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是大傢的生活讓我釀出蜜來
2019-08-12 13:39:56 來源: 中華讀書報
《北歸記》是作傢宗璞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壓捲之作,2018年11月獲得第三屆施耐庵文學奬。
“作為知識分子的一份歷史自敘,《北歸記》行文樸素,風格明快,在對知識分子與時代深在關係的書寫中,在對孟樾、呂清非、嚴亮祖、澹臺瑋等仁人志士的塑造中,在對玹子與衛葑等人愛情的描繪中,我們看到一個年屆九旬的老作傢藝術上的寶刀不老和思想上的歷久彌新。”頒奬詞簡明扼要地對宗璞的寫作予以概括。的確,這部作品所呈現的深邃的文化內涵和精粹的藝術品質,填補了民族解放戰爭即抗日戰爭題材小說中的一個重要空白。

《北歸記》(《野葫蘆引》第四捲),宗璞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北歸記》寫了一代人的成長史,也寫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寫作期間,宗璞曾經得了腦出血,一度以為自己寫不瞭瞭。可是她頑強地挺過來了,而且非常圓滿地完成了這部大作。宗璞是非常可愛的老人,她說,我的小說寫完了,我要開始周遊世界了!編輯楊柳說,“這是她一貫的生活態度,正是這種生活態度給了她堅韌的力量。”
近日,讀書報專訪九旬作傢宗璞。談話間,她說,如果有機會,她還想寫童話……她喜歡童話,她最喜歡的童話作傢是安徒生。
“那就是新的挑戰/快樂地迎上去吧。”《北歸記》中詩《永遠的結》,也表達了宗璞無悔的人生和樂觀自信不服輸的韌性。
葫蘆裏賣的什麽“藥”
中華讀書報:《北歸記》寫的是孟樾一傢回到北平的生活。多年離亂,盼望的和平生活終於到來,他們盡情享受和平生活帶來的歡樂,跳舞、滑冰、聽音樂、讀書……小說充滿了校園的青春氣息。有評論說您是“書寫青春愛情的聖手”,您覺得呢?
宗璞:愛情不過是小說寫的一部分,在動亂的時代,關係親密而思想不同的人受到的影響最大,衝突最尖銳。愛情總要寫到,但其實整個創作裏我追求的是寫人。中國文化最註重人,小孩兒讀的《三字經》,就講“三纔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人是和天地並列,我要寫的是人和時代。王蒙說:“我讀《紅豆》讀到的是滄桑。”我說,這是慧眼。
中華讀書報:從“南渡”到“北歸”,您書寫了一麯動人心魄的民族浩歌。作品以西南聯大為背景,小說中的人物共同書寫了民族的抗爭史和精神史,飽含着傢國情懷。您筆下的人物,是否也有原型?孟靈己的身上有您的影子嗎?
宗璞:我曾經寫文章說,小說裏的人物都是這裏一點那裏一點糅和在一起的,不是拼湊。糅合在一起肯定會有“化學作用”,成為新的人物。如果再拿新的人物這一點那一點去對原來的人物,已經不是原來人物的特點了。元代書法傢趙孟頫曾有一首詩,說他和夫人像兩個泥人,將來打破,再摶再煉再調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就是新的人物了。所以要研究人物的原型實在是煞風景的事。在寫《野葫蘆引》的時候,我常常是被書中人物牽着走的,跟我最初的人物設計有很大的不同。更找不着原型了,這也是很有趣的事。
至於說孟靈己,她身上有可能有我的影子,在別的人物身上可能也有一些。這也很難說。大傢看着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好像沒什麽關係,我不會對號入座出來打官司。

宗璞
中華讀書報:很多細節的描寫,包括嵋被蛇咬傷,包括滑冰、堆雪人等細節,如果沒有親身經歷,我覺得是寫不出這樣的感受的。
宗璞:謝謝你的誇奬,說我寫得逼真,是嗎?我要是告訴你哪些是我編的,哪些是真事,咱們兩個就是小說的殺手了。小說寫成了,常常有對號入座的現象。我以前就說過,我不喜歡考據。我說小說本來是辛苦造成的七寶樓臺。經過考據,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就成了瓦礫一堆。考據對了還好,考來考去還不對,那就真糟糕了。不過,要拆臺也不是那麽容易的。無論怎麽考,小說的人物已經活在那了。我自己沒被蛇咬過,我最怕蛇。我還建議把蛇從十二生肖裏面取消,可惜沒人響應。
中華讀書報:為什麽叫“野葫蘆引”,您說是因為“不知道葫蘆裏賣什麽藥”。可是您從一開始就决定寫四捲本吧?
