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故土”與“超越故鄉”：賈平凹與莫言小說文化母本與敘事空間營建之比較

王西強 莫言研究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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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故土”與“超越故鄉”：賈平凹與莫言小說文化母本與敘事空間營建之比較王西強

摘要：莫言和賈平凹同為“從鄉村到城市”的“文化遷移者”，都以生養自己的“故鄉”及其文化深藴作為其文學敘事的文化底本和空間藍本。莫言深受古齊國兵傢“詭/詐”文化基因、志異志怪文學傳統和開放、大氣、奇偉、神秘、想像力豐富的海洋文明的影響，以齊地文化為其文學創作的文化母本和審美“血地”；賈平凹在文化精神、審美氣質和語言風格上深度體驗、細緻書寫其長期生長浸淫其間的“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隱逸文化”，以其作為文學創作的“文化母本”。莫言和賈平凹都在學習藉鑒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和外國文學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積極地調動其故鄉故土的文化資源，創造性地使用“高密東北鄉”和“商州山地”作為其敘述故鄉故事的敘事空間。所不同的是，在其“故鄉書寫”中，莫言不斷對“高密東北鄉”的時空外延進行拓展，使之成為一個可以涵蓋一切事件、包羅所有人物、容納各種情緒的敘事場，“高密東北鄉”是莫言通過“想象”“再造”的審美意義上的“文學故鄉”；賈平凹筆下的故鄉“商州”的時空外延基本上沒有得到拓展，“商州”一直都是其實在的“故鄉”商州，其間的人事，在文化外形和精神內質上都具有典型的商州特色，是賈平凹通過文學描寫“再現”出來的一個屬於全體商州人的“實在的”“文學化的故鄉”。

關鍵詞：莫言；賈平凹；“高密東北鄉”；“商州山地”；文化母本；敘事空間營建

同是“出身鄉村、客居城市”的作傢，莫言和賈平凹的文學活動軌跡和文學思想的變遷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他們是同代人，經歷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變革和歷史變遷，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的身份遷移；他們冷靜觀察、認真思考並以藝術的、審美的方式呈現並批判了當代中國社會、人文的“病”與“變”；他們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努力參與開創並代表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鮮明藝術特色的兩個地域文化作傢群——“魯軍”和“陝軍”；他們筆耕不輟，求新不斷，均有大量作品出版，並不斷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作品的敘事藝術和審美風格，多次引起批評熱潮；在過去的三十餘年間，他們通過衆多精彩的故事、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有深度的反思與批判，以文學的方式表現了他們對於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個性思考和民族性時代印象，記錄了大變革時代的民生、民風、民情、民瘼，是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葉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變革的審美記錄者。

莫言和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高産、高質作傢，均多次以其作品引起文壇評論熱潮，均多次獲得國內外諸多文學大奬，均有作品被國外翻譯傢譯成外文，獲得世界文學聲譽，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有很強的敘事創新自覺，均不斷通過敘事探索和創新為讀者奉獻了深具地域色彩和中國氣派卻又個性鮮明的文學精品。我們知道，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代表中國當代文學嚮西方文學閱讀期待展現了中國作傢在敘事藝術和現實關懷層面上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通過獨特的“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與歷史”，“生動地嚮我們展示了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1]；而賈平凹的小說創作也具有同樣的藝術特質：在敘事上藉鑒中國古典小說的優秀傳統，立足自己熟悉的“商州山地”和“西京城”，不遺餘力地表現着山民與市民的喜怒哀樂和時代變遷。 

作為“從鄉村到城市”的“文化遷移者”，莫言和賈平凹都以生養自己的“故鄉”及其文化深藴作為其文學敘事的空間藍本和文化底本，不斷結撰出具有濃郁地域文化色彩和鮮明個人氣質的“鄉村/城市故事”，分別營造出了具有中國氣派、享譽世界文壇的“高密東北鄉”和“商州山地”。

一、莫言與賈平凹小說敘事的文化母本與審美“血地”

在《藝術哲學》一書中，丹納指出了影響藝術傢産生及其藝術風格形成的三種要素：種族、環境和時代。在比較分析莫言與賈平凹小說藝術風格的過程中，因其所屬種族與所處時代一致，我們重點關註“環境”——物質生存環境和故鄉文化母本對作傢創作風格形成的影響。 

