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省長、反腐作傢張平：反腐文學的生死抉擇
新民周刊
揭示反常的、人們卻司空見慣的那種生活的本質，鏟平官員和民衆之間的那道鴻溝，是反腐的一項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務。貧富懸殊、腐化墮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悲劇，不能也不允許再度發生在我們這樣的國傢和社會，這需要每一個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和奮爭。從這個角度說，《重新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作者｜何映宇
1981年，張平寫完處女作《祭妻》，將小說寄給了《山西文學》雜志社。
因為題材敏感，能不能發表，敢不敢發表，編輯部的幾個編輯傳看時雖然都掉了眼淚，卻都拿不定主意。最後，這篇小說落到了主編和副主編手裏，由他們來做决定。當時《山西文學》的副總編周宗奇、主編李國濤，都是山西知名作傢、評論傢，他們思考商量了很久，最終還是决定略作修改後發表。後來張平纔知道，李國濤在决定發表前，曾和編輯部的編輯們說：發表後如果出了問題，那就由我來擔責吧，要撤職免職，撤我免我。
《祭妻》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小說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刊物轉載，張平這個名字，以這樣一種方式，從此出現在中國的文壇上。
張平的小說，總給人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感。提到張平，我們總會將他與反腐文學聯繫在一起。他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網》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纏身，幾遭滅頂之災，但他沒有屈服。
2000年，反腐電影《生死抉擇》橫空出世，在票價衹有五元的前提下，成為中國第一部票房過億的國産影片。
《生死抉擇》上映後，張平去現場看，電影院裏多次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原作小說給他帶來了莫大的榮譽和收穫，《抉擇》被評為“國傢圖書奬”，“中國圖書奬”，“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並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奬”的殊榮。
2008年，以反腐小說成名的作傢張平出任山西省副省長，同時，他又是民盟中央專職副主席，事務纏身，千頭萬緒，張平逐漸淡出了文壇，14年，他沒有創作一部小說。2013年，張平卸任山西省副省長之後，又重新拿起了這支筆，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重新生活》，這是張平的重新生活，也是他對政壇和文學的重新思考。
為正義和良知呼喊
《新民周刊》：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你寫出了《血魂》《較量》《無法撰寫的悼詞》《劉鬱瑞辦案記》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和紀實文學，這時候的視野已經由家庭轉嚮社會，是什麽樣的契機讓你做出這樣的轉變？
張平：今天回過頭來再看，當年文學視野的轉變，是一個思索的結果，一個抉擇的結果，也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看到社會的不公和非正義，你還能氣得發抖嗎？——這比文學更重要！記不得這是哪位聖賢的話了，今天想來，這可能就是一個作傢如何看待人生和社會、如何看待文學和創作的基本準則。
回顧我所有的創作和作品，可能有一點一直都是相通的，或者說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對腐惡的反抗，對弱者的同情，對壓迫與剝奪的吶喊和奮爭。
《祭妻》《姐姐》如此，《血魂》《較量》如此，《天網》《抉擇》《紅雪》《十面埋伏》《國傢幹部》，一直到今天的《重新生活》莫不如此。
直面現實，近距離地描寫生活，為正義和良知呼喊，維護和捍衛社會的公正、公平、民主、法治，這幾乎就是我作品幾十年來的不變立場和一貫堅守。
我想，所有堅守這一創作原則的作傢，都會受到人民的歡迎和認可。
《新民周刊》：《抉擇》聚焦的是國企腐敗，《十面埋伏》揭露的則是司法腐敗，這樣的小說題材在中國是比較敏感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有遇到過什麽阻力嗎？有沒有做一些妥協？
