緣所組成。從歷史上看，即便“炎黃”、“華夏”這樣的字眼，也是由遠古時代的多族裔、多國傢融合而成。所以史學家錢穆先生說得很明確：“古代的中國人，似乎彼此間根本便沒有一種很清楚的民族界限。至少在有史記載以後是如此的。……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在有一個分別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裏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衹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傢觀念之上。他們常願超越國傢的疆界，來行道於天下，來求天下太平。……正因中國人由傢族觀念過渡到人道觀念，因此把狹義的民族觀念與國傢觀念轉而超脫解放了。”（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Ｐ.39-42，商務印書館，1994）

時至今日，以傳統名義所麯釋、所強化的“祖國”意識，被充分意識形態化與道德化的“祖國”意識，在政教合一、黨國一體的建製之下，仍舊變成以群體名義剝奪個人權利、以血緣情感替代自由權益與獨立思考空間的一種堂皇的理由。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之下，在“強國夢”似乎已經、或者將要“好夢成真”的現實語境中，那個“不言自明”的“祖國意識”，與意識形態化的狹隘民族主義狂熱相結盟，同時附着在各種外來學理和現成概念的“包裝”之下，已經成為當今在神州大陸上勃發的一種“知識背景”。筆者對它的曖昧意涵與前景，是深懷憂慮的。

在這樣一種認知之下，把劉再復在“漂流手記”中提出的“再造故鄉”的命題，不光置放在作者中年被迫離鄉背井的“漂流”境況之中，同時置放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話語裏關於“祖國意識”的吊詭辨難之中，就顯得深意獨具了。“知識分子的人格結構是世界文明所建構的，它天然地不衹屬於一個民族。在時間增值、空間貶值、地球變成一個村莊的時候，知識者的身份註定不衹是一個國民，而且一定是一個村民。任何人造的邊界，包括國界，都不能限製知識者的思想的遊牧。知識者自創的思想路綫一定重於國界綫。從這一意義上說，知識者的國度乃是一個沒有國界的大村落。”（《獨語天涯之563》）

因此，劉再復的“再造故鄉”為世紀之交的漢語世界所提供的，就不僅僅衹是個人“漂流”異國的心情故事，而是關乎面對新世紀中國知識者的知識立場、知識視野、知識人格、知識言說等等方面的重大課題了。

“靈魂傢園的工程師就是你自己。是時候了，用你的骨骼再造你的故鄉。”（《秋天安魂麯·西尋故鄉》）

劉再復的“再造故鄉”之旅，其實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貫穿了他的“第二人生”中整個靈魂重建、自我救贖的全過程，每一步都走得有思有得、實實在在。從“背負着黃土地漂流”開始，有形的故鄉的失落，曾經使得作者“好像不是生活在陸地上，而是生活在深海裏，時時都有一種窒息感。”（《漂流的故鄉·漂流手記自序》）但是，漂泊的生涯也為他贏得了一雙漂動的眼睛，使他“不再把生命固定在地圖的一個點上”去認識自己和世界，重新去叩問故鄉的意義和生命存在的意義，“我在叩問中告別了‘鄉愁’的模式和族群的土地觀念，而尋求生命最後的實在。”（《漂泊六年·西尋故鄉》）漂流伊始，作者從托馬斯.曼的“祖國文化就在我的身上”中悟到：血脈中的故鄉文化，象形文字構築的書籍，都是自己靈魂可以寄托的傢園，“到處有漂泊的母親，到處都有靈魂的傢園。”（《漂流手記自序》）同時，又從《紅樓夢》中黛玉給寶玉加的禪語“無立足境，是方幹淨”一語中，領悟到漂流正是“無立足境”，漂流者正是揚棄“主人心態”，不占有財産權力，以天地為境的過客。（參見〈夢裏已知身是客·閱讀美國〉）這是一種“距離感的美學”，“不流動的處所如死水泥沼，如果常住着，自然會被弄得滿身污濁滿身瘴氣。”（《漂泊六年·西尋故鄉》）拉開了地域的距離，反而容易把握故鄉的實在。這是劉再復的“故鄉”思考，跨出了地域、血緣邊界的第一步。站在巴黎羅丹博物館的“思想者”雕塑面前，劉再復曾經感動得落淚，在驟然襲來情感潮水中突然找到一種全新的自我身份認同：“思想者種族”。“它散布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這支種族沒有國傢，沒有偏見，但有故鄉和見解，他們的故鄉就在書本中，就在稿紙上，就在所有會思索的人類心靈裏。（《思想者種族·西尋故鄉》）”