宗璞:我那麽說是故弄玄虛,因為生活太豐富了,不但不知道將來的變化,就是歷史的真相也是很難弄清楚的。但是寫小說總得有個計劃,有個大的格局。50年代我就想寫抗戰的事情——幸好沒動手,那時候寫就可惜了,不會寫好的,因為對生活的認識不夠。隨着時間流逝,對生活的認識更豐富,也更清楚了,纔計劃寫這麽一部大書。
中華讀書報:《接引葫蘆》的終麯,很有《紅樓夢》的味道。書裏的很多詩詞,以及莊無因給嵋的信,也是您寫的嗎?我一直感覺,是確有此信。
宗璞:那太好了。當然是我寫的,錢明經的詩也是我寫的。裏面的詩詞、麯,除了呂老太爺的兩首詩是我抄外祖父的詩,因為我寫不出那樣老氣橫秋的句子。別的都是我寫的,不是抄的,沒有合適的原作供我抄啊。
中華讀書報:書裏最打動我的是孝。但是小說裏對孝也是客觀的理性的,比如嵋和同學發現鄉村學校要挂二十四孝圖時,他們表達了對孝的不同看法。您對孝是如何理解的?
宗璞:我認為孝是一種自然的、健康的、美好的情操。孝,首先要自己做對社會有益的一分子。若是像郭巨埋兒那樣,埋掉自己的兒子(殺人犯!)來奉養自己的母親,簡直是駭人聽聞。“二十四孝”圖,還有曹娥投江去尋找父屍,也是荒謬絶倫。我在前幾年寫了一篇文章《美芹三議》,提出不要再宣傳二十孝圖,可是毫無效果。有一陣子,連禮品點心盒裏都夾一張二十四孝圖。古人在理想社會的描寫中,有“養生送死無憾”這一條,就是說有能力撫養下一代,奉養上一代,直到老去。這是很平實樸素的理想,不能歪麯為那樣荒唐的行為。魯迅反對“二十四孝”圖。我在小說裏寫那時的人反對“二十四孝”圖,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大力反對這種所謂的“孝”,這種所謂的“孝”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
“我像一隻工蜂,大傢的生活讓我釀出蜜來”
中華讀書報:反內戰、反饑餓是《北歸記》記述大歷史的基本旋律。在寫作的時候,這些往事都是依賴記憶嗎,還是也會查詢一些資料?
宗璞:我的書是大傢的書,是我的長輩們、老朋友、老同學,包括先後同學、大小同學湊起來的記憶。我寫了三代人,衹要認識的我都通過各種渠道找他們瞭解情況,有許多細節都是大傢提供的。梅貽琦先生的侄兒梅祖培參加了強渡怒江,他給我講了他的經歷。當然我也參考別的材料。我哥哥給我講他參加滇西戰爭的經過,講了好幾回。講了,我又忘了,做了筆記又找不着了……一個人的記憶是不完整的,我盡力多找一些人,多找一些材料。專業方面的事情我就找專業人士。總之是盡力而為吧。
我就像一隻工蜂,是大傢的生活讓我釀出蜜來。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書其實是大傢的,感謝是說不盡的。
中華讀書報:從1985到2018年,三十多年的時間寫四部書,保持了文脈的通暢一致。您是怎麽做到的?
宗璞:平均七八年一本,拖的時間很長,是因為總是在做別的事情。第一本是1985年開始寫,我還上班,回到傢裏照顧父親,三年也就寫完了。後來就越來越慢,間隔很久,寫一點就放下,身體越來越不行。
中華讀書報:父親對您寫作持什麽態度?