從兩位作傢出生地的地理位置和所屬的文化樣態來看，莫言出生長大的高密縣境屬古齊國故地，齊地近海，齊文化具有鮮明的開放、大氣、奇偉、神秘的海洋文明的特點。古齊國是兵傢文化的發祥地，兵傢文化大開大合、神秘“詭詐”、有大氣魄。因此，在民俗上，齊地的民俗和民間文藝充滿“奇思怪想，天馬行空，取材隨意，情趣盎然”[2]；在民風上，齊人“剛健不屈，俠肝義膽，豪放曠達”[3]；在文學上，齊地民間文學資源豐富，民間故事多涉神鬼狐怪，想象豐富大膽，寓民間正義於奇譚怪事之中，産生了《聊齋志異》這樣志異志怪、神秘奇幻、想象力豐富的文學巨著。新中國成立之後，董均倫和江源收集整理山東民間故事，結集為《聊齋汊子》和《聊齋汊子續集》，其中的故事多流傳於齊地，是齊地志異文化的遺存，其中有多個故事和人物都被莫言化用，成為其小說的故事母本和人物原型。莫言有一本頗具志異色彩的短篇小說集，題為《學習蒲鬆齡》，其中的《學習蒲鬆齡》、《奇遇》、《夜漁》、《良醫》、《翺翔》、《嗅味族》、《草鞋窨子》等篇什無疑是其追憶童年“耳朵閱讀”經歷和嚮故鄉文學大師蒲鬆齡學習、致敬的作品。在提及幼年在故鄉聽到的故事時，莫言說：“這些故事一類是妖魔鬼怪，一類是奇人奇事。對於作傢來說，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是故鄉最豐厚的饋贈。故鄉的傳說和故事，應該屬於文化的範疇，這種非典籍文化，正是民族的獨特氣質和稟賦的搖籃，也是作傢個性形成的重要因素。”[4]可以說，受故鄉古齊文化影響的莫言一身靈氣和“匪氣”，很好地繼承並發揚了《聊齋志異》等志異志怪小說和明清筆記小說的敘事傳統。

故鄉的風土人情、故人故事，無疑是作傢進行創作所要依憑的一種重要文化資源。關於故鄉對其創作的影響，莫言曾說過：“故鄉留給我的印象，是我小說的魂魄，故鄉的土地與河流、莊稼與樹木、飛禽與走獸、神話與傳說、妖魔與鬼怪、恩人與仇人，都是我小說的內容。”[5]莫言在農村生活期間，鄉村娛樂項目少，講故事是農村人閑時尤其是夜晚打發時間、對孩童進行道德教育的一種重要方式。而對於作傢莫言來說，這恰恰是一種有效的文學教育方式，是一種“耳朵的閱讀”。莫言自述幼年愛讀書，其教育經歷也基本上是自學，但正是這種自由的文學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可以免受正規教育中某些程式化的意識形態性規範和認知限製，從而使他的文學天才得以自由舒張和發展；莫言後來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和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班的學習，則引導他對其既有的創作經驗進行了理論總結。正是在其碩士學位論文《超越故鄉》中，莫言認真而自覺地思考和總結了“小說傢與故鄉的關係，更準確地說是：小說傢創造的小說與小說傢的故鄉的關係”[6]，指出“故鄉是‘血地’”[7]，認真思考、總結並堅定了堅持以“高密東北鄉”作為其整個文學世界核心敘事空間的信念。

凡此種種，都是莫言生長、浸淫其間的文化和文學教育環境，敏感多思的莫言長期受這種具有海洋文明特徵、具有想象力啓發作用的文化資源的影響，加上他童年少年時代聰慧敏感卻又內心孤獨，在長兄的引導下，在寫作可以改變命運的時代文學氛圍裏，莫言在學習藉鑒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和外國文學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積極地調動其故鄉故土的文化資源，將其變成了個人文學創作的“文化母本”，並以其作為審美精神依托，創造性地使用“高密東北鄉”作為其敘述故鄉故事的敘事空間。