在這裏，劉再復作為具有獨立知識人格的“思想者種族”，已經把自己的“故鄉觀”拓展到人性與人文的自覺選擇之上了。當年馬剋思提出的“工人沒有祖國”的命題，其實指的是在一種壟斷性的權力結構之中，弱勢者是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的。“思想者種族”的“沒有祖國”，卻是從根本上蔑視權力、挑戰權力同時超越權力的。“真理大於權力，文化大於國傢，生命語境大於歷史語境”的認知，由此進一步確立了。

走上這一步以後，劉再復的“再造故鄉”思考，便呈現出一種別樣的開闊和深邃。無論《紅樓夢》、《山海經》、《人間詞話》、〈六祖壇經〉、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經典的再闡釋，或是獨享孤獨、閱讀美國、感悟巴黎、西尋故鄉，你幾乎在“漂流手記”的每一篇、每一節中，都可以見出它引燃的靈動而飄逸的思想光焰。

“富蘭剋林說：‘何處有自由，何處是我傢。’／佩恩回答說：‘何處無自由，何處是我在’。／這一對話與佩恩在這一對話所達到的人生境界，近幾年一直參與我的思考，並對我産生很深的影響。”一方面，作者確認：“……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家乡，故鄉的意義本來就聯結着人的生命意義。……故鄉，應當是賦予自己的兒女生命力量的母親，她的懷抱與搖籃，天生就被命名為溫暖與自由。”另一方面，作者又進一步質疑：“……我憎惡一切鐵籠特別是心靈的鐵籠。我正是在反叛心靈的鐵籠中纔感到存在的意義。因此，我不能滿足自己已經獲得一個自由抒寫的精神傢園。……佩恩的卓越之處在於他不是沉湎於自由，而是感悟到爭取自由的責任。”（《何處是我在·西尋故鄉》）

在這裏，劉再復對自由的超越性思考，已經把“自由”和“對自由的責任”，從“故鄉”的地域血緣層面，升華到“我在”的本體論層面。筆者想特別指出，在現、當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上，這是具有的獨特意義的跨越。在中國士大夫強調“經世致用”的傳統世界觀中，是沒有“自由”的位置的。在西潮東漸的二十世紀中國學界包括政界，“個人自由”本身，從來就沒有被當作終極的價值和目的，而是僅僅被看作實現某種目標（比如“強國夢”）的手段。這就如同不加省思的“祖國觀”已然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一樣，這種“永恆的權宜”之“自由觀”，已經成為對於自由權利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漠視。所以，纔會有西方洋洋大觀的“自由主義”概念內涵，竟至於淪落成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中“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背後說閑話”等等之類的狹隘可笑的定義。關於這一點，梁漱溟先生早年的描述很是生動：中國人“對於西方人的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得很，不懂得要這個做什麽，一種是吃驚得很，以為這豈不是天下大亂！”另一方面呢，“西方人來看中國人這般的不想要權利，這般的不把自由當回事，也大詫怪的。”（轉引自周國平《中國人缺少什麽？安靜》，Ｐ.180，北嶽出版社2002 ）