宗璞:父親很支持,他給我的第一本小說散文集寫了序,但是這篇序當時的出版社不肯用,用的是孫犁先生評論《魯魯》的文章。也是父親建議的,父親說這是一篇好文章。原題目是《人的呼喊》,出版時改為《肺腑中來》。父親給我寫的序裏說,作傢要用至精至誠的心勁把自然、社會、人生這三部“無字天書”釀造成“有字人書”。他給我很大的鼓勵,相信我會做好。我的生日,父親連續好幾年寫對聯,有一副對聯就是,“魯殿靈光,賴傢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將《新編》代雙城。”他不希望因為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耽誤了我的創作。
中華讀書報:《北歸記》沿襲了前三捲的寫作風格,依然從平實中透出典雅氣。這種風格的形成,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麽?很多人把您歸為“知識分子寫作”一類,您如何理解“知識分子寫作”?而且書裏的人物名字都很有書捲氣。
宗璞:我喜歡起個好名字。知識分子寫作,是說有書捲氣,文化氣。另外,寫的是知識分子。寫作總要傳達自己的思想,不光是生活,不論是紀實文學,還是寫小說,一定是要有自己的思想,要對整個生活、時代的變遷有自己的看法。
中華讀書報:有一種說法,認為童年的記憶足可書寫一生。您幼年時曾隨父親馮友蘭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了八年時光。這些經歷是否成為您寶貴的創作素材?
宗璞:不光是童年,光是童年生活是不夠的,童年時候看事物的眼光就是兒童的眼光。長大後,有了更多的閱歷,更有思想深度了。我從學校裏的生活寫到青年,後來寫到1949年以後,離童年很遠了。從前是這麽說,各人頭上一方天,各人腳下一口井。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資源。
中華讀書報:您采訪了那麽多親朋好友,查詢了那麽多資料,真正落筆時也很難取捨吧?但是您的語言和敘事都很簡練。
宗璞:現在回頭看,自己都有點吃驚:我怎麽寫了這麽長的書?近一百萬字。我覺得小說不能寫得太長,讀者看起來很費力。我也很佩服有些文友能寫幾百萬字,但是我也在想,誰能全部看完呢?我修改的時候,能減的字盡量減掉,希望能夠精煉。好像誰說過,說我是用寫詩的辦法寫長篇。這是過奬,不過,我喜歡精煉。
中華讀書報:《北歸記》距第一部《南渡記》過去了整整30年,半個甲子裏,書中人物的命運也經歷了一個循環。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您需要剋服的最大睏難是什麽?
宗璞:我要剋服的最大的睏難是沒有眼睛。有時候很痛苦,老是覺得沉重,有壓力。但寫的時候,總是能夠投入。這一章要寫的事情,先粗略地大致寫,再仔細地寫,每一段都要改好幾遍,我口授,助手打字出來,再念給我聽,再改。改得還不見得到位,有的時候是不懂,有時候有錯字,就再改,改好幾遍。這是我最大的睏難,可是我剋服了。還有就是身體不行,精神飽滿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和精神不好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中華讀書報:您在這四捲書裏,最想表達的是什麽?
宗璞:我希望大傢看到,這些先生們離開北平那麽多年,回來馬上投入工作,希望建最好的學校來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寫的是我父親那一代人一輩子的理想。可是我做得不夠好。有時想想很不安心。我想他們的精神、他們的人品、他們的功績也不靠我這一部書傳世,我盡力了。我也要表現我們全民族在抗日戰爭中那種的上下一致、同仇敵愾的精神。到現在我想起來年輕時候唱的歌,還是那幾首《鬆花江上》《江陵江上》《遊擊隊歌》。當然要表現抗日的全面圖景,就更不是一部書所能做到的了。
中華讀書報:這四捲書,在您的人生中有何獨特的意義?
宗璞:它是我最重要的作品,這是無可爭議的。首先是大,從1937年到世紀末,寫了一個甲子的事情,兩百多個人物。他們是我這麽多年的朋友,是我熟悉的人,又是完全嶄新的人,是我“再摶”“再煉”“再調和”創作的人。我把自己的生命送給了他們,我不知道我的貞元之氣能不能讓他們活起來,能活多久,我盡力了。王安憶說:“宗璞也許有一天會發現,她就是為了寫《野葫蘆引》而來到這個世界的。”安憶的話給了我啓發。我知道這套書對我的重要性。
中華讀書報:達到您預設的高度了麽?