就莫言小說已經表現出的審美氣質和文化樣態來看，開放大氣的海洋性齊地齊風齊文化賦予了莫言小說以下幾種獨特的文學氣質和美學特徵：衆聲喧嘩的雜語交響、虛實相生的敘事結構、煞有介事的敘事腔調、天馬行空的意象交織、泥沙俱下的語言濁流、深沉刻薄的思想能力、親切真誠的民間立場和模糊朦朧的文本表意等。莫言小說中的種種創新與陌生化追求，貫穿其小說創作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故事情節的安排、人物關係的設置、故事的敘述方式、敘述者的身份、語言風格還是意象的營造，都具有明顯的多變性和復合性。不管評論界將其定義為作傢有意識的銳意創新、努力求變，還是將其評價為藉鑒模仿、先鋒作怪，甚至是將其貶斥為亂耍花槍、故弄玄虛，但是大傢都無法否認莫言作品本身的生氣、靈氣、大氣和鬼氣，而這“四氣”恰就是齊文化的精氣所在。

賈平凹出生在秦巴山腹地的古商地——商洛市丹鳳縣，這裏地處陝西省東南部的秦嶺南坡，西鄰西安，東通鄂豫，山嶺交錯、千溝萬壑，溝大、溝多、溝深、石多、土薄；這裏是秦時衛鞅的封地，商山四皓[8]的隱居地。北有百裏秦嶺蒼茫大山使之與歷代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長安（西安）相阻隔，四圍皆山，在地理上處於南北交界處，卻是偏南方的氣候，山水靈秀。地理上的閉塞，在客觀上造成了經濟的落後和思想的保守，造就了商州的“美麗與神秘”，使之適合隱逸。這裏是典型的內陸山地，不便農耕，商業也不發達，因而民風淳樸。同時，關中、長安（西安）地區是中國古代佛道文化的核心地帶，佛道文化對當地民風和文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而中國古代隱逸文化正是佛道文化中“出世”思想的重要一脈。受此影響，商州山地中形成了相對封閉又自成一體的“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隱逸文化”，這種文化樣態具有中國農耕文明的典型特徵：即在中心城市的左近山區，常常會有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或出世的知識分子隱避山林、晴耕雨讀，使得中國古典文學中長有田園文學和山林文學兩脈。隱於山水或生長於山地的知識分子，其文化心理和審美取嚮上都是偏於出世的，因而文風、格調也偏於清淡、靜穆、平和，追求節奏的舒緩和審美的雅緻。

與莫言的父輩世代務農不同，賈平凹出生在農村讀書人家庭，父親是中學教師，“對我是寄了很大的希望的，衹說我會上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後去省城上大學，成為賈傢榮宗耀祖的人物”[9]。賈平凹接受過完整的基礎教育，“文化大革命”結束高考恢復之初就進入西北大學中文係接受了正規係統的文學教育。同樣是早年敏慧，莫言多語，賈平凹少言。早年的農村生活經驗對兩人的創作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點賈、莫兩位都多次自報，在《我是農民》和《變》中各有詳述。在兩位作傢的個人經歷和文學成長過程中，都有多次“還鄉”經歷，他們出身鄉村，客居城市，“精神還鄉”。正是在一次次的“還鄉”之中，他們不斷對比着“城”與“鄉”的差別，尤其是在新時期的文學變革大潮中，他們都在認真思考、尋找着文學創作的突破口和敘事展開的“文化場”，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嚮了自己生養其間的“故鄉”“故土”。在試筆成功之後，他們都不斷加大對“故鄉”的書寫力度和挖掘深度，不斷開疆拓土，但是兩位作傢努力的方向和效果卻又大不相同，此處按下，下文詳述之。