恢復作傢本來應有的日神精神，自由地、冷靜地觀照一切，包括觀照國傢。

站在這樣的認識平臺之上，劉再復提出的“放逐國傢”。

——“文學對國傢的放逐”一說，就不但是石破天驚之言，同時也為海涵踏實之見了。

“中國的流亡文學，如果以屈原為開端並以他為第一個成功的代表，那麽，它的心態正是‘被國傢放逐’的心態。‘自我放逐’則是擱置國傢，開闢精神性的‘自己的園地’（周作人），遊思於自己創造的心靈空間。但‘自我放逐’衹是回避國傢的否定性自由（negative-freedom），而‘放逐國傢’則是主動地駕馭國傢和超越國傢種族觀念的積極性自由（positive-freedom），在此自由狀態中，作傢與國傢發生主體移位：國傢可以放逐作傢，作傢也可以‘放逐國傢’。作傢不再把國傢視為偶像，而是視為靜觀對象。……作傢既不是被國傢放逐的歷史受難者的角色，也不是躲進小樓的心靈避難者的角色，而是恢復作傢本來應有的日神精神，自由地、冷靜地觀照一切，包括觀照國傢。”（《文學對國傢的放逐·放逐諸神》，P.284，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4）

在文中，劉再復沒有對他所藉用的西方“日神精神”概念作出中國式的定義。其實，所謂“日神精神”，“中”而化之，也不妨說，亦即是前引之錢穆先生所言的超越國傢界限的“天下觀念”、“天下情懷”吧。有意思的是，劉再復不喜歡“被國傢放逐”後哭哭啼啼、呼天搶地的屈原、賈誼類型的知識分子；錢穆先生在他的史論中，也對一心忠於楚懷王、“戰國時代唯一始終堅抱狹義國傢觀念”的“有名智識分子”屈原，表示大不以為然（見《中國文化史導論》Ｐ.49）。不幸的是，屈、賈式的“狹義國傢觀念”及其君臣父子結構的道德人格，卻幾乎成了兩千年來中國士人立身行事的基本範式。對於一般中國讀書人，“天下”二字本來是爛熟於心的。可惜，在許多人眼裏，“天下”即“皇土”（“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從“傢天下”、“黨天下”、“國天下”一直到“ＸＸＸ甲天下”，這個“天下”，不是無垠而多元的真實世界，反而在在都是有“邊兒”的，有藩籬、有溝塹、有阻隔的。這千年之阻隔，固有其不同朝代的不同內涵；當國傢的權力意志以“祖國高於一切”之類的現代表述，成為一種可以加以各式包裝的時行口號時，中國讀書人馬上就容易變得沸沸然而昏昏然，睏厄其中而久不自知了。劉劍梅在給父親劉再復的信中所引用的泰戈爾的話，值得在此重述一遍：“愛國主義不能成為我們最後的避難所；我的避難所是人道。我不會以寶石的價值來買玻璃，而且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也不會允許愛國主義勝過人道。”（《論天下襟懷·共悟人間》）所以，當世紀之交，劉再復昂然喊出“放逐國傢”

——“文學對於國傢的放逐”之言，無疑是一聲振聾發聵的黃鐘大呂。這一命題，至今引起過那麽多的瞠目結舌與竊竊私語（卻又沒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討論），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和女兒小梅的通信《論天下襟懷》中，劉再復進一步梳理了自己“再造故鄉”的心路歷程：

海外十年，我不斷地領悟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也不斷地領悟他的“不隔”之境。於是，我先是打破教條之隔而直面事實與真理，之後又打破名利之隔而面對良心和贏得心靈的平靜，最後又打破國界種族之隔而尋找情感的故鄉。我開所說的放逐諸神與放逐國傢，便是掃除心中設置的城垣，不再被各種狹隘的妄念所隔，盡可能地擴大自己胸襟的廣度。心靈的自由度與胸襟的廣度關係最為密切，幸福度也與心靈自由度、胸襟廣度成正比。（《論天下襟懷·共悟人間》）

劉再復對《人間詞話》這個“不隔”的重新解讀，可謂深意大焉。已故宗白華先生的美學概念中喜歡用“宇宙性”一類概念去表述中國古典藝術中的“天人合一”境界的廣袤博大；近人則喜歡用“共同人性”或“國際性”、“世界性”、“人類性”一類字眼去表述跨越國界疆域的人類共同情感精神與普泛的價值原則。用劉式表述，這就是“天下襟懷”，這就是“不隔”吧。對於知識分子或者作傢、藝術傢，其實它們統統指涉的都是一個東西：在認識世界、表現（表述）世界時，知識者所表現的心智、精神的超越能力。中國儒傢傳統文化太註重現世功利了。過於註重人際倫理和道德秩序的結果，使中國士人往往缺乏個體生命意識和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無論進退、顯隱，往往仍舊繞着“狹義的國傢觀念”（廊廟、社稷、皇恩、“感謝ＸＸ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等等）打轉。“被國傢放逐”者，頂多走到“自我放逐”（所謂“獨善其身”）的一步就停住了。靈魂馳騁的疆域，在“國傢”面前就要勒馬徘徊。多少年來，人們常常喜歡泛泛感慨：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作傢、藝術傢，缺乏俯瞰歷史、穿越時空的“大氣”