宗璞:沒有達到,前面我已經說過,對那些主要人物教師們寫得不夠好,沒有對年輕人寫得好。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寫人物的時候就老想着這個人的特點。我覺得難的地方在於,我書裏的人物都是各有專門知識的人物,他們的身上就應該有因為掌握這種專門知識而形成的各種特點。我並沒有這麽多專門知識,所以這個很難把握。另外一個比較睏難的是轉場,在敘述的過程中,從這個人轉到另外一個人,從這件事轉到另一件事,常常躊躇,就要琢磨怎麽才能轉得不彆扭。
中華讀書報:但是表現出來的內容很自然。
宗璞:這說明處理得還不錯。有的時候是人物帶着我的筆走就比較輕鬆了,但也不是所有時候都能這樣。有時候需要冥思苦想。
中華讀書報:這四捲本一直在人文社出版,背後有故事嗎?
宗璞:我起先衹寫短篇,也寫了很多散文。1979年寫了《三生石》,韋君宜同志看到後特別關心,那時我還沒開始寫長篇,她讓我參加長篇小說創作的會,說我應該寫長篇小說了。從一開始就是人文社嚮我約稿。韋君宜是卓越的出版傢,她關心整個文學事業,關心每一個作傢。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
中華讀書報:您的語言風格一直備受推崇。《北歸記》同樣顯示出獨有的美學特質,正是歷經歲月後的韌性之美。這種風格是如何保持下來的?
宗璞:風格不用保持,已經就在那裏了。風格的形成就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跟人是一體的。有時候一個人有多副筆墨,我寫《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那是另一副筆墨。我本來是想兩副筆墨並舉的,但是長篇需要的功力太大了,沒有時間精力再來寫《蝸居》一類的小說。
中華讀書報:如何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問題,在《北歸記》中您藉劉仰澤和李漣的爭論,引用了馮友蘭《新事論》的觀點,您引用父親的書在其中,是有深意的吧?
宗璞:我想不出有什麽深意,我衹是寫出事實。在《南渡記》中我也寫了演出今人《曹禺》的劇本,這是事實。討論馮友蘭的書也是事實。因為這種討論很有意義,我不能因為是我父親的書,我就“避嫌”。如果我父親寫了一本《菜譜》,我想我不會把它寫進小說裏。寫這種討論和馮友蘭是不是我的父親沒有關係。1946年《新事論》已經出版了,其中《別共殊》一篇文章提出中國文化的方向,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實際上是他們所屬的時代不同。西方文化是現代的,儒傢文化是中古的。我們不能照搬一個個體,就是說不能全盤西化。可是可以從一類當中吸收適合自己的東西。對於儒傢文化來說,文化是生長的發展的,是可以增加和去掉的。我們可以發揚儒傢的優點,改掉它的缺點。
我認為,儒傢最根本最光輝的思想是對人的重視。我是外行,父親告訴我《易經》指出,人同天地叁。我沒有讀過《易經》,衹有《三字經》水平。下面的話衹能說是感想,這是我一貫的看法。從世界的思想看來,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個神,都有一個造物主,人是神創造的,而衹有中國人認為人是自己生出來的,不需要造物主來造。在《三字經》裏面說的很清楚,就是“三纔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人是和天地並列的,是和日月星一樣光輝的。可是,這樣的思想是不是因為君權的阻礙,沒有發揮。反而發展了“三綱思想”,沒有了個人地位。儒傢思想最大的缺點就是“三綱思想”,他捆綁着一切。
“五四”以來,我們已經認清舊文化不能就這樣下去,必須請進“德先生”和“賽先生”。但是到46年也並沒有解决,所以他們在紀念“五四”的時候還在討論,到現在也還在討論。
中華讀書報:您怎麽看小說中的閑筆?《北歸記》的開頭寫重慶的臺階:上了幾個臺階,又下了幾個,又上了幾個臺階——類似魯迅的“兩棵棗樹”嗎?
宗璞:寫的時候並沒想到魯迅,就是形容臺階多。你念念看,一種是我現在寫的,另外一種衹寫臺階很多,你的感覺是哪一個多?這不是閑筆,我覺得很必要。而且念起來會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