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学者苏炜： 那块刻镂着浮雕的铜牌——耶鲁与中国的奇特历史渊源故事

学者旅美作家苏炜 两洋对话与独白 Yesterday

小按：2020——庚子年果然多灾多难。从中国到全球，可谓灾疫迭起，也引发了众多歧见纷呈、令族群撕裂的大话题。此旧文，就是从120年前的庚子年引出的耶鲁故事和思考，或许可作一个百年的借镜参照吧。

   一

 若不是小李一言，我不会注意到这块刻镂着浮雕的铜牌。实在是因为，耶鲁校园里的老建筑物上，刻满浮雕的各种铜牌太多太多了。

 位于主校园中心侧角的这座乌希大厦（Woolsey Hall），是耶鲁几座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曲尺形的高楼延伸成两个长型的直角横跨路端，曲尺上头顶着一个灰色头盔似的巨大圆顶。就在直角大圆盔下面，镶满金珠似的顶灯而显得金碧辉煌的圆形大厅，却被耶鲁人称为“学生过道”——每天在校园各个教学楼之间“跑课”的学生们，总喜欢把这里作为穿越校园中心的一条捷径。其实，这里正是耶鲁的“先贤堂”：环绕大厅的汉白玉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各个年代为国捐躯的耶鲁先贤的名字。小李提到的那块铜牌浮雕，就镶嵌在先贤堂侧边当门的大墙上。

“纪念 赫瑞斯·崔希·彼克金，1869年出生于费城，1888年毕业于易克斯特中学，耶鲁学院1892届 毕业生。从1896年开始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工作三年，1900年七月一日在保定府被义和拳杀害。

                             1892届同学敬立 ”

上端是半身浮雕铜像。一个年轻俊朗的瘦削侧影，打着蝴蝶领结，似乎连唇上的短胡髭，都还没有长齐全。

“你没注意过这块铜牌？它就立在大门边上，多抢眼哪！”同事小李，一个天真好强的中国大陆北方女性。她很幸运，刚刚踏上北美土地不久就获得了耶鲁的教职，所以她的许多观感，总带着新来乍到的鲜锐，“你知道吗？刚一读懂这块铜牌，我的血一下子就涌到脑门上来了——怎么？耶鲁竟然为一个到中国传教而被义和团杀害的传教士立碑？并且就立在这座重要建筑的通道大门口上？”

 我心里打了个突：那怎么啦？——去国日久，我发现自己在许多方面的感受力，似乎日渐麻木了。

“一刹那间，所有那些以往在教科书里学到的东西全回来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传教 士的文化侵略，义和团的反帝抗争……等等等等，我马上就有一种被羞辱感，觉得这是对我们中国人民族感情的一种伤害！我几乎要……”她突然打住，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小小心心看她一眼，我明白她后面要说的是什么了——近些年来，美国大学校园里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中国大陆留学生为“民族感情”事大动干戈的纠纷了。年轻冲动的小李，不会又要为此闹出什么动静来吧？

 她止住了笑声，“那天，我找到从清华交换过来的小张，一起研究了好一会儿这块铜牌，小张说：我们要稍微去了解一下耶鲁这段历史再说。我到网上和图书馆稍微查了一点资料——天哪，幸好我仔细读了读书，书上说的，跟我们以前学过的，真的大不一样哪！”

“你读了些什么书？怎么个不一样呢？” 我饶有兴致地望着她。

 她闪动着眼眸， “总之，我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觉得自己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那天事忙，在乌希楼匆匆分手，我们也再没有机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没想到，若干日子以后，一个偶然机会，这个“铜牌话题”，却自动撞到我眼前来了。
 

二

按惯例的每月一聚，我接到了塞布鲁克（Saybrook）学院的“Fellow”（会员）聚会的邀请。

环绕耶鲁校园的十二个寄宿学院（College）。每一个学院都各自有自己的名字、历史、传统和自主性管理。这种摹仿自牛津、剑桥等英伦老校的校园管理形式，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各个学院都有一个“主人之屋”（Master Houses）, 由一位常年住在这里的资深教授家庭担任“主人”。这个主人家庭的住房是相对开放的，每月、每周都有各种名为“主人下午茶”、“会员活动”、周末音乐会等等学术文化活动在这里举行，欢迎学院内所有学生自由参加，为住校学生形成一种似乎有“家长”的、家庭式的生活环境和沙龙化的文化气氛。我被应聘担任塞布鲁克学院的“Fellow”已经多年，这种荣誉性的“会员”，每月一次在主人教授家中举办文化聚会。一般都以正式着装出席，先举行小型的鸡尾酒会，品酒、寒暄、联谊；然后是在学生餐厅参加正式晚宴。晚宴后才是重头戏——每月换一个主题，由特邀主讲嘉宾主导的学术沙龙讨论。

