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巴黎

冼星海 當代作傢 2017-02-10

我曾在國內學音樂有好些年。在廣州南大教音樂的時候，感到國內學音樂的環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國去。同時，我奢想把我的音樂技巧學得很好，成為“國際的”音樂傢。正在考慮之際，湊巧得xxx兄的幫忙，介紹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奧別多菲爾給我，於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顧自己的貧睏，在1929年離開祖國到巴黎去。

到了巴黎，找到餐館跑堂的工作後，就開始跟這位世界名提琴師學提琴。奧別多菲爾先生，過去教xxx兄時，每月收學費200法郎（當時月合華幣十元左右）。教我的時候，因打聽出我是個做工的，就不收學費。接着我又找到路愛日·加隆先生，跟他學和聲學、對位學、賦格麯（一種作麯要經過的課程）。加隆先生是巴黎音樂院的名教授，收學費每月也要200法郎，但他知道我的窮睏後，也不收我的學費。我又跟“國民學派”士苛藍港·多隆姆（唱歌學校——是巴黎最有名的音樂院之一，與巴黎音樂院齊名，也是專註重天才。與巴黎音樂院不同之處，是它不限製年齡。巴黎音樂院則衹限廿歲上下纔有資格入學。此外，它除了註意技巧外，對音樂理論更註意）學校的作麯教授丹地學作麯，他算是第一個教我啄取的教師。以後，我又跟裏昂古特先生學作麯，同時跟卑先生學指揮。這些日子裏，我還未入巴黎音樂院，生活窮睏極了，常常妨礙學習。

我常處在失業與饑餓中而且求救無門。在找到了職業時，學習的時候卻又太少。在此時期我曾做過各種各樣的下役，像餐館跑堂、理發店雜役，做過西崽，做過看守電話的傭人和其他各種被人看作下賤的跑腿。在繁重瑣屑的工作裏，衹能在忙裏抽出一點時間來學習提琴，看看譜，練習寫麯。但是時間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課的時間無論如何要想法去上課外，有時在晚上能夠在廚房裏學習提琴就好，最糟的有時一早5點鐘起來，衹做到晚上12點鐘。有一次，因為白天上課弄得很纍，回來又一直做到晚上9點，最後一次端菜上樓時，因為眩暈，連人帶菜都摔倒在地，被駡了一頓之後，第二天就被開除了。

我很不願意把我是一個工讀生的底細告訴我的同事們，甚至連老闆也不告訴，因此，同事對我很不好，有些還忌刻我，在我要去上課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給我做，還打駡我，因此我也常打架。有一個同事是東北人，他看我學習時，總是找出事來給我，譬如說壁上有塵，要我去揩，等等。但我對他很好，常常給他寫信回傢（東北），他終於感動了，對我特別看待，給我衣服穿，等等。可是我還不告訴他我入學的事。

我失過十幾次業，餓飯，找不到住處，一切的問題都來了。有幾次又冷又餓，實在支持不住，在街上軟癱下來了。我那時想大概要餓死了。幸而總僥幸碰到些救助的人，這些人是些外國的流浪者（有些是沒落貴族，有些是白俄）。大概他們知道我能演奏提琴，所以常在什麽宴會裏請我演奏，每次給一二百法郎，有時多的一千法郎。有對白俄夫婦，已沒落到做苦功，他們已知道了勞動者的苦楚，他們竟把得到的很微薄的工資幫助我——請我吃飯。

我這樣的過朝挨夕，談不上什麽安定。有過好幾天，餓的快死，沒法衹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館大餐館中去拉奏討錢，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錢，回到寓所不覺痛苦起來。把錢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門外房東在敲門要房金，如不把討到的錢給他，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險（其實不是為了學習，倒是個活路）。

有一次討錢的時候，一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頰，說我丟中國人的醜！我當時不能反抗，含着淚，悲憤得說不出話來——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很不喜歡我，他們都很有錢，還有些領了很大一筆津貼，但不藉我一文。有時，我並不是為了借錢去找他們，但他們把門閉上，門口擺着兩雙到四雙擦亮的皮鞋（男的、女的）。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對於學音樂雖不灰心，但有時也感到迷惘和不樂，幸而教師們肯幫助我，鼓勵我，在開音樂會演奏名麯時，常送我票。奧別多菲爾先生在一個名音樂會裏演奏他的提琴獨奏時，不厭我窮拙，給我坐前排。這些對我意外的關懷，時時提醒我重新提起勇氣，同時也給我擴大了眼界。我的學習自己覺得逐漸有些進步，我寫了好多東西，我學習應用很復雜的技巧。

在困苦生活的時日，對祖國的消息和懷念也催迫我努力。

我很喜歡看法國國慶節和“貞德節”的大遊行。這兩個節是法國很大的節日，紀念的那天，參加的人非常擁擠。有整齊的步兵、衛隊、坦剋隊、飛機隊等。民衆非常熱烈地唱國歌，三色國旗飄揚。我每次都很感動。在1932年，東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節日，我照舊去看遊行。但是那次群衆愛護他們祖國的狂熱，和法國國歌的悲壯聲，猛烈地打動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難的祖國，和三年以來在巴黎受盡的種種辛酸、無助、孤單、悲痛、哀愁、憂鬱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兩眼充滿了淚水，回到店裏偷偷地哭起來。在悲痛裏我起了應該怎樣去輓救祖國危亡的念頭。