在賈平凹的文學創作過程中有一個“回歸商州和創作質變”的轉折，“1983年初，賈平凹在遇到創作的大苦悶時，産生了一個大行動，一過春節，他就重返商洛。......思想上經過苦悶之後的深刻反省，行動上領略商州的大山大河，感受時代遷轉流動的風雲，使賈平凹創作出現了一次質的飛越。......他不但更深入地認識了商州，也吃驚地發現了自己；不但找尋到自己最適宜的描寫地域，也從商州民俗嚮中國文化係連，摸出了同商州世界相應合的美學精神。”[10]此時賈平凹在創作上已經初有成就，這次“回歸商州”其實是一次文學審美精神上的回歸，是在有了城市生活經驗之後反觀“故鄉”“故土”，是一種“還鄉書寫”，這與莫言在《白溝鞦韆架》中首次使用“高密東北鄉”作為其敘事空間來鋪陳故事是一樣的，是與當時的“尋根文學”主潮合拍的。而這也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瀋從文等的“還鄉書寫”是一脈相承的。賈平凹在這次回歸之後創作的《商州三錄》、《小月前本》、《臘月·正月》、《商州》等篇什，都明顯着力於展現商州山地文化的魅力，在文風和格調上也明顯傾嚮於藉鑒中國古典文學中散文和筆記小說的筆法，追求簡潔、雅緻，尚白描，而這種文風的變化也是與賈平凹的閱讀經驗緊密相關的，“在此之前他閱讀過各方面的雜書，熟悉了中國古籍中灑脫簡括富於神韻的敘寫文字，這次他每到一縣，先閱讀縣志，縣志是一種地域史，對該縣轄區的地理、歷史、民俗、人物都進行縱的和橫的大掃描。這種方志文體的全局眼光，質實而又通脫自由的描述，給賈平凹創造新文體以極大的啓發，正應合了他俯瞰地、歷史化地表現商州的形式需要。”[11]我們不難推斷，閱讀這些由商州歷代士人編撰的地方史志，無疑會讓賈平凹在文化精神、審美氣質和語言風格上更深刻地體認“商州山地文化”和“商山隱逸文化”的精髓，以其作為文學創作的“文化母本”，並以這種自己攜帶的地域性文化基因去對接、“係連”中國文化，從而可以“較多地繼承了從《世說新語》、唐人傳奇、宋人話本到《浮生六記》《聊齋志異》《金瓶梅》《紅樓夢》一脈相承的古典藝術美學精神。”[12]因此可以說，費秉勳先生所謂的賈平凹“摸出了同商州世界相應合的美學精神”，無疑是指賈平凹對於“商州山地文化”與“商山隱逸文化”的發現與繼承發揚，這倒是與上文論及的“商山隱逸文化”的特點頗有淵源。而賈平凹對“商州”的發現，其實就是對其個人審美氣質的發現和再造，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鮮明的個人審美風格。

二、“文學故鄉”與“文學化的故鄉”：作為敘事場的“高密東北鄉”和“商州山地”

在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時，關於“故鄉”，莫言更多地強調其早年農村生活的苦難、孤獨與饑餓，在對待“故鄉”的態度上，是愛恨交織的。因此，在其“故鄉書寫”中，莫言並沒有對“高密東北鄉”表現出太多的溫情和回望時的懷念與嚮往，他沒有固守“高密東北鄉”的實在地域，而是不斷對其時空外延進行拓展，使之成為一個可以涵蓋一切事件、包羅所有人物、容納各種情緒的敘事場。賈平凹對待“故鄉”的態度則是前後變化的，早期多以溫婉唯美的筆調摹寫故鄉人事、民風民俗和自然山水，有空靈高蹈的莊禪味，是學習孫犁《白洋澱紀事》風格而對故鄉山水田園牧歌般贊美式的回望；後期則反思改革和現代文明給鄉土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書寫被現代文明熏染了的鄉村和自然的種種不美好和無奈。作為敘事場的故鄉“商州”的時空外延基本上沒有得到拓展，故鄉故人故事都還是作傢“還鄉”時的觀察所得，“商州”一直都是賈平凹的實在“故鄉”商州，其間的人事，在文化外形和精神內質上都具有典型的商州特色，而不像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的人物和故事，多是挪移而來，包羅萬象。“莫言地理建構的歷史跨度很大，自清末以來至今天一百多年歷史的重大事件、細枝末節、野史狐禪盡收筆底，這與魯迅、瀋從文他們從一己經驗出發的、對於故鄉的現時進行描寫是不一樣的，也因此他的作品多長江大河式的長篇巨捲，這反映出作傢想以自己建構的一小塊地理作為民族國傢的歷史縮影、歷史寓言的野心。”[13]

