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一脚同时踏入两条河流 ——《河城》、“跨语境想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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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煒：一腳同時踏入兩條河流 ——《河城》、“跨語境想象”及其他

作者：苏炜

蘇煒：一腳同時踏入兩條河流 ——《河城》、“跨語境想象”及其他

蘇煒兩洋對話與獨白 Yesterday

一腳同時踏入兩條河流

——《河城》、“跨語境想象”及其他

蘇煒

小按：找出這篇舊文，還是為着近時那個因時勢引發的族群撕裂的老話題——如何才能走出非黑即白的絶對主義思維邏輯？此文，或許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維度……

讓河流與河流之間發生對話

“進入一個語言，就是進入一條生命的河流。”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說過這句話，沒想到，卻引出我們耶魯孫康宜教授的一番感慨。她在一篇短文中說：此語讓她想起美國作傢彼得·赫斯樂 (Peter Hasler) 於2001年出版的一本名著《河城》（River Town）。彼得·赫斯樂——他現在的中文名“何偉”，在中國更有名——在該書中描寫了他到四川長江邊上教中國學生學習英文的種種經驗，寫他在另一種語言環境中不但接觸新文化，而且重新觀看自己使用的語言及其文化的特殊感受，就像看着城市身邊的河流一樣隨着時序而富於各種色彩變化，寫得有意思極了，書剛一出版就得到《紐約時報》和Time Literary Supplement 等報的好評。她說：你給耶魯學生教授漢語的經驗，也值得這麽好好寫一寫！聞知孫教授此言，我趕緊找來《河城》一書細覽。一讀之下，仿佛鏡子似的，讀出了一個自己在康乃迪剋河畔（彼得·赫斯勒則在揚子江畔）以母語教學的孿生故事！希臘哲人赫拉剋利特說過的一句很著名的話：“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然而，用雙語在域外教授母語的經驗，卻是人在同一個時空裏，同時踏進兩條不同的生命河流的特殊歷練。本文的題旨——所謂“跨語境想象”，正是源出於此。

用語言去描述河流的意象，本身就是睏難的。它或許是高空俯瞰下的沉沉一綫，或許是飛流直下三千尺濺起的七彩虹霓，又或是高崖下沉滯移走泥沙俱下的一汪渾濁黃湯，或者狂瀾疊捲泡沫四濺之間的一片無邊迷茫……。總之，用語言去言說河流很難，用此方語言去言說彼方語言——讓河流與河流之間發生對話，就更是不易了。——這，就是“跨語境”問題的睏惑和意趣所在。其實，今天沸沸揚揚的所謂“全球化”問題，還原到最基本的“技術層面”，首先就是一個“跨語境”問題——語言和語言、文化與文化、河流交匯河流之間，如何相互理解、疏解張力、發生對話的問題。如此一來，作為一個在美國大學教授漢語多年的教師，和一位以中文母語在域外堅持寫作的寫作人——從東方到西方，從域外漢語書寫到漢語教學，這樣一種雙語境、多語境的語言和生存經驗，既包含中西語言、文化環境之差異，也包含“書寫”與“閱讀”兩種審美行為之對照，就變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歧義繁復，同時也就很難用各種簡約化、本質化的概念，去“一言以蔽之”了。

作者所帶的三位2007年獲央視國際大學生辯論賽冠軍的耶魯學生的當年和今天。左起:邵逸青，蘇剋思，溫侯廷與作者

生命被語言所捏塑的諧趣

美國大學最好的語言教學方法之一，是在強化性的語言集中訓練期中，讓學生簽署“語言誓約”——發誓在集中學習該種語言的一段時期內，不能用母語（英語）而衹能用所學語言（所謂“目標語”）作日常的生活交流。這一方法，最早是在被稱為美國外語教學的“黃埔軍校”的明德大學（Middlebury College）九個語種的暑期學校語言強化班發明並推廣的。每年夏天，因為妻子在那裏任教的緣故，我總有機會在那裏和生活在“語言誓約”中的、進入另一種非母語的語言角色裏的美國孩子們打交道，見聞了許多與語言有關的有趣故事。因為整個暑期班中，學生和老師都必須全程使用中文，我們便常常會忘記了：日常交往中這個說着“你好！”“謝謝！”的“李明”和“王剛”，其實並不一定就是那個說英文時候的“大衛”和“湯姆”。除了語言程度的限製之外，附麗在語言中的文化歷史、道德規則和行為習慣等等，會不知不覺地成為一種仿若空氣和血液似的潛意識、潛規則，流蕩在整個學習的氛圍裏，製約着、更易着這個學生的言談舉止乃至行為個性。以至兩個月的強化訓練下來，學生已經在一門全新的語言裏生長出一個全新的自我而不自知了。有趣的事情，就發生在暑期課程結束，“語言誓約”失效的那幾天內。幾乎每年夏末，我都會聽見學生們這樣抱怨：我和XXX已經不是朋友了！做不成朋友了！“為什麽？”“因為我發現，我完全不認識他（她）了！”原來，在離校前幾天，沒有了“語言誓約”的約製，這些美國孩子開始哇啦哇啦大說英文，紛紛回覆了他們在英語母語裏的身份原形，本來在中文言說裏早已彼此熟悉的那個“自我”和“他者”，一眨眼之間，全都成了陌生人了！