我那時是個工人，我參加了“國際工會”。工會裏常放映些關於祖國的新聞片和一些照片。我從上面看到了祖國的大水災，看到了流離失所、饑餓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黃包車（人力車）和其他勞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派分裂、國民黨的大屠殺……這些情形，更加深我的思念、隱憂、焦慮。

我把對於祖國的那些感觸用音樂寫下來，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樂寫下來一樣。我漸漸把不顧內容的技巧（這是“學院派”藝術至上的特點），用來描寫、訴說痛苦的人生、被壓迫的祖國，我不管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國的時候，我有藝術傢的所謂“慎重”，一個創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或者一年寫一個東西，像小提琴及鋼琴合奏的《索拿大》，我就花了八個月的功夫。但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我寫自以為比較成功地作品《風》的時候，真是被生活逼迫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我住在一間七層樓上的破小房子裏，這間房子的門窗都壞了，巴黎的天氣本來比中國南方冷，那年鼕天的那夜又颳大風，我沒有棉被，覺也睡不成，衹得點燈寫作，哪知風猛烈吹進，煤油燈（我安不起電燈）吹滅了又吹滅。我傷心極了，我打着戰，聽寒風打着墻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洶涌起來。我不能控製自己的感情，於是藉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以後，我又把對祖國的思念寫成《遊子吟》、《中國古詩》和其他的作品。

我想不到《風》那麽受人歡迎。我的先生們很稱贊它，舊俄（現在已統稱蘇聯）的音樂傢，也是現在世界有名的音樂傢普羅珂菲葉夫也很愛它。並且它能在巴黎播出（上面說過的《索拿大》也被播出）和公開演奏。

大概因為作品和別的先生介紹，我僥幸認識了巴黎音樂院的大作麯傢普羅·刁客先生，他是世界三大音樂傢之一（印象派）。更僥幸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門生，他給我各種援助，送我衣服，送我錢，不斷地鼓勵我。海派他的門生送我樂譜、香煙（我當時不抽煙，沒有收下），並答應準我考巴黎音樂院的高級作麯班。在這之前，一個法國的女青年作麯傢，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她親自彈奏過我的作品，她鼓勵我不要灰心，她教我學唱，學法文，經濟上不時周濟我（她的母親待我也很好）。在考巴黎音樂院的時候，她先練習了八個月的鋼琴為我伴奏。

報考的那天，巴黎音樂院的門警不放我進門，因為我的衣服不相稱（袖子長了幾寸的西服），又是中國人。我對門警說，我是來報考高級作麯班的，他不相信，因為中國人考中級班的也很少，而且來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高級班過去衹有xxx兄入過提琴班。這樣就難怪他阻擋我了。正在為難，恰巧普羅·刁客先生從外面來，他攀着我的肩一同進去了。

我總算萬幸考入了高級作麯班，考到了個榮譽奬。他們送給我物質的奬品時，問我要什麽？我說要飯票，他們就送了我一束飯票。入學後，我專心學作麯，兼學指揮，並在“國名學派”士苛藍港·多隆姆學音樂理論。在生活上較有辦法了。學校准許我在校內吃飯，刁客先生更常幫助我。不過比起別人來，我窮得多。學習上物質的需要還很難解决，如買書就不易，所以我幾次要求政府給公費。照我的成績及資格說來，是應得公費的，但祖國政府對我的幾番請求都沒答復。學校給證明，甚至當時巴黎市長赫理歐也有證明文件都不行。我很失望。我記得有一年，有個要人到巴黎來，找我當翻譯，我順便要求他給我想辦法資助去德國學軍樂（那時我還未入巴黎音樂院），回來為祖國服務。他那時雖是對外宣傳中國需要抗日，卻不能答應我的請求。而我入了巴黎音樂院之後，要想政府給公費就更睏難了。結果是從始到終一文公費也領不到，我在巴黎音樂院的幾年生活衹靠市長和學校的幫助。

1935年春，我在作麯班畢了業，刁客先生逝世，我就不能再繼續留在巴黎研究了。另一方面我也想急於回國，把我的力量貢獻給國傢。所以臨行時，上面說過的那位女青年作麯傢勸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為了卻她的盛意，我對她說謊，說半年後就回到巴黎來。我有許多麯稿還留在她那裏，還有許多書籍稿件也放在別處一間小寓所裏因為沒錢交房租，不能去取回來，大概現在還在吧！

1935年初夏，我作最後一次歐洲的旅行。幾年來我把歐洲主要的許多大小國傢的名城、首都都遊過了，增長了很多知識。這最後一次到倫敦的旅行，卻很不順利。登岸時，英政府不準我入境，他看見我的證明文件及窮樣子，以為我是到倫敦找事做的，他不相信我是旅行者。我被扣留了幾個鐘頭，虧得能打電話到公使館纔被釋放了。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是歧視的，英國的成見尤深。