關於“高密東北鄉”這一敘事空間，莫言自己曾做過這樣的表述：“高密東北鄉是一個文學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地理的概念，高密東北鄉是一個開放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高密東北鄉是在我童年經驗的基礎上想象出來的一個文學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為中國的縮影，我努力地想使那裏的痛苦和歡樂，與全人類的痛苦和歡樂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東北鄉故事能打動各個國傢的讀者，這將是我終生的奮鬥目標。”[14]我們不妨對這段話語進行簡單的分析和解讀：其一，莫言清醒地認識到了“地理故鄉”與“文學故鄉”的差異，“地理故鄉”是父母之邦，個人的“血地”，而“文學故鄉”則是對“地理故鄉”的詩意想象與審美擴張，是開放的，可以不斷生成新的時空意義，其目的是“為了進入與自己的童年經歷緊密相連的人文地理環境”[15]，是一種展開審美想象的“故鄉文化酵母”；其二，這種審美想象的深層次目的是表現中國生活，講述中國故事，並使小說成為“人類情緒的容器”和“人類尋找失落的精神傢園的古老的雄心”[16]；其三，因其閱讀西方文學經典的經驗所致，莫言也為自己的文學創作設定了高層次的、與世界文學對話接軌的目標，期待其創作可以獲得國外讀者的認同和共鳴。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無疑是對他這種敘事空間營建努力的最高奬勵和認可。

賈平凹書寫“商州山地”的目的，卻不像莫言那樣試圖將其營造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敘事場，而衹是出於對故鄉故土人文的親近和講述故事的情感便利，儘管“高密東北鄉”在莫言的筆下也有同樣的功用。賈平凹書寫“商州山地”，有着文學和審美之外的現實目的：“商州到底過去是什麽樣子，這麽多年來又是什麽樣子，而現在又是什麽樣子，這已經成了極需要嚮外面世界披露的問題，所以，這也是我寫這本小書的目的。”[17]簡言之，在莫言筆下，“高密東北鄉”是作為文學想象的“故事”的發生地，是作為敘事的背景和空間場域而被書寫的，並非是莫言小說創作的最高目的和最終指嚮；而在賈平凹的筆下，尤其在其散文和數量衆多的“商州小說”裏，“商州”就是作者書寫的對象和目的，是其文學世界的中心意象。也正因為如此，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是一個在“實在”地理區域基礎上的想象性審美生成，是一個被作傢想象出來的、美學意義上的“故鄉”——“文學故鄉”；而賈平凹的“商州”則更多地是作者對“商州”現實世界審美過濾後的藝術呈現，是一個經過作傢藝術加工過的現實“故鄉”的審美翻版，是一個“文學化的故鄉”。

兩位作傢關於“故鄉”的定位有很大差異，莫言“再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再現”了一個屬於全體商州人的“商州山地”，並因此導致他們在這兩個性質和時空外延均不相同的敘事場裏演繹“故鄉”“故事”時的敘事身份、情感認同和對待城鄉關係態度上的差異。

在莫言的小說中，總有一個顯在的、作為故事人物或敘事者的“我”或“莫言”存在着，這是與其“想象故鄉”或“故鄉想象”的敘事方式有關的。莫言在其小說文本世界裏結撰了很多“虛構傢族傳奇”故事，大量使用第一人稱和“類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復合人稱視角）來講述故事。作者的故鄉——“高密東北鄉”——無疑是放置這一類故事和敘事人稱的最佳場域。這類敘事人稱視角的大量使用，是莫言為了增強“故鄉敘事”的“我在”感和現場感，是為了獲得敘事語境和情感上的參與感和親近感，是敘事的人稱機製和敘事空間的緊密而完美的結合。值得一提的是，在莫言小說積極而有效的敘事探索中，敘事視角的變化所帶來的敘事美學上的創新是最具有文本試驗意義的，這種敘事上的“耍花槍”無疑是與作者所長期浸淫其間的齊文化“志異志怪”的陌生化審美追求傳統和兵傢文化“詭/詐”的言行方式有莫大關聯的。在賈平凹的“故鄉書寫”或“書寫故鄉”敘事中總有一個隱在的“我”，這個“我”藏而不露、秘不示人，這與其小說敘事多采用全能敘事視角有關。因其是全能敘事視角，作者不便以第一人稱“我”去參與故事或敘述故事，而衹能以全知全能的敘事手法來講述“故鄉”“故事”，但因其所敘述的這個“故鄉”“故事”衹能是作者的“故鄉”“故事”，那麽這個隱在的敘事者便與作者高度重合了。賈平凹對故事敘述節奏的把控力是超強的，賈平凹的敘事不尚渲染與鋪排，而是高度的收放自如和大開大合，而這恰恰又是全能敘事的優點。作者“隱在”卻又無處不在，故鄉、故人、故事、故情都在其筆下自然地、原生態地呈現，這無疑與賈平凹深受“商州山地文化”自閉內斂和“商山隱逸文化”“隱”與“藏”的精神追求的影響有直接關係，同時也是賈氏對明清小說敘事傳統——全能敘事、全面掌控、舒緩自如——的繼承與發揚。