今晚的主题是：“中国‘洋基’在耶鲁校园：1872年至1887年的中国教育‘传教’活动”。主讲人，是耶鲁历史系刚退休不久的女教授芭托勒提（Beatrice S. Bartlett）。

这里的关键词，正是我特意加了引号的“洋基”和“传教”二字。“Yankee”这个英文字，本来专指美国建国早期东北部新英格兰的年青拓荒者，在日常口语中，“洋基”则成了“美国佬”或“北佬”的代称。“Mission”这个词，因为一般特指“负有特殊任务与使命派往海外”的工作团或使节团，在英文里最常指涉的，正是海外的“传教”和“布道”活动，所以，“传教士”被称为“Missionary”。我在上面那块铜牌上看到的，也正是这个字眼。——原来我们习称的“晚清留美学童”，在此地英文的说法里，正是一种“Mission student”（无以直译——传教学生？）。一下子，它撞到我的被小李的话题撩拨起来的“民族敏感” 上了。

芭教授的演讲，谈的却是一个我异常熟悉的话题——关于耶鲁和中国的悠久历史关系。从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开始（1850-1854）；第一位在美国大学开设中国课程的美国人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1877年任教耶鲁）；到容闳学成归国后亲自带到康州和耶鲁的120位晚清留美学童及其后被强力召回的事件（1872-1875）；以及在这批留美学童中产生的杰出人物——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1881毕业于耶鲁），等等。

然而，这位白发苍苍、鹰眼勾鼻的芭教授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了全场的惊喜和骚动：“你们都知道，来到耶鲁的第一位中国‘洋基’叫容闳，对不对？（容闳的名字，英文里习称Yung Wing，而不是Rong Hong，那是广东话的发音）——可是你们知道吗？我是容闳的亲戚。”她呵呵大笑着，“我这个专门研究这一段中国洋基历史的耶鲁教授，真的是容闳一位晚辈的远房亲戚呢！”在众人的啧啧惊诧之中，她笑眯眯向我们描画出她的“家族树”（Family Tree-族谱 ）——原来，她的曾祖母，正是容闳所娶的美国太太的亲姐姐；也就是说，容闳，如假包换，正是她的曾祖姨父！芭教授望望我这位在场唯一的“老中”——大概我的惊异神色显得特别夸张吧，缓缓敛住了笑容，“当然，即使容闳不是我的祖上亲戚，这段中国洋基在耶鲁的故事，也是耶鲁三百年历史中很重要、很值得认真研究的一页。

于是，也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容闳晚辈亲戚”——芭教授整个晚上的演讲，带着一种怎么样的新鲜谐趣和深挚情感，使得一整晚高潮迭起、喧声鼎沸了。

最触动我的，正是这“Mission”二字——这既可以作“使命”、“任务”解、又可以解读为“传教”、“布道”的特殊字眼。

原来，在耶鲁和中国绵长的历史关系中——这是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大学中和中国最早建立密切关系的一段悠久渊源，传教士，都在其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在芭教授的讲述中，前面提到的第一位在耶鲁开班教授中文的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正是在他到中国传教的生涯中学会了中文，迷上了中国文化，并且编出了第一本据说至今西方人仍在不断修订、使用的英汉大字典，从而成为中美文化交流中最早的拓荒功臣的。容闳作为引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容闳的恩师——发现容闳、容闳越洋留学、亲自把他领进耶鲁校园的，也正是1840年前后在澳门、香港担任传教士的山缪·布朗先生 (Samuel Robbins Brown) 。芭教授随后提到这样一段轶事：容闳在1847年相随布朗先生，坐着一条运送中国茶叶的帆船抵达美国之后，先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作预科学习，一年后申请进入耶鲁大学。由于学费昂贵，布朗先生本来想为容闳申请一个学校董事会为贫穷学生设立的奖学金。但按学校规定，要取得这个奖学金的学生，必须签具自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虽然深深感激布朗先生的好意，但他为了学成之后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不愿意为一份奖学金而接受这样的前途安排。芭教授随后念出了一段容闳当年写给学校方面的信——这里，我特意从容闳传世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把相关的文字引述于下：

