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1921年10月的日記：譴責剝削，鼓動百姓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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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留日期間的鬱達夫：倘為國死，予之願也

抗戰中與抗戰後，文化人的升沉遭遇，是反映了整個民族在如何慘痛的蛻變。鬱達夫與聞一多之死，不僅是“千古傷心文化人”的問題，而是證明中華民族的過去與未來，要在廣泛的血洗過程中茁長起來！同時文化人如周知堂，張資平，樊仲雲，汪馥泉……等，又如何像沉渣一般的被撿起與馬糞攪和着，為侵略者壓迫者當燃料在使用。這是多麽清楚，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兩個側面。

    --- 潘漢年，1946年10月2日《聯合日報晚刊》

      經郭沫若舉薦，1921年10月開始，鬱達夫從上海趕赴到安慶的法科大學教書。東京而上海而安慶，從其繁華程度而言自然是一個不如一個。抵達安慶的第一晚，鬱達夫是在一傢條件很差的荒店裏度過的。“人疏地僻，我好像是從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被放逐到了羅馬黑暗時代的樣子。“在10月2日的日記裏，他引陶潛、阮籍及英國十八世紀的詩人詹姆斯.湯姆森為同志。認為”像我這樣的人，大約在人生的戰鬥場裏，不得不居劣敗的地位。由康德的嚴肅主義來看，我卻是一個不必要的人。“       鬱達夫天生是一個不喜歡被束縛的浪漫派，他習慣的是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和說走就走的旅行。因此高校的教書職業也並不適合於他。從到達安慶的第二天起，他就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到了學校裏，見了些同事，同新媳婦見了小姑一樣，可憐我的“狂奴故態”沒有放出來的餘地了。此後的生活，我好像是看得到的樣子，大約到解約的時候止，每天的生活，總不出《創世紀》裏的幾句話的：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and second ……day. （有晚有早，就是一，二，…… 日。）

在10月4日的日記裏，鬱達夫再次提到自己因接受的教職而不能外出遊玩的懊喪之情：“又是晴快的天氣！像這樣秋高氣爽的時候，不到山野去遊行，且待何時？我弄錯了，我不該來這裏就縛的。…… 這些傳統的陋俗不得不打破，破壞破壞！我什麽都不要，我衹要由我的自在就好了。”

在10月5日的日記裏，鬱達夫由前一段時間發生在長江一帶的水災聯想到安慶一帶農民的疾苦，寫下了下面一段話：
 

同胞呀，可憐的農民呀！你們經了這許多兵災、旱災、水災、怎麽還不自覺，怎麽還不起來同那些帶兵的，做總統總長及一切虐民的官和有錢的人拼一拼命呀！你們坐而待斃，倒還不如起來試一試的好呢。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不問他是馬賊是強盜，你們但能拼命的前進，就有希望了。這事用不着代表的，因為代表都是吸血鬼……

在10月6日的日記裏，鬱達夫再次結合自己教書和備課的艱辛，談到了當時社會的不平等。認為自己和其他勞苦大衆都是被剝削的對象，應該殺光那些不勞而獲、專靠剝削別人的勞作而得以享樂度日的社會階層：
 

我倦極了。單是四點鐘的講義，倒也沒有什麽，但是四點鐘講義之外，又不得不加以八點鐘的預備。一天十二點鐘的勞動，血肉做的身體，誰經得起這過度的苦工呢！我們之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者，都因為有一部分人不勞而食的緣故。世界的勞動本來是一定的，有一部分人不做工，專在那裏貪逸樂，所以我們不得不於自己應作之工而外，更替他們做他們應作的工。這一部分人是什麽人呢？第一就是做官的，帶兵的，作各團體的代表的，婦人之專事淫奢的，和那些整日在遊戲場裏過日子的人。把這些人殺盡了，我們中國人民就不至於苦到這步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