莫言對“高密東北鄉”的情感態度基本上保持着“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那種愛恨交織的情懷，在敘事的情感維度上是連貫的、完整的；莫言對“高密東北鄉”的賦形完全因時因地製宜，“高密東北鄉”時而是一個村子，時而是一個縣城，時而是城市邊緣的郊區，時而是外族入侵時的“難所”，時而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屠宰村”。而賈平凹文學世界的敘事空間則是分立的“商州山地”與“廢都西京”並存，賈平凹對城市與鄉土的情感也是自我矛盾、前後衝突的。賈平凹早期的文學書寫歌詠鄉野之美，卻也真心禮贊鄉村與農民的現代化進步，表現出對城市文明的嚮往；而在其中後期的城市敘事中，則又表現出對城市與市民的厭棄，以及對鄉村現代化給植根於農耕文明的道德傳統帶來的衝擊和鄉民精神世界失序的焦慮與擔憂。因此可以說，在賈平凹的“城”與“鄉”的二緯敘事空間裏，他的敘事情感是矛盾的、對立的。此外，關於城市（現代）文明與鄉村（傳統）文明之間的關係，賈平凹基本上將其處理為對立的、對峙的關係，而莫言基本上將其處理為對話、融合的關係。

我們不妨再把兩位作傢對於“故鄉”的書寫放置到整個“鄉土中國”的文化語境中進行觀照。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關於“鄉土”，莫不是“田園”、“山林”和“懷鄉”，我們可以稱之為“鄉土敘事/鄉野抒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關於“鄉土”，夾雜在近現代化大潮中的從鄉村走嚮城市的一代代知識分子，在回望故鄉時，多懷着對故鄉故土的思念與懷想，進行着“鄉土文學”的書寫，或對故鄉進行田園牧歌式的禮贊，或痛苦地批判着故鄉的落後愚昧，或哀傷地詠嘆着舊鄉村的凋敗，我們可以稱之為“還鄉敘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關於“鄉土”，尋根作傢們進行着文化自拯式的文化尋根書寫，知青作傢們感念着農村對自己的接納或痛恨着下鄉帶給自己的傷害，我們可以稱之為“下鄉敘事”和“鄉下敘事”。在這諸種關於“鄉土”的敘事之中，“故鄉”都是那個自然的、實在的故鄉。在魯迅、瀋從文、許傑、廢名等作傢筆下，“故鄉”是一個令人哀傷的字眼，是近現代化進程中“老中國”的凄涼背影。在這樣的中國“鄉土文學”背景下，我們可以見出莫言和賈平凹在“故鄉敘事”敘事空間營建上的異同：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莫言和賈平凹的小說在敘事空間的營建上具有一致性，都在“故鄉”找到了敘事場域和敘事激情，其敘事精神都深深植根於、汲力於故鄉的文學精神傳統，浸淫其間，深受地域歷史文化影響，並以天縱之才將其發揚，自成其驚泣鬼神的巨匠神氣，在文學創新的同時，不斷感受着時代的脈動，書寫着自己的“傢國情懷”。不同之處在於，莫言和賈平凹小說“故鄉敘事”場域的時空外延不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是一個“想象的故鄉”——一個審美意義上的“文學故鄉”，賈平凹的“商州”是一個“實在的故鄉”——一個“文學化的故鄉”，儘管二者都是作傢的文學世界中的“故鄉”，但它們在作傢的文學創作中所占的權重不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是作傢精心營建的一個敘事場域，但卻不是作傢書寫的重點和中心。賈平凹的“商州”則先是作傢傾力表現的對象，後來纔又變成其“商州故事”的敘事場。