耶魯學生在畢業典禮上搞怪。

——怎麽這個說中文時候的謙謙君子“李明”，一說起英語來，就變成這麽一個滑頭討厭的“湯姆”？

——她說中文的時候我愛上了她，她一跟我開口說英文，就把我嚇跑啦！

——不行，我們是在說中文的時候交的朋友，如今在英文裏，得重新再認識一回，再交一次不同的朋友！

——哈，你們中文老師像是魔術師，看你們都把我們變成了什麽樣的人啦？

……如此等等。每年夏天，我都要經歷這樣一場“語言震撼”，體味這種語言轉換中的“魔幻現實”。——人創造語言、使用語言，同時又被語言所“使用”、所創造，從維特根斯坦、索緒爾到海德格爾，現代西方哲學的各派宗師對此都有過很多論述。我卻是在自己日常的雙語經驗中，領略到此中玄奧的。

——語言對生命情境、存在情境甚至人的個性、品格的捏塑與重塑，其中存在的各種可能性，就是我以往從沒有這麽清醒意識過、思考過的。說到“雙語”，其實我在自己的漢語人生中，本身就是個“雙語角色”。我早就發覺，在說“國語”——普通話和說粵語——廣東話時，自己是兩個不同的“我”。前者（“國語之我”），更“雅緻”些也更“公共”些；後者（“粵語之我”），更“世俗”些也更“私己”些。每回返粵探親，我跟親友呱啦呱啦說着廣東話，妻女每每就會用陌生奇異的目光打量着我，發現我好像忽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丈夫或父親一樣。最有趣的是，因為在北方生活多年，在傢中和妻女日常也使用北方語言，身上漸染“北人”習氣作派而不自知，如今，我常常在進出廣州的商店、飯館時，還沒張嘴，服務員就會主動捲起舌頭跟我咕嚕普通話，我開口說粵語，反會讓他們吃一大驚。哈，這說明，在我的廣東鄉裏看來，鄙人早已被“北佬話”改造、捏塑得“不成樣子”啦！

自然，進入一門語言越深——比如我在耶魯多年教授的都是高年級中文課程，接觸的都是學了四、五年中文，已經可以讀魯迅、茅盾和莫言、王安憶的美國學生，這種語言的製約和捏塑作用就更加明顯，簡直到了“一語定終生”的地步了！這些年來我最得意的那幾位“高足”，不但學了中文以後整個改變了自己的專業方向以至人生走嚮，往往去了一趟中國回來，甚至連日常的言談舉止、眉眼表情都似乎“脫胎換骨”了，愛說“您請……”了，敢吃皮蛋了（英文叫“千年蛋”，被認為是最匪夷所思的中國食品），見面會抱拳作揖了，哈，簡直快要變成“雞蛋一族”（白殼黃心）了！——以往討論在美國出生、長大的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華裔美國人）有過“香蕉族”的說法（“Banana”，即黃皮白心）；沒想到，隨着中文熱的遍及全球，我日常生活、工作的環境中，身邊竟然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雞蛋族”！——事實上，這個“雞蛋族”（“Eggs”）的說法，是最近圍繞一本討論亞洲文化的熱門書“The Asian Mystique”（一譯：亞洲神秘面紗）的中心話題之一（至於“雞蛋族”的“原創權”，則不得而知）。此書作者，前《亞洲商業周刊》的資深編輯帕斯索（Sheridan Prasso）女士，曾經在亞洲幾個不同的國傢和地區工作和生活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對亞洲社會不同的傳統文化和現實情狀都有很深的瞭解。她寫此書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打破西方男子對於東方女子的刻板印象和神秘迷思，而進一步把他們帶入今天亞洲的真實世界裏。

不同語境中的“經典異變”

再把話題回到《河城》。

如同我總是用“李明”、“王剛”、“趙勇”一類中國名字稱呼我的美國學生一樣，彼得·赫斯勒（何偉）在他的《河城》中，也是以“約翰”、“大衛”、“麥剋”一類英文姓名，來呼喚他的來自四川城鄉的學生們。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彼得·赫斯勒描述他身在四川，觀看自己的學生用英語排練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的特殊感受。“To be， Or not to be？ ”同樣的英語經典臺詞，可是坐在遙遠的四川江城邊上的小舞臺下，聽着這位中文綽號叫“老大”而英文名字叫“索弟”（Soddy）的中國學生鏗鏘道出，它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忽然發現我看見了另一個哈姆雷特，也讀出了另一篇全新的《哈姆雷特》！”彼得·赫斯勒這樣寫道。甚至，這位擔任主角哈姆雷特的來自川北農村的土裏土氣的大個子學生“老大”，平日在課堂上常常因為古怪的英文發音引起哄堂大笑；他以往一直不理解：為什麽同學們對“老大”常常帶着一種特別的尊重，更不理解為什麽大傢要推舉他來表演這麽吃重的“哈姆雷特”的角色。但通過整個排練、演出的過程，在漢語、英語——舞臺、現實中自由進出的角色轉換之中，彼得·赫斯勒忽然理解了這個學生全新的一面，同時也理解了這個學生的故事背後的那些文化背景和社會情境，從而，也對《哈姆雷特》這一西方經典，增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認識，“那真是脫胎換骨式的全新認識啊！”他感慨道。