張平：《抉擇》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說到《抉擇》，就得說起我的另一部作品《兇犯》。《兇犯》寫了一個復轉軍人捨身保衛國傢林場的故事，村民們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村霸一起把新來的剛正不阿的殘疾退伍軍人打得渾身是傷，多處骨折。這個退伍軍人捂着腸子都流出來的傷口，一個人拼死爬回林場，取回那桿老式步槍，又爬回村子裏，把惡霸四兄弟三個打死，一個打成重傷。這個復轉軍人最後也因流血過多而亡。《兇犯》後來改成了一部電影，名字就叫《天狗》。《天狗》這部電影幾乎囊括了當年所有的電影大奬，金雞奬，華表奬，上海國際電影節大奬等等，都得了。
全國十佳女導演鬥琪看到我的這部小說《兇犯》後，覺得這部作品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電視劇，但希望能把《兇犯》的背景放在城市裏。故事還是那個故事，不同的是這個復轉軍人保衛的不是林場，而是工廠。如果能這樣，電視劇的故事就會豐富很多。
我接受了這個建議，然後就開始采訪那些正在轉製的、瀕臨破産的、衹剩了一個空殼子的大型企業。我們希望得到的素材是，這些企業在轉型或破産期間，工人們紛紛偷盜和搶劫工廠的機械和財産，最終被復轉軍人以生命的代價給製止了。
但采訪的結果完全相反，誓死保衛工廠的恰恰是那些在工廠幹了一輩子的工人們。企業轉製了，瀕臨破産了，但已經下崗的工人們還在自覺地保護着這些工廠，那些車間裏的機器和車窗，一個蠃絲釘也不允許任何人私自拿走。而偷走整個工廠的恰恰是那些藉轉製之名，化公為私，把國傢財産轉為自己財産的工廠的一些腐敗幹部。
經常有數以百計的工人圍在我們身旁，工人們講到自己的遭遇和對工廠的感情時，一個個嚎啕大哭，情不自禁，現場淚流成河，哭聲一片。
二十多天的采訪結束後，我和導演的思路都徹底改變了，她回去以後自己動筆創作了一部反映下崗職工生活的電視連續劇，我回來以後，就寫了這麽一部長篇小說《抉擇》。我在小說中痛斥了這種赤裸裸的個人腐敗和集體腐敗，描寫了工人們在腐敗處境下的生活艱難。
《十面埋伏》是以一個真實的案件為素材創作的作品。一個讓公安通緝多年的特大殺人案的要犯，竟然一直因為另一起案件在監獄裏服刑，而且很快就將刑滿釋放。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臨時調來值勤的獄警發現了疑點。以此為契機，終於發現了這名案犯身後牽連的黑社會團夥，他們與一些腐敗司法官員相勾結，策劃了一起重特大案件。而這名在監獄服刑的案犯，就是這一黑團夥的頂級老大，一直在監獄裏坐鎮指揮監外的團夥作案。
中國的體製就是這樣，不管你寫得多麽真實多麽正面，但你寫的事件涉及到哪個部門，哪個部門的領導確實會不高興。
不過對這樣的事情，我已經習慣了，衹要讀者認可，衹要人民喜歡，我就知足了。如果我對他們妥協了，我也必然會失去這些讀者。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說的：“作傢絶不可以遠離時代和人民”，“我的作品就是要寫給那些最低層的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將為他們而寫作。”是從《天網》開始樹立你的這一基本寫作立場的嗎？
張平：我個人覺得，從古至今，對文學情有獨鐘的大都是處於社會底層的民衆。我每次去新華書店，讓我感慨萬端的就是那些坐在書店角落地板上專心閱讀的孩子們。他們沒錢買書，就在這裏悄悄免費閱讀。這些人堆裏也還有很多大學生，甚至成年人。圖書管理員從來也不驅趕他們，也許他們知道衹有這些讀者纔是他們最應該保護的讀者。日理萬機的領導，苦心鑽研的專傢，風情萬種的白富美，風流倜儻的高富帥，忙得腳不沾地的經理老闆，他們會這樣在一個角落裏，凝神靜氣，全神貫註地閱讀你的小說、詩歌？一個人到了被萬般寵愛萬衆矚目，時時被媒體和新聞包圍的境地時，讓他或她生發悲憫愁思的文學情懷，應該是件很難的事情。衹有那些生活清苦，孤獨寂寞，被冷落被無視，幾乎被生活遺忘，但仍然對生活抱有希望抱有激情的人，纔往往是文學最忠實的受衆。
有一年我去一個山區的村莊，看到一本我的小說《天網》，不知讓多少人傳看過，已經看不到書面，翻捲得就像一棵老白菜。一個40歲開外的中年人一邊讓我簽字，一邊說，你這書我們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幾遍了。在這本書上，我幾乎找不到可以簽名的地方。我很感動，也很難過。電影電視裏，還有那些青春小說裏無憂無慮的美滿生活，距離他們其實很遠很遠。每個作傢都有自己的讀者群，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寫作立場，這是作傢自我選擇的結果，沒有可比性，也無可厚非。我的讀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普通通的讀者，為他們寫作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
一個作傢的立場
《新民周刊》：寫《法撼汾西》的時候，在一個窮睏潦倒老農的炕頭上，這位老農民給你講了兩天兩夜自己二十年告狀、上訪一千五百多次的經歷。當時聽到這樣的故事你心裏是什麽樣的感受？