結語 

從地域文化和“文學地理學”的角度來看，莫言和賈平凹分別營造出了“高密東北鄉”和“商州山地”，為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壇奉獻了獨具藝術魅力的“高密東北鄉”故事和“商州係列”散文、小說。雖然限於論題，我們在上文中沒有論及外國文學對兩位作傢“故鄉”敘事空間營建的影響，但不可否認，在兩位作傢的文學教育和文學閱讀經驗中，外國文學的某些作品的確觸發了他們營建“故鄉”敘事空間、進行“故鄉敘事”的靈感，從文學敘事的方式和場域上給他們以啓迪。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和賈平凹都是天才的作傢，其對外國文學敘事精神的學習和藉鑒是深深紮根於其實在“故鄉”的地域性文化資源和文化母本中的。“為什麽這麽多作傢開始有意識地建構他們的紙上故鄉，外來的文學影響固然是一個誘因，更深刻的誘因卻在本土文化歷史語境中，它使得‘地理的’在此時不僅僅是‘地理的’，不僅僅是某種美學風格上的偏鋒，而是一種被挖掘的文化力量，用來補充主流政治文化，修復和抗衡已經十分單調的民族主流文化的文化建設行為。”[18]與魯迅的“魯鎮”、瀋從文的“湘西”、馬爾剋斯的“馬孔多”和福剋納的“約剋納帕塔法縣”等文學敘事場域一樣，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和賈平凹的“商州山地”已經成為了世界文學敘事場域中的重要板塊，代表着一方獨特的風土和人情，在文學敘事空間和文化指代上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和創新性，這種文學敘事空間的營建賦予了作傢空前的敘述權力和想象自由。

註釋與參考文獻

[1]佩爾• 瓦斯特伯格《莫言諾奬授奬詞英文全文》（The Nobel Prizein Literature 2012 Award Ceremony Speech,Presentation Speech by Per Wästberg,Writer,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Chairman of the Nobel Committee, 10December 2012.），譚五昌：《見證莫言——莫言獲諾奬現在進行時》，桂林：灕江出版社，2012年，第229頁。

[2]楊守森：《高密文化與莫言小說》，莫言研究會：《莫言與高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7頁。

[3]楊守森：《高密文化與莫言小說》，莫言研究會：《莫言與高密》，第6頁。

[4]莫言：《超越故鄉》，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271頁。

[5]莫言：《故鄉往事》，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40頁。

[6]莫言：《超越故鄉》，莫言：《我的高密》，第253頁。

[7]莫言：《超越故鄉》，莫言：《我的高密》，第257頁。

[8]商山四皓，秦時隱士，漢代逸民。是居住在陝西商山深處的四位白發皓須、德高望重、品行高潔的老者。他們四位分別是蘇州太湖甪裏先生周術，河南商丘東園公唐秉，湖北通城綺裏季吳實，浙江寧波夏黃公崔廣。

[9]賈平凹：《我是農民》，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2000年，第35頁。

[10]費秉勳：《賈平凹與商州》，《唐都學刊》1993年第1期。

[11]費秉勳：《賈平凹與商州》，《唐都學刊》1993年第1期。

[12]李星：《序》，賈平凹：《賈平凹文集·第1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頁。

[13]李俏梅：《“文學地理”建構背後的宏大文化理念》，《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7期。

[14]莫言：《福剋納大叔，你好嗎？——在加州大學伯剋萊校區的演講》，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213-214頁。

[15]莫言：《神秘的日本文學與我的文學歷程——在日本駒澤大學的即席演講》，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169頁。

[16]莫言：《超越故鄉》，第251頁。

[17]賈平凹：《商州三錄》，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2001年，第8頁。

[18]李俏梅：《“文學地理”建構背後的宏大文化理念》，《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7期。

作者簡介

王西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博士後，陝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本文係2014年國傢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大陸當代小說在英語國傢的譯介、傳播與接受研究（1949—2013）”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4BZW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