“予虽穷，自由所固有。它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

“Mission”。——正是为着报效祖国的“Mission”（使命），使得容闳婉谢了这个“Mission”（传教）。我听着芭教授用她略带嘶哑的嗓音，念出了上面这段掷地有声的文字的英文原信，四席一片肃然。更为难能的是，作为传教士出身的布朗先生，不但尊重和支持容闳的这一决定，而且调动起各方面的关系和努力，最后从远在数百里外的乔治亚州的“萨伐那妇女会”取得了资助，帮助容闳顺利进入耶鲁大学就读。

芭教授的幻灯图片，流过了一幕幕当年容闳求学时的耶鲁校园画面：老校园城堡上那几个孤零零的长圆尖顶，围在简陋宿舍里柴火生的暖炉边烤火聊天的年轻面孔，白雪茫茫的空旷校园里穿着中式马褂打棒球的模糊身影……。事实上，芭教授的整晚演讲中，确实就将容闳和他随后带到美国的晚清留美学童们（她称为Mission boy），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传道者看待的。容闳的进入耶鲁，确实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中非常具体真切、也非常富于戏剧性的一页。一位名叫特维奇尔牧师曾在1878年在耶鲁肯特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对容闳在耶鲁的表现有极为生动的叙述。他说：“……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两者都割弃了。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参见《西学东渐记》钟叔河序）

三

泛黄的历史图片在眼前流走。芭教授放慢了节奏，给大家详细讲述了晚清学童中这样一位加入了耶鲁赛艇 队的叫“文耀·钟”（钟文耀）的中国学生，让耶鲁全校刮目相看的故事：模仿着牛津、剑桥的老传统，赛艇乃是耶鲁和哈佛之间（后来还加上了普林斯顿）唯此为大的年度盛事。但是，多少年来，也许是操练无方， 耶鲁始终都是哈佛的手下败将，成为耶鲁校史上蒙羞多年的憾事。但是，自从这位叫“钟”的“中国洋基”1880年前后加入到耶鲁赛艇队、并成为发号施令的灵魂人物之后，局面丕变了。坐在船头作总指挥的“钟”虽然个子矮小（才1·58米），但是壮硕而有智慧。为了获取制胜之道，大赛之前，他常常提前到新伦敦赛艇场地的水面上观察水流和风向，制定各种巧妙利用风速、流向提高船速的方案。在“钟”的指挥下，耶鲁赛艇队在屡战屡败三十多年之后，终于获得了连续数年战胜哈佛的历史性胜利！那些年间，每到赛艇季节，赛场水面上总回响着耶鲁学生们山呼海啸地呼喊“文耀钟”的名字——那时候的耶鲁赛艇队，拥有“钟”，就意味着拥有胜利，“文耀钟！”“文耀钟！”一时间，令敌手哈佛闻风丧胆！

我在客厅里轰然而起的欢笑声中，打量着荧幕上那张百年前的赛艇队员合照，仔细端详着中间那个被众人簇拥着的着长筒马靴、梳西装分头、有着一双细长丹凤眼的模糊面影。然而，这个“中国洋基”的耶鲁故事，却因之乐极生悲——正是因为这些剪去长辫子的中国学童们开始玩赛艇、打棒球、踢足球，迅速地适应了自由空气而融入了美国生活——听闻就是这张华生短发西服的运动照被密送朝廷，从1881年秋天开始，中国满清政府以惧怕学童“西化”为名，突然中止了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的整个计划，强力将学业未成、总数为一百二十名的留美学童撤回了国内。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场中国人内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及其“眼线”——内廷翰林吴子登的督导下，在容闳主持的“留学事务所”内开始了。

同样在满堂的啧啧惊叹之中，芭教授换了一种沉重的语调，讲述这段不为一般耶鲁人所了解的“中国教育Mission”夭折的历史公案。容闳《西学东渐记》的第十九章“留学事务所之终局”，对此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盖陈（兰彬）之为人……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替性灵上所受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因有以上种种原因，故其（陈兰彬）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陈）极力破坏予之教育计划，而特荐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见《西学东渐记》）

荧幕上，投影仪放大了芭教授打出的这样两行英文简述：

1868年: 日本天皇颁布诏书，改年号为明治，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留学西方的日本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回国；改革派打赢了废除幕府制度的“戊辰战争”，并于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

1898年：中国清政府改革派的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捕杀维新派知识分子；容闳逃出北京，于1902年再度到美国避难。容闳在1912年4月20日病逝的当天，正好收到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寄来的照片。