張平：《法撼汾西》和《天網》是姊妹篇，兩部作品的創作，都緣於我認識到了一個人：汾西縣委書記劉鬱瑞。劉鬱瑞當年也是一個作傢，寫過很好的文學作品。正因為如此，他知道像我這樣的作傢，應該與我聊些什麽，應該讓我知道些什麽。我們一見如故，聊得昏天黑地，沒明沒黑。聊完了，他又給我介紹了一些人，讓我去同他們聊聊。
其中有一個將近七十歲的老農民，為了一樁二百元的冤案，前後二十年，上訪一千五百多次，被收容拘留幾十次。我同這個老農民聊了兩天兩夜，他幾乎把一輩子的遭遇都說給了我。老人長年上訪，身體很差，兩腿腫得上下一般粗，眼睛幾乎看不見了，常常頭疼欲裂，徹夜難眠。聊天的過程中，時不時要吃去痛片。他的這個案子，縣委書記劉鬱瑞，花了很長時間很大精力纔給他徹底平反解决。這些事情都是發生在“文革”剛剛結束的那幾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他把他所有的上訪過程都記錄了下來，就是小學生用的那種作業本，足足幾十本，全都交給了我。
劉鬱瑞當時曾特別難過地對我說，老人境界很高，解决了他的冤案，他專門拿了幾個粽子步行了幾十裏山路來感謝劉鬱瑞。臨別時他流着眼淚對劉鬱瑞說，劉書記，我若要在二十年前遇到你，你把我的冤案解决了，我還能為國傢做點貢獻。可如今我老了，老伴也死了，啥也幹不瞭瞭。不過我也想了，你如今把我的冤案平反了，以後我就再也不打攪你了，你是縣委書記，不打攪你了，能讓你騰出時間多幹點別的，也算為國傢做了點貢獻。
第二年，我再去找這個老人時，沒想到他已經去世了。
不知為什麽，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突然淚流滿面。說不清自己當時究竟是一種什麽心情，為什麽會如此悲痛。也可能是第一次接觸到了一個大社會，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第一次看到了生活中的另一面。也可能是老人的遭遇觸發了自己當年生活經歷的敏感點，讓自己的情緒轟然爆發。回去後，我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寫出了《天網》這部作品。
《天網》的反響是空前的，也是我根本沒有預料到的。《天網》當時發行五十多萬册，至今每年仍在再版。當時曾被上百傢報紙連載，被數十傢電臺連播。《南方周末》幾乎一整版一整版地連載，能這樣連載一部文學作品，對這傢發行量極大的報紙來說並無先例。《天網》先後還被改編為電影、電視連續劇、評彈、戲麯、說唱劇、廣播劇、話劇等多種藝術形式。真實素材，加上真情實感，而且是全社會關註的熱點難點，所以就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共鳴。
我自己完全陷進了劉鬱瑞和老人留給我的那種情緒裏，纔有了這部作品的問世。
《新民周刊》：你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網》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纏身，幾遭滅頂之災，那段時間你是怎麽挺過來的？
張平：《法撼汾西》《天網》強烈的社會反響也給我帶來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幾個當地的幹部對號入座，聯名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豐臺法院。受理這場官司的法官明確無誤地告知我，這場官司你必輸無疑，因為即使是罪犯，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一旦判定你侮辱了對方的人格，你將面對巨額賠償，因為對方要求賠償名譽損失20萬元，而當時我這兩本書的稿費總共五萬多元。
法官舉出書中的一個例子，說那個被鄉長銬在樹上的農婦，大駡鄉長是惡霸，法官說，一旦認定你寫的就是這個幹部，這就足以證明你侮辱了對方人格。我說農婦的雙手被銬得鮮血直流，至今留有傷痕。一個農婦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官司打了幾年，法院判她敗訴，無奈以命抗爭，結果被銬在了村頭一棵大樹上，她一介草民，到了這步田地，也衹有駡人了，但就這樣駡了幾句，卻要被法院認定侮辱了對方人格。我止不住問，農婦駡人有罪，他殘害百姓，難道就沒罪？法官說鄉長有罪沒罪，那不是你和村婦能認定的事。村婦可以上告，法院可以依法審理。而你在作品裏說鄉長是惡霸，無憑無據，就等於誹謗，就是侮辱了對方人格。