——大眼光、大視界，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缺乏表現“人類共同精神”（“人類性”）的大作品等等。其實，在本文的語境中，所謂“大氣”，第一步就是要具備劉再復上述所言的“不隔”的超越精神。所謂“大氣”的、具備“人類性”的思想、藝術成果，其實來自作者精神人格、觀照世界的視界及其和作品本身的價值內涵，卻與夾雜多少“現代”、“後現代”、“全球化”之類的時髦話語無關。因此，“放逐國傢”並不僅僅是一個“流亡文學”的觀念，它首先是一個精神的坐標，一個關乎終極關懷的價值尺度。它建構在這樣兩個基點之上：生命的意義與尊嚴，自由的價值與目的，纔是人之成為人的真正歸宿，纔是一個人真正的精神傢園和心靈故鄉。

可以這麽說，劉再復的“再造故鄉”之旅，為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史，拓開了一片有別於上一世紀籠罩於“強國夢”之下的思想版圖。它的啓迪，既是具體的也是當下的：一個知識者，無論身在域內域外，是安居是“漂流”，不但應該用行動、用身心去愛自己的故鄉、傢園，更應該將這種土地之愛、血緣之愛升華為一種人性人道的大愛，在更廣大的價值層面去重新確定自己精神傢園的座標，去重造、重塑自己心靈情感的“故鄉”。衹有走到這一步，“故鄉”和“傢園”纔真正和“人類的共同精神”打通了，精神的阻隔圭礙纔可以最大限度地減輕減少了，纔可能出現一種“大氣”渾然的尊嚴和自信，一種健全的精神人格，纔算完成它的重塑過程了。這種“打通”的視界，即是“不隔”，也即是劉再復所言的“極境眼光”。

“極境眼光會給作傢帶來一種大愛大慈大悲。佛傢追求的‘空境’，乃是放下一切世俗妄念而包容萬物萬法的無限心胸之境”。（《論審美眼睛·共悟人生》）

2002.10.3 - 2003.3.18 

於耶魯澄齋

劉再復與李澤厚合影。圖片引自李輝“先生們之劉再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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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煒，中國大陸旅美作傢、批評傢，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曾任耶魯東亞係中文部負責人。文革中曾下鄉海南島農墾兵團十年（1968-1978）。1978年進入中山大學中文係，獲學士學位。1982年赴美留學，獲洛杉磯加州大學文學碩士。後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1986年回國工作，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90年後定居美國。

曾出版長篇小說《渡口，又一個早晨》（1982，廣州《花城》）、《迷𠔌》（1999 ，臺北爾雅出版社；2006，北京作傢出版社）、《米調》（2007，廣州花城出版社），《米調》曾被評入“2004年中國最佳小說排行榜”，《磨坊的故事》（2016，美國南方出版社）；短篇小說集《遠行人》（1988，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學術隨筆集《西洋鏡語》（1988，浙江文藝出版社）；散文集《獨自面對》（2003，上海三聯出版社），《站在耶魯講臺上》（2006，臺北九歌出版社）, 《走進耶魯》（2009，北京鳳凰出版社） ；交響敘事合唱——知青組歌《歲月甘泉》歌詞（2008，廣州太平洋音像公司），歌劇劇本《鐵漢金釘》（2011，北京《中國作傢》），《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2012，香港大山出版社；201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天涯晚笛》被新浪、鳳凰、文匯、新華等網評入“2013中國好書榜”），古體詩詞集《袞雪廬詩稿》（2015，廣東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