对于我这位“老中”，芭教授特意用汉字写出的“戊辰”和“戊戌”两个纪年符号，不啻是两颗能够灸穿荧幕的火星。

芭教授的演讲，最后结束在这样一行文字上：1955年至1960年，丹纳·容（Dana Young ）, 晚清学童之子，作为工程学方面的史特灵讲座教授 （这是耶鲁最高荣誉的教职），服务于耶鲁大学工程学院；1965年，最后一位存世的晚清留美学童Kwong Yung Kwang 逝世，享年102岁。

四

深夜，步出塞布鲁克学院，正好需要穿越老校园走到我的停车处。我特意将目光，久久停留在芭教授的幻灯图片中一再出现过的那排门楼城堡边的尖圆顶学舍上。容闳当年曾经住在那里，日后他亲自带来的数批晚清留美学童，也曾经住在那里。如今依旧一片灯火闪烁——我知道，选修我的“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课程的学生们，也一定会有人住在那里。

风有点冷。耸耸肩，却觉得有一缕汗气，从襟角里涌出。

急急穿过“乌希大厦”的门厅，脚步，忍不住就在小李前面提到的那块铜牌面前停了下来。因为容闳，因为一个晚上的“中国洋基”——“Mission boy”的故事，这铜牌浮雕上本来和我何其遥远的“彼克金先生”忽然就显得亲近起来，似乎可以闻得见他的如同“文耀·钟”一样的呼吸气息。这位耶鲁“洋基”，正是另外一个同样意义的 “Mission boy”。不必说，耶鲁完全有权利也有理由，在自己的校园里纪念自己的学子先贤；我以为，这位把青春生命留在了华夏土地上的耶鲁贤长，也值得我们这些身在耶鲁的华夏儿女们由衷的纪念，就象我的塞布鲁克学院同事们，对容闳、对“耶鲁的中国洋基”们的深挚纪念一样。（我随后就注意到，在这块铜牌旁边，还嵌着另一块同样殉职于中国的耶鲁学生的纪念铜牌：法兰西思·J·赫尔，1899届毕业生，死于1913年5月26日北京，心理医生、教师和传教士）。我相信小李和小张他们后来读到的书籍、材料上，一定是读到了耶鲁和中国的悠长交往中，早年以“雅礼”（耶鲁旧译）名义发生的许多故事。在中国内陆城市——长沙、武汉、宁波等地，有着那么多带“雅”字的百年历史陈迹——“湘雅医学院”、“湘雅医院”、“雅礼中学”等等，都跟这些“耶鲁洋基”们早年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服务的足迹相关。在这样的真实史迹面前——更不必说，在早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所开拓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面前，你就很难同意近期似乎又在时兴或者回潮的某些高调的思维——世纪之交，我读到某位我深为尊重、卓有声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带点戏谑却毫不戏谑地，把当下的中国文化问题同样简化为：“你是站在八国联军一面，还是站在义和团一面？”

没有必要抹煞或者掩盖，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一页页列强瓜分、割地焚园的民族羞辱史；同样，也没有必要回避或忌讳，闭关锁国、仇洋排外的天朝心态，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宕和斫害。胡适之先生早年有云：“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见余世存《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近日，荣获被称为“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的“克鲁格人文与科学终身成就奖”的著名华裔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发表的受奖演说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文化必须以自身术语并同时以比较观点来加以理解。我所谓的‘比较观点’，是指早期帝国时代与印度佛教的比较，以及16世纪以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从20世纪开始，中国人的精神便极大地关注在中国对西方的问题上。仅仅用自身的术语而没有比较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过去，无疑将冒陷入简单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巢臼的风险。” （见2006、12、31美国《世界周刊》）

站在这块雕镂着浮雕的铜像面前，我想，小李、小张和我感悟到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自身的术语”和“比较的观点”吧。

记得，在芭教授的演讲完后，聚会的“主人”爱德华教授点名，要我这位“老中”讲几句话。我笑着说：刚才，芭托勒提教授说，她是容闳的一位晚辈亲戚；我呢，却是容闳的一位晚辈同乡——广东中山人……。芭教授呵呵笑着插话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位耶鲁赛艇队了不起的钟文耀，也是中山人呢，和容闳一样——哦哦，当然，也和孙逸仙一样……

我们的话音，淹没在一片和暖的笑声之中。

                       结笔于2007年元月3日

                               美国康州衮雪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