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出走
蔣勳 當代作傢 2016-07-30
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出走”。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銳度，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紀70年代在歐洲讀書，那時候要寫關於文藝復興的藝術史，老師問我：“你有沒有去過意大利？”我回答說還沒有。他說：“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熱淚盈眶，你怎麽敢寫他？”後來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個月。
當時我身上就是一個背包，兩件襯衫。我曾經睡過火車站，那時候戛納火車站裏有一堆年輕人睡在裏面。他們問我：“你怎麽沒帶報紙？要鋪報紙的。”他們就分給我報紙。早上五點，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當、當、當，敲着桶子，叫醒大傢，請大傢喝完咖啡離開，火車站要營運了。
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認識一個14歲的蘇格蘭小孩，帶個氈呢帽，打掃厠所一個學期存了點錢，就到歐洲來旅行。錢花完了一點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賺錢，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時候感觸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輕人可以這麽不一樣。他們將來長大以後，能擔當的事情也絶對不一樣。
宋朝詞人柳永說：“今宵酒醒何處？”中國文化裏面本來有這個東西。可是這個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輕人的生命力沒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壯遊能帶動年輕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歐洲，都會覺 得我在歐洲很久，就會來問我：“我要去歐洲，要準備什麽？”我就會反問他：“你覺得你要去做什麽？”當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麽、意志力很強的時候，所有的睏 難都可以一層層地被剋服。我們今天小孩做的準備，他們的信用卡、語言，絶對比當年拿着商品樣本在歐洲闖的臺灣商人好，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因為他們沒有 安全感。
有人好幾年都在問我，但最後就是走不出去。其實壯遊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說。
我常常跟朋友說，《西遊記》孫悟空那麽厲害，他一翻筋鬥就是十萬八千裏，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麽是唐三藏取經？ 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而唐三藏有動機，雖然他沒有取經的能力。動機是比能力重要的；沒有動機，根本就沒有出發點，連起跑點都沒有。衹要有動機，都很棒。最 怕的是無所愛。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我會問他：“你愛什麽？”如果喜歡搖滾，要去玩重金屬，想要跟樂團，我都覺得很好。
“壯遊”的“壯”字，不衹是炫耀。“壯”這個字，包含了一個深刻的、跟當地文化沒有偏見的對話關係。
旅行是很大的反省，是用異文化來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在比較裏面，才能瞭解文化的不同——衹是不同，並沒有優劣。就像寫《裨海紀遊》（清朝康熙年間記錄臺灣山川風物之著作）的鬱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下雨他們就在淋雨。他就問：“為什麽不讓他們在屋檐下躲雨？”翻譯官就告訴他：“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他們是不怕淋雨的。”鬱永河就嘆了一口氣說：“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遊書，都會有這個觀點。寫《真臘風土記》（今日的柬埔寨吳哥窟）、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 南下的時候，受不了天氣。他不瞭解當地人怎麽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後，他變了。當初他帶着大國心態，當時元朝那麽偉大，但他後來說，真臘，一個小小的東 南亞國傢，可是禮儀這麽嚴整，“不可輕視也”。
我覺得，人不可能沒有主觀，可是慢慢在旅行裏面，修正自己的偏見跟主觀，纔是好的旅行。
即使衹是參加旅行團，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跟視野。現在信息真的很發達，在出發以前，可以做一些準備的工作。到現場之 後，可以盡量檢討自己的主觀。我帶朋友去吳哥窟，我會說：“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傢。”他們下車都會嚇一跳，真的什麽都沒有。我們叫做“傢徒四壁”， 他們連壁都沒有。
我在臺灣，老覺得我還缺什麽。到那裏，我第一次想：“我在臺北傢有什麽。”我以為我比他們富有。可是後來我看到他們男男 女女從田裏回來，脫光光地在河裏、蓮花當中，彼此潑水、唱歌，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當中都沒有這樣的經驗，我覺得這就是個很大的收穫。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旅遊都值得，因為衹要一對比，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旅遊不衹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內在最美的東西。外在的風景，其實是你自己的 心情。所以壯遊絶對不衹是嚮外的觀察，而是嚮內的反省。
在一個環境久了，不但爆腦漿、爆肝，還會變得“僵化”與“麻木不仁”。
出走當然是一個很棒的選擇，若短期無法成行，閱讀、寫作、聊天、學習、陪伴、分享、運動、散心、唱歌、畫畫……也是很不錯的方法——衹要是能讓你的生活比重産生變化的。大自然也會改變你的生活質量，避免腦子僵化、心靈麻木。你有多久沒擡頭看看天、看看路邊的小花小草、聽聽在行道樹上吱喳的小鳥？
就從這個簡單的改變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