我則有一個相當近似的、卻不同版本的經典閱讀故事。

我曾在短文《濕眼讀杜詩》中提及：我獨立指導過的一位英文名字叫“戴爾”（Dale）而中文名字叫“韋德強”的博士後學生。這位東亞音樂史的博士跟我讀了一個學期的杜甫，每每在他沉浸其間，並屢屢因讀杜詩讀出盈眶淚水的時候，會讓我忽然一震：我從戴爾的誦讀中，讀出了一個全新的杜甫來！“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那天，聽完我對這首千古名律的起句的解釋，我讓他體味着意境和音韻，高聲背誦全詩。他忽然激動地對我說：“這是貝多芬的起句方式！你看，這個‘花近高樓……萬方多難’的起句，完全就像《命運交響麯》的開頭樂章一樣！”我們真的為此重聽了一遍貝多芬的《命運》首節樂章，找到東方“詩聖”和這位西方“樂聖”之間，一種全新的精神聯繫。下一周回來，他用兩種漢語（普通話和粵語）為我背誦這首《登樓》，“……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日，日暮聊為《梁甫吟》……”戴爾的聲調變得憂傷起來。告訴我：杜甫詩歌裏對國傢和社會的憂慮，很吻合他自己在美國大選之年的心情——他覺得國傢現在整個走錯了方向，伊拉剋戰爭打得讓全國絶望，他最近一有空就去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剋裏助選做義工，選舉的結果，卻讓他感到一種杜甫式的報國無門的失落與悲哀……。

——那是2004年的美國故事。耶魯博士後戴爾的情感，卻與公元712-770年的東方唐代川蜀劍南節度府工部員外郎杜子美的“傢國情懷”一脈相通——杜詩中的“後主還祠日”以至“《梁甫吟》”，都忽然生出全新的意義了！下一回，放響着中國古麯，我和戴爾一起誦讀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讀到結篇的“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我們——一個中國老師和一個美國學生，忽然濕眼相對了！我曾在上述短文中如此寫過：“隔着千山千水千年千歲，杜甫在鞭打我們……。”感於衷而慟於外，杜詩中這種“鞭打”的力度，就是我以往讀《杜子美集》時，從未如此深刻地體味過的。

——在雙語和跨語境狀態下，人性面貌、文化理解、觀照視角造成的歧異經驗，使得東、西方經典，都出現各種新讀、新解的異變了！

作者獲2019年耶魯"最佳教學奬"時和趕過來祝賀的學生合照。

作者獲耶魯2019年"最佳教學奬"證書。

“創造性誤解”與“颳目相看”

除了語言環境造成經典的變異，其實，語碼轉換中的誤讀、觀照情境的位移等等，都會造成觀察、欣賞角度的位移、異變，而這，卻恰恰是不好簡單作什麽主義、立場、心態之類的道德褒貶的。我曾在一篇關於音樂的回憶文字裏，提到過“中國式的西洋古典”或“西洋式的中國古典”一類話題——在中國幾代人中大名鼎鼎的“西洋古典”，比如英國伏尼契的《牛虻》和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剋裏斯多夫》，在西方本土完全是 “一問三不知”的陌路人，在中國以往的兩三代人中，這兩本書，都堪稱“中國年青人的聖經”；而被西方學界視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雄山大嶽”的唐代詩僧寒山，大概至少有多半“華夏中人”，不知他為“何方神聖”，在西方，“寒山”卻是一個可以和李白、杜甫、王維等等並列的名字！

如此等等，這種種不同語境下“創造性誤解”的陳年舊話，這裏不打算細敘。我倒想粗略舉出幾個大傢熟悉的當代例子：我曾在北京觀賞時那麽不喜歡的電影《末代皇帝》和《河殤》（還有日後的《臥虎藏竜》和《英雄》），換了一個地域環境，來到異國場合——包括身邊觀衆、場景的改變，從漢語發音變成英文發音等等，這幾部曾讓我“低看”、“漠視”的片子，忽然不但就變得“可以接受”而且似乎忽然變得“津津有味”，甚至需要“颳目相看”了！

——“東方主義”乎？或者“西方主義”乎？每逢在這種“跨語境想象”的驚奇之中，領略到“換一個角度看世界”的諧趣，那種“一腳同時踏進兩條河流”的鮮活感受，諸般可能性所提供的高曠視界，從此，個人的視覺趣味連同所謂“價值係統”，門窗全然打開了，就更難再塞進那種種樣樣狹窄逼仄的非黑即白、絶對主義的“主義”巷道裏了！

結筆於20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感恩節假間於美國康州袞雪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