面對法官的“法理”，我萬般不解，一整夜都沒睡着，長這麽大，第一次徹夜失眠。但最終這場前後耗時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贏了，法院二審當庭駁回上訴。勝訴的原因衹有一個，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審開庭後，因為是公開審理，數十傢媒體對這場官司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來自全國各地的聲援信很快雪片般地寄往法院，寄往媒體。山西農村的幾個老農民，千裏迢迢來到北京，也不知通過什麽渠道找到我，把整個村裏的捐來的幾百元塞給我，要我補補身子跟他們好好打官司。如果輸了，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他們就集體來北京當場給我挂匾送花。由於電視臺的追蹤報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擠在公共汽車上，常常有人悄悄對我說，我們都支持你，你輸了在我們心裏也是贏傢。我當時住在一個朋友傢裏，晚上常常出來在門房打電話，有時忘了交錢，常常遭到門房老人的呵斥，回來！交錢！但當他看了報道，認出我就是那個作傢時，臉上頓時竟堆滿了慈祥的笑容。說，孩子，真不知道你就是那個作傢，你聽着，以後打電話衹管來，一分錢也不收你的！在附近的一傢小飯館吃飯，吃到半截，飯館老闆親自端着兩大盤子熱菜放在飯桌上，小夥子，這兩盤子菜是我親手做的，以後天天來我這裏吃，不用買單！
即使到今天，一想到這些場景，仍然止不住眼圈發熱。我前面說過了，我要至死為老百姓寫作，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麽也不是。這是一個作傢的立場，與藝術無關，與文學理念也無關。
這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新民周刊》：剛剛推出的這部長篇《重新生活》是闊別文壇十四年之後的作品，2004年的《國傢幹部》之後一直沒有推出新作品，是什麽原因？
張平：不是不想寫，而是沒有時間寫了，尤其是沒有整塊的時間來寫東西了。2004年年底當選山西省作傢協會主席，2007年當選為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當了副省長。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這麽多職務，腦子裏整天千頭萬緒，考慮和需要盡快解决的事情那麽多，不可能靜下心來去構思，去寫作。其實你所處的環境也不允許不支持你去寫作，當作傢不寫作，那叫懶散；當副省長寫小說，那叫不務正業。
長篇小說創作是需要連續性的，不能今天寫一段，過幾天再寫一段。情緒、感覺、思維、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個鋪墊和延續的過程，任意打斷它，都會損害甚至重創文學創作。《重新生活》是在2013年卸任副省長以後寫成的，寫成後又斷斷續續修改了幾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動，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但這樣理性而冷靜的修改，是否對作品更有益，還有待讀者的檢驗。
《新民周刊》：這部小說和你之前的反腐小說有什麽不一樣的地方？
張平：這是很多讀者都問到的一個問題。《重新生活》與過去我的那些小說完全不同，沒有那種叱咤風雲、拍案而起的優秀幹部，也沒有流血犧牲、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職務的“小人物”，通篇中並沒有刻意的、正面的、震撼人心的反腐行為。但為什麽卻說，這也許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之所以這麽寫，因為我覺得衹有揭示出腐敗是對所有人的戕害和剝奪，才能激發所有人對腐敗的反思和痛恨。我在後記裏說了，衹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纔有可能有效遏製大面積的腐敗行為。腐敗行為並不衹是貪污受賄了多少財物，而是它製造了一種與老百姓完全隔絶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這種特殊生活的長期存在，漸漸地會融入並腐蝕我們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澱為我們的文化基因。
一個地方主要領導的腐敗，會導致所在區域整個社會和係統的腐敗。本來屬於政府官員的分內職責並應該施與人民的工作，反倒成了老百姓必須感激的施捨和恩賜。這種本末倒置的生活形態，已經讓很多人無動於衷、毫無感覺，甚至成為習慣。如果政府官員和老百姓都意識不到這一點，這就實在太可怕也太悲哀了。腐敗通吃通殺，最終無人可以幸免。
所以揭示這種反常的、而我們卻又司空見慣的生活本質，鏟平官員和民衆之間的那道鴻溝，是反腐的一項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務。貧富懸殊、腐化墮落、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悲劇，不能也不允許再度發生在我們這樣的國傢和社會，這需要每一個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會的參與和奮爭。
從這個角度說，《重新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